深入浅出讲《黄帝内经》:陈钢教授40年专攻之心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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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为何要学习《黄帝内经》

我首先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位21世纪的中医学生,为什么还要学习这一部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医学著作呢?答案肯定多种多样,而我认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黄帝内经》是中医的渊源

《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学说和学术思想的渊源,也就是说,中医学的各种理论、学说和学术思想都可以在《黄帝内经》中找到思想痕迹、学术源头。当我们追溯中医学两千多年以来的发展历程时,不论学科如何分化、学派如何形成与分流,《黄帝内经》的理论和思想都对理论研究者或临床实践者有着或多或少的影响。清代医家章虚谷说:“仲景绍圣轩岐,本《灵》《素》作《伤寒杂病论》,为方书之祖。厥后诸贤相继阐发,数千年来著述代增,汗牛充栋。”(《医门棒喝·自序》)可以这样说,中医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黄帝内经》的解释史。所以我在讲解经文的时候常会选取一些后世医家的认识来解释《黄帝内经》的道理。

我们学医,讲究理法方药。这其中的“理”,就是医理,我们既要弄清“理”的内容,还要弄清“理”的源头。宋代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朱熹先生说:“凡阅义理,必穷其原。”(转引自《北溪字义·宋史陈淳传》)用做学问的话说,叫作“学有根基”“学有所本”。你把一个道理的来龙去脉都弄明白了,你对这个道理的认识就清楚了。如果应用这个道理去办事,你就会使用正确的方法,取得良好的效果。我们再温故一下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个典故,叫作“一问三不知”,出自《左传》。哪三不知呢?就是始、衷(中)、终,即事情的起因、经过和结果,也就是来龙去脉。

我简单举一些例子来说明《黄帝内经》是中医理论和学术思想的源头。

先谈一谈金元四大家主要学术思想的渊源。

金元时期有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四位著名医家,无论是他们的学术思想、理论构建,还是临床诊疗经验,都各有千秋。他们是在中医学发展历程中具有极大的学术影响、占据着重要学术地位的人物,所以被后世称为“金元四大家”。而他们的主要学术思想可以追溯到《黄帝内经》。

例如,刘完素说:“夫医道者,以济世为良,以愈疾为善。盖济世者凭乎术,愈疾者仗乎法。故法之与术,悉出《内经》之玄机。”(《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自序》)刘完素倡导六气皆从火化,主张治病当以寒凉,被后世誉为寒凉派大家。他的学术思想既源于临床实践,更源于他对《素问》中“病机十九条”的领悟。在病机十九条中,属五脏的各1条,属上下的各1条,属风、寒、湿的各1条,但是属火的5条,属热的4条,加起来共9条,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在风寒暑湿燥火六淫中,暑火就占了两个。于是刘完素从中悟出了这样一个道理:原来诸病皆由火热而生,所以治病就应当用寒凉。这是他善读《黄帝内经》,读于无字处的功夫。所以如《灵素节注类编》评说到:“(病机)一十九条,止有水液澄澈清冷属寒,余皆属火、属热者。盖外邪虽寒,传里则多随阳气化热,故刘河间言六气皆从火化,是阴阳变化自然之理也。”

攻邪派大家张子和的祛邪思想也源于《黄帝内经》。我们来看《素问·脏气法时论》中“邪气之客于身也”中的“客”字。东汉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文字者……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知天下至赜。”意思是说前人用文字记述自己的思想、经验以传示后人,后人依靠它来认识前人的思想、经验和历史,由此了解世上最深奥的道理。那么古人通过这个“客”字,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道理呢?什么叫“客”?《康熙字典》云:“凡自外至者皆曰客。”外来的即为客。《说文解字》云:“客,寄也。”邪气客寄于身,说明邪气不是机体自身所有的。这一思想,医家们都有共识。如《本草正义·附子》说:“六淫皆属外感,本非吾身所有之正气,故皆得谓之邪。”因此,张子和说:“夫病之一物,非人身素有之也。或自外而入,或由内而生,皆邪气也。邪气加诸身,速攻之可也,速去之可。”(《儒门事亲·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疾病由邪气侵袭身体所致。邪气侵袭人之身体后,就会导致机体阴阳偏盛偏衰,正气不安,因而为病。因此,治病就应当以祛邪为要,攻邪即能已病。张子和所倡导的并且最擅长使用的汗吐下三法,乃是祛邪最重要的三种方法。邪气在上用吐法,在表用汗法,在下用下法,邪气去则正气安,阴阳平复。

在《黄帝内经》学术思想的影响下,李东垣建立了脾胃学说。我们先选后世医家的评价来做说明,后面讲到具体经文时再来阐述《黄帝内经》对李东垣学术思想的影响。例如,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阐述了李东垣学术思想与《黄帝内经》的渊源。他在《景岳全书·论东垣〈脾胃论〉》中说:“人以水谷为本,故脾胃为养生之本,惟东垣独知其义,发为《脾胃论》。曰:历观《内经》诸篇而参考之,则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若胃气之本弱,饮食自倍,则脾胃之气既伤,而元气亦不能充,此诸病之所由生也。因引《内经》之义,如《生气通天论》曰:苍天之气,清净则志意治,顺之则阳气固,虽有贼邪,弗能害也。阳气者,烦劳则张。故苍天之气贵清净,阳气恶烦劳,此病从脾胃生者,一也。又引《五常政大论》曰:阴精所奉其人寿,阳精所降其人夭。阴精所奉,谓脾胃既和,谷气上升,春夏令行,故其人寿。阳精所降,谓脾胃不和,谷气下流,收藏令行,故其人夭,此病从脾胃生者,二也。又引《六节藏象论》曰:脾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者,仓廪之本,营之居也,此至阴之类,通于土气。凡十一脏者,皆取决于胆也。夫胆者,少阳春生之气,春气生则万化安,故胆气春升,则余脏从之。胆气不升,则飧泄、肠澼不一而起,此病从脾胃生者,三也。又引《本论》曰:天食人以五气,地食人以五味,此之谓气者,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气或乖错,人何以生?此病从脾胃生者,四也。夫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内伤不足之病,苟误认作外感有余之病,而反泻之,则虚其虚也。实实虚虚,如此死者,医杀之耳。然则奈何?惟当以辛甘温之剂补其中而升其阳,甘寒以泻其火则愈矣。经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又曰: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诸如此论,皆东垣独得之见也。”

朱震亨在他习医行医,形成其个性鲜明的学术思想的过程中,深受《黄帝内经》理论的影响。他在《格致余论》的自序中说:“震亨三十岁时,因母之患脾疼,众工束手。由是有志于医,遂取《素问》读之,三年似有所得。”“至四十岁,复取而读之。顾以质钝,遂朝夕钻研,缺其所可疑,通其所可通。又四年而得罗太无讳知悌者为之师。因见河间、戴人、东垣、海藏诸书,始悟湿热相火,为病甚多。又知医之为书,非《素问》无以立论,非《本草》无以立方。有方无论,无以识病。有论无方,何以模仿?夫假设问答,仲景之书也,而详于外感。明著性味,东垣之书也,而详于内伤。医之为书,至是始备。医之为道,至是始明。”

除古代医家外,我再举一个现代中医的例子。北京中医医院妇科专家刘奉五先生(已故)治疗闭经或者月经后期时创立了一个方,叫瓜石汤,药有瓜蒌、石斛、玄参、麦冬、生地黄、瞿麦、车前子、益母草、黄连、牛膝等。请问:治疗闭经为什么要用瓜蒌、石斛、玄参、麦冬、生地黄、瞿麦、黄连呢?以我对这个方的理解和认识,我认为,刘奉五老先生创制瓜石汤的方理主要源自《黄帝内经》,与其中两段经文有关。

第一段是《素问·阴阳别论》中的“二阳之病发心脾,有不得隐曲,女子不月”。这里的二阳,是指阳明胃与大肠经。发,是影响、波及的意思。隐曲,即曲折难言的隐情。胃肠先病可以影响到心脾,心脾先病也可以影响到胃肠,总之是心、脾、阳明受病。心主血,脾与阳明主运化。心脾气郁,阳明受病,气血生化不足,无余可下,于是引发女子不月。这里要特别注意“阳明”。

第二段是《素问·评热病论》中的“月事不来者,胞脉闭也。胞脉者属心而络于胞中。今气上迫肺,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也”。月事不来,是因为胞脉的闭阻。胞脉与冲任脉的关系十分密切。胞脉属心而络于胞中。心主血,心血下行于胞中而为月事。由于情志抑郁等原因,导致心肺之气闭郁,郁而化火,心火上炎,则心之气血不得下通于冲任胞脉,血海无余可下,故月事不来。冲脉为脏腑经脉气血汇聚之处,为全身气血运行的要冲,为“血海”,故为月经之本。张景岳说:“脏腑之血,皆归冲脉,而冲为五脏六腑之血海。故《经》言:太冲脉盛,则月事以时下。此可见冲脉为月经之本也。”(《景岳全书·妇人规》)心主血,心血下行,胞脉通畅,血海充盛,则月事能以时下。这里要特别注意“心”。

根据《黄帝内经》这两段经文,可知引起女子不月的主要因素有两个。

一是阳明病变。阳明受纳水谷,化生气血,供养全身脏腑。脏腑经脉气血充足,血海有余,则月经的量、色、质、期等正常。倘若劳倦太过、饮食不节、情志抑郁等因,导致阳明虚,脾气不运,气血生化不足,血海无余,可致女子经闭。冲脉血海虽为月经之本,但是,冲脉血海之血却主要来源于阳明。张景岳在《景岳全书·妇人规》中对此分析得十分透彻,阐述得也很清楚,“冲脉为月经之本也。然血气之化,由于水谷,水谷盛则血气亦盛,水谷衰则血气亦衰,而水谷之海,又在阳明……可见冲脉之血,又总由阳明水谷之所化,而阳明胃气又为冲脉之本也。故月经之本,所重在冲脉,所重在胃气,所重在心脾生化之源耳”。所以历代医家有“冲脉隶于阳明”之说。如唐容川《血证论·吐血》说:“冲脉丽于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冲脉与阳明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月经的质与量上,如果脾胃化生的气血少,则血海无余,可致月经量少或不月。故治疗冲脉血海不足之经闭,当治取阳明。张景岳《景岳全书·血证》说:“故凡血枯经闭者,当求生血之源,源在胃也。”《黄帝内经太素·风水论》载:“月事不来,病本于胃也。”杨上善注:“月事不来之病,由于胃气不和。”所以,经闭之病本于阳明。阳明本属燥金,喜润恶燥,病变后易阴伤津燥。所以唐笠山在《吴医汇讲·二阳之病发心脾解》中指出,“此二阳之病,当以燥火之证言”。不论先病阳明亏虚,后病阳明阴伤津燥,最终都不能化生血液。因此,治疗上主张益胃。益胃就是补益阳明津液。林珮琴《类证治裁·经闭论治》说:“因阳明生化不足,故月事不以时下也……治先调补胃阴以生液。”在女子不月的治疗中,治取阳明是重要的治法之一,即增益阳明津液、补养阳明气血、健运脾胃、清泄阳明燥热。李东垣在《兰室秘藏·妇人门》中云:“病名曰血枯经绝,宜泄胃之燥热,补益气血,经自行矣。”我们再回头来看瓜石汤方中的药物,石斛益胃生津;玄参、麦冬、生地黄合为增液汤,养阴生津、清热润燥。以此四味,治取阳明,益阳明津液,清阳明燥热,使冲任精血满盈。而且,津血关系密切,津液不足则血不足,故补津亦可以补血。另外,王绵之教授说:“胃中的津液无气以生。”(《王绵之方剂学讲稿》)所以我常加党参、黄芪等补气以化生津液。

二是心气不能下通。引起女子不月的第二个主要因素是心气不得下通。如果胞脉通畅,心之气血得以下通,则有月经。如果心火上炎,胞脉闭阻,心气不得下通,则女子不月。如果心之气血下达太过,则经血妄行。顾松园《顾松园医镜·崩漏》云:“以胞脉属心,而络于胞中,即子宫,在女为血室。绝则上下不交,亢阳内动,而逼血下行。”所以,由于心气下与月经行、心气不下与月经不行、心气下之太过与崩下皆有关系,表明心气下通与月经以时而下有着密切的关系。由于悲伤抑郁等原因,导致胞脉闭阻,心肺之气闭郁,心火上炎,心之气血不得下通于胞中,故见闭经。《医学说约·经闭》说:“女病皆自心生,心燔火炽则经闭矣。”病人可因心肺之气闭郁而见胸闷;可因心气闭郁,郁而化火,心火上炎,而见舌尖红、心烦、失眠、小便不利等。正因为心火上炎、心气不得下通是女子不月的主要病机,因此治疗上应当以泻心火为主,辅以宽胸下气,使心气下通。刘完素、李东垣等医家都提出过闭经治法的着眼点是:从心而治,清泻心火,则心血下通,经水自行。刘完素在《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妇人胎产论》中说:“如女子不月,先泻心火,血自下也……今气上迫,心气不得下通,故月事不来,先服降心火之剂,后服《局方》中五补丸,后以卫生汤治脾养血气也。”《济阴纲目·经闭门》引李东垣曰:“月事不来,宜安心补血泻火,经自行矣。”萧埙《女科经纶·女子不月为血滞属心气不通》说:“《内照经》曰:女子不月,血滞病也。原其本,则得之心气不通。故不治其血,而治其心可也。”心火去,心血下通于胞宫,则经水得以时下。我们再来看瓜石汤方中的药物。黄连入心经,泻心火,张仲景的“诸泻心汤,大黄、黄芩或用或否,黄连则无不用”(《本草思辨录·黄连》)。瞿麦泻心(《本草求真·泻水》),利心经湿热(《慎斋遗书·用药权衡》)。《本草图经》谓瞿麦“古今方通心经、利小肠为最要”。薛己《保婴撮要·心脏》说:“心经实热,宜用泻心散或导赤散。”又说:“因心经有热者,导赤散加黄连。”泻心散仅为一味黄连。心与小肠为表里,心移热于小肠。导赤散为治疗心经火热的代表方,导赤者,导心经之热从小便而出。瓜石汤方中的黄连、生地黄、瞿麦,实际上是取黄连导赤散之方义,以清泻心火。经文说“气上迫肺”,导致“心气不得下通”。仲景制瓜蒌薤白半夏汤、瓜蒌薤白白酒汤、枳实薤白桂枝汤治胸痹,其中的瓜蒌为治疗胸痹的要药。朱丹溪说:“瓜蒌实治胸痹者,以其味甘性润。甘能补肺,润能降气。胸中有痰者,乃肺受火逼,失其降下之令。”所以瓜石汤方中用瓜蒌、黄连、生地黄、瞿麦宽胸下气、清泻心火,使心气下通,从而使心血下达于胞宫。

在女子不月的病证中,“阳明亏虚,燥热津伤”和“胞脉闭阻,心气不得下通”是两个最主要的病因病机,因而“治取阳明”和“清泻心火”是该病证最主要的治疗方法。通过上述解释,大家是不是更加理解了瓜石汤组方用药的意义和理论依据了呢?

我们还可以参看张锡纯的“资生通脉汤”。该方也治闭经,药有山药、白术、鸡内金、龙眼肉、山萸肉、枸杞、玄参、白芍、桃仁、红花、甘草。张锡纯说:“夫二阳者,阳明胃腑也。胃腑有病,不能消化饮食,推其病之所发,在于心脾。又推其心脾病之所发,在于有不得隐曲(凡不能自如者皆为不得隐曲)。盖心主神、脾主思,人有不得隐曲,其神思郁结,胃腑必减少酸汁(化食赖酸汁,欢喜则酸汁生者多,忧思则酸汁生者少),不能消化饮食,以生血液,所以在女子为不月也。夫女子不月,即由于胃腑有病,不能消化饮食。治之者,自当调其脾胃,使之多进饮食,以为生血之根本。故方中用白术以健胃之阳,使之img动有力(饮食之消亦仗胃有img动)。山药、龙眼肉以滋胃之阴,俾其酸汁多生。鸡内金原含有酸汁,且能运化诸补药之力,使之补而不滞。血虚者必多灼热,故用玄参、芍药以退热。又血虚者,其肝肾必虚,故用萸肉、枸杞以补其肝肾。甘草为补脾胃之正药,与方中萸肉并用,更有酸甘化阴之妙。桃仁、红花为破血之要品,方中少用之,非取其破血,欲借之以活血脉、通经络也。”(《医学衷中参西录·资生通脉汤》)同学们,这个资生通脉汤与瓜石汤是不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呢!

我们学习方剂,有几点是一定要注意的。

我借墨子的话来谈谈“方剂”的道理。杨上善说:“方,法也。”(《黄帝内经太素·人迎脉口诊》)方就是法。怎样理解“法”呢?《墨经·经说上》云:“法:意、规、员(圆),三也俱,可以为法。”法由意、规、圆三者构成。意,指观念;规,指规则;员(圆),指画出来的圆形,三者俱备,才是法。法就是方,借此来理解方剂。要组成一首方剂,第一是有组方的观念,如医学理论、学术思想、实践经验等;第二是有组方配伍的规则;第三是所组成的具体的方。三者具备,才能成为方剂。所以讲方剂,主要讲这三点。

另外,我们学习方剂,还有四点要提请注意。一是方证,也就是方剂所对应治疗的主证。特别是像《伤寒论》《温病条辨》这样的著作,每首方前面都有证,这叫方证。如《伤寒论》云:“太阳病,项背强imgimg,无汗恶风,葛根汤主之。”“太阳病,项背强imgimg,反汗出恶风者,桂枝加葛根汤主之。”同样都有“项背强imgimg”,但无汗恶风者用葛根汤,汗出恶风者用桂枝加葛根汤。我以前跟老先生上门诊,如果老先生碰见一些典型病例,就会眼睛微微眯着,头轻轻摇着,一副非常陶醉的样子,口里嘀嘀咕咕地背诵着经文:“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好!抄方,麻黄汤。二是方机,就是方剂的治疗机理。如补中益气汤补中气,升清阳;归脾汤补气生血,补脾养心;虎潜丸滋阴降火、强筋壮骨,治疗肝肾不足,阴虚内热,筋骨痿弱者;侯氏黑散本《灵枢·胀论》“久塞其空,是谓良工”之理,祛风填窍。三是方法,如桂枝汤调和阴阳。四是方药,除了方中的药味,还要了解每味药的剂量、加减和煎服方法等。

通过这些讨论,我们知道,历代医家的许多学术思想和医学理论都源于《黄帝内经》。因此,我们通过对《黄帝内经》的学习和领悟,反过来对后世医家学术思想和医学理论的理解和认识会更加深刻和透彻,当然对我们自己理论水平和临床实践能力的提高也会有很大的帮助。

二、《黄帝内经》指导与开拓临床思路

古人称《黄帝内经》为无方之书,是说这部书在内容上理论较多而方药较少。《黄帝内经》中只载有十二三个方剂,而且这些方剂在后世也应用得不多。似乎《黄帝内经》对临床的指导作用不是那么直接,其指导临床诊治的价值也不是那么高。但真实的情况却是,《黄帝内经》对临床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正如清代医家陆懋修说:“人谓《素问》为无方之书,余谓《素问》即有方之始。”(《内经运气表·司天在泉胜复补泻合表》)我认为,《黄帝内经》中的有关理论对临床诊治的指导意义是巨大而深远的,特别是临床疑难病症的诊治,更需要《黄帝内经》的指导。故清代医家沈又彭说:“奇证当于无方之书求之。”(《沈氏妇科辑要·腰背反张》)因此,我们在临床上治疗疑难病症时,可以从《黄帝内经》中获得诊治思路。

理论可以分为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李述一博士在《理想世界的创造》中指出,“我们可以这样来界说基础理论和应用理论。凡是关于‘怎样做’的理论,就是应用理论,它给实践直接提供应这样做而不应那样做的理论方法。基础理论是关于事物‘是什么’的理论,与应用理论不同,它不给实践直接提供这个方法”;“基础理论对于实践的指导只是提供了可能(基础、前提),而正是应用理论能够将这个可能变成现实”;“可以说应用理论是基础理论具体化的结果”;“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区别是相对的,①有些视为基础理论的东西,同时也直接就是应用理论;②属于基础理论的体系总体中,并不排除其部分原理和结论可能属于应用理论,反之属于应用理论的体系总体中,亦并不排除其部分原理和结论可能属于基础理论”。在应用理论下面,再向实践靠拢、具体化一点,还有一个“实践措施”,它是“行动的路线、步骤、方法、方案、计划等,就是一定的行动规律的体现”。“应用理论与实践措施是纲与目的关系,应用理论是行动的纲领,而实践措施是纲领实施的细则。无纲不目,无目不纲”。由此形成了“基础理论—应用理论—实践措施—实践的实践系统”。[2]基础理论为应用理论提供了可能,提供了启示,而应用理论将其转变为现实。《黄帝内经》的理论主要属于基础理论,它为临床提供了思路,提供了诊治的启示。同时,我们还要借助后世的方剂学、《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学、内科学、妇科学、儿科学、骨伤科学、五官科学、针灸学等理论与技术,将其思想、诊治方向等转变为具体可行的、现实的治疗措施。《灵素节注类编·虚实病证》说:“后学虽悟《内经》义理,而不读仲景之书,必不能善其用。”《医门法律·痢疾门》说:“《内经》之法,无可下手者,求之《金匮》。”萧伯章说:“余本《内经》之理以探病原,即用仲景之方以铲病根,获效所以神速,无他巧妙也。”(《遯园医案·卷上》)

下面我们以《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春伤于风,夏生飧泄”这句经文为例,来看看《黄帝内经》理论对临床的指导作用。“春伤于风,夏生飧泄”,其中的病证是飧泄。飧,据《玉篇》曰:“水和饭也。”所以,飧泄一般指完谷不化的泄泻。如《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云:“飧泄者,乃水谷不化而完出尔。”还有一种情况是大便散。《释名》曰:“飧,散也。投水于中,自解散也。”这里引起飧泄的病因是风。这个病证的病程是比较长久的,从春到夏,正如何梦瑶《医碥·泄泻》说:“夏以久言,勿泥。”对这句经文的解释至此就算结束了。那么这句经文究竟为我们治疗完谷不化的腹泻提供了怎样的思路呢?我们今后在临床上应该怎样依据这句经文的理论来治疗完谷不化的腹泻呢?后世的临床应用理论又是如何把这里的中医基础理论转变成为现实的呢?

同学们,我们在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方剂学等课程中都讲过完谷不化的腹泻。书中大都认为其病机是脾肾阳虚,当用四神丸治疗,而这句经文所讲的完谷不化的腹泻却属于风邪所致。所以这句经文是指导我们从风来论治完谷不化的泄泻。风有外风和内风之分。先说内风。内风属肝,肝旺乘脾土,导致脾不能运化,水谷并走肠道,可见完谷不化的腹泻。叶天士说:“脉弦甚于数。因操持萦虑,肝胆阳气久动,内风鼓烁不已,乘胃攻触如饥,不能运食,甚至腹鸣泻水,即《内经》久风飧泻之谓。”(《叶天士医案·泄泻门》)治疗一般多用痛泻要方加减治之。痛泻要方中防风的意义就在于疏散内风。《苍生司命·泄泻》说:“防风所以散肝。”《时病论·临证治案》载:“羊城雷某,患泻无度,肌肉忽脱,脉象两关并弦。丰曰:未泻之先,腹必鸣痛,痛必便泻,泻必完谷。曰:然也。不知病在何经?曰:此肝风传脾,脾受其制,不能变化,《内经》名为飧泄……乃用刘草窗痛泻要方,加吴萸、益智、煨葛、木香、荷叶为引。”再说外风。外风就是指外感的风邪。外风入中,胃肠受损,也能导致完谷不化的腹泻。张子和在《儒门事亲·凡在表者皆可汗式》中说:“设若飧泄不止,日夜无度,完谷下出,发汗可也。《内经》曰:春伤于风,夏生飧泄。此以风为根,风非汗不出……用桂枝麻黄汤,以姜枣煎,大剂,连进三服,汗出终日,至旦而愈。”《古今医统大全·泻泄门》载:“沧州翁(吕复)治一人,病下利完谷,众以洞泄中寒,服理中、四逆辈,转剧。脉两尺寸俱弦长,右关浮于左关一倍,其目外眦如草滋。知肝风传脾,因成飧泄,非脏寒也,以小续命汤损麻黄加白术,服三五升利止。续命非止利之药,饮不终剂而利止者,以从本治故也。”用小续命汤治飧泄,紧扣外风入中之病机,治以祛风为主,风去则泄止。

我曾拟定过一个方,名叫祛风胜湿止泻汤,治疗慢性泄泻有较好的临床疗效。基本方为:苍耳子、白芷、广木香、诃子各10g,马齿苋30g,车前子、焦山楂、川楝子、延胡索各15g,茯苓20g。如果大便有泡沫黏液、少腹痛、肠鸣等,可合白头翁汤。《本草崇原·白头翁根》说:“白头翁,无风而摇者,禀东方甲乙之气,风动之象也。有风则静者,得西方庚辛之气,金能制风也。”《古今名医方论·白头翁汤》说:“白头翁临风偏静,长于驱风。用为君者,以厥阴风木,风动则木摇而火旺,欲平走窍之火,必宁摇动之风。”1989年7月30日我曾治疗一位姓付的病人,为成都市某制药厂的干部。他腹泻已经有3个月了,每日大便次数2~4次,便稀,有泡沫黏液,少腹痛,肠鸣,纳差,舌苔薄腻,此次来买西药。我劝他说,你长期服用黄连素、庆大霉素、痢特灵等药都没有效果,为何不用中医药治疗看看?他本不相信中医,听我劝说后勉强同意试试。我用祛风胜湿止泻汤加减治疗。病人自述服完第2剂中药后,泄泻止。[3]病人非常高兴,从此他一家人都相信中医,找中医看病。

用风药治疗泄泻的机理,第一是因为风胜湿。《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风胜湿。”李东垣《脾胃论》说:“诸风药,皆是风能胜湿也。”风能胜湿,其一是因为升举阳气。李东垣《脾胃论》说:“大抵此法欲令阳气升浮耳。”《医贯·湿论》说:“夫湿淫从外而入里,若用淡渗之剂以除之……反助其邪之谓也。故用升阳风药即瘥,以羌活、独活、柴胡、升麻各一钱,防风根半钱,炙甘草半钱,水煎热服。大法云:湿淫所胜,助风以平之。又曰:下者举之。得阳气升腾而愈矣。”风药升举阳气,阳气升腾,则湿气自除,犹离照当空,阴霾自散。其二是因燥湿除浊。《本草述钩元》说,诸如白芷等风药,“具春生发陈之气”,“故一切阴浊之邪干于阳明者,皆能除之”。《本草正义》谓白芷“芳香特甚,最能燥湿……振动阳明之气,固治久泻之良剂”。《温病条辨·湿温》说:“故以白头翁无风而摇者,禀甲乙之气,透发下陷之邪,使之上出;又能有风而静,禀庚辛之气,清能除热,燥能除湿,湿热之积滞去而腹痛自止。”第二是因为克制肝木。肝旺乘脾土,脾失运化,而致泄泻,故用风药制肝。宋代吴彦夔《传信适用方·治泄泻下痢》说:“有一种脾泄泻,服太山老李炙肝散而愈,乃白术、白芷、桔梗、白芍药四味也。”陈士奎先生认为,该方药仅四味而配伍精当,实令人神思不已。该方治疗当属肝强脾弱,肝气犯脾之泄泻。他说:“揣摩前人制方之意,乃取白芷芳香化湿而醒脾;白术健脾强胃而除湿;白芍柔肝,平肝之横逆之气。此三味皆色白而应肺象,合桔梗一味,入脾应肺,实寓培土生金,金旺克木,以制肝横之意,俾肝气平,脾得复,运化如常则泄泻自愈耳。方名‘炙肝’,即‘制肝’也,此乃依五行生克制化之理而遣药组方之例。”[4]风药具有疏肝解郁、升发阳气、调理气机等作用,用于泄泻的治疗,为诸多医家所推崇。[5]

当然,《黄帝内经》的理论只为我们的诊断与治疗提供思路和方向,而后世的应用理论及我们具体的治疗措施才能将这些思路和方向变成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