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讲　《大学》“三纲”的精神高度

 《大学》的思想固然高深，但必须以细读为理解的前提。细读是一种方法，即通过对具体文本，包括字、词、句、章等加以深刻了解，才能抵达思想的深处。阅读经典不能囫囵吞枣，也不能望文生义，细读保证我们对经典的基本理解的可靠性。 

（一）大学之道第一纲“明明德”

“大学之道”有三个纲领，也称“三纲”，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仅从文字本身还不能透彻理解其内涵，因为文本的意义是镶嵌在思想史背景中的。三纲中的“道”“德”“善”是中国思想的关键词。要明白这些关键词背后的深刻精神，需要下一番思想史功夫。

第一个问题是“大学之道”的“道”指的是什么。老子在《道德经》里经常提到“道”，道是道家的核心思想。其实，道也是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道”不仅有“道路”这种形而下的意思，还有形而上的意思，如“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44) 的“道”，这个“道”已经从形而下的具体的道路升华为具有形而上学意义的思想。相比较而言，道家更强调道的形而上的意义。此处“大学之道”的道主要指道理、宗旨、规律等。在古代，大学是成人的仪式，十五岁入大学，接受成人立业的教育。大学的对象不仅包括大学生，还包括一切长大成人的人。“大学之道”中的“道”指的是办大学的宗旨、方针，读大学的要求和成为大学生的一套自我行为规范。

“大学之道”第一条纲领是“在明明德”，主要强调的是自我启蒙。第一个“明”是动词，第二个“明”是形容词。第一个“明”就是明白、彰显、弄清楚的意思。第二个“明”是明亮的、光大的、高迈的意思。这个“德”是指德行、品德和个人修养。“在明明德”就是要去明白、弄清楚并且彰显人人内心原有的光辉品德。牟宗三认为“明明德”的解释有着不同的角度：“这种明照中国以前的哲学家讲，是用哪一种辞语来代表呢？就是王阳明所说的良知，这就是真正从主体中所发的明。而且这个良知所表示的这个主体永远不能客体化，不能对象化。你如果把它客体化当个对象看，你是看不到良知的。良知只有在你不把自己当成对象，而存在地归到你自己身上来，主体恢复为主体而不是把主体推出去当成客体，人恢复为人，把人当个人看，只有在这种情形下，良知这个明才呈现出来。” (45)

儒家强调“人之初，性本善”，说明人的本性原来就像赤子之心一样，刚生下来的时候并不是恶的。之所以长大了以后，有的变成了很好的青年，而有的却变成了罪犯恶人， (46) 呈现如此之大的差异，就在于后天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正如傅玄《太子少傅箴》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47) 因此，外在环境和人性发展的关系就是大学教育不得不考虑的方面了。

儒家所谈到的人，指出“性本善”，讲的是人刚生下来时并不是恶的，长大后的改变是由后天社会影响所造成的。德行的彰显也和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对此，西方的哲学家也有同样的探索，其中存在主义就提出了人要面对的四重问题。

存在主义哲学家在不断地告诉我们，人处于世界中，他面对四重极端复杂存在关系：

1.人与自我的关系。文艺复兴以后，人成为一棵会思考的芦苇，相信自己通过培养而具有伟大光辉，相信自己能够把握自己。但是，人与自我也是一个难题。因为弗洛伊德告诉人们，人不是神，人也不是万物的灵长，人还有动物的本性，人的本能使得人充满了欲望，最后人与自我分裂了。

2.人与他人的关系。自我只有一个，而他人则千千万万。放眼社会，可以说损己利人的人比比皆是，但另一方面贤者圣人却很稀少。人和他人构成了社会的一个维度，但是很多人却破坏这个维度，去损人利己，甚至是损人不利己。这样一来，人和他人的关系就已然破裂，而不再具有合作协作、和谐发展的关系。

3.人与社会的关系。他人是具体所指的，而社会则没有具体所指，可以说是全部他人的总和。从小处说，家庭就是一个小社会，而社会可以说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庭，或者由众多家庭组成。古代的家庭是“家族”，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小家庭。今天的家庭结构变简单了，父母子女几人，而且很多还是核心家庭，独生子女多，独生子女被看成是父母掌上的明珠。但在古代，上有兄长下有幼弟，还有叔伯姑婶侄子等，在这样一个五世同堂几百人的大家族里，要把这个家族弄清楚整齐，找到自己的位置而知道进退，是非常难的。而从家族扩大到社会，厘定自己的位置则更难。

4.人与世界的关系。康德的墓志铭是：“位我上者，星光灿烂；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今天的世界不仅有中国，而且有多国；不仅有中国经典，还有西方经典；不仅有儒家经典，还有佛家经典、道家经典；不仅有汉语，还有英语、法语、德语。世界之大，难以穷尽。人无法彻底认识这个世界，因为世界不仅太大而且变化太快。

儒家找到的一种面对世界的佳善方式就是“明明德”。面对这“四重天”，去把自己内在的光辉发掘出来。《大学》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通过良好的教化、修养、陶冶之后，能够把内在清净无染的本性发展出来，而成为一个真实的人。为了将人性内在的光辉发扬出来，进而培养更光辉的人性，就要克服环境的恶劣侵蚀，这样才能把每个人心里所有的光明德行激发彰显出来。在笔者看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实就是以一种自我的启蒙，去洗掉那些蒙蔽心灵的赘物和虚假的承诺，而把美好的德行开启光大出来。

（二）大学之道第二纲“亲民”

“大学之道”的第二个纲领是“亲民”。 (48) 对“亲民”有不同的理解，有的认为亲民就是亲近人民，程颐认为“亲，当读作新”。朱熹继承程颐的观点，认为“新者，革其旧之谓也。言既自明其明德，又当推己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旧染之污也。”  (49) 而从《大学》后面的内容看，“亲民”应为“新民”。 (50) 王阳明对此有不同的看法，认为，“‘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亲’字义。下面 ‘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明明德”意味着当人明白“大学之道”，应进一步去启迪自己而去掉杂欲，才能达到清静无为的境界。而“亲民”则告诫人们，通过自我完善而获得的心性提升成果不能一人独享。因为知识权力告诉人们，知识不能独享，一旦人经过自我启蒙获得了刚健清新的人生境界后，还要去除其他人理智之“蒙”的义务，从而让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去掉蒙昧，走向新生。这就是“亲民”的精神，就是强调要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去除内在的心灵蒙昧而变成新的人。这种推广及人的启蒙，正是知识分子和大学教育的重要功能。大学不是“独善”，而是“兼善”，不仅让自我变得更加完美，而且也让天下更为完美起来。有这一批觉悟了的知识分子不断去发扬这种“明明德”精神，就会让这个正在被污染和蒙昧的世界变得清洁美好起来。

但是，做这样的启蒙大事是很难的，其难并不在于启发自己，而在于把自己的思想变成他人的思想之难，而变成他人认可并接受的思想则更难。当面对一些人，他的内心全是固若金汤的偏见，完全不能接受任何春风化雨的教化，他过分坚持自己、自我、固我、本我的东西，处在一种冥顽不化的想法禁锢之中。面对这样的人，教化就显得非常难，而生硬地去教化就显得教者缺乏人性。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比比皆是。比如，现在有多少青少年的学习成绩，不是父母亲打骂出来的呢？为什么要打？这说明连父母亲去推己及子的春风化雨都如此的难，而进行普遍的大学教育当何其难哉！当后现代人在否定知识分子启蒙功能时，其实没有注意到，真正的启蒙做得还很不够。这个启蒙是双重启蒙，先启蒙自己再启蒙他人，即先要“明明德”，才可能去“亲民”。

（三）大学之道第三纲“止于至善”

“明明德”讲的是自我启蒙，而“在亲民”侧重于推己及人。第三纲领是“止于至善”。此处的“止”是一个关键词。一般来说，止是停止、终止之意。但在这里，对“知止”的理解有其难度。只有当一个人有很高教养之后才能做到“知止”。“知止”是对自己的很高要求——知道进退、知悉利害、去掉杂欲、有所不能而有所能。这个“止”的意思是说人的目的是达到最高的善，抵达人生最完善之境，不达到极为高妙的境界就不能停止追求，即使达到好的境界也还要精益求精。可以说，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就在于其所成就的人不仅仅在于一般的“善”，而是在于要最终达到“最高的善”——将人性本有的“明德”展示出来而使人心远离私欲污染，对事物体察入微并葆有心灵知止之定，这标示着作为大学最高境界的“止于至善”，要求人超越一般之善的自我而成为至善之圣人。

显然这是一项很难做到的大事业，其难在两个方面，只要解决了这两个方面，并循序渐进，就能达到至善。首先，要知道什么不能做，就是那些不善的事情。其次，要知道自己该去做什么，就是去做那些善的事情。这看似简单其实很难，人们总是在最简单的道理面前犯错误。 (51) 要避免那些不好的，要去做那些好的，就是强调自己清醒的判断力和坚定的意志力。正是因为有了清醒的判断力，人才能有所不为而有所为，有了坚定的意志力，才能达到至善完美。可以说，至善不仅是道德的要求，也是做事业的要求，它弥漫在整个社会中，成为人们内在的尺度。

（四）“止定静安虑得”为《大学》六法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说要把内在的欲望去掉，从而彰显美好的品德，推己及人，普及天下的真正的友善思想，进而精益求精达到至善。这是古典思想中历经沧桑岁月而不减其光辉的难能可贵的思想。而实现这三个纲领有其具体做法。其具体做法又有几条重要的规定：“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宜细分析之。

“知止而后有定”中的“知止”是说知道自己的目的，就是知道做什么和不做什么。 (52) 强调要心静、心止。“止”非常关键，除了止其当其所止以外，“止”还有一个新的含义，就是要停止在事物的边界上，停止下来以后，将其变成可以居住栖息之地——“至善之地”，其中“至善”之“至”尤为重要。 (53) 之所以要“止于至善”，不仅仅是排斥那些不好的，而且要居住在至善中。“定”是说知道了目的所在，然后意志才会有定力。

“定而后能静”是说意志有了定力，心才能清静，才能安静下来。“定”指人的定力，如果今天刮东风就往西跑，明天刮西风就往东跑，那这样的人就是一个浮躁的、随风飘荡的人，这就是没有“定”。定力极为重要，因为定了之后心才能清静下来。之所以要清心是因为内心的欲望杂念太多，人在社会上就会变得非常浮躁。浮躁的结果就是出现内在疾病，这疾病表现出来就是妄动。妄动就是不按规律去动，不顾现实条件去动，执意按照自己的躁动之心而奇思怪想去动，甚至超越了现实的条件去乱动，不懂进退，不懂秩序，不懂得给自己定位，其结果就是不能“安”。不安就有危险，这是儒家所不愿看到的。

要有意志的定力，然后内心才能清静而不妄动。做到心不妄动，在环境中才会处于一种安适的状态，即“静而后能安”。安适的状态是一种安逸、舒适、激发自己的灵感和创造力的精神状态，这不是一般的“随遇而安”，因为随遇而安仍然是局限而被动的。这里的“安”是指一种主动行为，是主动去寻求的安适的状态。只有心不妄动，身不妄动，才能达到心安理得的状态。但是，人要做到随遇而安，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地点而做到心安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更何况去主动地克服环境获得安呢？

能安之后，人才能够处事有度，思虑周详，即“安而后能虑”，而且一旦定下来就不再变，能够思考问题的各个方面而达到最佳的境界，这样就会有所得，即“虑而后能得”。

进一步深入探讨，我们发现要实现三大纲领有具体的“六法”，即“止、定、静、安、虑、得”。这六个充满哲学意味的关键词要细细分析，才能深入体会其中奥妙。

“知止而后有定”，这个“止”不是停滞不前，而是知道并达到自己的目的愿景。什么叫“愿景”？就是自己希望看到的理想的情景，就是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和不做什么。强调心要静下来，所以“止”是关键。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含义，要停止在事物的边界上，停止以后，要将这个地方变成自己可以居住、栖息的地方，那就是至善至美之地。所以“止于至善”不仅仅是排斥那些不好的，而且要居住在好的至善中。

“定”很重要，就是知道目的所在，然后意志力才会有定力。我们来看看“定”的含义是什么？“定”是一个会意字，上面一个“宀”，读“mián”，下边是一个“正”，“正”意思就是统一，它的含义就是宇宙统一为“一”，它的本意是国家安稳统一局面。而转义就是与动、乱相对的安定。还有一个含义，就是镇静、心神入定。从这个意义上看，“定”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当我们不“定”时，就会浮躁不安。“定”就是人确定的坚定目标，同时也是人的定力。一个人的定力在一生中极为重要，因为定下来之后，心才能清净下来。之所以要清心，是因为内心的欲望杂念太多，人在社会上就变得焦躁不安，就会出现内在的精神疾病和外在的社会疾病。这种疾病表现出来就叫妄动，就是不按规律去动，不顾现实条件去动，执意按照自己的躁动之心、奇思怪想去动。不懂进退、不懂自己的定位，其结果就不能够安。不安就有危险，这是儒家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儒家认为先要有坚定的内心定力，内心才会清静而不妄动。

“静”就是心不妄动，在环境中才会处变不惊，达到一种安适的状态。关键词“静”，从青从争，本义是色彩分布适当，在古代这个字还和干净的“净”相通。所以它就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安详、娴静，一个是干净、清洁。它的引申义是停下来，比如，恬淡、和平、静好等。《韩诗外传》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也。”陆游说“茅檐人静”，都是说安静。换言之，“静”就是没有争吵喧哗，没有浮躁杂音。“静”就是美好，升华为“宁静致远”，就是说内心处于绝对的安宁中，不为杂念所左右，能够静思反省，才能寻找到、定位到远大的目标。

“安”意味着“静而后能安”。“安”的本义是“宀”，就是房子，下边是一个“女”，那么合起来就是有房子家眷，表示在这儿扎根、居住，生活安定。“安”的含义是安居、安宁，然后引申为《尔雅》所说“安定也”。荀子说“国安则无忧民”，从安稳又引申出安放、安定的含义。“定而后能安”，指的是“安”是主动的行为，它不是一种随遇而安，它是一种能够激发自己灵感和创造力的精神状态，去主动寻求安适的、理想的栖居之地。只有心不妄动才能做到心安理得。那么人要做到随时之安，在不同环境不同地点做到心安是一个很难的过程，更何况主动克服环境的干扰和困境而获得“安”。

在这里，我们通过一个学者的心灵历程和学术追求来说明《大学》“六法”的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

这个重要人物，就是大学问家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1877—1927年）。王国维在自己的“字”中采用《大学》“静”和“安”二字，颇有深意，甚至可以说这两个字表征了他的命运。王国维为什么取这两个字？这两个字为什么和他命运紧密相关呢？他是心仪于“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一个典型的学者代表，值得作为思想史上特例，加以深入全面分析，从而揭示《大学》的深层含义。王国维的一生，很多人认为是“关门读书，闭门写作”，非也！笔者认为，王国维的一生和中国的近代历史现代历史，中国的千年未见的国运紧密相关。甚至笔者认为，他的一生的学问走向和我们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 (54)

王国维一生的学问分成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王国维23岁到30岁（1900—1907年），这段时间正是清末。他勤奋地学习日语、英语；渴望了解世界，了解西方的文学家、思想家。王国维艰难地学习外语过程中，翻译了康德、叔本华、席勒、尼采等的著作。借西方先进的现代性的思想来启蒙自己，启蒙人民，“明明德、新民”。他整个青年时期都在做西学。但时间出现了逆转，节点出现了。

第二阶段，王国维进入中年即31岁到35岁之间（1908—1911年）。这时西方列强的战争风雨开始浮现出来，于是他回首中国优美的文化、历史、诗歌的传统，开始转向人间的心理学研究——研究文学，开始写《人间词话》，做戏曲研究，而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学说“境界说”。他在《人间词话》里说，“古今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第一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王国维此句中的解释是：要做大学问、大事业，先要立下高远的志向，执着的追求，明确自己的愿景和方向，了解事物的整体性。这难道不是“知止而后有定”吗？第二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伟大的理想需要伟大的情怀，而伟大的情怀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因为大事业、大学问不是轻而易举就可以得到的，需经过一番艰苦卓绝的奋斗和上下求索的艰难。生命消瘦而不后悔。这难道不是“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吗？第三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暮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最高境界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把坚定的意志贯穿到自己事业中，最后终于峰回路转，发现真正的学问，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难道不是“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吗？王国维通过北宋晏殊的《蝶恋花》、北宋柳永的《蝶恋花》和南宋辛弃疾的《青玉案》，把这三个境界阐释清楚了。

第三阶段，以1911年辛亥革命为标志，王国维35岁产生了学术大转折（1912—1922年）。清政府解体后，王国维随罗振玉东渡日本，在日本共四年多。这使得王国维有机会静心学问，其研究方向转向经史、小学（文字学）。在罗振玉的帮助下，王国维对甲骨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此展开以古文字学为基础，研究古史，从古器物到古代书册，从甲骨文研究到史学研究，研究领域逐渐扩大，王国维从文学《人间词话》“境界说”、戏曲研究，转向到经史古文字的“国学”研究，也是在西方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保存中国学术精神的一个表征。他大胆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可见王国维的思想，在学过康德、叔本华、尼采之后，升华到全新的世界性学术眼光，这也是他价值关怀和学问高度的基础。不难看到，在日本这四年多，王国维的治学之所以从过去的哲学翻译、文学“境界说”转向了重要的经史、小学，完全是从国家危亡角度出发决定自己学问的定向。因为甲骨文在20世纪初发现以后，被法国、英国一些国家拿走，王国维急切地研究殷墟甲骨文、殷墟书契，以及中国先秦的历史考证，做出了《殷墟书契前编》等，又从甲骨文研究进入了历史研究《殷周制度论》，撰写了《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殷虚卜辞中所见地名考》《殷周制度论》《殷礼徵文》《古史新证》等，用卜辞补正了《史记·殷本记》，并对殷周的政治制度做了崭新的探讨。这足见王国维的研究并非是一个关起门来不闻天下事的知识分子的自由选择，而是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紧密相关。到了41岁，王国维回到自己的祖国。

第四阶段，王国维46岁到50岁（1922—1927年），转向了第四个方向——研究蒙古史。为什么他要研究蒙古史呢？因为中国发生了一个重要的事情，在20世纪20年代，在一些大国想瓜分、分裂中国的企图下，蒙古即将被分裂出一部分叫作“外蒙古”。王国维嗅到了这种国家分裂的前兆，开始研究《蒙古秘史》《蒙古史》。可以说王国维的每一步学问都与民族苦难命运紧密相连。

总结王国维一生的学术轨迹：年轻时努力学习日语、英语，为中华民族找到西方的现代化的门径；然后未果，开始发扬民族的文学之新、心理学的“境界说”，但文学不能够救国；于是开始研究甲骨文、敦煌轶文，扭转甲骨文、敦煌在中国，甲骨学、敦煌学却在西方的惨痛局面；中华民族国土将被列强分裂——外蒙古即将独立出去时，王国维开始研究蒙古史。这是一个学者多么深重爱国的拳拳之心！

高深的学问必有高尚的人格情操支撑。北京大学蔡元培校长三次恭请王国维到北京大学任教，都被王国维拒绝，最后勉强同意成为北京大学的通讯导师。当王国维49岁时，清华大学委任吴宓筹办国学研究院，聘王国维为国学院导师。王国维同意了。 他在研究蒙古史料、文献校注的同时，开出了关于经学、小学、音韵学、金石学、中国文学等课程。

但王国维精深研究还没有完全达到最高峰时，一个惨痛的消息传来——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告别清华园到颐和园，自沉于昆明湖，年仅50岁。在他内衣口袋里发现了遗书，里边写道“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究竟发生了什么？从“民国”到今天，可以说已经百年，人们都在猜测，都在探讨。各种说法中，笔者比较认同的是著名学者陈寅恪所撰的《王国维先生纪念碑》里的一段话：“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王国维的一生实践了《大学》——“大人之学”的“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他让自己停下来，停于浮躁之前，停于社会的动荡之前，把自己的学问的目标锁定：为这个苦难的民族而学问。一个人爱自己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民族，就会记住他，他就会名垂青史！“定而后能静”，他的心态就能够找到自己的所居之处；“静而后能安”，就能安泰，就不妄动。他研究学问，达到了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他的名字叫王国维，字静安。“安而后能虑”，才能够深刻地去思考。 (55)

“静”，王国维很内向（内省），很安静，他平常话很少，从不介入学界各种圈子，从不交权贵，不羡慕荣华富贵，更没有什么享受。平常在书斋里边深居简出，刻苦读书，生活简朴，交友不广。死后仅仅剩下一墙壁的书，而没有金钱留给他的孩子们。他在文学、美学、文字学、史学、哲学各个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静而后能安”，“安”安泰的心灵才能纳万物，故而能在不长的生命岁月中，在甲骨文、经文、简牍文、石经、版本目录学、校勘学，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历史地理研究，古代北方民族研究，元史研究，青铜器、碑刻、度量研究，甲骨文研究，以及敦煌研究等方面，做出卓越的贡献。

有一天，笔者请教季羡林先生说：“先生，您已经快百岁，而王国维50岁就已去世。请问您的学问和王国维先生相比，是超越了呢，还是平分秋色？” 季先生的脸色很凝重，他缓缓地说：“我们这一代学者都没有超过王国维先生。因为王国维先生能够定、能够静、能够安、能够虑，而后得。而我们这一代却经历太多动荡而不能静。”

这对我们21世纪的学者们提出一个警示：做学问，如果不能“定”，不能“静”，不能“安”，就不能“虑”，最后就不能“得”。因而“大学之道”让我们“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并非空穴来风，而是一种真正的人生验证。 (56) 王国维把自己的思想、方法总结为：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就此，著名学者梁启超才认为王国维“不独为中国所有而为全世界之所有之学人”！

（五）“本末始终先后”是固本强根门径

在讨论了“止、定、静、安、虑、得”以后，接下来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短短的十六个字，关键词就有“本、末、始、终、先、后”。

怎么认识“本末”呢？“本末”是中国哲学史上一对重要范畴。就本体论意义而言，“本”指宇宙的本源或者本体；“末”指天地万物，芸芸众生。先秦把它作为哲学范畴时，“本”指的是根本的原初的东西；“末”指的非根本的派生的东西。我们常说“黄钟毁弃，瓦釜雷鸣”比喻真正的人才（本）遭受边缘化，而那些小人（末）却当道——舍本逐末，舍弃了根本的环节，只在枝节问题上下功夫，终将失败。

孔子在陈蔡被围了七天，因为楚昭王聘请孔子到楚国去，要经过陈国、蔡国，这些国家的谋士就说，孔子是贤能之人，他如果被楚国所用，那我们作为邻国的陈国、蔡国就危险了。不能让他过去，于是派兵阻拦孔子。在兵丁的围困下，孔子及其弟子断粮七天、寸步难行。粮食吃完，众人病倒，整体氛围陷入沮丧。唯有孔子慷慨激昂地讲授学问，弦歌不绝弹唱了七天。面对险恶的局面，人心浮动。孔子找了三个学生来问询，想证明自己是不是“道”和“本”出了问题。

他先问子路：“我的‘道’有错吗？为什么寸步难行呢？”子路很不开心，说：“君子不会被什么东西困扰，看来老师的仁德不够，老师的智慧不够吧！做善事上天就会降福，做坏事上天就会降祸。老师您的德行这么高，推行您的主张很长时间，您怎么处境如此的困窘啊。” (57) 子路开始怀疑老师的德不够，道不行。

孔子马上正本清源，把根本点出来说道：“你真不懂吗？我告诉你，仁德的人就一定会被人相信吗？有智慧的人就一定会被重用吗？忠心的人就有好报吗？”孔子揭示出惊世骇俗的根本：“遇不遇到贤明的君主是时运的事，自己能不能登高行远是自己才能的事情。这个时代知识渊博深谋远虑有伟大理想的人，往往时运不济。君子修养身心、培养道德，绝不会因为穷困而改变节操。一个君子何去何从，在于自己是生还是死，所以居于下位而无所忧虑的人是私利不远；安身处世，想安逸舒适的人，志向不大，怎能知道它的终始呢？” (58) 在孔子那儿，“本”和“末”是哲学上的含义，“终”和“始”是时间上的推移，孔子将其结合在一起。

子路出去了，孔子又叫来子贡，问同样的问题。子贡说道：“老师，您的道很伟大，天下看来容不下您啊，我倒是有个建议，您能不能把您的道降低一些，去迁就一下这个世俗的时代呢？”如果说前面的子路怀疑老师的仁德不够、道不行而穷困，那么聪明的子贡很懂得迎合，所以劝老师把道降低一些。

孔子怎么回答呢？“一个好的农夫很会种庄稼，但是不一定有收获。一个好的工匠能做精巧的东西，但是不能合乎每个人的意愿。君子能培养他的道德学问，创立政治主张，别人不一定能采纳呀。现在不修养自己道德学问，而要求别人采纳，不提升自己的伟大的道德、仁德和精神，却要去降低去迎合这个世界。你的思想和志向不够远大。” (59)

断粮七天的苦难，考验出了子路和子贡。难道跟随孔子的学生本、末不明，终、始不清吗？子贡出去了。孔子最信赖的学生颜回进来，孔子问了颜回同样的问题。颜回说：“老师的道广大深远，天下容不下呀，尽管如此，您还是坚持推行自己的大道。我很感慨，您的道不为世人所用，不是您的耻辱，是当权者的耻辱，不是您不行，而是这个社会现实的污浊。您何必为此忧虑呢？真正的道不被采纳，不容于世，才可以看出您是真正的君子。” (60)

孔子开心地说：“你说得真好啊，如果你今后做好了，我来给你做管家吧。”孔子放下身段，把颜回看成是自己的同路人。这种厄于陈蔡、断粮七天的苦难，考验出了孔子的学生并非铁板一块。他们在本末、终始的问题上各有所想，各有所思，各有选择。而孔子真正认同的学生是颜回。

但是紧跟着就出事了。子贡用他的聪明才智，偷偷地逃出敌军包围，到村上换了一些米回来做饭。颜回在做饭时，子贡远远地望见颜回突然从饭锅里取出饭来吃了几口。子贡马上判断颜回在偷吃，并认定颜回这个人言行不一致。

子贡进屋委婉地问老师：“仁人志士在穷愁潦倒的时候会改变节操吗？”孔子说当然不会，子贡又问：“像颜回这样的道德高尚的人，他不会改变节操吧？”孔子说：“是的，你有什么事告诉我吧。”子贡就把颜回偷偷吃了几口饭的事情告诉了孔子。

孔子说，“我相信颜回是仁德之人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你这样说，我还是不怀疑他。他从锅里边拿出米饭来吃了几口，一定有他的原因。我要来问问他，以澄清事实。”

孔子把颜回叫过去说：“米饭做好了，赶紧拿进来，我要献给祖先。”我们知道，古人祭祖必须是整衣沐手，孔子很委婉地向颜回提出他需要干净的米饭来祭祖。颜回赶紧说：“老师，不可以，因为刚才有墙上的灰尘块掉进了饭中，如果留在饭中就不干净，如果扔掉这锅饭太可惜了。我就把染黑的那一点点饭吃了，所以，这饭已不能用来祭祖了。”孔子开心地说，“我明白了，你做得很对”。孔子环视他的弟子说：“我相信颜回不是等到今天。”弟子们从此更加佩服颜回。 (61) 看来《大学》把孔子所说的“本”贯穿到底，尤其是把孔子厄于陈蔡、弦歌不绝的伟大精神在“本末”“终始”中总结表现出来。

由此，笔者想起了老子《道德经》中的一段话，“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忘；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也。”老子认为：真正的高迈的“上士闻道”，听到伟大的理想就坚定地去实行，默默地去做“中士闻道”，智力中等的人听到道以后，与自己毫不相干，若存若亡，好像不存在一样，仍然我行我素；“下士闻道”，那些玩乐颓废，品德不高的人，听到伟大的理想和道以后，一定会大肆攻讦嘲笑。 (62) 于是，老子欣慰而睿智地说，那些不被小人攻讦和嘲笑的道就不是真正的“道”！

总体上看，“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这段话主要强调“溯本正源”。人总是被一些支流末节、细微琐碎的东西左右，而忘掉了真正的本原性和根本性所在。“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说明事物有本根，也有末梢，事情总是有开端，也有结束。“知所先后”是说认识有一个先后秩序。“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强调要知道先做什么后做什么，要知道开端与终结，要知道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要知道什么是本原什么是末流支节。这是一个从“知”到“行”的过程。让人明白本心，然后把握社会世界秩序的真正的方向。只有这样才能培元固本，才不会本末倒置，才不会去坑害他人，同时也不再去醉心于蝇头小利而忘掉了自己的本性。

否则，就如《圣经》所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