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刘守刚

作为“西方财政思想史”课程的专业教师，我在整理这部《财政学史》时的心情是复杂的。一是惊喜，惊喜于我们的前辈在近一百年前就以开放的心态学习西方财政思想史著作，而这样的著作在思想史料的整理、框架的安排、主题的提炼等方面，也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准；二是惭愧，惭愧作为后辈的我们几无进步，似乎这么多年来西方财政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凝固在时间中了，在著作出版、研究深化方面，并未有什么进展，甚至从业者都没有几个。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别的难以言明的情绪堵在我的心头。

一

在中华国家史上有两次大的国家转型期，一次是春秋战国时代从城邦转向帝国，二是从1840年开始的从帝国向现代国家的转型。转向一种新型国家，摆脱亡国灭种的命运，这样的历史使命感始终令后一次国家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心灵焦灼着。向现代国家的转型，最早完成于西方；成为现代国家的效果，展现在近邻日本。于是，经由日本向西方学习，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普遍的选择。

财政思想方面也是如此。自清末开始，中国引进西方财政思想的一个重要路径就是翻译日本财政学者的理论著作，这样的翻译对当时中国财政思想的发展和财政制度的建设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到了民国时期，虽然政治动荡，但“这一时期中国财政理论却迎来了它辉煌灿烂的发展期，达到了中国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新高度”，其中一个原因是大量翻译了日本财政学者的著作，而日本财政学者主要借鉴的又是德国财政理论，那时德国的财政学者在西方财政学研究方面居于前列，达到了极高的水平。现在献给读者的这本《财政学史》，正是如此。

《财政学史》的作者是阿部贤一（Kenichi Abe，1890年8月28日—1983年7月26日），是日本的著名经济学家和记者，也是早稻田大学的第八任校长。他出生于日本德岛县板野郡大山村的大字上屋村（今神田町），1903年至1908年在同志社师范学校学习，离开同志社后，进入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系。1912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早稻田大学，同年，成为同志社的讲师。从1916年起，阿部贤一在美国留学两年。1922年，他回到早稻田大学，在政治经济学系任教，直到1935年。

在从事学术的同时，阿部贤一也是一名活跃的记者。他曾在岳父经营的《国民新闻报》担当记者，后来历任《东京日报》的社论作者、总编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一度被禁止担任公职。在解禁之后，他回到早稻田大学。1951年至1961年，阿部贤一先后担任讲师、常务理事、评议员会会长。1966年5月，他又回到早稻田大学担任代理总长（校长），并于同年9月成为总长。 1971年4月，他被授予一级瑞宝勋章。1983年，阿部贤一因年老去世。

阿部贤一的主要著作有《财政学》（明善社1924年出版）、《经济学原论》（明善社1925年出版）、《租税的理念及其分配原理》（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26年出版）、《非常时期财政读本》（中央公论社1934年出版）。中国学者对阿部贤一著作的关注也很多，1930年华通书局出版了由王长公翻译的《财政政策论》，1931年大江书铺出版由施复亮翻译的《新财政学》。我们这本《财政学史》由邹敬芳翻译，初版于1930年，1936年被列为社会科学名著丛刊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再版发行。

《财政学史》的译者邹敬芳（1885年—？），字兰甫，湖南临澧人。他早年先后毕业于湖南高等工业学校、日本早稻田大学。返国后，曾任湘西靖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广州军政府军政部秘书、国民政府法制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指导委员等，并曾任教于国立中山大学等高校。抗日战争期间曾加入汪伪政权。在民国时期，邹敬芳翻译过多部经济学与政治学著作。除了这本《财政学史》之外，目前可以查找到他翻译的书目名录有：美农部达吉的《议会制度论》、小林丑三郎的《各国财政史》。此外，在互联网上还可以查找到标注他名字的著作或译著，如《经济学原理》《财政学概要》《劳动总同盟研究》《西洋经济思想史》《政治学概论》《政治学原理》。

二

用今天的术语来形容，阿部贤一的《财政学史》是一部学说史或者说思想史。面对这样的著作，首先要做的就是寻找一个适当的框架来梳理相关的财政思想史料，揭示其中包含的脉络，并能从中概括出有益于今天行动的结论。一般而言，思想史特别是思想史教科书的写作，常用的是时空框架，即首先划分时间阶段，然后在每一个阶段再按地域（国别）来书写重要人物的主要思想。这样的写法，正如葛兆光所言，好处是脉络十分清晰，安排框架结构容易，而且可以便当地总结出各种知识要点供读者归纳和记忆，作者也不必费力去理清各家各派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但这样的写法，不利于读者掌握思想史发展中的真正脉络，看不出思想有机成长的过程，特别是无法知道昨天的思想跟我们今天的行动有何关系。这样一种以国别和编年为特征的学说史写法，也遭到阿部贤一的反对；在“绪论”中他交代，自己是从社会经济组织的原理出发来探讨财政学发展的。

不过，在我看来，阿部贤一的《财政学史》在框架安排上实际上是一部以德国为中心的思想考察史，即先设定自己为主体，然后再考察周边财政思想发展。这样一种思想史的写法，有可能是作者无意识地受德国财政学著作影响的结果，也可能是他思考日本国家发展而带来的有意识的框架安排。正因如此，对于今天基于中国自身主体、根据中国国家发展需要而广求知识于宇内的中国学者而言，这样的框架安排与思想概括仍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在《财政学史》中，阿部贤一先用一章“绪论”简短地交代自己的方法论与著作写法，然后以德国为中心，在视野所及的财政思想范围内，依托以下框架来书写财政学说的历史。

第一是德国自身的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财政学传统，体现在第一章的内容中。直至18世纪，相对于英法，德国仍处于落后的国家发展状况，国家尚未统一。此时，德意志诸邦君权的自由度比较高，大学及知识界活跃，由此产生了以富国强兵为目标、以帮助君主积极利用领地资源（土地、森林、矿产）为手段的官房学派。这样的官房学派提倡开发资源、推进经济建设，注重历史传统及现行制度，从而为德国财政学在一开始就奠定了国家积极行动主义的色彩，以及在学理上对历史主义与制度主义的高度重视。这一切影响到19世纪财政学的发展，以及在这个世纪德国工业建设和社会政策探索。

第二是德国财政学积极对话的英国财政学，体现在第二章的内容中。在世界上英国是率先完成现代国家建设的，英国相对弱势的国家以及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所总结的财政学，在思想上鲜明的色彩是个人自由主义。在个人自由主义基础上，面对英国国家建设中的问题，斯密、李嘉图、穆勒、马歇尔等人运用经济学分析工具，讨论收入、支出、公债等方案。19世纪德国国家的发展和德国财政学的研究，始终笼罩在英国国家与英国财政学阴影下。对于德国财政学而言，是否采纳英国财政学的分析方法和结论、采纳多少、如果不采纳是是什么原因等等，始终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第三是基于传统和外来影响而产生的德国现行财政学，体现在第三章社会政策的财政理论上。这里的社会政策直接翻译自德语，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来说，大致指的就是福利国家政策。就是说，面对德国当时的问题，以阿道夫·瓦格纳、斯坦因、谢夫勒为代表的财政学家，发展出高度理论化和现实可能性的财政政策体系。这样的体系既影响到当时的德国国家建设，又影响到后来的日本乃至今天的世界。阿部贤一特别强调瓦格纳的赋税理论除了要完成财政收入的目的外，更要积极承担起社会政策的职能（调节生产甚至实行部分产业国有化、干预收入分配、实行积极的社会政策促进社会利益实现等）。

第四是同属于德语区但又有鲜明区别的奥地利学者的财政学，体现在第四章的内容中。奥地利和后来统一的德国，虽然都说德语，而且在国家构建过程中曾一度设想过联合，但二者的财政学还是有鲜明的差别。奥地利学者更多采用了高度抽象的经济学分析和逻辑学方法来讨论财政问题，而在浓厚的历史主义与制度主义熏染下的德国学者，一直在与奥地利学者争论，同时也受到他们的影响。阿部贤一主要介绍了萨克斯和维塞尔两人在赋税的目的、限度、国家与民众的财政平衡、国家经济的价值等方面的观点。

第五是跳出财政来看社会发展与财政的关系，即第五章对财政社会学的讨论。阿部贤一再一次以德国的近邻奥地利学者（葛德雪）的著作为例，从社会理论视角详细探讨财政的本质、社会变迁与财政发展、公债的意义、财政改革与社会问题、把财产还给国家等一系列对于财政而言至关重要的问题。

第六是对未来财政发展的展望，即第六章阐明的那个时代大多数学者相信将要来临的社会主义财政。在这一部分，阿部贤一讨论了作为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以及卡钦斯基基于苏联财政实践而阐发的理论。

三

《财政学史》这部作品，除了作为思想史或学科史的史料价值外，还有哪些内容值得我们今天的财政学者关注呢？

我个人认为，至少以下几点：

1．对于财政学独立学科的强调。在《财政学史》开篇“绪论”中，作者就探讨了财政学作为独立学问兴起不久的史实。的确，古今讨论财政问题的优秀学者为数不少，但在《财政学史》出版时，将财政从经济学的附属品或者政治学和伦理学的一部分分离出来的时间并不长。按阿部贤一的说法，是因为“人类的知识，已能打破迷妄的暗雾，对于事实的把握已经开了认识之眼”，而“财政意见能够认识为学，是一定要将财政现象用一定方法而统一整理”。在此过程中，固然有德国官房学派、法国重农学派、英国亚当·斯密等人的努力，但真正可作为财政学独立学科完成标志的，应该是学者们推出了一批以《财政学》为名的著作，如德国学者阿道夫·瓦格纳的《财政学》（1877）和英国学者巴斯塔布尔的《财政学》（1892）。阿部贤一反对将财政学当作技术学，也反对仅将财政学视为行政附属或者说官府御用，而认为“财政是以权力团体的经济统制为其所特有的研究对象”，具有特有研究对象的财政学“要求科学的认识”，要“将财政学的认识放在社会经济的一般原理上面”。对财政学独立学科的这一强调，仍对今天中国财政学有意义。

2．结合德国国家发展进程而阐述的官房学派思想。对于浸透英美财政学理念的中国学者而言，“官房学派”财政思想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这个名称经常作为英美财政学者批评的对象，甚至有人将其与德国国家发展中的专制主义色彩相联系；说陌生，是因为这个学派到底有哪些思想，它对19世纪后半叶德国财政学黄金时代有什么样的影响，它在德国国家发展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它对今天的财政学发展有什么意义，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我们并不清楚。美国当代财政学家理查德·瓦格纳称官房主义为发展新财政学的沃土，并特别肯定它在社会经济秩序中，将国家作为一个参与者并以此分析财政行为。吸收这样的思想并尝试建构的财政学，瓦格纳称为“后官房主义财政学”，认为它“肯定不是经济理论的恰当子集”，而是一个贯穿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法学等领域的真正的多学科研究。对中国学者而言，官房学派不同于英国学者视国家为非生产性的“必要的恶”，它强调国家的生产性，运用国家工具来发展经济、提供福利进而实现国家赶超，尤能激发同感。

3．对葛德雪财政思想的探讨，尤为让人惊喜。财政社会学经葛德雪首倡、熊彼特推进，曾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德国与奥地利一度繁荣。可随着战争的爆发和英美财政学占据上风，财政社会学沉寂下去，直到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界才再次予以复兴。在1930年出版的这本《财政学史》中，我们已经可以发现它对葛德雪及其相关财政学理论的长篇论述。要知道，中国学者再次关注葛德雪与财政社会学，已是《财政学史》出版70多年后的事情了。尤其对于经历了近二百年激荡政治经济转型的中国而言，从财政视角认识这一过程，运用财政手段进一步推进转型的完成，实乃应有之义。于是重新学习民国学者已经开始关注的这一理论，并进一步将其后续发展包括进来，在此基础上发展出契合今天中国经济转型与政治发展的财政理论，是我们对这本《财政学史》的最好纪念。

4．奥地利学者的财政思想对我们而言，恐怕又是“既熟悉又陌生”。说熟悉，是因为以米塞斯、哈耶克为代表的奥派经济学的财政观点，比如反对累进税制、反对除贫困救济之外的社会福利计划等，中国学者早已知晓；说陌生是因为，阿部贤一讨论的萨克斯、维塞尔等人的财政思想，国内财政学界很少涉及。萨克斯从人类心理出发探究财政行为，强调不同目的之间的平衡，从价值概念出发为财政学添加伦理规范。维塞尔以价值为核心，探讨财政的根本原理，肯定财政活动的目的在于生产力的增进，将国家作为经济主体而经营经济，认为这是国家经济的价值。只有将萨克斯、维塞尔等人的观点结合进来，我们才会对奥地利学者财政思想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认识。

5．在英美财政学教材熏染下成长起来的中国财政学界，对英国财政学自然不会陌生。阿部贤一对亚当·斯密、李嘉图、马歇尔财政学说的介绍，可以让我们了解，在凯恩斯财政革命之前，在马斯格雷夫引欧陆财政思想将美国财政学从描述性和制度性研究转变为运用经济学工具研究财政问题之前，英国财政学界所持有的主要观点以及为后来英美财政学发展所奠定的基础。

6．阿部贤一对于马克思财政税收思想的探讨，至今仍值得中国学者关注。就此领域的研究而言，国内除了邓子基先生1990年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财政思想研究》外，鲜有专门的研究。阿部贤一详细论述了马克思对于所得税、公债等问题的看法，尤其是其中讨论马克思阐述的“大凡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什么比财政还会欺骗的”“一切赋税都转嫁，负担最终归社会下层特别是劳动者负担”等内容，仍值得今天中国的财政学者重点挖掘。

四

邹进文先生在《民国财政思想史》中强调过民国时期财政思想繁荣的原因，一个是因建设适应于市场取向的现代财政体制的现实推动，二是学术自由的局面为学术创新和财政理论的繁荣带来了自由的环境。

在编辑整理这本《财政学史》的过程中，我个人并没有将它作为文物来处理，试图“修旧如旧”，而是尝试着在尽量保持文本完整的前提下，尽一切可能让今天的读者能亲近这一文本，开发其中有助于我们今天进行财政学思考的资源。无论是排版格式的变化，还是众多脚注的使用，无非都是想让这部90年前的著作中超越时代的内涵，再次发光。

在今天我们再版这部初版于1930年的《财政学史》，一是为了纪念，让今天的学者知晓当年曾经的财政理论繁荣局面和学术前辈们的努力；二是提供可能，在中国今天重归市场经济大潮的前提下，接续曾经的传统，发展财政思想史学科，为财政学的发展、为治国理财的实践、为国家制度的进步奠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