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中国近代危局召唤新型革命政党
“1921年，五四运动之后，在中华民族内忧外患、社会危机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诞生了。”(1)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无产阶级在中国的成长由自在走向自为的必然体现，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社会演变，中国人民苦苦探索和抉择救亡图存、复兴中华之路的必然结果。
一、鸦片战争后中国危局面临两大历史任务
拥有五千年灿烂文明的中国，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危机。在近代工业革命中走到世界前列的大不列颠，以坚船利炮击破大清帝国的“天朝”威严，从而将古老中国强行拖入了全球近代化的进程。
从17世纪中叶开始先后崛起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都要多、都要大的生产力，从而使人类社会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生了历史性的改变。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资产阶级不仅在国内加紧竞争与盘剥，而且着眼在世界范围进行侵略扩张和殖民掠夺，以维系它的存在与发展。由此在给被掠夺被殖民的国家带来深重灾难的同时，又“充当了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2)推动了世界的近代化发展。西方殖民主义者在外侵略扩张中染指中华疆域，可以追溯到明朝中后期。葡萄牙人以借地为由，进而贿赂当地官员占据澳门。荷兰人、西班牙人以武力占领台湾。在海外引领殖民统治狂潮以至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其船队1637年就闯入广东省河，一度强占虎门炮台，复经一百年后又分别于1741年、1755年擅闯虎门、图谋宁波，(3)1840年借口清朝查禁鸦片触及英商利益，悍然发动对华侵略战争。
鸦片战争的失败，质言之，是农耕文明落败于工业文明，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受重创于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封建社会至此已经2300多年，在两三百年王朝更替的历史周期率中，中华文明循环往复，没有实现质的飞跃，大清王朝矛盾丛生、危机四伏。随着人口在清朝的极速膨胀，土地承载已达极限。乾嘉时期（1736—1820）土地兼并激烈，贫富差距加大，地主、佃户阶级对立。君主专制统治发展至清朝，愈发奉行集权、防范、压制的统治策略，尽管这没能纾缓民族矛盾反而激起更大的反抗，但是清朝统治者依旧醉心于钳制天下，继续推行“重本抑末”、限制工商的政策，极大地遏制了农业、手工业、运输业等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规定非孔孟之书不读，以宋儒解说、八股文章为取士标准，(4)极大地泯灭知识精英的智慧，创造发明仍被斥为“奇技淫巧”而遭否弃，西学也随着西教被禁而衰微。针对东南沿海反清复明活动而严令“寸板不得下海”等海禁措施虽在平定台湾后得以废除，但是仍推行“限口”“限路”等限制性海洋经济政策。(5)从四口通商到一口通商的褪变，表明清政府实行的仍是闭关锁国政策，(6)以此消极应对海疆危机。凡此造成生机僵化，面对西方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的突飞猛进，中国落伍了。究其根源，“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7)中国社会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亟待作出全新调整，却是久久地找不到出路。面对英军发起的近代化战争，清朝穷于应付、京师震动。
1842年8月英军兵临南京城下，迫使清朝签订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中国割让香港岛，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英国以武力撞开中国门户后，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乘势而入，西方列强纷起染指。1856年至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焚毁皇家园林圆明园，将园藏历代文化珍宝洗劫一空，并迫使清朝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进一步扩充列强在华特权。1884年至1885年的中法战争，清政府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镇南关大捷虽扭转战局，但仍与侵略者订立新的不平等条约。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更是一败涂地，日本迫使中国签订《马关条约》，割去台湾、澎湖列岛及其附属岛屿，支付巨额赔款2.3亿两白银。1900年，英、美、法、德、俄、日、意、奥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战后签订《辛丑条约》，规定赔款4.5亿两白银，划东交民巷为使馆界，由各国驻兵管理等条文，使不平等条约体系更加完整化。此前从中国东北、西部攫取大块领土的沙俄，乘“庚子之变”又派出大量军队攻占中国东北三省，并在海兰泡、江东六十四屯制造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惨案。
除了上述几次大的战争，列强对华发动的侵略战争还有：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1888年、1903年英军先后两次入侵西藏，1904年至1905年日俄为争夺在华权益在中国东北交战。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强国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一个比一个苛刻，俄国一国就从中国攫取了约15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中国不仅背负了总计十几亿两白银（含利息）的战争赔款重负，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越来越受制于人。列强在中国设立租界、驻扎军队，划分“势力范围”，利用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控制中国的通商口岸、交通线和海关，进而操纵中国的财政和经济命脉，支配中国的政治。不过，西方列强一时间并无心引导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而是有意维持清廷的封建专制统治，以有利于他们对中国的掠夺与控制。然而，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在沦为半殖民地的过程中，不可免地出现了近代性质的变化。外国资本的涌入、廉价商品的倾销，从经济方面加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瓦解，同时也输入了新的生产关系、产生全新的工人阶级。传统的封建社会开始瓦解，中国逐渐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最高形态帝国主义的入侵，特别是设立租界成为世界列强的飞地、俨然国中之国，致使中国丧失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地位，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生存，并阻碍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8)为摆脱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历史使命。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成为中国人民必须完成的两大历史任务”。(9)
二、近代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进行的努力与抗争
为纾解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深刻的社会危机，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从各自立场出发践行自己的主张。以林则徐、龚自珍、魏源为代表的第一代开眼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洋务运动紧跟其后，鼓吹“采西学”“制洋器”，为“求强”进而“求富”，开始打破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创建具有近代性质的军用工业、民用工业和经济制度，建立近代化的海军舰队。然而，包括北洋水师在内的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促使有识之士师法西方，从器物技术层面的学习转向政治制度层面的效仿，1898年戊戌维新因此而起。由于陷入帝党、后党的权力争斗，维新百日而终，资产阶级改良之路遭受重大挫折。
同时，民穷财尽、天灾人祸绵延的晚清社会内乱不止。1841年至1849年间发生的农民起义多达110次。1851年1月金田起义，开启了历时14年、纵横18省、攻克600多座城市的太平天国运动。太平天国失败，昭示中国传统乌托邦理想指引下的农民起义，并不能提供一条适合中国社会实际、反映民众要求的救国之路。其后兴起的义和团运动，虽一度为慈禧挟以向西方宣战，并最终招致西方列强更为野蛮的侵掠与绞杀，但并不能据此否定这是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反帝爱国运动。
正是在农民运动遭受大失败、资产阶级改良受阻之际，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站在了时代的前列。孙中山1894年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第一次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翌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举事失败后赴日本，受东邻舆论影响开始倡言革命。“革命”理念开始代替以往通行的“造反”说，20世纪中国“革命”时代主题就此揭题。
革命大潮汹涌澎湃，就连保皇派唐才常也于1900年8月率自立军在安徽大通举事。同时，孙中山也发动革命军在广东惠州起义。革命党人愈挫愈奋，1905年同盟会成立，统一了各不相属的革命团体。孙中山阐发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指出在千年专制、清廷摧残与外邦侵逼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同时鉴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为免去数十年后中国发生“第二次之革命”，因此倡导：“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10)于是，遂有民族革命、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之说。(11)此后，革命党在同保皇派的论战中迅速占据上风。革命要义不仅在于推翻腐朽的清王朝统治，还在于对外抵抗侵略，保护国家主权、人民利益，在日薄西山的清王朝统治形势下，展现出强大的理论说服力。
革命党人积极联络会党和新军，组织发动了萍（乡）浏（阳）醴（陵）起义、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钦（州）廉（州）防城起义、广西镇南关起义、云南河口起义，以及著名的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由此与预备立宪的清廷展开对历史机遇的争夺。因抗捐、平粜、护权、保路等激起的民变彼伏此起，进一步动摇清朝统治的根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同盟会推动下，由共进会、文学会湖北革命党人策动的武昌新军于1911年（辛亥年）10月10日夜发动起义，翌日占领武昌。武昌起义胜利，保皇立宪势力迅速附从，短时间内就有14省宣告脱离清王朝。翌年元旦，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
三、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乱象与社会新生力量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确立了共和国体，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为近代以来中国发生的深刻社会变革拉开了序幕。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并没有实现“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的革命宏图，只是部分地完成了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即推翻了清朝封建统治，实现了五族共和。南京临时政府仅存在3个月就被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政府所取代。“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12)
民国肇始，南京临时政府宣扬“主权在民”，倡导平等观念、维护人权、尊重言论出版自由等。党禁开放，各类政党勃兴纷起，同盟会通过与共和党强强联手，并加入3个小政党新组成国民党，开始脱颖而出，在国会选举中获得大胜。随后发生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事件，孙中山原本憧憬的政治革命实即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就此走入死胡同。国民党发动二次革命，旋遭失败。袁世凯权势熏天，驱逐国民党议员以致国会形同虚设，又用《中华民国约法》替下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赋予其个人独裁权力。已是变相君主的袁氏偏要帝制自为，甚至不惜以民族国家为代价，1915年5月9日大部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草案，同年底悍然称帝。
袁世凯倒行逆施，革命党人率先发难，立宪派再度与革命党携手，联合倒袁。前任云南都督蔡锷潜回昆明，与云南都督唐继尧、国民党的李烈钧组织中华民国护国军，发动护国战争，袁氏势力迅速众叛亲离，被迫取消帝制。袁世凯死后，北洋政府的军事势力进一步分化，形成段祺瑞皖系、冯国璋直系、张作霖奉系，以及长江巡阅使兼安徽督军张勋坐镇徐州的格局。北洋军阀之外，山西督军阎锡山、新疆督军杨增新亦拥兵自重，南方的唐继尧滇系、陆荣廷桂系同样实行军阀割据。(13)
军阀割据，是辛亥革命摧毁君主中央集权统治模式，中国传统社会进一步瓦解、政治失序不稳之际，地方实力派特别是新军阶层纷起攫夺政治权力的结果。这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产物，帝国主义成为其背后推手。(14)
军阀统治践踏共和民主，政潮频发。袁世凯制造了八次阁潮，段祺瑞阻碍恢复旧约法与国会，排斥异己，为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问题，竟唆使所谓公民请愿团包围国会强迫表决通过，以致殴辱议员。府院之争愈演愈烈，黎元洪免去段祺瑞总理之职，段遂策动督军团，制造1917年7月张勋率辫子军进京，拥护已退位的末代皇帝溥仪复辟12天的闹剧。段祺瑞重新组阁，拒不恢复约法命脉所系的国会，奉行武力统一政策，导致南北对峙交兵，并与代理总统冯国璋暗斗。1918年10月徐世昌就任总统，以钱能训代国务总理，替下冯、段，但未能缓解直皖两系军阀之争，也没有实现南北和谈。其后，又发生曹锟贿选的政治丑闻，军阀统治内部矛盾与政治危机重重。到1928年北洋军阀统治倾覆，这16年间内阁更换46次，正式上任和代署的阁揆达29人之多，中国政治动荡于此可见一斑。(15)
军阀统治奉行封建割据，妨害国家统一。各军阀首领通过血缘关系、宗族关系等，构建个人亲信集团，将军事武装私人雇佣化，不择手段扩张势力，全国陆军从1914年的45.7万人激增至1919年的138万人。传统意义的“封建”一词或许不适合概述长期实行郡县制的中国封建王朝，然而，“封建”与“军阀”勾结，恰正符合民国各军阀划地而治的事实。军阀势力勾心斗角，党同伐异，帝国主义分裂势力在背后支撑干预，国家面临新一轮的边疆危机。军费开支在北洋军阀财政中占了重要比例，截至1919年5月，各派军阀以中央到地方的诸多权益为抵押品，公开或秘密借外债180多次，数额达8亿银元以上，半数用于内战。军阀割据、内战循环，中国大一统的历史传统与主权完整受到新的严重威胁，广大民众承受超常的赋税、无尽的战争灾难，生灵涂炭、流离失所。
军阀统治迟滞社会经济，阻遏文化发展。封建割据，政出多门，战祸频仍，军阀统治极大地遏制了全国统一市场经济的形成，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社会经济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在文化方面，袁世凯政府推崇尊孔读经，旨在重振大一统专制的文化中心主义，加固“君臣之义”的封建伦理道德为其复辟帝制张目。1914年颁布的《褒扬条例》公然宣称要表彰贞节烈女，其宣扬的封建社会三从四德旧道德，与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男女平等的进步潮流背道而驰。北京政府还颁布《暂行新刑律》《治安警察条例》《出版法》《报纸条例》《惩戒国贼条例》等法令，剥夺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基本的自由权利。洪宪复辟失败后，北洋军阀仍然维护传统儒学礼制。在政治上大开时代倒车的同时，与皇权思想密切关联的宗教迷信也在近代新旧军阀中弥漫。(16)
面对辛亥革命以来近十年的政治乱象，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秉持革命精神没有放弃斗争。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开始致力于发动“第三次革命”。从护国讨袁到护法战争，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并没有在继续苦斗中找到出路与光明。这是因为无论是从革命方式还是从革命目标来看，这次革命与前两次革命并无根本区别，仍是以在各地运动军队起事为基本革命方式，以推翻北洋专制政府，建立共和政体为目标，不出欧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孙中山1917年9月在广州所就任军政府大元帅，其实不过是一个空衔号，并不能驾驭整合桂系、滇系等军阀派系。翌年5月，孙中山离粤赴沪，痛斥南北武人当政如同一丘之貉。历史证明，弱小的中国资产阶级无法领导中国走出近代困境。“战乱频仍，民生凋敝，丧权辱国，成为旧中国长期无法消除的病疠。”(17)
就是在这“政治上、社会上种种黑暗腐败比前清更甚”的时代，(18)“为了探求救亡图存的正确道路，中国的先进分子带领中国人民始终坚持在苦难和挫折中求索、在风雨飘摇中前进，敢于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表现出了百折不挠的英雄气概”。(17)同时，中国社会自民国肇建以来继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在此期间增设的各种新式学校、报纸杂志，培养出一大批新型知识分子群体。更为重要的是，民国初年兴办实业的热潮涌动一时，抓住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的黄金机遇，中国的民族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中国的近代产业工人由1894年的约10万人迅猛发展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的200万人以上。中国的无产阶级最早产生于殖民主义者在中国开设的工厂，深受帝国主义、本国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三重压迫，不仅具有一般无产阶级的基本优点，而且更具坚决而彻底的革命性。日益发展壮大的无产阶级成为近代中国一支重要的社会力量，为践行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阶级力量。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成立是历史的必然。
经过农民阶级、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历次运动的试错，中国生死攸关的前途命运呼唤新生的无产阶级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组建全新的革命政党来领导轰轰烈烈的社会革命。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2017年印，第311页。
(2) 马克思：《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50页。
(3) 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6页。
(4)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页。
(5) 阎根齐：《南海古代航海史》，海洋出版社2016年版，第290—292页。
(6) 萧致治主编：《鸦片战争史：中国历史发展中第三次社会大变革研究》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52—153页。
(7)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40页。
(8) 习近平：《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10月9日），“学习强国”网络资源。
(9) 习近平：《在中央党校2011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上的讲话》（2011年9月），“学习强国”网络资源。
(10) 《〈民报〉发刊词》（1905年10月20日），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册，团结出版社2016年版，第2—3页。
(11) 孙中山：《民族的国民的社会的国家——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1906年12月2日），孟庆鹏编：《孙中山文集》上册，团结出版社2016年版，第4—5页。
(12) 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2017年印，第362页。
(13) 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12—313页。
(14) 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页。
(15) 来新夏等：《北洋军阀史》上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9页。
(16) 邹孟贤：《中国近代军阀的封建迷信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年第6期，第111—112页。
(17) 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2017年印，第81页。
(18) 孙中山：《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1924年1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