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独立日
星期一
7月4日
五月廿九
辛酉年
鸡年
7月4日（星期一），黄炎培控告信在《申报》《民国日报》刊登，激增上海市民对警察“野蛮”的坏印象［1］。这天气温骤升，当日最高温度达到94.6华氏度（34.8摄氏度），最低为72.7华氏度（22.6摄氏度），较去年同日升高0.9华氏度与2.3华氏度［2］。
因为昨天“再造共和纪念日”［3］适逢星期日，北京政府特定今日补休［4］，然而，这天上海市民印象深刻的却是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的消息早已刊出。当日，北方海军总司令蓝建枢暂时搁起北洋政府长期欠饷的烦心事，亲赴驻沪美总领事署道贺，命令早已下达，驻沪的应瑞、定安、江贞、湖鹗等军舰今日一律扯悬满旗，以志祝贺。淞沪护军使何丰林这天上午10时亲往美总领事署祝贺。江苏特派交涉员许秋帆也率属下前往道贺［5］。还有救国十人联合会这样的社会团体派出代表赴会庆祝，并悬旗志贺［6］，等等。
临近中午11时，四马路商界联合会会长、泰东图书局经理赵南公醒来，脑子昏昏沉沉的。年届三十九，酷暑导致的便秘困扰赵南公已有一星期了，一直挨到正午12时，他才起床。下午1时半，赵南公离开住处，照例是到不远的“泰东”去。
泰东图书局开在公共租界四马路（今福州路）124、125号，靠近山西路（今山西南路），也就是位于以青楼营生闻名沪上的昼锦里的西面［7］。这书局原是法政系人物谷钟秀等创办于1914年，在护国运动胜利后“能人”要赴京去占据要津，赵南公受谷同乡的委托接手。“泰东”编辑所则几经搬迁，从江西路到南成都路，再到马霍路（今黄陂北路）的礼和里4号，到这年初又迁到马霍路德福里220号，同样是地处公共租界。
马霍路德福里，位于跑马厅的西边。进入该里弄的一幢二楼二底房子，但见前前后后都堆积了“泰东”出版的旧书和旧杂志，这就是泰东图书局编辑所了。编辑所一楼设有吃饭用的堂屋，书堆杂志空隙处支了若干床铺，供校对和职员躺卧，厢房则安置了一名才华横溢的学医留学生，他正是一心编织文学梦，4月间随成仿吾来“泰东”入职，旋回日本，7月1日刚从福冈返沪的郭沫若。
向员工点头致意，赵南公悄然踅过厢房张望了一眼，看见郭沫若还在那里战高温，写译不辍，稍感心安。就在昨天，《时事新报·学灯》刊发《郭沫若启事》，宣称：“沫若从事文学的述作两年于兹，所有一切稿件，均署本名，不曾另用别名，今后亦永远抱此宗旨不改。”赵南公知情，郭沫若近日不忿于《新晓》主编王靖批评《小说月报》，却又嫁祸于沫若；更为可恶的是，王靖乘郭沫若不在之机，撬抽屉，取走《Love Lane》随笔等两篇旧稿。
——“王靖，这个‘王八蛋’！”赵南公心里暗骂。王靖是“泰东”人，《新晓》又是“泰东”旗下的刊物，“王八蛋”惹的事“泰东”必受连带。至于称他为“王八蛋”，说起来是既好气又好笑，那时王靖怕是中了梅毒，曾请某留日医生打了一支清血针，结果胳膊肿痛卧病一星期，数日里高声连骂“王八蛋”，事后人送外号“王八蛋”［8］。
来到自己的编辑室，赵南公落坐，略加思忖，招呼茶房问明王靖今日确实是外出做家教去了，于是，便果断让人通知郭沫若，还有负责出版的张静庐前来议事。俄顷，一位广额巨颅的青年轻扣畅开的房门，出现在门口。
赵南公赶紧起身相迎，有意从昨天介绍陈布雷与郭沫若、王靖认识说起——“沫若啊，可惜你另有约会，未去。”
——“昨日，确是受郑昌寿等人之邀，赴他们的会去了。”郭沫若胸宽身正，说话也是直来直去。
——“沫若，我听说你最近发表了一篇启事。”见对方对王靖之名并不无大反应，赵南公继续试探道。
——“今天《时事新报·学灯》还在刊登。”郭沫若照实回答，赵南公分明感受到对方的强项。
这时，张静庐也到了，话题自然切换到泰东图书局的发展方向。
赵南公主动提出——“决定将杂志一律停刊……专出单行本，审定权归沫若。并定将已出版各书一律由沫若审查一遍，如认为有价值者，一律改正定价，门售实价，否则仍旧。以后出书，以此为准。杂志停刊，继续编辑《创造》。”
这理应满足了郭沫若出版《创造》丛书的意愿，然而，郭沫若一味客气应付，坚持表示自己“仍欲回福冈译书”。
赵南公文诌诌地来了一句——“若如此，则非吾辈初意矣。”这其实是说到了点子上，郭沫若所以屈尊“泰东”，就是为了新成立的创造社。当月初“泰东”出版了郭沫若与钱君胥合译的《茵梦湖》，正广而告之，这不是一个良好的开头吗？
这时，门外传来响鞋的踢踏声，说巧不巧的，王靖一袭西服、一身香水地来了［9］。
赵南公并不隐瞒，照实将自己的决定告诉王靖。没承想对方也说《新晓》续办甚难，停刊甚佳。
于是，赵南公不失时机地提出审定书籍归沫若负责，“王八蛋”一时面露尴尬之色［10］。
一天风云散尽，赵南公安坐啜茗看报。
别看是书业老板，赵南公最为关心的却是时事政治。来自河北燕赵之地的他天生地带有一股亢爽豪侠之气，五四运动中被推选为全国各界联合会的上海代表，决非偶然。赵南公快速翻阅报纸：粤桂之战也就是南北之战，观点精辟［11］。现在看来，显见地是粤军占据上风，桂军正向钦州、廉州进发，企图控制入海口维持军火供应，为此粤军加意防守海滨［12］。陕西局势剑拔弩张，直系的阎相文率军进逼陈树藩，冯玉祥等陕军反戈一击，部分已经交火，陕西省长刘镇华以陕局决裂向北京政府提出引咎辞职［13］。夹在南北之间的两湖地区也不太平，鄂议员又在抒发救鄂的高见［14］。此外，北京教潮开始调停［15］，安徽学潮却因姜高琦7月1日惨死而又起风浪［16］，上月中旬皖地学生曾携姜的血衣到沪陈列，闻姜身受七刃、胸腹颈项洞穿，血迹狼藉斑驳，见者无不酸楚［17］。
中德协约正式发表，德国承诺放弃一切关于山东省所获权利、产业权与特权［18］，这又有何稀奇？归还我元明清的天文仪器［19］，太小儿科。德国肇祸的山东问题，小幡日使回国后，代理者照样执行日本政府直接交涉的要求，逼迫中国解决。英国报纸近日宣扬英日续盟［20］，更是包藏侵华祸心。
最牵动赵南公神经的还是苏浙省议员选举与米潮事件。南京初选投票，南乡发生抢票风潮，旋经某方面拿出数十块银洋了事［21］；镇江初选投票因选举人争先恐后进门投票，导致冲突斗殴，有数人被打伤，头破血流，又挤倒城隍庙后墙，压伤六人［22］；而嘉兴，因各区投票监察员全体辞职，7月1日16个选区都不能如期投票，仅有一个可照常投票的塘汇区，也是弊窦百出、意见纷歧［23］。
上海选举情况呢，也不过是五十步笑百步，说不定更为糟糕。明明有二三万选民，却仅有数千数百人拿到选票［24］，这究竟是谁在作祟？选举丑闻早有耳闻：商界总联合会董事张慕曾，那天在第一区投票所指挥轿夫作走马灯式投票［25］，因为时至傍晚5时半，时间已迟，轿夫不由入口处入、出口处出，在场回身投票，被监察员识破，将票扣住。张竟在外大骂，几欲动武［26］。
这时，茶房赶来传话——“赵经理，有电话找你。”
赵南公接听电话后，急匆匆地回转住处。朋友找他正是商议米潮对策——“米店罢市看来没有转圜之机，租界方一心要维护自己的权威，哪把上海人的生死放在心上，要解决吃饭问题还得靠我们自己。
”谈着谈着，二人渐成共识——“发起组织食米消费协社，这是解决吃饭问题的根本办法。”
想定就去做，于是，就拟写发起通告［27］。
米业全体休业进入第四天，祸因公共租界工部局而起，却殃及华界与法租界。
华界西门外的成兴、同兴等米店，以及南阳桥一带米店，这两日英法租界居民纷纷前来购米，尤以4日最为拥挤。因为——此前已经议定，7月5日还没解决办法，华界米店也一律休业，所以居住在华界的民众及苦力工人等颇为恐慌，纷纷拿着典当的衣物，或者是出重利借来的银洋钱文，前往各米店购买预备，以致各米店均已售尽［28］。
法租界米店无米却是照旧开业。前一天，法租界捕房总巡费沃礼派各探员前往各米店，婉言劝导“不要附和人家”。米店的回答众口一词：“存米售罄，无货应市。”探员回复后，费总巡下令：“即使没有米出售，也不可闭市，仍须照常开门。”［29］
就在米店大开而无米可卖的怪现状中，邓中夏［30］、刘仁静［31］进入上海法租界。早在三年前，邓中夏就结识了李达，当时李达是同黄日葵等人为反对段祺瑞政府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到北京大学联络［32］。有此友情，再暂住博文女校几日当无问题。而有了邓中夏做引导，刘仁静投止博文女校之路松快顺畅，一路上各色西洋景如同迎候这位意气风发的北大少年似地竞相寓目。租界城市建设确居中国的领先地位，只是街道还不甚清洁，弄口墙脚总见有瓜皮、冷饭等垃圾，苍蝇、蚊蚋孳生［33］，空气中还可能时时飘过淡淡的尿骚味。邓中夏、刘仁静是在少年中国学会年会结束的当天下午，离宁南下，乘沪宁线列车来上海的。与他俩同行的北大同学还有高君宇［34］，他也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
正是在高君宇的提议下，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将7月1日议题与第二天的互换。原因是北京会员黄日葵、邓中夏、刘仁静都没有到，而6月30日预备会议议定的第一天议题至为重要：学会宗旨及主义问题、信条问题、政治活动及会外其他活动问题、宗教信仰问题、征求会员标准问题、介绍会员问题。邓、黄、刘都是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高君宇需要他们一起协力来影响少年中国学会向左转。于是，将原定第二天会议议题提前了，讨论研究会问题。翌日（7月2日）上午，与会者到玄武湖的游船上，开始讨论宗旨主义问题及政治活动问题［35］。
会议争论激烈，南京会议延长到7月4日上午才结束。会后，恽代英乘船溯流而上，回湖北黄冈去了。恽代英虽然与陈独秀有联系，翻译《阶级争斗》更使其思想得到极大的提升，但是他组织的利群书社一度热衷搞新村运动，因此暂时没有被吸纳为共产党早期组织［36］。黄日葵与邓中夏同受李大钊的委托，并应少年中国学会成员陈愚生的邀请，要往重庆川东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参加暑假讲习会的讲演［37］。就在南京溯流而上，岂不便利？黄日葵理应没有南下上海，而回转上海原本就是邓中夏的计划，不能不归。高君宇6月间曾来沪通报北京教潮惨案情况［38］，熟悉上海，也知道刘仁静此行来沪负有重任，也就没有跟邓中夏、刘仁静同往博文女校。
分手前，刘仁静、高君宇二人约定，待上海事了后同游杭州西湖［39］。
少年中国，中国少年，这天由南京回沪的还有张闻天、沈泽民。
张闻天年长沈泽民一岁，但进河海工程专门学校读书却要晚一年。这两位青年相交莫逆，曾同赴日本东京学日文，年初又一同返回上海，一度同住在南成都路新乐里117号，与住在附近的李达交往密切，并结识郭沫若、成仿吾等［40］。沈泽民后经其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兄长沈雁冰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既而，去芜湖五中任教。而张闻天一度赴杭，与郑太朴同住西湖保俶塔下的智果禅寺，郑太朴赴芜湖后，张闻天不堪诸僧烦扰，迁寓杭州新市场。居杭期间，张闻天大读托尔斯泰、泰戈尔、罗素等人著作，又看圣经、佛学一类书籍，和平思想、博爱精神在心中升腾。五四运动后接触过马克思唯物史观，曾呼吁劳农界人起来革命、铲除士大夫阶级，并介绍过《共产党宣言》“十条纲领”的他，思想进步发生了曲折。这回到南京，与众多老友欣然相会。然而，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这尤其让张闻天默然沉思，他始终没有发言。
与张、沈一同返沪的应该还有杨贤江。自2月上旬受商务印书馆之聘担任《学生杂志》编辑，杨贤江致力于《学生杂志》的改造［41］，实有必要赶回上海。3月底，他曾与松社成员包括张闻天、沈泽民等同往龙华踏青赏桃花，彼此熟悉。少年中国学会南京会议的主义之争，对杨贤江触动极大，他在会上附和恽代英“最小限度一致”的主张，遭到黄日葵、邓中夏的反驳。既然会员思想差异如此之大，原想建立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分会，共同闭户读书的美好计划就此告吹［42］。
张闻天家在上海一江之隔的南汇县六团乡北张家宅（今上海市浦东新区川南奉公路4398号），算是本地人。虽因反对包办婚姻，张闻天与家里人一时断绝往来，但在上海有兼职有众多关系，还不至于找不到安身之所。沈泽民可去投奔其兄沈雁冰，杨贤江则移居上海已近半年。各有各的去处，于是，从上海火车站出来后，三人在夜幕中挥手告别。
注
［1］S：《这个警察》，《小时报》1921年7月4日。
［2］《昨日气候之报告》，《申报》1921年7月5日，第15版。
［3］1917年7月3日，段祺瑞在天津马厂誓师讨伐张勋复辟，后北洋政府定此为所谓“再造共和纪念日”。
［4］《专电一》，《申报》1921年7月4日，第7版。
［5］《庆贺美国独立纪念》，《申报》1921年7月5日，第14版。
［6］《美国独立纪念之庆贺》，《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4版。
［7］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上海指南》卷六，商务印书馆1922年9月版，第34页。
［8］张静庐：《在出版界二十年：张静庐自传》，上海书店出版社1984年版，第97页。
［9］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22、95页。
［10］《赵南公日记》1921年7月4日日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林甘泉、蔡震主编：《郭沫若年谱长编（1892年―1978年）》第1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84―185页。
［11］冷：《南北之战》，《申报》1921年7月4日，第7版。
［12］《粤桂战事记》，《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0版。
［13］《专电一》，《申报》1921年7月4日，第7版。
［14］《鄂议员发抒救鄂意见》，《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1版。
［15］吹万：《北京通信》，《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0版。
［16］《皖学潮之近讯》，《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1版。
［17］郝先中：《轰动全国的“姜高琦血案”》，《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6期。
［18］《中德协约正式发表》，《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0版。
［19］《德国归我天文仪器之经过》，《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0版。
［20］《英报之英日续盟议论》，《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0版。
［21］《南京快信》，《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1版。
［22］《镇江》，《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1版。
［23］《嘉兴》，《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1版。
［24］讷：《选举之观察》，《申报》1921年7月4日，第14版。
［25］《又一选举诉讼案》，《申报》1921年7月10日，第14版。
［26］《省初选场之形形色色》，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2日，第10版。
［27］《赵南公日记》1921年7月4日日记，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
［28］《米业反对领照举动之实行（四）》，《申报》1921年7月5日，第14版。
［29］《法界米店歇业现象》，上海《民国日报》1921年7月5日，第10版。
［30］“7月4日，由南京返回上海，继续与已到会的一大代表共商建党大事，并参与了一大文件的制定。”《邓中夏年谱》，《邓中夏全集（下）》，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706页。
［31］党史学界有一种通行的说法，认为南京会议后，刘仁静在南京停留两三天。此说依据似亦不足，本书所以将参加少年中国南京会议的中共一大代表回沪日期系于此日，旨在彰显与会代表参加中共一大的迫切心情。
［32］周可、汪信砚：《李达年谱》，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3页。
［33］钟：《清洁街道之方法》，《申报》1921年7月28日，第15版。
［34］“7月中上旬，少年中国学会南京年会结束后，高君宇和刘仁静等一起赴上海。”刘思荣：《高君宇年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党史资料》第59辑，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171页。
［35］《南京大会纪略》，《少年中国》1921年第3卷第2期，第44―58页。吴小龙：《少年中国学会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109―118页。
［36］李良明、钟德涛主编，彭卫、姜术俊、游鹏程、李俊、王海兵编写：《恽代英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82―194页。
［37］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编：《黄日葵文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38］王新全、徐鹏堂主编：《1921年的故事》，延边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39］刘仁静回忆：“‘一大’后，我同高尚德（高君宇，引者注）一起游西湖时，曾碰到过毛泽东，他穿着长衫，手里拿着一把雨伞。”《访问刘亦宇谈话记录（摘录）》，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编：《北京革命史回忆录》第1辑，北京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页。
［40］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编、张培森主编：《张闻天年谱（修订本）》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版，第19、21页。
［41］杜学元、吴吉惠、范琐哲等撰著：《杨贤江年谱长编》，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05、209页。
［42］金立人、贺世友：《杨贤江传》，光明日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7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