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理念与研究方法

路越走越远
——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体会

□罗宗强

我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但是如何研究，却至今仍在摸索，而且我也不知道自己今后的研究路子是什么。我想，大概只能是走走，看看，想想，再决定如何往前走。这走走，看看，想想，再往前走，就是我的一点体会。

一

治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与治中国古代文论，有同也有不同。二者都要研究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这是同的地方；除此之外，文学思想史还要研究文学创作所反映出来的文学思想，这是不同的地方。治古代文论的人多，治古代文学思想史的人少，开始的时候，我便想用研究古代文论的方法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国内研究古代文论的人，大抵有两种类型，一种是治文艺理论出身，另一种是治文学史出身，前者更重理论而后者更重史。就是说，研究同一问题，前者更重理论的阐释而后者更重史实的清理。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大抵是如此。我是从理论开始的。我想首先弄清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的各种理论范畴，然后再弄清各种文学思想的理论体系。我就选了二十来个常见的理论范畴，如兴寄、兴象、意象、气、风骨、势、体、神韵、境等等，多方收集资料，仔细辨认思索，想要考其原始，释其内涵，辨其演变。而采用的方法，大抵只是归纳法。例如风骨，只是把与风骨有关的材料收在一起，归类排比，看有多少种含义。这样做了很长一段时间，资料收集了不少，有些范畴的资料可以说已经相当齐备。但是弄来弄去，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缺少什么呢？缺乏历史实感。古代的文学理论，原本应该是活泼泼的，有它们丰富的历史内涵。打个比方，十几年前我们文学界提出“反思文学”这个概念的时候，背后是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文化背景！以今推古，道理相似。每一个古代文学理论范畴的提出，都有它们的社会审美心理、创作倾向的变化等等复杂原因。离开了这些原因，仅从资料的摘录排比来阐释这些范畴，便把这些范畴的丰富的历史内涵舍弃了，把它们变成一堆僵化的东西。经过再三思考，我决意放弃这一路子，而改为研究文学思潮的演变。

于是我便从“论”转向“史”，搞断代文学思想的研究，从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开始。我力图探讨这一时期文学思想发展的不同段落和各个段落的文学思想风貌、特点，它们的出现和消失的原因，还有演变的轨迹。而采用的方法，则是非常笨拙的。从读史开始，正史、杂史以至史评和当代学者有关唐史的论著，凡能找到的，都一一找来读。然后又是读这个时期的集子，有关作家的传记资料、谱录等等，努力还原（或者说在史料提供的基础上想象）各个历史段落的社会风貌与作家群落。在这样一个基础上，再研究每一段落的文学思想。

可以说，我把很大精力放在对文化背景的了解上；同时，为了比较不同段落审美情趣、艺术追求的差异，我用了很多精力在审美鉴赏上。隋唐五代文学思想，主要是从诗文创作倾向的变化上反映出来的，而诗文创作倾向的变化，不细致地做审美的判断，便不易觉察。当然，我也注意作家心态的变化与文学思想变化的关系，考虑政局的变化、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社会环境的变化对作家心态的影响。但是，所有这些还是一种比较粗糙的联系，带着印象式，还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对作家心态变化的研究上。待到我接着撰写《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史》时，作家心态的研究便成了主要的内容了。

可能是魏晋士人心态的巨大变化吸引着我，使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印象：不研究士人心态的演变轨迹，是很难阐释文学思想发展的主要原因的。于是我又改变了我的研究路子，集中精力研究士人心态。这就是我撰写《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一书的原因。

影响士人心态的原因甚为复杂，例如政局的变化。中国的士人，与政治有着甚深的联系，政局的变化往往可以改变一代士人的心态，例如东汉末年的党人事件，魏晋禅代之际的杀何晏、夏侯玄以及杀嵇康事件，都引起了士人极大的心灵震撼。司马氏为什么要杀何晏、夏侯玄，杀嵇康，而不杀阮籍？为什么向秀要入仕晋室而又要写《思旧赋》？这里面涉及中国士人与政权的复杂关系的许多问题。研究这些事件中士人的各种反应，推测他们的心态，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文学思想的变化，无疑是非常有帮助的。

又如，社会思潮对于士人心态的变化亦影响至巨。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仿佛是一种无法阻挡的历史力量，把士人不知不觉地卷了进去，而卷进去之后，他们心态的变化又进而煽起该思潮的发展。玄学思潮就是一例。玄学思潮的出现，其实是一个漫长而必然的过程。它随着经学学风的变化就已经开始了。经学学风的演变，事实上是慢慢地改变着士人的思想方法，从实证走向思辨，为玄学的出现奠定了基础。而经学束缚的解除、自我意识的活跃，在社会生活中提出了许多需要做出理论回答的问题，现实的需要催促着玄学的出现。而人物品评发展到清谈，又为玄学思潮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很容易被士人普遍接受的方式。所有这些，都使玄学思潮的出现成为水到渠成之事，不知不觉而又不可阻拦。它出现之后，便改变着一代士人的生活方式、生活情趣。

又如，不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教养，与士人心态亦关系甚大。研究闻喜裴氏和琅玡王氏的许多代表人物，便可以发现，同一家族的不少人，心态有许多相似处。魏晋时期，家族文化实为决定士人心态之一重要因素。而对同一事件之不同心态反应，又往往因所处境遇不同而不同。刘琨和王衍死前对于西晋玄风的反思，就与南渡士人对于西晋玄风的反思有不同处，而他们在元康时期都同样是玄风的积极参与者。

上面这些，事实上涉及许多领域的问题，例如历史领域和哲学领域的不少方面。而我的史学修养和哲学修养原本又都极差，于是只好从头学起，阅读有关这些方面的研究论著，而更主要的，是从士人心态的角度清理史料，对一些事件的方方面面做认真的思考。在研究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的时候，我读各种各样的史籍，目的只在于对历史发展的各个段落的社会风貌有一个具体的印象。虽然阅读的范围很广，有关唐代的史籍能够找到的都找来读了，但是读的着眼点，只在于把它们作为文化背景资料，在形成社会风貌的印象之后，与其时的文学创作实际相联系，并不对某一具体事件做深入的探讨。研究士人心态就不同了，它涉及的是一些非常具体的事件。这些具体事件不弄清楚，士人心态便无从谈起。而由于存世魏晋史料的缺乏，现存史料又真假混杂，给弄清事实真相带来许多困难。有时同一事件，各种史料的叙述差别极大，只靠史料本身的排比归纳是无法解决问题的，需要从各个角度对史料做周密的考析。有一些牵涉较广的事件，还要追索它的发展脉络，了解它的发展过程。例如，弑高贵乡公曹髦事件，牵涉晋初士人心态的许多问题。这件事为什么直到十年之后还被提出来，并被卷入入仕晋室的名士群体与司马氏心腹的激烈斗争中？在这事发生的当时，司马昭为什么要做那样原则上自相矛盾、依违两可的处理？为什么既杀成济又奖励贾充，既给王祥、司马孚加封又给王沈升官？为什么杀王经的四年之后又下诏褒扬他？这些行为的背后，反映着晋初名士群体的一种重要心态，也反映着司马氏在处理名教问题上的两难境地。在这两难境地中，只有一种无可选择的选择，那便是依违两可。这种依违两可，后来在司马炎的许多施政措施中都出现过。而这依违两可又导致了政失准的，政失准的对西晋一朝的士人心态又产生了深远影响，等等。不把牵涉这类事件的所有可以找到的材料都找出来认真分析，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说了这些琐碎的事，是想说明，这离我当初从阐释理论范畴入手研究古代文学思想史，已经距离颇远了。十多年前，当我研究理论范畴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心态研究这种搞法。路走得离原来的出发点实在是太远了。但是，我想，这是不是就与古代文学思想史的研究疏远了呢？正好相反，我觉得对于同一时期的文学思想的认识更有历史实感了。绕了这样一个大弯，再来搞文学思想史，我感到更具体，更真实，更充满了历史的活泼泼的生命。

我还想说明，研究的路子不会是一成不变的。走走，看看，想想，该怎么走就怎么走，大可不必守住一种研究方法、一条研究路子以定终身。别人的研究方法、研究路子，只是作为自己的参考，不必照搬。各人的气质不同，学养不同，研究对象的特点不同，各人有各人的方法、各人的路。走自己的路，既不必畏惧也不必徘徊。当然要尽量少走弯路，但万一走了，也不必烦恼，改过来就是，关键在于要清醒地对待自己的研究工作，走一段之后静下来想一想，以决定下一步怎么走。

二

古代文学思想史既是史，重视史实的还原与把握；又是一门理论性很强的学科，重视理论分析。如何处理好论与史的关系，一直是这一学科很难处理又必须处理的问题。

从事这一学科的研究，没有较好的理论素养，是很难有高层次的成就的。当然可以从事某些史料的整理，比如说，一辈子校勘一部书，弄得很精。这当然有很大贡献，为他人的研究提供可信的资料依据，但它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思想史研究，充其量只是文学思想史史料学的工作。文学思想史（或者古代文论），它要研究的是理论现象，离开理论，是说不清楚的。但是对于理论素养如何理解，却存有不同的认识。我以为理论的最根本的训练，应该是训练思想的敏锐性、思维的严密性和明快地把握问题的能力。如果理论训练的结果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用现成的理论框架去套文学现象，那应该被认为是理论训练的失败。

但这个学科又属于历史科学中的一支，离开了史料，它就不可能存在。应该充分占有材料，研究一个问题，力求做到材料的详备，虽不能做到“所藏尽于此矣”，但至少应该力所能及地收集齐备。有的青年同志重理论，往往从他人研究成果中转引史料，这是非常危险的，应该自己收集，自己整理。在这方面没有下苦功夫、笨功夫，不可能成大气候。这些都是老生常谈了。我觉得还有一点往往为人所忽略，那便是资料的使用问题。因为这一学科涉及面广，文学思想的发展与哲学思想、艺术思想、宗教思想等等有关系，当然也就存在着如何选择和解释这些方面的有关材料的问题。一种简单的最常见的方法，便是从字面联系上比附材料。这当然是一种省力的方法，但是它不可能说明文学思想与这些相邻学科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些相邻学科如何影响文学思想，是非常复杂的，它往往是一种观念、一种情趣、一种人生境界的影响，材料的选择与分析当然应该从这种内在联系上着眼。这才是真功夫。

文学思想史是一个既充满思辨色彩而又充满感情因素的学科，没有较强的审美感受能力，要深刻理解文学思想现象是不易做到的。有意识地提高审美感受能力，对研究的深入或许会有帮助。

前面说过，我对这个领域的研究至今仍在摸索之中，知之甚少。这些肤浅的见解，必定贻笑于方家。我能说的唯一一点经验，就是我在涉足自己的研究领域时，虽步履艰难而始终感受到无穷乐趣，这或者就是甘于寂寞的力量之所在。

（原刊《文史知识》1990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