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美味，有时还营养

除了租金低廉，我那个没有窗户的阁楼还有一个当时没有预见到的好处，那就是没有厨房设施。吃饭这件事就成了一次探险。咖啡馆、小酒馆以及啤酒馆提供便宜的餐食，通常都很美味，有时候还很有营养。还没有哪个放荡不羁的文人有厨房呢，巴尔扎克、雨果、福楼拜、缪塞、莫泊桑就绝对没有，更不用说那些女作家，她们绝对不会想要做饭、买菜或打扫厨房。

有计划地规划外出成为必要之举。我开始忙着草拟一份美味清单，打算在小酌或狂饮中观察世界。在这些美食地，过去似乎唾手可得，一种美味的、引发人们遐想的历史等着你去探究和消费。可选的地方似乎有无限多。

例如，存在主义者在圣日耳曼区的聚集地，我略过了游客常去的双叟咖啡馆（Aux Deux Magots）、花神咖啡馆（Café Flore）和利普酒馆（Brasserie Lipp），而是一周去几次小圣伯努瓦（Le Petit Saint Benoît）。它从那时起到现在一直都没什么变化，还在营业，是左岸的一个地标。没变化，指的是自餐厅创建于美好年代[1]以来，菜单、面包和粘牙的葡萄酒一直是原来的样子。笔直的通道两旁是铺着桌布的木质双人餐桌，餐桌之间挨得很近。有一个挂着的黑板，一个设有很多小隔板的橱柜里放着普通的餐巾纸。服务生飞快地用抹布擦掉桌子上的食物碎屑，潦草地记下你点的脆生菜沙拉、绿胡椒牛排和一杯红酒或白葡萄酒，然后高声喊叫起来。餐厅里弥漫着各种食物的味道：大蒜和煎洋葱、煮熟的鱼和牛肉火锅（pot au feu）、烤猪肉和香烟。煮熟的土豆和鲱鱼浸泡在植物油里，不是海明威在《一座流动的飨宴》（A Moveable Feast）中写的那种可以用面包擦着吃的橄榄油，不过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也许20世纪20年代和现在不同，我对自己这样解释。不管怎样，谁在乎海明威是不是更愿意记住橄榄油呢。

右岸也有很多浪漫的去处。烟雾笼罩的玛黑区依然不是时髦之地。在一条特别阴暗、破旧的街道上，藏着一家当代的奇迹宫（Court of Miracles），它就是小伽夫洛什（Le P'tit Gavroche）餐厅。在这家阴暗、古旧的小酒馆里，砖质地面踩上去黏黏糊糊的，相比而言，我对那里的食物倒没多少印象。但茶色的内部空间和它富有文学性的名字造就了它。在雨果的《悲惨世界》中，小伽夫洛什唤起了街头流浪儿的英勇气概。他是个衣衫褴褛的乞丐，热爱任何能塞进嘴巴里的吃食，包括小酒馆的那道白汁小牛肉——加了几撮面粉的酱汁更黏稠了。我爱这道菜，肉块以及一切。

伽夫洛什和雨果都住在这附近。雨果住在孚日广场（Place des Vosges）的一栋豪华别墅里，伽夫洛什则藏身于巴士底广场（Place de la Bastille）的一个巨大的千疮百孔的纸制大象里，那部有名的小说对此有所描述。很多年来，雨果最爱的巴黎就在玛黑区，很快，这里也成为我的最爱、我的新家——一个配有电炉和室内水管的小小公寓。敲敲打打和翻新改造也没能阻止我的美食探索。

在我那份不断拉长的餐厅清单上，不久前才熠熠生辉并充实了我华而不实的想象力的，是位于市政厅码头（Quai de l'Hotel de Ville）的特鲁米洛（Troumilou）。它在市政厅往东100码（1码=0.9144米）的地方，可以称为“苍蝇馆子”美食街。白领和蓝领都爱往这儿来，屈尊坐在这里的深红色塑料长凳上。特鲁米洛现在已经没什么辨识度了，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它那发黄的墙壁、一个能粘苍蝇的复写本，人人皆知啊。厨房供应黏糊糊的动物油脂。一拨接一拨的顾客用香烟和烟斗消磨时光，手指一扬，烟雾袅袅升腾，掠过墙面。食物似乎挺有味儿，尽管所有的食物——芹菜根沙拉、焖兔肉、诺曼底苹果挞和家酿的葡萄酒——都带着一股烟味。这种情况在今天的很多巴黎馆子并不鲜见，烟瘾成了这些餐厅招聘厨师的前提条件。如果在洋葱汤里发现一只苍蝇、一根头发，或看见一群甲虫匆匆爬过壁板，法国人的表演才能——一种未被承认的本土特产——就会立即发作。

位于右岸的内陆，往里去，有一家夏蒂埃肉汤店（Bouillon Chartier）。很久以前，这里曾是世界博览会的展览地，直线排开的黄铜灯也为餐厅增色不少。夏蒂埃是各行各业人常去的大食堂，接待对象包括工薪阶层、背包客以及来自蒙马特区和格朗大道的站街女。我一直猜想，在我成为夏蒂埃的常客之前的一百多年前，左拉和他作品中的娼妓女英雄娜娜的现实原型，或者遭遇性压抑的象征主义画家古斯塔夫·莫罗（Gustave Moreau）和他那些面目不清的同伴，一定都曾光顾这里。这番猜想无疑给用餐增添了不少滋味，我会不自觉地大嚼烤过头的土豆和鸡肉，至于食物的口感和转瞬即逝的味道，就没那么紧要了。

到了拉丁区的餐厅，气氛骤然不同，主要是这里弥漫着各种烟熏火燎的烟草味儿。我一边咳嗽，一边被呛出眼泪。我有时候跟着一群大学生涌进王子殿下街（Rue Monsieur le Prince）的波利多（Polidor）餐厅那间不通风的餐室。伍迪·艾伦在其怀旧风格的电影《午夜巴黎》（Midnight in Paris）中将这家餐厅美化了。

穆夫塔尔街上的小酒馆，19世纪

浪漫时代的摄影先驱菲利克斯·纳达尔（Félix Nadar）就住在这条街上，门牌号是四十五。波利多餐厅所在的位置曾经是另一家餐厅，纳达尔就是在这家餐厅吃牡蛎，吃了连续几个月。艾伦知道这些掌故吗？

我不记得三四十年前，像波利多这样的学生党聚集的餐厅菜单上有牡蛎。接着是2007年允许在室内吸烟之前的那段日子，在巴黎吃饭，很容易就忽略盘子里的食物。吃什么、喝什么，并不等同于用餐体验。吊人胃口的词儿“foodie”（美食家）以及令人作呕的“foodista”（吃货，其实与前面那个词儿一个意思）都还没出现呢。烹饪高级菜肴的米其林星级餐厅的外面也很少见到令人讨厌的酒鬼。我呢，既没有门路，也没有欲望进这样的餐厅。

作为美食殿堂的巴黎，尤金·布里夫（Eugène Briffault），《巴黎餐桌》（Paris à Table），1846年

这座城市的每个区都认为自己领地上的几家餐厅无与伦比，尽管它们的名望有待考证。“巴黎特色”意味着手写的、油印的菜单上标注着餐厅的创建年份，通常都在19世纪，那是巴黎餐厅的黄金年代，拥有令人垂涎的谱系。

尽管我并不打算惠顾，但还是圈出了这些从几个世纪的历史中走来的高档餐厅。晚餐时分，我有时就站在这座城市的美食朝圣点前，想象自己要吃什么，可能会遇到谁。塔耶旺（Le Taillevent）是一家以法国第一位明星厨师和烹饪图书作家命名的餐厅，它是如此高冷，如果你没有正确着装，甚至都不能靠近它。我在巴黎居住超过十年之后，才去那儿吃了顿饭。

另一家位于码头的著名豪华餐厅伏尔泰（Le Voltaire）让我禁不住臆想，超级浪漫主义的引诱者，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阿尔弗雷德·德·缪塞（Alfred de Musset）曾在这家餐厅的某个黑暗角落里，握着乔治·桑那双著名的小手。这个情意绵绵的地方曾经并且现在依然在伏尔泰的故居里。伏尔泰是个讲究吃喝的人，他在完成《老实人》和其他几部伟大作品之后，死于旧制度的暮年时期[2]。我这样的臆想是合理的。假如缪塞和乔治·桑没有选择伏尔泰餐厅，那么，由此顺流而上几个街区的拉彼鲁兹（Lapérouse）则很有可能成为他们的选择，这是一家更加古老、美丽的餐厅。乔治·桑在追逐享乐方面可算得上毫不迟疑，她住在伏尔泰餐厅和拉彼鲁兹之间的一处雅致公寓里。在我还是单身汉的日子里，只有一次踏足过一家米其林餐厅，还没等我打量四周，就被请出去了。在这样的地方吃一顿饭，就足以花光我一个月的房租。巴尔扎克笔下的悲剧英雄吕西安·德·吕邦泼雷（Lucien de Rubempré）也是因为在巴黎维里（Véry）餐厅的第一顿饭而山穷水尽的。

[1] 指法国历史上的一段时期，即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1871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在和平的环境中，工业、科技、文化都有长足的进步，故被称为“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

[2] 指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