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汽车海归成长的故事

灿烂人生

赵福全

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都不尽相同，地位、权力、财富都可以作为评价成功的标准。成功也是相对的，与其追求地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财富有多少的辉煌人生，不如去享受丰富多彩、厚重饱满、充满阳光的灿烂人生。只要对社会有贡献，自己有成就感，生活开心踏实，就是成功的人生。

人生，其实是一个不断追求梦想的过程，考上梦想中的学校，从事梦想中的职业，获得梦想中的财富，找到梦想中的爱人，住进梦想中的美屋，游历梦想中的国家，开上梦想中的名车，吃到梦想中的美食……有梦想，才会有追求，到了八十岁，只要心中还有梦，也会把广场舞跳好。

可以说，梦想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人们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实现了自身价值，得到了应有回报，同时给社会做出了相应的贡献。

赵福全，就是一位执着的追梦人，为了心中的梦想，为了广阔的天地，为了更大的舞台，为了创造更多的价值，不惜冒险，不辞辛劳，不断“折腾”，虽千万人吾往矣。

他的故事，从东渡日本开始。

人生转折

时也，运也，命也！

如果不认识刘大伟，赵福全的人生轨迹或许会是另外一番模样。

时光回到1984年，此时刘大伟是吉林工业大学[1]的一名助教，赵福全是吉林工业大学内燃机专业大三的一名学生。

有一天，刘助教对赵福全说：“你很优秀，不应该满足于在国内读研，应该争取出国，到国外，见识会不一样，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机会也更多一些。”

刘助教视野颇宽，也很有见识，他妹妹就在国外留学。

在那个年代，没有网络，信息闭塞，“出国”意味着什么，对大三学生赵福全来说，是没有任何概念的。

赵福全能有今天，是因为他是一个敢为梦想去“赌”的人，总想干点与众不同的事，并且愿意为此去“折腾”。刘助教的这些话，无疑点燃了他那颗不安分的心。20出头的青年，对世界的憧憬，是可以压倒一切的，他要去试一试。

那时，赵福全已经获得了保送研究生的资格，在本科生都属凤毛麟角的20世纪80年代，能够保送读研究生是一件十分难得的事情。他去学校咨询了公派出国读研究生的相关规定，得到的答案是，要参加出国考试就要放弃国内的保研机会，还必须考第一，因为仅有一个公派出国读研究生名额。

是接受保送研究生，还是去追求虚无缥缈的出国梦？赵福全遇到了人生中的第一次重大选择。

人的一生，选择无处不在。有些选择无关紧要，而有些选择将直接影响未来的发展。很多时候，不是你的能力决定了你的命运，而是你的选择改变了你的命运。

有必要自断后路，破釜沉舟吗？

多年后，赵福全说过一句金句：“一个人想把事情做成功，需要有‘三识’：既要有知识，还要有见识，更要有胆识。”知识、见识可以培养，而胆识，通常是与生俱来的。赵福全无疑是个胆识十足的人。

一个被梦想和野心驱动的人，总能想方设法克服困难达成目标，他会极度自律，朝练暮习，殚精竭虑。他不是想赢，是必须赢。

终于，赵福全得偿所愿，考上了公派留学生，并在日语培训时获得了留日奖学金，成为一名国家公派、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资助的留日学子。

一切才刚刚开始，赵福全无从知道，也未曾想过，自己的人生画卷将如何展开。

融入圈子

在赵福全家里，有一只东方红牌皮箱，每次看到它，都会让赵福全想起那些充满了希望、充满了激情的留学岁月。

23岁的赵福全，提着这只从沈阳联营公司买来的皮箱，东渡日本，入学广岛大学，成为一名穷学生。

那时的他是真穷，手上没有任何积蓄，每月拿到的1100美元的奖学金，除了支付生活费以外，还要存钱给家里买电视、冰箱、洗衣机等“四大件”。

20世纪80年代，正值日本经济发展的巅峰时期，仅东京一地的年国民生产总值（GDP）比我国全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还高，小汽车早已是家家普及的代步工具。

可是赵福全连小汽车都还没有摸过，在大学学了四年汽车内燃机工程，也不过是在纸上谈兵，如果能够亲自驾驶，对车的功能和性能的感受肯定会完全不一样。比起“四大件”，他更想拥有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

赵福全觉得自己除了缺钱，其他啥都不缺。

初来乍到，赵福全不得不面对文化的差异、语言的挑战和生活的压力，他在国内只学了八个月日语，读写还凑合（日语里的许多字和中文的汉字差不多），听说差距就很大了。赵福全十分清楚，要想在日本生存下来，就必须过语言关，否则一切都免谈。

学语言最好的方法是与日本人交上朋友、打成一片，用现在时髦的说法叫“混圈子”。在语言不通、听不懂别人说话的时候，混圈子一点都不好玩，感受更多的是一种痛苦和煎熬。为了学口语，赵福全硬着头皮跟日本同学一起做实验、吃饭、喝咖啡……默默地参与，感觉自己就像一个无声的“跟屁虫”。

赵福全跟随日本同学去打保龄球，土里吧唧的，完全不会打，他不怕被人笑话，厚着脸皮去请同学教自己，打完球又跟着他们去吃烤肉自助餐。日本学生总会找到一些又好玩又便宜的地方，他没有车，如果不跟着去，无论如何也不会知道还有这种场合、这类活动。

吃喝玩都要产生费用，对于数着钱花的穷留学生来说，这确实是一个很难的选择，但在取与舍之间，赵福全选择了融入。到日本就是为了融入日本社会，不去跟日本人打交道，来日本留学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只是跟中国留学生混在一起自娱自乐，还不如在国内待着。

时间一长，日本同学接纳了他，也不把他当局外人看待了，出去玩都叫上他，做实验会帮他，缺什么会借给他，毕业时会送他一些家具、电器之类的东西，交往深的还会把他带到家里，介绍给自己的父母和其他家人认识。

在这种环境中，赵福全的日语水平进步很快，对日本文化的理解也更为深刻。

时过境迁，25年以后，赵福全到清华大学任教，时任本田全球技术副总裁（现本田总裁）三部敏宏先生通过朋友找到他，并相约在北京见面。三部敏宏是赵福全在日本读研究生时的学长，也是一起打保龄球、吃烤肉的朋友。再聚时，当初意气风发的青年已是略微发福的中年大叔，两人热情拥抱，都为彼此的成就感到自豪，相互用日语调侃。

赵福全：“我那时日语不好，幸好他没欺负我，否则现在肯定没的朋友做了。”

三部敏宏：“那时候连日语都讲不好的赵君，没想到现在干得这么好。”

流利的日语，跨越国籍的朋友，都是拜当初“混圈子”所赐的收获。

地球是平的，沟通、合作和友谊是人类共同的本性，只要尝试理解和接受彼此，生命一定会更快乐、更美好！

梦在别处

两年以后，靠省吃俭用积攒的奖学金，赵福全买了一辆属于自己的小汽车，大约花了2000美元。那是一辆日产牌二手轿车，他选了自己最喜欢的红色。这是赵福全人生中的第一辆车，为此，他开心了好久。

有车以后，逢年过节，交往颇深的几家日本朋友会邀约赵福全一起去爬富士山、泡温泉、赏樱花，游览各地的名胜古迹，领略不同的风俗习惯，日子过得开心充实。

此时，赵福全已经成家，妻子也是一名中国留学生，一切都按部就班，舒适安逸。

然而，赵福全骨子里的“不安分”天性，决定了他不会满足于过平淡安稳的小日子，他一定会走出舒适区。

那时，出国梦可以简称“美国梦”，人们普遍认为到美国留学是最高境界、到美国打拼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功。没有人能超越自己的时代，赵福全也是出国大潮中的一员，来日本留学是国家选派，自己无法选择，他的梦想之地是美国，他盼望着有一天能去美国工作和生活。

为了梦中的“橄榄树”，赵福全始终没有放弃学习和使用英语，他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都是用英文撰写的，这还引起了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一位日本教授的不满，认为这是对日文的轻视，他责问赵福全：“你的日语这么好，为什么在日本学习却要用英文来写博士论文？”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一个外国教授，怎么能理解自己的抱负呢？赵福全用沉默代替了回答。

在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以后，赵福全开始寻找去美国的发展机会，可是一直没能如愿。

此路不通，换条路再试试。赵福全选择了“曲线救国”，申请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研究员，他认为有了在英国的科研经历，去美国的机会可能会更多一些。

可是一旦跳出舒适区，便走上了一条没有回头的路，赵福全的心情变得复杂起来。留在日本，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和顺理成章，为什么非要选择“曲线救国”来折腾自己呢？去英国还要面临夫妻两地分居这一现实问题……

最终，赵福全还是选择了去英国，这让他对妻子心生愧疚。“世间安得双全法，不负如来不负卿。”仓央嘉措的诗正是此时此刻赵福全的心理写照，要去追求梦想，只能舍弃眼前的儿女情长。

再次起航

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做研究员，相对比较轻松。工作之余，赵福全几乎逛遍了伦敦大大小小的博物馆，欧洲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都让他深受触动、感慨万千。

面对发达国家的辉煌与领先，赵福全不免有些英雄气短，作为一个怀揣汽车梦的青年，羸弱的国内汽车产业放不下他的抱负，到美国去发展、圆梦成了他此时最大的精神寄托。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赵福全何曾想到，有朝一日，他会回到中国，不仅直接领军自主研发大业，自己的战略思想也影响到了汽车产业未来的发展，更出乎意料的是，25年后，他能成为总部设在英国的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主席。

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曲线救国”的战略正确，赵福全获得了以工作签证（H1）去美国韦恩州立大学（Wayne State University）做博士后的邀约。这种直接以工作签证去美国的机会，对于想到美国长期发展的人来说，无疑扫清了诸多身份上的障碍。

博士后听起来高大上，其实不过是暂时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不得不继续留在学校做一段研究的“待岗”博士而已，薪酬、福利都不高。

但对赵福全来说，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多年的“入美发展战略”终于得以实现，还有什么能比这个更令人开心的呢？

偏偏在这个时候，上帝给他出了一道难题。

原来赵福全在寻找赴美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试着申请了日本工业大学的副教授职位。这是一个终身教职，对于当时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也是一个极其难得的好机会，业绩优异的他竟然真的拿到了这个职位，只不过这个惊喜姗姗来迟，几乎与韦恩州立大学的offer（录取书）同时摆在了赵福全的面前。

比较起来，韦恩州立大学和日本工业大学各有千秋。论收入，在韦恩州立大学做博士后肯定无法与在日本工业大学当副教授相比；论生活，在日本工业大学做副教授肯定会十分体面、稳定和舒适，况且妻子还在日本工作；论发展，韦恩州立大学地处美国汽车城底特律，虽然只是从博士后起步，但后续的发展极具想象空间……

何去何从，赵福全迷茫了。

他徘徊在绿草如茵的公园里，呼吸着清新怡人的空气，他想到用掷硬币来做决定，第一次，硬币告诉他，应该去日本，他告诉自己，这个不能算，要掷三次才行，结果后面的两次，都是去美国。

他又去征求朋友们的意见，在英国工作稳定的朋友建议他去美国闯天下，还在打拼的朋友劝他回日本过稳定、舒适的日子，貌似每个人都说得有道理，真是越咨询，越迷惘。

犹疑之际，妻子说话了：“你不是一直想去美国发展吗？为什么机会来了，反而犹豫了呢？可能这一段时间你的身心都很疲惫，但就此回到日本，凭我对你的了解，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后悔的。”

一语惊醒梦中人，他不能做“叶公好龙”式的人物，围棋高手走一步看三步，只有低段棋手才走一步看一步，选择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而放弃“虚无缥缈”的梦想，这是很多人的选择，但不是他的选择。

赵福全提起东方红牌皮箱，再一次起航了。

教授梦殇

世事无常，如果不是因为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赵福全大概率会在韦恩州立大学做一辈子教授。此刻，赵福全历经艰难实现的美国梦，也不过是换一个地方当教授而已。可见他的“鸿鹄之志”也是随着各种机缘巧合才逐渐完善起来的。

赵福全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无论是学术成果还是科研经费都有了可观的积累，他对留在韦恩州立大学充满了期待，盼着系里有位置空出来让自己能“转正”，获得韦恩州立大学的正式教职。

好不容易等来了正式教职的空缺，他也积极参与了面试考核的全部环节，但终因资历等多种原因，这个职位“花落旁家”。

赵福全十分沮丧，心灰意冷中，想到了离开。

韦恩州立大学坐落在美国著名的汽车城底特律，近在咫尺的美国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大汽车公司正发展得红红火火，赵福全有许多朋友在三大汽车公司工作，大家相聚时，也会聊起公司里的各种逸闻趣事。

赵福全有一位忘年之交Harrington先生，他是通用汽车研究院的资深发动机专家，十分熟悉三大汽车公司的情况，老先生也是赵福全主笔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汽油机直喷技术》的第二联名作者，对赵福全的能力及个性非常了解。

Harrington先生建议赵福全考虑福特汽车或克莱斯勒汽车，不用考虑通用汽车，因为通用汽车人才济济，去了很难熬得出头。他给赵福全介绍了一位做技术战略的Asmus先生，说此人是克莱斯勒汽车公司的技术智囊，非常有水平，在底特律的圈子里有很高的威望，建议赵福全发封邮件去问问他，看克莱斯勒是否有用人需求。

邮件发出去一周后，赵福全收到了面试邀约。

Asmus先生和他的老板Moore先生亲自面试了赵福全。原来这位Asmus先生（当时55岁）是在为自己挑选接班人。在面试的过程中，赵福全了解到这份工作要求知识面广、专业扎实、沟通能力强，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战略眼光……对于当时的赵福全来说，这个职位太具诱惑力了，就像是为他量身定制的一个梦中工作呀！

在面试结束回家的途中，赵福全接到了Asmus先生打来的电话：“你愿意来我手下做事吗？”

在那一瞬间，赵福全激动得声音都变得有些颤抖：“愿意，非常愿意！”

“那你有什么特殊要求，比如工资、待遇？”

“没有，只要能在您手下工作，给多少工资、什么级别都行。”

格局决定了一个人为人处事的分寸，赵福全不会因为对方想录用自己就不知深浅地提出条件，有时候好机会也会因为细节的纠缠而失之交臂。当然，他也相信克莱斯勒这种国际化大企业，有一套完整的薪酬体系，不提要求也不会亏待自己。

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如果不是失去了韦恩州立大学正式教职的机会，赵福全也不会考虑离开高校转战企业，自然也不可能得到Asmus先生的面试机会。

一切过往，皆为序章，他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拓展边界

1997年4月，赵福全正式入职克莱斯勒，跟着Asmus先生做动力总成领域的产品与技术战略。

第一年，可以用“如坐针毡”四个字来形容。

Asmus先生的工作与其说是技术战略专家，不如说是内部的“多面手”顾问，必须是知识面既宽又深的“万金油”才能够应付自如，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人，遇到任何问题，大到集团副总对技术路线的决策，小到工程师对某个试验结果的分析，都会来找他讨论求教，其中涉及的内容非常宽泛，有时候仅仅把问题弄明白都很困难，更不用说还要有凭有据地帮助别人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提出建议了。

Asmus先生大学毕业后就到了克莱斯勒，工作了近30年才拥有如此广博的学识和“江湖地位”，而赵福全不过是一个从“象牙塔”里走出来的书生，尽管理论功底不错，但人家问的都是涉及企业战略与战术细节的实际问题，一来就能像Asmus先生那样游刃有余，实在太难了，也不太可能。

作为Asmus先生的接班人，赵福全必须去面对这些挑战。如果不能迅速做出业绩，得到大家的认可，成为“不可替代”的那个人，那么这个职位所代表的所有光鲜，都只会是昙花一现。

赵福全是一个善于审时度势、突破能力边界的人，面对困难，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他认为无论什么实际问题都是以理论作为支撑的，而自己的强项正是理论基础，通过科学分析，反复拆解，深度思考，去芜存菁和精心总结，他升级了自己的知识体系，摸索出一套对新工作行之有效的方法论。

具体做法很简单：无论何人何时提出何种问题他都虚心倾听、努力理解、深度思考，并通过各种方式给对方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帮助。这种帮助有时是给出问题的直接答案；有时是提供思考和解决问题的方法；有时是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有时是把问题先记下来，反复思考后再提出解决方案。

赵福全从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帮助别人解决问题并非只有提供一步到位的唯一答案，只要能对人有所启发，任何帮助都会得到别人的尊重和认可。

从此，再也没有任何问题能够“难”得住他了。

有一天，Asmus先生受公司高层之托给赵福全布置了一个工作，让他去找一位即将退休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用全部职业生涯开发出了一个发动机凸轮设计分析软件，这个软件对公司的发动机性能设计优化至关重要，必须在老先生退休之前将他的设计思想整理保留下来。

老先生不认识赵福全，既不愿意与他详细谈论此事，也不愿意与他一起来做相关的整理工作。

赵福全就一遍一遍地去找老先生，最终打动了他，可是老先生用英语讲的数学公式、方法及软件程序，赵福全听不太懂，就算部分能听懂，也记不下来，但又不能告诉老先生自己听不懂。那时候录音只有卡带机，赵福全就去买了一个袖珍录音机，偷偷放在裤兜里，第一次太紧张没录上，折腾了好多次，最后才把这个任务圆满完成了。

在整理过程中，赵福全与老先生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两人一起联名出版了一本企业内部的设计手册，获得了戴姆勒-克莱斯勒“知识工程建设”杰出奖。

曾国藩说的“结硬寨，打呆仗”很有些道理，人要想收获他人发自内心的赞许和尊重，就要吃很多苦，经历很多磨难。

赵福全骨子里的那股狠劲儿，让他始终能保持敏锐并持续成长，同时获得最大的安全边际。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威望也在不断提升，逐渐成为大家心目中Asmus先生的理想接班人。

第一本书

为了融入美国社会，赵福全一如既往地“混圈子”。每天中午，他都会和“老美”一起吃饭、聊天、散步。开始的时候，他能听懂美国人在聊些什么，但是无法插话和参与讨论，他知道这不是简单的语言问题，牵涉文化差异、兴趣爱好、知识面等多方面因素。

赵福全默默地观察了一段时间，发现“老美”大多是在聊一些新闻轶事，话题基本上离不开汽车产业那些事儿。他马上回家订了一份《底特律新闻》，每天早上起床后先浏览一遍，等到中午吃饭时，他就可以“插话”了。

赵福全可是在那片“人人演小品、个个扭秧歌”的沃土上成长起来的东北铁岭人，健谈、风趣、幽默是他的特长，每当大家聊起新闻上的某些话题，他都会时不时地“抢到”聊天的“话语权”。渐渐地，赵福全融进了“老外”的圈子里。

融洽的人际关系，为赵福全顺利开展工作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给他忙碌而单调的工作增添了很多乐趣，同时，他还在工作中结交了很多美国朋友，有一对美国同事夫妇甚至邀请赵福全夫妇做他们独生女的教父教母，这种信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融入美国社会的深度。

赵福全是学院派，擅长对工作进行归纳、总结和创新，他经常会写一些产品、技术、战略方面的文章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其中有一篇在某个顶级刊物上发表的关于汽油机直喷技术的综述类文章反响很大，引起了国际机动车工程师协会（SAE）出版社顾问的关注，这些顾问就像学术界的星探，专门从一些优秀的文章中寻找好的图书作者。

有一天，赵福全接到了一个电话，是出版社的一位顾问打过来的，问他想不想写一本关于汽油机直喷技术的专著，当时这个专题在汽车界是非常热门的话题。

找上门来的好事，让赵福全激动不已，有一种一夜之间变“大腕儿”的感觉。赵福全没有写过书，他低估了用英文写一本专著的工作量，从未想到要付出如此多的时间和精力。

赵福全在戴姆勒-克莱斯勒的工作量已经非常饱满，写书只能靠周六和周日。现今大家都在“吐槽”互联网大厂的工作时间“996”，可他在那个年代，为了写书，已经将工作节奏变成“007”了。

写技术专著需要引经据典，查阅大量资料，还要有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那时他妻儿已来美国，儿子还小，在家里无法写作，每到周六周日，他就带上盒饭，七点到办公室，比平时上班时间还要早。

美国企业周末加班较少，可容纳万人的办公大楼空空如也，只有他一个人在动力总成办公区埋头苦干，一待就是十几个小时。周末办公区设定了每小时自动熄灯的节能模式，电灯开关又离赵福全的办公桌较远，他嫌开灯麻烦，索性就用台灯来照明。入夜以后，偌大的办公区里仅有一丝光亮，弄得保安过来盘问了半天。

冬去春来，太太打来电话：“你啥时候回家啊，天气很好，带孩子出去走走吧。”平时夫妻俩上班，孩子上幼儿园，好不容易等到周末，孩子也盼望父母能带他出去玩玩。

“不行啊，要写书。”

“你是要家，还是要书？”

“我都要。”

……

太太数落了一通，气得把电话挂了。

赵福全把用来陪伴家人或打牌社交的时间，都用在了写书上，这本Automotive Gasoline Direct-Injection Engines光是引用文献，就有五百多篇，历时两年多才得以完成。

很多作者会在书的最后写上一句感谢家人的话，赵福全也不例外。那可不是套话，是必须要有的感谢啊！

第一本书出版以后，受到了专业人士的高度评价，出版社顾问又跑来问他：“对于出书，还有好点子没有？”于是，赵福全作为第一作者，组织美国、日本的专家学者一起编著出版了第二及第三本专著Homogeneous Charge Compression Ignition（HCCI）Engines和Technologies for Near-Zero-Emission Gasoline-Powered Vehicles。第三本专著后来被清华大学帅石金教授的团队翻译成中文《汽油车近零排放技术》，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这些英文著作的完成，将赵福全的学术水平和行业地位升华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差异竞争

任何人的发展都离不开平台，每个人都是平台上的“驴”，围绕着平台干活。毫无疑问，戴姆勒-克莱斯勒为赵福全提供了一个十分不错的发展平台，让他有机会参与克莱斯勒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及欧洲车企的战略交流与深度合作，接触到一流车企的管理体系和运作模式，对这些世界级主机厂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认知。

在克莱斯勒与戴姆勒的合并过程中，作为克莱斯勒公司技术智囊的核心成员之一，赵福全有幸成为两家公司动力总成研发系统的对接人之一，直接参与了双方许多重大技术战略的制定与实施。

正是在一次次面对面与技术大咖展开深度交流和斗智斗勇的合并谈判中，赵福全增长了见识，拓宽了视野，完善了知识的宽度和厚度，让他比一般人站得高、看得远、想得透。

在戴姆勒-克莱斯勒工作的七年时间里，赵福全从产品工程师到技术专家，再到高级技术专家，最终上升到研究总监（Research Executive）。Asmus先生退休后，他顺理成章地坐进了老先生的办公室，那是一个坐落在角落、两侧都是玻璃的单间。

在国际化大公司，这种玻璃单间既是地位的象征，也是能力的认可，整层动力总成办公区只有两个位于角落的玻璃单间，另一间是集团动力总成副总裁的办公室。

搬进去的第一天，赵福全非常激动，硬是把平常的一天过出了“普天同庆”的节日感，作为一名华裔，能够突破职业生涯的天花板，确实太令人兴奋了。

在任何时代，要想脱颖而出就要懂得运用差异化竞争策略，复盘赵福全在戴姆勒-克莱斯勒的七年成长之路可以看出，他之所以能闯出一片蓝天，最重要的是抓住了差异化竞争这个优势。

出于文化、语言、环境、资源等多方面原因，中国人在外国企业做管理工作会有很多先天不足，那些掌握着权力、资金、技术等资源的管理岗位，无论在哪个国家，无论从哪个角度，都会优先考虑本土人士。

而做技术管理工作却不同，受客观因素的影响比较小，中国人勤奋聪明，可以把技术根基扎得很深很牢，一旦有了相应的资历和沉淀，向技术管理的更高层级发展就会相对比较容易。

赵福全正是从技术战略切入，围绕自身特点，进行深度挖掘，在把语言天赋和技术功底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同时，修炼出了一身与职位相匹配的能力和担当，在燃烧自我的同时，也不忘把能量传递给周围的同仁，因而获得了上司的肯定和同事的赞赏。他的成功既得益于机遇的垂青，更要归功于持续不断的自我迭代和永不放弃的执着追求。

在戴姆勒-克莱斯勒七年的所见所得，是赵福全一生中最为宝贵的财富，他将从这里出发，走向更大的舞台。

迎接挑战

2003年，赵福全在美国已经工作生活了9年，身份、房子、孩子都有了，一眼望到底的未来，工作顺心，生活富裕，日子平淡，如果没有更大的梦想，仅从享受生活的角度，待在美国无疑是十分舒服和惬意的。

而在大洋彼岸，祖国的改革开放正如火如荼，潮涌东方，势不可当。

同年6月，赵福全平静的生活被一封猎头发来的邮件搅乱了，猎头告诉赵福全，国内有一家汽车公司在招聘技术副总裁，对他十分感兴趣，想找他详细聊聊。

一石激起千层浪，赵福全的内心再也无法淡定了。

经过在日英美一年又一年的蛰伏与修炼，他已武艺精深，正在等待时机大展宏图，以实现自己的“鸿鹄之志”。

似乎，机会已经到来？

然而，对于赵福全来说，这个突如其来的机会要比以往的几次选择复杂和艰难得多，回国不仅要放弃美国大公司的职位，还不得不面对孩子教育、太太工作、家庭搬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其中涉及太多的责任和“舍弃”，以及对“陌生”故土的种种顾虑。

经过与太太反复的沟通、纠结和思考，终于，太太再一次放飞了他的梦想：“既然这是你想要的，那就回去吧！”

有妻如此，夫复何求？

2004年4月，赵福全回到了阔别23年的家乡沈阳，出任华晨金杯汽车公司副总裁兼研发中心总经理，全面负责华晨汽车的技术开发工作。

赵福全信心十足，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没想到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一下子懵了”，除了熟悉的东北口音以外，公司的管理模式、运营机制、工作方法以及思维方式等，都和自己习以为常的国外公司有着天壤之别。加盟不久，又遇到华晨汽车管理层的连续动荡与更迭，企业陷入了经营困难、新品停滞、业绩低迷的状态中。

与此同时，大家对他的期望，也远远超出了合理的范畴。

有研究者把海归的角色转变分成三个时代：1.0时代、2.0时代和3.0时代。“海归1.0时代，是汽车海归精英们被盲目崇拜、被‘神化’的时代，基础薄弱的中国汽车产业和企业对高端海归寄予了化腐朽为神奇的厚望。”

赵福全正是在海归被寄予厚望的1.0时代入职华晨汽车的，公司上下都期待他能在短时间内“化腐朽为神奇”，尽快研发出受市场追捧、能大卖特卖的新产品。

可是汽车有上万个零部件，一款新车的研发动辄需要几百乃至上千人参与，最短也要三年时间，这哪是一个海归加盟后就能立竿见影的事？

欧阳明高院士曾说赵福全是一个务实的理想主义者。诚然，如果赵福全没有梦想与追求，他哪来的勇气去迎接如此严峻的挑战？

生存的智慧，都是被困难逼出来的，面对工作中的烦恼、复杂的人际关系以及大家不切实际的期待，赵福全淡然处之并积极应对，他把宏伟目标分解到每一项工作计划中，因地制宜，因陋就简，帮助企业朝着目标步步推进。

心之所向，无问西东。

初战告捷

21世纪初，中国汽车自主品牌恰好处于逆向开发阶段，说直白点，就是主机厂把国外的车买回来拆解，再找供应商把关键零部件依葫芦画瓢地照着做出来，做不出来的才会做一些技术上的改动。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产品开发模式，哪能有未来呢？

赵福全接手的研发部门，只有三百多号人，开发效率低下不说，基本上也没什么技术储备，研发部门的管理十分松散，开会经常有人迟到。

连会都开不好，还奢谈什么改革呢？赵福全从开会下手整治，他颁布了一项规定：开会不准迟到，如果迟到，就在门口罚站。

果然有人撞上了枪口，还是一位资历较深的处长，这个人说出了自己迟到的理由，大家都看着赵福全，看他如何处理。

明摆着是在挑战他的权威，如果自己做不到言出必行、有诺必践，后面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将无法推行。必须执行规定，即使不当这个副总！赵福全硬是罚那个处长在会议室门口站了十分钟。

“杀一儆百”，从此再也没人敢开会迟到了。

还有一次，两个部长在会上吵了起来，赵福全没有当着大家的面让他们难堪，他马上叫停了会议，把两人分别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谈话。他对其中一位年轻的部长说：“先不说事情对与错，人家年长你好多岁，你难道连最起码的尊重都不懂吗？你以后怎么带兵？”他又对另一位年长的部长说：“你比他年纪大，怎么连一点老大哥的胸襟和涵养都没有呢？带领年轻人一起把事情做好，才是你应该有的担当啊。”

两人听后，都很不好意思，主动向对方道歉和好了。

赵福全做事，从来都只看业绩，不信虚言，更不搞什么权力游戏，他回国打拼的目的就是要把事情做成，除此以外的“套路”对他没有任何价值。他不允许部下传播小道消息，不接受别人私下打小报告。一次，有一个中层干部越级到他办公室汇报工作，他连听都不听，直接把人撵了出去。做他的部下，只需要踏实做事，不用担心会被人算计。

2005年，赵福全第一次“亮剑”，便引起了业内的轰动。在华晨工作期间，他领导开发了基于中华轿车平台的尊驰、骏捷、酷宝等多款车型，打造了可开发多款轿车的全新A级车平台，推出了阁瑞斯商务MPV系列产品，让阁瑞斯商务MPV产品线从一个车型拓展到12个车型，并基于金杯海狮平台开发出了多款热销的特种车型，还领导开发了华晨1.8 T系列发动机产品。

他帮助华晨汽车规划了完整的产品线，建立起了初具规模的研发体系，人才队伍发展到700余人；在国内率先制订出能有效指导企业正向研发的产品开发流程，并将其汇编成6本《产品研发指导手册》。

赵福全在国外从没做过整车开发，也没有管理过这么大的团队。他善于思考，边学边干，边干边摸索，硬是通过3年的磨砺，完成了由顶级技术专家到优秀职业经理人的成功转型。他的职业操守和个人魅力也赢得了行业广泛的认可和尊重，更受到了一批土生土长的国内工程师的爱戴，很多人一直追随他转战南北。

由于体制的制约、发展的局限、价值观的差异等多方面因素，2006年9月，赵福全离开了这个曾经令自己热血沸腾的地方。

下一站，他将何去何从？

“统一天下”

2006年10月，吉利汽车对外宣布，赵福全博士加盟浙江吉利控股集团，出任集团副总裁。

坊间的各种猜测，终于尘埃落定。

赵福全的这个选择，让许多人大跌眼镜，有位好友甚至专程赶到沈阳，劝说他改变这个“脑袋进水”的决定，有记者甚至以“太‘土’撞上太‘洋’”为标题，来讨论赵福全此次选择的挑战性。

钱穆先生说：“有一种人，愈是在风雨如晦的时候，心灵愈是宁静。他能穿透所有的混乱和颠倒，找到最核心的价值，然后就笃定地坚持。”赵福全就属于这一类人。

此时，吉利汽车正以低价产品艰难起步，企业形象可以说是“土得掉渣”，产品质量和技术水平也饱受诟病，圈内甚至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开吉利车，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但在赵福全眼里，正因为吉利的“土”，才更需要他的“洋”，尤其是李书福的真诚相待以及提供的自由空间，让他无法拒绝。

挑战从来都伴随着机遇，这是赵福全眼光独到的地方。

加盟之初，吉利汽车的研发可谓山头林立，各个生产基地都在自己搞开发，既无可以资源共享的研发架构，又无可以参照的统一技术标准，产品研发流程是什么，更没有人说得清楚。

新官上任三把火，赵福全要烧的第一把火，就是整合技术体系。他要将原本各自为政、分散薄弱的研发力量汇聚起来，形成一个有战斗力的研发体系。

企业治理，从来都是利益博弈的游戏，牵涉各个部门的既得利益，必然会“伤筋动骨”，其难度可想而知。赵福全有智慧，同时也不缺乏勇气，他一定要冲破重重阻力，完成这个艰难的任务。

“统一天下”得有策略，有套路，不能蛮干，更不能强推，否则改革尚未成功，自己就成为牺牲品了。

赵福全的职位是集团副总裁，随后又兼任了研究院院长。当时有个研究院的“老江湖”告诉他：“我们这里换了四五任院长了，最长的不超过半年。”赵福全笑着说：“放心，我一时半会儿走不了。”

为了整合技术体系，赵福全可是费尽了心思，用足了智慧。集团公司原来没有产品策划部门，赵福全牵头成立了战略规划委员会，总裁做主任，他做常务副主任，董事长参与，集团所有新产品开发项目都必须在这个委员会上讨论决定。各个生产基地想自己做新产品的路就这样被堵上了，老产品也逐渐被整合了进来。

为了确保所有产品开发都能基于统一的技术标准，赵福全成立了管理全集团技术发展的技术部，从此研究院制定的技术标准就可以通过集团技术部名正言顺地颁布并监督实施了。

赵福全又想方设法招聘了许多海归以及国内毕业的研究生、本科生，快速组建起了一支高素质的研发队伍，让研究院有实力以更高的设计水平来满足各基地对新产品的开发需求，并由此取代了各基地的“开发队伍”。

经过不断的运筹和努力，技术体系“统一天下”的战略终于得以实现。

这种大手笔的技术体系整合，从根本上改变了吉利“分而治之”的赛马文化，形成了企业技术能力的合力，为吉利汽车研究院的不断发展壮大，也为吉利汽车后来的腾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研发体系大框架建立之后，赵福全开始着手对组织架构进行优化和调整，仅研究院的组织机构图就更新过30余版。

只有完善的组织架构，没有规范的管理制度，没有执行力，仍然干不成大事。赵福全对研究院的管理制度进行了重新规范，要求各部门必须执行到位。

比如，针对研究院员工打架事件偶有发生这一情况，他在研究院的管理办法中明确规定：员工打架一律开除。

规定出台不久，就有两名员工打了起来，其中一人是刚入职的硕士毕业生。当时研究院员工的学历层次普遍偏低，招聘到硕士生非常不容易，部门领导马上跑来求情：“他是新员工，还是后动手的一方，是否可以网开一面？”

赵福全没有同意。有制度不执行，制度就会形同虚设，并且制度中并未规定后动手的一方可以免责。无论多惋惜，都必须开除，以正视听。

此后，通过对研究院食堂餐饮、洗手间卫生、停车、实验室设备柜摆放等方面问题的整治，他给大家传递出一个信息：凡事必须讲原则，讲规矩，不能乱来。

在团队整治规范以后，赵福全就有底气和精力去实现李书福的宏伟目标了。

董事长的目标很高远，希望未来年销量能达到200万辆。

成就大业

一个企业想成功，需要有三大要素——思想、文化、体系。思想源自董事长，文化根植于每一个员工，它们都是精神层面的，而要想真正落地形成物质层面的东西，依靠的是体系——研发体系、采购体系、销售体系……

斗转星移，两千多个日子过去了，赵福全领导吉利汽车打造出一个“与国际接轨、适合中国国情、具有吉利特色”的自主研发体系，形成了整车及动力总成等核心技术的正向开发能力，建立起了一套具有自主研发“造血功能”的强大技术体系。通过矩阵管理和绩效考核双管齐下，即使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团队也能高质量、高效率地并行完成多个正向开发任务。

赵福全带领团队编撰了涵盖整车、发动机、变速器、新能源汽车共计6卷52册7万余页的《产品开发流程手册》。

研发团队也由最初的200多人扩展到了2500余人，员工的学历结构得到了极大的优化，创办了国内首家民办研究生院“浙江汽车工程学院”，帮助公司培养自己的研发人才和能工巧匠。

在赵福全执掌研发期间，吉利先后推出了全球鹰熊猫、GX2、GC7、GX7；帝豪EC7、EC7-RV、EC8；英伦SC3、SC5-RV、SC6等系列轿车及SUV车型；开发了包括发动机、变速器及电驱动系统在内的全系列动力总成产品。

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新车评价规程C-NCAP测试中，吉利拿到了自主品牌的首款A00级五星评价和当时唯一的SUV“五星+”成绩。换句话说，当时吉利推出的A00级轿车和SUV在碰撞安全技术方面达到了国内市场的最高水平。

最值得骄傲的是，随着技术实力的提升，吉利的新车销量也由2006年的20万辆攀升到2013年的55万辆。

与此同时，赵福全还深度参与了吉利汽车的三次国际并购以及并购以后的整合运营工作，除了著名的沃尔沃汽车之外，还包括澳大利亚DSI变速器公司和生产经典伦敦出租车的英国锰铜公司。

尤其是在并购沃尔沃的谈判过程中，赵福全主导了最为重要、难度最大、交割过程最复杂的知识产权谈判，在与“老外”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出自己在技术、商业运作、语言沟通等方面的才能，确保了吉利汽车利益的最大化，圆满完成了并购任务。

李书福慧眼识珠，三顾茅庐请来的海归精英赵福全，终于让昔日的研发“游击队”转身为“正规军”，由“山寨吉利”跃升为“技术吉利”，成为行业标杆。

赛道转换

人在不同的年龄段，可以活出不同的精彩，完成不同的使命，前提是要形成与这个年龄段相匹配的特色优势。三十岁靠学历，四十岁靠能力，五十岁靠经历，六十岁靠资历，七十岁靠阅历，八十岁靠精力。所谓活在当下，就是在什么年龄做什么事。

当吉利汽车的研发步入正轨后，赵福全开始思考自己的下一步战略。

到了六七十岁的时候，如果不想回家颐养天年，还能通过什么样的平台，继续为社会及行业做一些自己喜欢又擅长的事呢？凡事未雨绸缪，才会走得从容。

他有多年国外与国内、学术与产业、技术与管理的实战经验，随着年龄的增大，依靠自己的能力、经历、资历和阅历，输出思想、影响他人，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而高校不就是输出思想的最佳平台吗？赵福全觉得在高校的平台上，自己能做很多事情：不是帮一个老板，而是帮一批老板；不是服务一个企业，而是服务全行业，贡献肯定会更大。高校的优势还在于，无论多大年龄，退休的教授仍然是教授，仍然可以继续做研究、继续发挥作用。

清华大学是顶级的学术平台，在这里教书育人，上可以接触政府，下可以对接各个企业，绝对称得上是独一无二的平台。

综合考量后，赵福全在众多橄榄枝中，接受了清华大学的邀请。

重量级人物的离场，总会伴生出种种传闻和猜测，对此，吉利汽车研究院的一名员工写了一篇6000余字的长文《我眼中的赵福全》，以此表达对老领导的不舍。

赵福全离职以后，李书福对外发表了官方声明：“赵博士是汽车研发领域的杰出人才，在吉利汽车发展的关键时期加盟公司，发挥了关键作用，为吉利汽车工业的长久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对此我们深表感谢。”

在当打之年，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赵福全放弃了吉利汽车的股票和高薪，急流勇退，回归学术，彼时大家很难理解他做出的选择，甚至有人猜测，赵福全去清华只是做个过渡，然后再去其他竞争对手工作，对吉利汽车的感情伤害会小些。

可是又有多少人能意识到，回归学术、加盟清华其实是他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战略选择。从此以后，一介学者，三尺讲台，自由之身，优哉游哉，全球产业，任他翱翔，世界变得宽广而辽阔。

后来，朋友们聊起赵福全转型这件事，无不感慨万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饮食男女，又有几人能放弃眼前的“权和利”？他的眼光、勇气、远见和魄力，确实非常人可比。

清华院长

2013年5月，赵福全正式加盟清华大学，创建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TASRI），出任院长。

当初离开韦恩州立大学时，赵福全何曾想到有一天会重返学术界，然而此一时非彼一时，此学术也非彼学术。

这是赵福全第二次为自己做的差异化战略选择。

在清华大学，牛人成堆，没有最牛，只有更牛，每一个技术领域都不乏资历、能力、实力过人的知名教授。他认真分析了自己的经历，多元化的国际背景（在三个国家学习、工作、生活过），丰富的产业经验（在国内外三家企业工作过）及系统性的技术理解（有动力总成技术、整车产品开发、技术管理等实战经验），这些都是其他教授很难完全具备的。

如果把自身特色与清华大学的学术平台有效结合，独创一个产业战略研究领域，既有行业使命，又有企业期盼，同时还能满足个人的兴趣和追求，无疑是多赢的最佳选择。赵福全选择了另辟蹊径，他要成为更具特色的自己，并为清华大学汽车学科“添砖加瓦”。

多年的从业经验告诉他，战略绝不是谁都能涉猎的领域，更不是谁都能做得好的工作。没有一定的学识、阅历、经验和能力，没有相当的眼界、格局、思想和方法，很难有勇气去吃“战略”这碗饭。

做战略又是一件“性价比”较低的工作，需要不断去学习和更新自己的知识体系。为了某一个问题绞尽脑汁想了几个月，好不容易想清楚了，用几句话就讲完了，之后又要重新去钻研和思考新的问题。如果没有求真、好学、分享和奉献精神，很难长时间从事这类工作。

这个选择，果真独一无二。

离开吉利汽车时，赵福全问自己，失去了甲方的权力，靠什么“混江湖”呢？后来他想明白了，靠“权利”获得的尊重是暂时的，不值得过分留恋，而靠实力获得的尊重才是持久且真实的，只要能真正帮助企业解决问题，就无须担心自己的“江湖地位”。

赵福全发愿：“我希望自己能够影响汽车企业、行业乃至国家战略，让中国汽车产业发展得更好。”

之前部下前呼后拥、供应商紧追不放的热闹场面，与教书匠的生活渐行渐远，当一个人做着他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不再为外界所扰乱时，就能获得一种内在的平静与充实。

在锻炼身体之后，他经常会到附近的餐馆点上一碗米饭，要一盘酸辣土豆丝，再来一听可乐，一个人开心地享用这套中西合璧的“大餐”；晚上回到家，给自己泡上一杯茶，再看书到深夜。

赵福全对这份职业，一直保持着敬畏与专注之心，他提出战略研究要做到“博学、静思、顿悟”，其中，博学是基础，只有广泛汲取各种知识和各方观点，思考才会有支撑；静思是桥梁，是对知识进行加工与沉淀的过程，要在大脑中进行深度加工，围绕核心问题反复咀嚼、思考和判断，这个过程需要心静；顿悟则是灵感迸发后输出的结果，只有在不断苦苦思索的过程中，答案才会如灵光般闪现。博学是知识积累的过程，顿悟则是知识清零、输出智慧的结果。

他把战略研究的方法论，上升到了一定的哲学高度。

加盟清华大学以后，赵福全有更多时间参与行业的各种活动，每年大约要在国内外的各种论坛、学术交流与行业活动上做50余场分享。

赵福全的口才在业内久负盛名，他在演讲过程中的“脱口秀”经常把大师级的深思熟虑、旁征博引的慷慨激昂、小品演员似的妙语连珠完美地融为一体，他擅长用浅显的语言和直白的案例来阐述深刻的道理，再配上他那至今未改的东北味普通话，常常让人忍俊不禁、拍手称快。他极具语言天赋，甚至可以对着中文讲稿用英文或日文自由切换演讲。

教书育人

赵福全创建的汽车产业与技术战略研究院，属于软学科领域，做软学科研究的博士毕业生，拿的却是工学博士学位，那些负责“盲审”论文的教授都是做硬学科的学者，要让他们认为产业战略博士生的研究有一定的技术含金量、有沉甸甸的专业水平，挑战不小。

为此，赵福全提出了“软学科硬做”的思路，要求他的博士生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解决技术路线选择、企业运营管理、产业发展方向等诸多实际问题……遵循这一指导思想，他把挑战变成了创新，困难迎刃而解。目前已有五名学生在他的指导下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其中一名学生的博士论文还获得了2020年汽车行业五篇优秀博士论文之一的殊荣。

赵福全讲课，也很有“赵氏”特色。他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在清华开设了《产品创造系统工程学》和《现代企业管理实践》两门课，他为每门课做了上千页的讲义（PPT），在讲课的过程中，更是突破了传统的教学与考核方法。

他为学生精心设计了与授课内容相关的实战项目：由学生自己组队（五六人一组），课后完成项目报告，然后进行每个学生都要发言的课堂展示，同时让所有同学都参与报告及展示的评价打分，最后再由他做点评，综合后得出最终成绩。

刚开始的时候，习惯了传统教学“听课+考试”模式的同学们不太习惯这种教学方式，比如在《产品创造系统工程学》这门课上，他让学生自行组成几个团队，每个团队针对某款产品，进行从产品策划到董事会批准、再到产品项目实施（包括设计开发生产直至推向市场销售的全过程）的演练。

每个小组的团队成员，分别充当总经理、市场副总、研发副总、生产副总、销售副总等角色。结果有学生提出：“在我们团队，总经理没有用。”因为那位充当总经理的学生，不知道怎么去分工，怎样管理好大家的工作，总经理的位置形同虚设，当然没用。赵福全利用这个机会“挑战”学生：“那为什么所有的公司都要有总经理呢？其实并不是总经理的位置不重要，而是你们选的这个总经理不合格，没有尽责……”

还有一个组，人数较少，不够分工，学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赵福全问他们：“难道一个人就不能创业了吗？有多少小老板一人兼任多职，在办公室是产品设计师，出门是司机，去见客户时又成了总经理……”

通过这种教学模式，他不断地探索如何培养工科学生的管理能力和领导才能，为社会培养复合型人才。

2022年，赵福全加盟清华大学已进入第十个年头，在这个平台上，教书育人，制定战略，传播思想，担当凤凰汽车栏目主持人，出任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主席——硕果累累的业绩再一次向行业和世界展示了他的梦想、担当与才华。

凤凰主持

赵福全进入清华大学担任TASRI院长时，恰好50岁，凤凰汽车专门找他做了一期专访“人生从50岁开始：赵福全的汽车使命”。没想到，这次接触双方碰撞出了思想的火花，不久，凤凰汽车便邀约赵福全来共同创办一档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高端对话栏目——凤凰汽车“赵福全研究院”。

栏目形式是由赵福全担任嘉宾主持人，针对产业发展的诸多问题与行业顶级专家、学者、行业领导、企业家们进行深度交流，获取他们的真知灼见，其目的是打造一个为国家、产业和企业分享智慧、建言献策的车界“老友记”平台。

认真考虑后，赵福全向凤凰汽车提出了一个条件：栏目可以做，但必须杜绝一切商业化成分，所有参与嘉宾不能收取任何费用，也不允许有任何植入性广告，以确保节目的纯粹性和专业性，让大家不讲虚言、只说真话。

凤凰汽车同意了赵福全的要求，“赵福全研究院”由此成为业内认可度最高、专业性最强且不带任何商业行为的高端栏目。

2014年4月，凤凰汽车“赵福全研究院”栏目第一季正式播出后，持续得到了国内外众多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积极反馈和高度认可，效果远远超出了大家的预期。

行业对栏目的极度渴望与高度认可，也坚定了赵福全以及凤凰网的高层坚持把栏目做下去的信心和决心。

目前，凤凰汽车“赵福全研究院”高端对话已经迈入了第八个年头，完成了70场对话录播。与赵福全进行过深度对话的行业领袖及知名企业家包括但不限于魏建军、尹同跃、李书福、徐和谊、朱华荣、张兴海、左延安、李斌、何小鹏、陈安宁、于勇、曹德旺、徐小敏、付于武、董扬、赵航、吴卫、刘世锦、李开国、郭孔辉、李骏、欧阳明高、苏万华、李克强等。

赵福全与一般主持人的不同之处在于，他是以老友和资深专家的身份来与这些嘉宾进行互动的，他触类旁通的渊博知识和纵横捭阖的语言能力，确保了每个问题都切中要害，每个点评都恰如其分，每个总结都高屋建瓴，从而让嘉宾们不由自主地侃侃而谈、直抒胸臆，把很多平时没有机会讲出来的观点都和盘托出，这也是该栏目的魅力所在。

赵福全还将对话内容进行编撰总结和深度加工，形成了更加系统凝练的“论道车界”板块，并与“高端对话”部分一起编著出版，每年一册，由此形成了“赵福全研究院·汽车产业战略”系列丛书。目前，该系列丛书已经推出七部：《洞见汽车强国梦》《探索汽车强国路》《践行汽车强国策》《供应链与汽车强国》《汽车技术创新》《汽车产业创新》《汽车产品创新》。

赵福全希望通过这个栏目，沉淀智者心声、指引产业方向、铭记发展历程，并将真知灼见不断与行业分享，与大家共同见证中国汽车产业由大变强的壮丽征程。

FISITA主席

2018年10月2日，赵福全登上了从北京飞往印度金奈的飞机，他将出席2018年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FISITA）大会。

窗外云朵飘过，往昔经历不停地在他脑海中闪过，从中国到日本，从日本到英国，从英国到美国，再从美国回到中国。从世界顶级企业到地方国企，从国企到民企，再从企业回到高校。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境遇，不同的挑战，自己选择的道路，每一步都走得很辛苦，但每一步也都走得很扎实，他有足够的底气和信心去迎接任何挑战。

在这次大会的闭幕式上，赵福全正式接过了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帅印，从而跻身该组织70年历史上最受人尊敬的31位主席之列，开启了由他来领导这个世界组织的新纪元。

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1948年成立于巴黎，已有70年历史，被誉为世界汽车技术的最高殿堂，也是各国汽车工程师学会的“联合国”，目前已发展成为几乎涵盖所有主要汽车工业国家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共有37个会员国成员。

FISITA主席一职，是全球汽车工程技术人员所能得到的最高荣誉，每一届主席职位的竞争都十分激烈。在中国汽车产业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背景下，赵福全以深厚的专业背景、广泛的国际影响和卓越的领导才能，击败了来自日本等国的强劲对手，成功当选为2018—2020年FISITA主席。

此前，FISITA主席大多由世界主流车企的首席技术官等核心高管担任，而赵福全是以学者身份出任，尤其难能可贵。

在任期内，赵福全以自己的大思路和大手笔，为世界汽车产业做成了可以载入史册的四件大事：

建立了FISITA国际汽车工程师互认制度。这个制度是以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多年积累和建立起来的汽车工程师认证方法与标准为框架制定的，是中国标准输出世界的重大历史性突破。

发起了FISITA冠名、会址永远设在中国的世界智能汽车安全技术大会（ISC）。

创建了FISITA技术领导力学院（FISITA Academy of Technical Leadership），制定了技术领导力会士制度。

创立了FISITA名誉主席机制，授予历任主席终身名誉主席称号。

另外，他还促成了马芳武、张旭明、沈峰等多位中国汽车人在FISITA担任要职。

在2020世界汽车工程师学会联合会领袖峰会（FISITA SUMMIT）上，赵福全圆满卸任FISITA（2018—2020）主席，并被授予FISITA终身名誉主席称号。

FISITA首席执行官（CEO）Chris Mason在赵福全卸任时的感谢信中写道：“只有当我们停下来回望时，我们才发现，在过去的两年里，您带领我们做了那么多开拓性的工作。毫无疑问，您在FISITA留下了一段令人瞩目的传奇。”

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付于武先生对赵福全在任期间的工作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和认可，他说：赵福全这个主席做得不同寻常，他为FISITA做出了超出所有人期待和想象的特别贡献，完成了很多“不可能”的任务……可以将他的工作归纳为卓有成效，莫大贡献、历史痕迹。

在任期间，赵福全帮助中国汽车产业提升了在国际组织中的地位，赢得了国际同行们的高度认可，确实难能可贵。

灿烂人生

人生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职业，第二重是兴趣，第三重是永生。唯有思想上的贡献才能永生。赵福全在清华大学教书育人、自我沉淀、著书立说、传播思想，事实上，已经是最高境界上的追求了。

赵福全从18岁开始与汽车结缘，至今已接近40年。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汽车，其间更换过不同性质的工作，每一次都让他感受到汽车产业的复杂与精彩，也让他更加热爱这个波澜壮阔、日新月异的行业。

从赵福全职业生涯发展的主线可以看出，他始终做到了选择果敢、目标专一、极度自律，他走的每一步都是深思熟虑的选择，都是那个“当下”能够做出的最优答案，都是理想人生的模板，这也决定了他最终达到了常人无法企及的高度，其实，“所有的英雄，都是平凡的。千回百转，千锤百炼，矢志不改，如此而已。”

有个清华学生问他：“赵老师，您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

他说：“在更高的平台上做更大的事，是我一贯的追求。之前到美国留学是我最大的追求，当梦已成真，实现了工作、绿卡、房子和票子等一系列愿望以后，发现在异国他乡，不能完全释放自己的潜能，有文化的局限性、语言的局限性、发展的局限性，如果还想有更大的梦想，就要去寻找局限性更小的地方。而中国，恰好有更多的资源、更好的平台，又不存在语言和文化的局限，个人赋能更大，回国发展也就理所当然了。”

每个人都有实现自身价值的梦想，这是人性最本质的东西，而最好的利己，其实也是极致的利他，自身成长才会促进社会进步。

赵福全深知“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产业变幻如白云苍狗，要想避免陷入“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境地，就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不停地学习和思考，这样才不会与真正的机遇擦肩而过，才不会被日新月异的时代淘汰。

赵福全十分善于总结和反思，他经常分析别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然后对照自己进行完善和调整。人不可能做到样样精通、事事都成，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当到达一定高度以后，更需要量力而行，不能过于苛求自己。到了清华，他给自己的定位是做好老师，当好教授，干好顾问。

他很享受目前的状态，比一般教授财富自由度大一点，比很多企业家时间自由度多一些，还可以解答很多人关心的难题，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朋友说他过的完全是神仙般的日子。

如果他去追求更高的职位、更多的财富，恐怕就不会如此洒脱、这般开心了。

加盟清华后不久，《清华大学学生学报》约他为期刊题写寄语，赵福全不假思索地写下了这样一句话：“梦想、激情、勤奋、认真，成就灿烂人生！——与清华学子共勉。”这个寄语既是他与清华学子之间的思想交流，更是他对人生感悟的深刻总结。

有学生问，为什么不是辉煌或成功的人生，而是灿烂人生呢？

赵福全说，灿烂是丰富多彩，是饱满充实，是积极进取，是阳光乐观，这是一种内在的自我体验；而辉煌则更多的是一种外在的追求目标，大多要用地位、权力和财富来衡量。

赵福全认为，成功是相对的，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都不尽相同，人生不必太过在意旁人眼中的辉煌，只要自己过得开心就好，幸福的人生未必都是灿烂的，但是灿烂的人生一定是幸福的。

赵福全用梦想、激情、勤奋、认真，成就了自己的灿烂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