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部选集，选辑了林则徐各个时期具有代表性的诗文，冀望以较短的篇幅，浓缩林则徐心声的精华，让读者走进林则徐的人生，认识其全人。
林则徐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福建度过的。台湾海峡两岸的闽东南与台湾西海岸沿海地区，承继历史上福建海洋发展的传统，是当时南北海上交通与海洋贸易的枢纽和海防的重地。林则徐的出生地福州，是通琉球的唯一口岸，通过琉球国的中介，与日本和东南亚的海洋经济圈保持联系。林则徐的家族，“系出九牧”，即宋代产生“海上女神”——妈祖（天后）的九牧林氏的后裔。虽然他家累传皆儒业，他本人从小接受正统的儒家教育，但由于家境贫寒，嘉庆九年（1804）进京会试落榜后，不得不“以谋食故驰四方”。嘉庆十一年（1806）秋，到厦门担任海防同知书记（文书）；嘉庆十四年（1809）秋，在福建巡抚张师诚幕下，还再次来到厦门。这使他较早接触到港口管理、海洋贸易、鸦片走私、追捕海盗等海洋事务，对闽南区域海洋性的社会文化传统积累了初步的知识。他后来称“本大臣家居闽海，于外夷一切伎俩，早皆深悉其详”，虽未免夸大，还是有一定根据的。他主张招募漳州、泉州、潮州、澎湖民船出洋与英船接战，也来源于早年对闽南人海洋生活的认识和见闻。他没有到过台湾，但他后来的诗文显示他对台湾风土人情十分熟悉。他对台湾情况的关注和兴趣，也是在早年的闽南经历中奠下基础的。显然，福建沿海地区的人文环境，曾给少年林则徐潜移默化的影响。林则徐作为清朝的封疆大吏，敢于率先开眼向洋看世界，这似乎可以提供一种文化上的解读。
嘉庆十六年（1811），林则徐中进士，改庶吉士，散馆后授编修，充国史馆协修、撰文官，派翻书房行走，清秘堂办事，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其间还到南昌和昆明任江西乡试副考官和云南乡试正考官。嘉庆二十四年（1819）底，在北京入宣南诗社。他初登仕途，志向高远，酝酿写作《北直水利书》，自编《试帖诗稿》和《使滇小草》。这一时期的诗作，既有对清明政治的企盼，也有对民生疾苦的关注，直抒做一名济世匡时的正直官吏的胸襟。
嘉庆二十五年（1820），林则徐外放浙江杭嘉湖道，力图进取而遭到阻力，次年即借父病挂印回闽。他本想弃官之后，不再出仕，但“居乡无可为生，安坐无以为养，弃官而复觅馆，究非本心所安”，在父母亲朋的规劝下，于道光二年（1822）初上京“循例报痊”。道光帝在召对中夸奖林则徐“在浙省虽为日未久，而官声颇好，办事都没有毛病”，下旨仍发浙省以道员用。在杭州听候补用期间，他受委监视本科闱务，随即被简放江苏淮海道。出闱后未即赴任，暂署浙江盐政使，协助浙江巡抚帅承瀛厘革盐政夙弊。年底赴淮海道任，不足半月，便升任江苏按察使。道光三年（1823），在江苏按察使任上，处理积案，参与水灾善后，平抚松江灾民闹事，被颂为“林青天”。道光四年（1824）正月兼署江苏布政使，经理灾后重建，倡议疏浚三江水道。七月，江浙大吏奏举林则徐综办江浙水利，旋因母丧回籍守制，未到任。道光五年（1825）四月，奉命“夺情”穿素服赴高家堰等处督修南河堤工。秋，奉命筹办海运，以“构劳成疾”辞归。道光六年（1826），命以三品卿衔署理两淮盐政，因病未痊，辞未赴任。道光七年（1827）服阕上京，命为陕西按察使，署布政使事，旋擢江宁布政使。十月，因父丧从陕南回籍，守制三年。道光十年（1830）三月服阕上京。八月抵武昌任湖北布政使。道光十一年（1831）三月，到开封任河南布政使；八月，到南京任江宁布政使；十月，离任总司江北赈抚事宜；十二月，到山东济宁任东河河道总督。道光十二年（1832）六月，到苏州任江苏巡抚，直至道光十六年（1836）。其间两度接署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
这一时期林则徐的诗文，主要体现处理政务特别是经济事务方面“器识远大、处事精详”的作风。无论农田水利、救灾办赈、防汛抗洪、整顿钱漕盐政，他都洁身自好，而且制订章程，不许属员玩法需索，严惩贪污舞弊，甚至冒丢官危险为民请命。他微行暗访，留心民瘼，亲历周勘，事必躬亲，倡导官助民修水利，推广双季稻。他认为治理黄河、解决漕运弊端的根本，是顺河之性，改黄河自山东入海；在畿辅兴办水利农田，种植水稻，使南粮不再北调。他主张改良币制，自铸银钱，以利市场流通。这些有利国计民生的方案，在当时积重难返的局势中未能付之实现，但他开明的思想和律己务实的操守都是难能可贵的。其中某些做法至今仍有学习参考价值与现实意义，值得执政者借鉴。
道光十七至十八年（1837—1838），林则徐担任湖广总督。此时，鸦片流毒成为全国性的社会祸害，朝廷中展开禁烟问题的大讨论。林则徐支持黄爵滋的严禁论，并率先在两湖厉行禁烟。道光十八年（1838）底上京觐见，奉派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海口事件。二十年（1840）正月，接任两广总督。九月，被诬陷革职。这一时期，是林则徐政治生涯的顶峰。他的诗文，大多紧扣禁烟抗英的主题。在厉行禁烟，严查走私、整顿海防的过程中，他初涉“夷务”，大胆组织编译外文书报，探求西方知识。他反对封关禁海，主张“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甚至借“市井之谈”，反映民间要求开放华民出国贸易的愿望。他借助民力抗英，但不许侵害“不与英夷助势”的外国商人。他虽然没有从探访外国情况中判断出英国将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但他对英国侵夺海外殖民地的“侵凌他国之术”有了初步的认识；他引进和仿造西方船炮，虽因革职而中止，但这一努力代表了中国早期近代化启动的方向。这使他成为近代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先驱。
林则徐革职后，先是滞居羊城听候查问原委，继到浙江镇海军营、祥符东河工地“效力赎罪”，道光二十二年（1842）被发配伊犁充军。道光二十五年（1845）春，自备斧资到南疆查勘垦田，是冬被赦入关。这是林则徐备受坎坷的一段经历。他“诗情老来转猖狂”，写下不少感怀时局、抒发忧国忧民情绪的诗篇，吟出了“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等彪炳千古的名句。他对“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作了反思，提出制炮造船，建立新式水军与敌海战的主张。他关心西北边防和新疆的民生，建议保留伊犁总兵建制，主动认修水渠工程，为南疆少数民族争取屯垦的权利。逆境磨练了他的意志，高扬了他的人格。
道光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1846—1849），林则徐入关后，先被起用为署理陕甘总督，后改任陕西巡抚、云贵总督。他把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边疆事务，但也不乏对全局的思考。如说：“今之时势，观其外犹一浑全之器也，而内之空虚无一足以自固。”然而，他被排斥于东南事务之外，失去直接观察、了解鸦片战争后“华夷杂处”引发的新情况、新问题的条件，对西方的认识不可能有新的突破，也就无法提出切实的救国之方，陷入“知病而无药，与不知病等”的痛苦之中。道光三十年（1850），林则徐病休里居福州，仍渴望探求海国的情事，表现了至死不渝的高尚情操。这年十月，林则徐奉命为钦差大臣，前赴广西剿办天地会起事，中途病发，逝于广东潮州普宁行馆。
林则徐是十九世纪上半叶的政治家，他的成就和失误带有明显的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的功过是非，需要从不同的视野，开展多角度、多样性的研究。但是，这种研究甚至批判，应该放在具体的历史范围之内，在既有的可供选择的历史条件之下。这就要求我们对那个时代的历史环境，林则徐表达思想的话语内涵，他的思考方式和实践方式有比较接近事实的解读。本书所加的注释，也许有助于读者的理解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