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
养蚕栽棉女纺纱
说起春日，总能令人联想到温婉的江南，似乎这温润娇柔的水乡最能配上这韶光淑气，我们不管身处何方，心头总是带有几分对“春风又绿江南岸”“千里莺啼绿映红”的期许。春日画卷中，映入眼帘的想必还有温婉的江南女子，或许是身着旗袍撑着油纸伞漫步，或许头戴斗笠、身穿蓝印花衫采茶，现在，还有可能是西湖边那些身穿翩翩汉服正用手机自拍、直播的豆蔻少女。现在的社会，文化多元并存，异域的、本土的、传统的、未来的风格并行不悖，各类服饰大家都可以自信地穿着。传统社会的女子身着传统服饰，日常穿着的服饰既要便于劳动，又常凸显出地域风格。江南从春日开始温润多雨，轻便的单衣最为实用。在江苏苏州以东，从吴县的斜塘、车坊开始，至昆山巴城、周庄、湘城，围绕阳澄湖、澄湖、吴淞江、娄江两岸，约三百六十平方公里的水乡妇女的主要装扮特征都是：梳䰉䰉头，扎包头巾，穿拼接衫裤、束襡裙，裹卷䠙，脚蹬绣花鞋。这装扮十分引人注目，往往被称作“苏州少数民族”，但实际上都是汉族。[1]这里我们重点来说她们的下裳。
苏南水乡女子服饰的裙分襡裙和襡腰两部分，配合在一起系扎在上衣的外面。襡裙是用三尺六寸宽的两片布，相互交错叠压各六寸的幕面，在腰部两侧折细裥一百至一百一十个，将一尺五寸的布缩为四寸，俗称“顺风吊栀子褶”，然后与二寸宽的裙腰相连，做成一尺五寸长的短裙，腰的两端钉两根花布缝制的长腰带，系扎时在腰间绕一周后，在腰后挽结，其带下垂至腿弯。不要说农家服饰只讲究耐用舒适而不追求美感，其实女人的裙装颜色是随季节而变化的，裙子的颜色似乎是女人对自然时节的悉心感应，也仿佛是女人对有限时空的无限遐想。春秋装的裙色俏而艳，随春风和盛开的花儿一同迎风招展；夏装的裙色淡布薄，用白夏布或黑绸做成，为炎热的夏天带来一抹清凉；冬装的布料质地厚实、色彩较深，恰与冬天凛冽素淡的景色相衬。腰头是束在裙外面的小围裙，由两种颜色的布分三块拼接而成，一般长一尺二寸，腰头两边还有两块穿腰，长六寸，宽二寸，由数层布制成，平整挺括。穿腰上一般绣满精美的花纹，是水乡服饰中重要的装饰部位。穿腰还有不可替代的实用功能。水乡劳作多为弯腰劳动，穿腰可以避免长时间弯腰的风寒侵袭，同时也使得腰部有支撑、易于发力。这漂亮小巧的穿腰其实就是一块暗藏的护腰，它温暖柔软，始终如一地保护着腰部，增加着腰部的承受能力。穿腰的两端再与彩色绒线编制的“蛇头带”相连，又为服饰平添了几分色彩。[2]
关于苏南水乡这独特的裙裳还有一段传说呢！相传春秋时期，吴王夫差打败了越王勾践，勾践卧薪尝胆，施用美人计，将西施献于吴王。西施陪伴吴王，却整天怀念故乡、闷闷不乐，令吴王伤透了脑筋。一天，吴王陪西施到太湖赏荷，西施看见女子头顶荷叶，腰串荷花，伏在木盆上采莲，由此想到家乡，不禁嫣然笑生。吴王大喜，回宫后即令宫女用彩绸扮成采莲女的装束，以博得美人一笑。从此，这种“青莲包头藉荷兜”的服饰便盛行于江南水乡了。[3]
与裙裳合穿的裤也是拼接的短脚裤，长二尺五寸左右，裤口仅及膝下，习惯用蓝印花布缝制，裤裆用深浅蓝色布拼接直到裤脚，所以这种裤子还有一个很形象的名字叫做“四脚落地裤”。江南水乡的人们离不开水，或是站在水里浣洗衣物，或是踩进荷塘采莲，都要把小腿没入水中，所以裤脚必须短小，可免去挽挽卷卷的麻烦。过去时常看到她们走到水边，麻利地将襡裙卷起别在胯前，露出这“四脚落地裤”便能走入水中。现在江南的年轻女子没有穿短脚裤的了，入水前熟练又有些费力地卷起针织裤、牛仔裤，或许她们已经忘记或根本不知道，这里的女子以前穿着这样一种便利的短脚裤吧！短脚裤也有弊端：水乡蚊虫多，走上岸来容易被叮咬，所以上岸后要在裤脚之下脚踝之上配一层“卷䠙”，俗称“裹腿”“腿绷”。“卷䠙”是用花布或色布缝制的，若是新婚妇女则用红色丝绸或锦缎缝制而成。卷䠙用幅宽二尺四寸的布料从中等距斜裁成两幅，取一尺二寸长，裁剪成梯形，上下钉缀布带，系扎在小腿上。卷䠙有单层、夹层之分，可满足不同季节的需要。
传统的农耕生活遵循着“男耕女织”的性别分工，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社会中，不仅服装要自己裁剪制作，就连织布也都是各家自己完成，所以女子都会纺织。今天到一些村子中，无论是江南的、华北的还是少数民族的，仍能在村里找出几个会织布的女人，有的家里还保存着织机。她们大多都已是年过六旬的老者了，闲下来“温习”一下老手艺，似乎是对过去的回忆。不过也有像山东滨州等地方将粗布作为一种地方特产销售的，年轻的姑娘们拿起梭子向老人学习织布技术。她们织的布将随着便利的互联网和物流走向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江南民间曾经流行一首《织匠歌》，开头就是“又把织锦娘娘请，手机织布她发明……”这织锦娘娘指的就是织女。相传民间有个孝子董永，家境贫苦，卖身做机工以求葬父，日夜织绢。这件事被天上负责织锦的七仙女知道后，爱慕他的人品与勤劳，于是下凡人间私自与董永结为夫妻，帮助他织出了满是云朵、五颜六色的“云锦”，所以江南织匠尊织女为祖师。有徒弟拜师学艺，都要先拜祖师，再拜土地菩萨，三拜师傅。拜祖师拜的便是织女的神像或画像。织布离不开织机，因此纺织行业神一般被称为“机神”。杭州地区宋代以后开始奉唐朝宰相、杭州人褚遂良的后裔褚载为机神，是他回到杭州将机杼之巧技传给乡人，使杭州城机杼之声户户相闻。从明朝开始，织匠们修建机神庙，专门供奉机神。每年春秋两季，织匠们用三牲五畜祭祀，仪式特别隆重，要宣读祭文，三拜九叩。招收徒弟的，也在这时拜机神、拜师傅。晚上同行聚餐，演敬神戏。机神庙平时还供应茶水，作为机坊主聚会、交流行情、交易买卖、切磋技艺的场所，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民间丝织业的繁荣景象。[4]
棉和丝是我国古代纺织的基本原料，平民百姓家最常使用到的纺织原材料就是棉。棉花陪伴老百姓四季，冬季可以保暖，夏季可以吸汗。棉花在夏季开花，北方在7—8月迎来棉花的盛花期，之后便会吐絮。夏末秋初迎来采摘棉花的时节。采摘棉花需要大量人工。新疆干旱少雨，可以蒸发掉棉花的水分，结出的棉花纤维柔韧度好，所以新疆的棉花种植面积和生产总产量位居全国第一，棉花收获期间对于采棉工的需求量也大。据统计，“十一五”期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引进棉田采棉工312.7万人，他们来自河南、重庆、陕西、甘肃等地，当中有十八九岁的姑娘，也有年轻的小伙；有远离孩子的母亲，也有年过花甲的老人。棉花采摘可用机器代替，成为机采棉。由于棉花收货时叶子已经晒干，机器采摘会将干脆的叶子混入棉絮，所以一些对棉花质量要求高的仍旧需要人工采摘。采棉花是个辛苦的活计，头顶着烈日在田间弯着腰、低着头采摘十个小时；每采1公斤棉花，就要伸手摘棉两百多次。这不禁让我们想起小时候唱的歌谣：“小河流水哗啦啦，我和姐姐采棉花。姐姐采了二斤半，我采了一朵小红花。”
棉花在我国广泛种植，江淮平原、江汉平原、南疆、冀中南、鲁西北、豫北平原、长江下游都有种植。棉花原产地是印度和阿拉伯地区，并不是我国的本土作物，应是南北朝时期传入我国的。在宋末元初时才开始大面积种植，在此以前我国只有木棉。木棉与棉花在植物学上是同一目下的兄弟，都能结出纤维丰富的果实。木棉的果实成熟裂开后露出白色的棉絮，古人常用它作为枕头的填充材料。但木棉的果实并不能用于纺织，因此在棉花传入我国、被大面积种植以前只能用丝或麻纺织，所以宋代以前的汉字里只有绞丝旁的“绵”字，出现木字边的“棉”字是宋代以后的事情了。
黄河流域生长着一种开紫色花、长黄色棉絮的棉花，人称“紫花棉”，用这种棉花纺织成的土布就叫“紫花布”。宋应星在介绍棉布时曾提到棉花在我国“种遍天下”，“花有白紫二色，种者白居十九，紫居十一”。意思是说我国种植的棉花有白花和紫花两种，白花品种比较常见，约占十分之九，而紫色花品种特异，只有十分之一。《松江府志》“用紫木棉织成，色赭而淡，名紫花布”。光绪《青浦县志》中也记有青浦县出产紫花布。乾隆《冀州志》称冀州“种棉有紫花”，这类棉布应是用这种紫花棉纺织而成。紫花棉纤维细长、质轻棉包大，是优良的品种，棉絮颜色呈土黄色。过去华北地区乡村民众夏天穿着的衣服多为白色、棕色或紫花棉色。可不要以为紫花棉色是紫色，紫花棉开紫色花朵，但棉果是土黄色，人们用这样的布做床单、被面，也做衣服，流行了很长一段时间。黄河两岸夏日炎热干旱，风吹起时便黄土飞扬，穿白色褂子极容易脏，这种紫花棉却恰恰迎合了黄河岸边人家的需要，穿上紫花棉制成的衣服仿佛与环境融为一体，既耐脏又结实，难怪是庄户人家喜爱的布料呢！
紫花棉是我国的本土品种，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国家广泛种植这种棉花，后来逐渐引进国外品种。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时，这种紫花棉已很少见，品种几乎绝迹，但人们依旧喜爱这种土棕色。不知是习惯了欣赏这种色彩，还是因为这种色彩穿在身上可以使人感受到大地的温存，人们故意将白色的棉布染成紫花棉的颜色。住在黄河流域的人们想出用河泥染色的办法，用黄河淤土沉淀出的“胶泥”染白布，穿在身上土黄土黄的，但人们偏爱这种色彩，并且仍然叫它“紫花布”。黄河泥染布做成的衣服不仅符合乡土民众的审美，并且结实耐脏，似乎为棉布增加了一层坚硬的外衣。虽说现在早已没有紫花布了，泥染白布更是无处可见，但紫花布的使用痕迹深深印在华北平原人们的内心，甚至发展成为一种地方民俗。“紫”读音同“子”，因此用紫花棉做成的棉被就别具意义，紫花棉棉被也就成为结婚时必不可少的嫁妆。至今鲁西南地区的女孩子出嫁，娘家还要为她准备一床“紫花被”。这种紫花被已不是用紫花棉做成的棉被，而是用土黄色和紫色两种颜色织成的方格图案的被面，有早生早育、多子多福的意思。
华北地区的纺织以棉纺粗布为特色，而江南纺织最具代表性的毋庸置疑是丝绸。在江南，穿丝绸并不是有钱人家的专利，只是民间百姓所着丝绸一般都没有提花或提花花纹简单。这种丝绸使用平织机织造，织时用两根经纱和两根纬纱交叉组成一个完全组织，结构紧密、坚实平整，但没有花纹。如果在经纱和纬纱上有规律地跨过几根，构成一个完全组织，经过反复之后，就会呈现简单的斜纹组织。用这种平织机还可以借助挑花棒织出花纹，汉代出土的提花织物就是用这种方法织就的。普通人家的小孩子一生下来，所穿的担襟衫裹的抱裙，几乎都是丝绸做的。当地有习俗认为给未满周岁的男孩子穿上用晚秋蚕缫的五蚕丝做成的绿衣裳，便会抵抗灾病，容易抚养成人。这身丝绸因此变成了孩子的“金钟罩”。老人做寿，儿女们也要给老人穿上绸衣、绸裤和绸面鞋子，还要用大红绸扎成彩球，高悬于寿堂之上。
我们来单独说说养蚕。自从汉代张骞开拓出从中原通往西亚的道路后，中国与世界频繁地进行贸易沟通、文化交流，丝绸、陶瓷等中国特产作为重要的商贸物资销往西方国家，西方的香料、农作物等商品也随之流入中国。这条路被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1877年出版的《中国——我的旅行成果》(China, Ergebnisse eigener Reisen)中命名为“丝绸之路”，指两汉时期中国与中亚河中地区以及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在书中的地图上，他也初步标注了路线。后来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丝路》一书中，在李希霍芬的基础上将路线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历史上，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我国同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东非、欧洲经贸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今天的丝绸之路不仅仅是重要的地理概念、文化概念，“一带一路”还成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下深度融入世界、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这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
古代农耕生活中与耕种同等重要的便是养蚕缫丝，“劝课桑农”成为古代政府鼓励督促发展自然经济的主要手段。汉族上古神话中西陵氏之女即轩辕黄帝的元妃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在民间被奉为蚕神。“小麦青青大麦黄，家家户户养蚕忙”，每年五月，大麦泛黄之时，江南的蚕农们就开始忙着洗涮曝晒蚕匾、蚕网，做养蚕的准备了。蚕农从游村串乡的“蚕种客人”手里买回蚕种便要催青了。将要从卵壳中孵出的卵种略带蓝色，要大面积养蚕就不能等蚕宝宝自己孵化，而要想办法通过调控温度、湿度使蚕在最短的时间集中从卵壳中孵出，所以这个人工干预孵化的过程叫作“催青”。若是白天卖蚕种要用红纸包起来，一是用红纸避光防止蚕提前孵化出来，二来是预示吉祥喜庆。幼蚕破壳而出后就要收蚕，把它吸引到蚕网上去吃桑叶。这时蚕农最怕老鼠来偷吃蚕宝宝，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将“蚕猫”请到蚕室，这成为旧时浙江杭嘉湖地区一种蚕业生产习俗。清郑元庆《湖录》载：“或范泥为猫，置筐中以避鼠，曰蚕猫。”[5]蚕猫有泥塑的，有木版印制的，作用相同。有的买只泥猫放在灶台上，有的将蚕猫图贴在蚕箪上或是贴在大门上，还有的干脆用红纸剪个小猫贴在窗户上。蚕猫憨态中又透露出几分凶猛，只为吓退老鼠。
养蚕的时间虽然只有短短的一个月，但幼小娇贵的蚕宝宝需要蚕农格外悉心呵护。一般的蚕从催青出蚕到吐丝作茧要经历五次蜕变，每次蜕皮前蚕宝宝都会趴在桑叶上不食不动，仿佛在为蜕皮积聚力量，这便叫做蚕眠。作茧前的一次蚕眠称为大眠。春期的蚕经过约26日左右的蜕变体重可以增长约一万倍，这时蚕农们要相互庆贺“蚕花二十四分”以讨口彩，意思就是说，一斤大眠蚕可采二十四斤茧子。每次蚕眠后，蚕宝宝在适宜的温度下迅速生长，昼夜不停地吃桑叶，拼尽全力酝酿出更多的蚕丝，等到嘴变尖也就接近大眠了，就快要吐丝了。这时蚕农铺开麻秆编的蚕帘，放上稻草束做成的伞状簇蓬，将蚕撒在帘上，让它爬上去吐丝作茧。蚕作茧吐丝大约在小满前后，这时蚕农终于可以长舒一口气了，江浙一带有“望蚕讯”（也称“望山头”）的习俗，一般是娘家人到女儿家串门，亲戚们提着软糕、枇杷、鸭蛋、黄鱼、粽子等食品到婆家看望，相互慰问一个月来养蚕的辛劳，同时预祝蚕茧丰收。尤其是女儿出嫁后的第一年的“望蚕讯”格外隆重，既是娘家人对女儿养蚕技术的检验，也是试探女儿在婆家生活情况的一个契机。直到现在江浙一带的一些乡村还保留这“望蚕讯”的习俗。
传说蚕乡曾有一个叫阿三的老头，家中没有女人，养不来蚕。直到儿子娶来新媳妇才看到希望。勤快聪慧的儿媳妇虽没有养过蚕但仿照别家学起了养蚕。亲家阿爹听说女儿养蚕，特意提着礼品前来探望。这天阿三到蚕房查看蚕宝宝后却没有将边窗封好，被风吹了一天必会影响作茧，阿三甚是担心。可到采茧那天却发现蚕茧又大又实，来了个大丰收。人们都说这与亲家的看望有关，于是人们纷纷效仿，便有了“望蚕讯”的习俗。蚕乡的民谣唱道：“黄鱼软糕肉，梅子加枇杷。望侬山头高，贺侬蚕花熟”。[6]
蚕作好茧就要开始缫丝了，史前时代我们的祖先发现经雨水长期浸泡的野蚕茧，用手指或树枝一搅拨就会抽拉出丝缕，后来逐渐地在生产实践中发明了煮茧缫丝的方法。可以想象早期缫丝的生产效率是非常低的，从现存的历史文献中可以看到，各诸侯间相互赠送的丝织品最多也只有三十匹。那时就是手持小箸在盆中搅动，用箸端把丝头挑起，再将几根丝绾系在一起，就可开缫。到隋唐时已经开始使用比较完善的手摇缫丝车了。到了宋代，缫车进一步成熟。宋人秦观作农书《蚕书》，总结了兖州地区的养蚕缫丝经验，尤其对缫车的结构形制进行了论述。《蚕书》记载缫车的结构如下：在煮茧的小锅上装一个铜钱，将茧丝穿过铜钱的眼儿，使得丝缕粘并在一起，然后再往上“升缫于星”（鼓轮）过“添梯”（络绞装置），最后绕到“辘轳”（丝框）上。这时，还出现了脚踏缫丝车，可以腾出两手进行索绪、添蚕等操作，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元代出现的南缫车改变了边煮茧边缫丝的煮缫联合作业方式，将煮好的茧盛在加有少量温水的盆中再进行缫丝。这种冷盆缫丝法缫出的丝煮茧适度，丝胶膨润恰到好处，丝缕拉引出来，丝胶仍包在丝纤维外面，一经干燥，丝缕坚韧有力，既便于纺织，又保证了丝绸质量。为使缫出的生丝立即干燥，有的还在缫丝框下放置炭火数盆。进一步提高了作业效率和蚕丝质量，是蚕丝生产中的一大进步。二十世纪初期在我国江南蚕乡依然流行着这种缫丝方式。[7]
蚕丝是干净洁白的，爱美的人们要为它染上颜色使其色彩丰富多变。距今约五六千年前，史前人类就开始使用天然矿物质作为染料进行染色了，我国西北地区出土的旧石器时期、新石器时期的陶罐上已有彩色装饰，只是色彩较为单一。马家窑彩陶以红色和黑色最为常见，主要依靠锰元素和铁元素显色。在纺织物品中用的染色剂相对温和，人们发现原野上到处盛开的红花、紫花、黄花色彩丰富，甚至它们的叶子、根茎也都带有特殊颜色，所以植物成为纺织物最常使用的染色媒介。大约在周代，人们完全掌握了用蓝草染蓝、茜草染红、紫草染紫的技术，并专门设有官员掌管植物染料。自商周以来，我国的服饰文化也开始形成自己特殊的含义，用以遮身蔽体的服装开始承担起明高下、辨君臣的伦理重担，迈入了“衣冠礼乐”之属。历代统治阶级对服色都有明确的限定，以别贵贱、等级。民间百姓最常穿着的颜色就应该算是靛蓝色了。
装饰服饰的办法有很多，染色是其一，后面还会专门介绍。还有一种最普遍的办法便是刺绣。刺绣在全世界都是常用的布艺装饰方法，中国的刺绣方法十分精妙，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呈现出不同的技巧和风格。我国汉族有传统的蜀绣、粤绣、苏绣、湘绣、汴绣等地方绣法，针法细密、形象逼真，颇显皇贵气息；我国少数民族的刺绣配色明亮、针法多变、风格独特，仅贵州一地的民族刺绣针法就有两百余种。在西南刺绣针法中，挑花可谓是独树一帜。挑花也称架子花、十字花，很多民族都掌握这种针法，以湖北黄梅地区的黄梅挑花最为出色。姑娘出嫁前，挑花是必备的嫁妆，而且一定要挑制一块精美方巾送给男方。“挑花手巾四方方，打个疙瘩甩过墙。千年不见疙瘩散，万年不见姐丢郎。”每年三月三，四里八乡的姑娘们都戴着最美的挑花头巾，揣着最美的挑花手巾，来赶蔡山的庙会。美丽的姑娘赛过春日盛开的鲜花。与其说是庙会，倒不如说是一场相互观摩挑花作品、争奇斗艳的挑花比赛更为恰当，因为姑娘们要比拼谁绣的方巾更美、手艺更巧。小伙子要通过方巾判断姑娘的手艺，从而选择自己未来的新娘。除了年轻男女求爱时用到挑花，在诞生礼、婚礼、丧礼上都要用到挑花。妇女“有喜”要在母亲的指导下亲手为婴儿挑绣衣帽；姑娘婚礼上的绣花鞋、红盖头、围腰、被面等都用挑花装饰；女性逝者入殓要将她生前心爱的挑花绣品作为陪葬物；老者去世要在头上搭绣有“福寿双桃”的挑花头巾。可以说挑花伴随着黄梅女人的一生。
黄梅挑花图案整体布局十分严谨，对称中求变化，创造出了多种形式的构图，有端庄的中轴对称结构、新奇的菱形结构、对角线结构，还有散点结构和正梯形结构。图案纹样主要包括戏曲小说人物、花卉动物、文字诗词、吉祥纹样等，内容十分繁杂。像其他的刺绣品一样，黄梅挑花对技术要求非常高，主要体现在针法上。黄梅挑花的针法主要分十字针、双面针、直线针、空针、牵针等五种。挑花的妇女善于根据不同的实用要求、结构特点、视觉形象，变换或综合多种针法。[8]
[1] 魏采萍、屠思华：《苏南水乡妇女服饰略考》，《中国民间工艺》第12期。
[2] 魏采萍、屠思华：《苏南水乡妇女服饰略考》，《中国民间工艺》第12期。
[3] 徐杰舜：《汉族民间风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33页。
[4] 徐杰舜：《汉族民间风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8页。
[5] 叶大兵、乌丙安：《中国风俗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0年，第538页。
[6] 徐杰舜：《汉族民间风俗》，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6页。
[7] 上海市纺织科学研究院《纺织史话》编写组：《纺织史话》，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9年，第56—58页。
[8] 余绍青：《黄梅挑花与黄梅礼仪习俗》，《中国民间工艺》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