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在我身后的书架上，整齐地摆放着上野千鹤子的五十余部著作，而本书《女性的思想》是我阅读次数最多的一部。

上野千鹤子是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女性学/性别研究的代表人物，不论是在学界还是在民间，她都享有极高的声誉。而在2019年4月东京大学开学典礼致辞之后，上野在我国的知名度也开始日益高涨，《一个人最后的旅程》（第十七届文津图书奖获奖作品）、《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厌女》、《从零开始的女性主义》等著作的中文译本被广泛阅读，不断引发热议。

《女性的思想》一书可以说是上野与前人的思想碰撞、交融的结晶。长期以来，女性被排除在语言与思想之外，她们历经艰辛，终于一点点编织出属于自己的话语。上野选取了十一部前辈学者的代表作，对作品逐一进行分析解读。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选取的是五位日本女性思想家的著作，分别为森崎和江、石牟礼道子、田中美津、富冈多惠子和水田宗子；第二部分则涉及了六位西方思想家，分别是福柯、萨义德、塞吉维克、斯科特、斯皮瓦克和巴特勒。虽然福柯和萨义德并非女性，但福柯的性史研究，颠覆了人们对性（sexuality）的认知，使性成为人文、社科领域的研究对象，推动了性别研究的发展，而萨义德笔下东方主义中“西方”对“东方”的凝视，与性别研究中“男性”对“女性”的凝视如出一辙，揭示出后殖民研究与性别研究的密切关联，这也是上野将他们的著作收入本书的理由。

毋庸置疑，本书是一本绝佳的女性主义入门图书。与其他众多研究领域一样，性别研究也需要用学术性的分析概念武装自己；本书的第二部分，即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效的分析概念。除了福柯和萨义德之外，塞吉维克的“厌女”、斯科特的“社会性别”、斯皮瓦克的“服从即抵抗，抵抗即服从”、巴特勒的“性别述行”等，都可以帮助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将女性的经历言语化、理论化。但同时，这些概念又不仅限于女性主义的范畴，概念的提出者们活跃于文学、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等领域，他们将这些概念导入主流的学科领域中，试图以“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世界。正如上野在其著作《差异的政治学》中所说：“如今仅通过性别这个变量并不能解释所有问题，但另一方面，除却性别，也无法分析任何事情。”

如果说本书的第二部分为女性学/性别研究者搭建了国际通用的学术平台的话，那么第一部分则旨在强调日本女性学的特殊经验，展现日本语境下女性挣扎与思索的过程。我们虽然与她们身处不同的国度，没有经历与她们相同的年代，却也能从她们真挚的话语中感受到她们的苦楚与坚毅。拼命找寻女性话语的森崎和江，与水俣病患者同悲共苦的石牟礼道子，为女性解放运动倾注全部身心的田中美津……她们或许无法娴熟地使用当下性别研究的专业术语，但因为她们的一字一句根植于她们脚下的大地，所以她们的文字是如此朴实而动人。

不仅如此，这一部分还有助于我们反思中国的女性学研究。也就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去发掘给予我们力量、指引我们前行的中国女性前辈，书写属于中国的《女性的思想》。也唯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展示多样化的女性学/性别研究的可能性。

说本书是一本绝佳的女性主义入门图书，自然不能忽略作者上野千鹤子的功绩。可以说，本书是上野千鹤子式的解读。要将前人的思想智慧反复咀嚼，并按照自己的方式深入浅出地呈现出来绝非易事，而能赢下这场硬仗的，便是孤傲的上野。

我曾在《父权制、资本制、民族国家与日本女性——上野千鹤子的女性学理论建构》（《开放时代》2021年第4期）一文中写道：上野千鹤子女性学研究最主要的特色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一方面，作为日本后现代思潮的引领者之一，上野始终走在学术理论的前沿。另一方面，在西方后现代思潮来袭之前，上野既已参与了日本的“全共斗运动”（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发生在日本的学生运动）和女性解放运动（即第二波女性主义运动），她的学术思考源于本土实践。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为何她既能游刃有余地穿梭于高大上的学术概念之间，又能深刻体会日本女性的痛楚，进行接地气的阐述。

借用上野本人的话来说，她是熟练掌握“男性语言”（学术知识）与“女性语言”（日常经历）的“双语者”。本书中有个令人记忆深刻的例子。上野说自己无法忘记《父权制与资本主义》（1990年）一书出版后一位男性知识分子对她说的话，他说：“读完这本书后，我终于明白了我的妻子一直在抱怨的到底是什么。”言下之意是，他听不懂妻子的话，却能理解马克思的术语。可见，女性并非一直保持沉默，只是她们的声音没有被听见罢了。而想要将自己的声音传递出去，让强势的一方无法充耳不闻，就必须以彼之道还施彼身，因此，上野将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本书也是上野对自身思想的展现，它同样是“女性的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本书中列举的十一部著作，可以成为我们理解上野千鹤子思想的窗口，换言之，在上野的很多著述中都可以看到这些著作的影子。例如其代表作之一的《厌女》一书，受到了塞吉维克“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恐同、厌女”的三位一体结构、水田宗子《逃向女人与逃离女人》的女性主义批评的影响；《一个人最后的旅程》等“一个人”系列著作，颇有富冈多惠子“单独个体的虚无主义”的风范。

2021年12月，我与《新京报》的王青女士一起采访了上野千鹤子，其间，王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你的研究生涯与生命经验中，哪位女性学者/写作者/女性形象对你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与启发？”对于正在翻译《女性的思想》一书的我来说，感觉心中早已有了答案，所以我一边聆听上野的回答一边比对心中的答案。

但出乎意料的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上野虽也略有提及本书中的其他几位作者，但几乎用五分之四的时间讲述了森崎和江，足见她对森崎的喜爱。“出生在朝鲜半岛的森崎和江，她的身上深深烙印着日本的原罪。自己的祖国侵略了抚养她长大的朝鲜半岛，因此她一直深感内疚。我认为有她这样的前辈是非常重要的，我从中受益良多。”听到这段回答，我眼前的上野似乎与森崎重叠了起来，让我更加深刻地感受到她从20世纪90年代起从事“慰安妇”研究过程中的自我纠葛与不易。

上野对女性学有自己的理解，她认为“女性主义”是指女性解放的思想和实践，而“女性学”则是服务于“女性主义”的理论与研究。而她之所以将自己的研究领域列为“女性学/性别研究”，是为了抨击那些将女性学与性别研究区别对待的学者。

历史上，有些女性为了与激进的女性解放运动划清界限，曾宣称：“我不是女性解放运动者，但我是女性主义者。”之后，又有人说，“我不是女性主义者，但我是性别研究学者”，因为性别研究让人觉得很学术、很中立。在上野看来，女性主义和女性学不可分割，性别研究也同样如此。

不过，由于女性学研究只是在研究体系中添加了一个关于女性的新的研究领域，只有女性对它感兴趣，男性则完全提不起兴趣，因此主流学术界根本没有受到任何影响。于是，女性学研究者改变了策略，不再以女性为研究对象，而是聚焦于将女性与男性分隔开来的不平等的权力关系——gender。可见，性别研究（gender studies）源于女性学，且同样具有政治性。

虽然上野有自己的见解，但她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解视作女性主义/女性学的唯一标准。2019年9月，她在东南大学日语系集中授课期间，曾举办了一场公开讲座，题为“新自由主义改革对社会性别的负面影响”。当日，能容纳200人的报告厅，挤进了300余人，会场氛围极为热烈。在讲座之后的问答环节，有一位听众这样问道：“上野老师，您所说的是您本人对女性主义/女性学的定义吗？”上野的回答简洁明了：“是的，这只是我本人对女性主义的定义，女性主义的定义可以有很多种。”可见，上野并不希望在女性主义的领域只有自己的一家之言，而是希望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

翻译一本书意味着对文本的精读，也意味着最容易从字里行间汲取养分，化作自己的血肉。从这个意义上说，能够成为本书的译者，我何其幸运。

本书的翻译与出版得到了作者上野千鹤子教授、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性别研究小组诸位师生以及浙江大学出版社谢焕老师的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希望正在阅读本书的你，能够有所收获，并找到属于你的女性主义。

陆薇薇

2022年春于东南大学九龙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