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化趋势

从前文看到，人类暴力呈显著的长期下降趋势，文明在逐步战胜野蛮，这跟基于生产率对人类发展的评判截然不同。虽然新闻里经常报道暴力事件甚至战争，但从更长远的历史看，人类文明化进程一直在继续，偶尔出现的短暂倒退并不能阻止人们对文明化和理性化的不懈追求。那么，人类为什么会放弃野蛮暴力、走向文明呢？平克从多方面给出回答，其中，四大历史变迁对人类暴力下降的贡献巨大。

一是“和平化过程”（pacification process）：人类从原始狩猎游牧的“无政府”部落过渡到定居农耕社会，并在大约5000年前开始建立城市和国家，由国家垄断合法暴力、建立并维护社会秩序（包括保护私人财产和权益）的过程。这一过程持续数千年，使暴力命案率下降近83.3%，原因在于原始社会完全靠天吃饭，频繁发生的灾害与饥荒迫使部落间、个体间经常发生冲突，而定居农耕社会发明国家后，虽然在相当程度上还是靠天吃饭，但一方面主动的种植与储存提升了食物供给的稳定性，另一方面由国家垄断暴力所建立的秩序可以减少个体间、群体间的冲突。

二是“文明化过程”（civilizing process）：由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进程》中提出，欧洲在中世纪后期通过组建国家和发展商业，开启了群体行为及个体心理的炼化历程，使人们更加鄙视野蛮粗暴，讲究行为举止的规矩。在埃利亚斯看来，文明行为的特点包括：遵守礼仪礼貌，举止恰如其分，制止鲁莽粗暴，以理性战胜情感，甚至对如何穿衣戴帽、如何使用餐具、如何用餐不出声等都有具体的社会规范。中世纪后期，两方面的发展促使欧洲走上“文明化”轨道，之后世界其他地方也启动了类似进程。一方面，逐步结束封建领地割据的状态，建立更大规模的民族国家和统一政权，统一规范商贸与社会治理体制；另一方面，社会尤其是教会开始认可商业利润，也逐渐为有息放贷正名，这就解放了商业。尤其是在国家政权形成之后，贸易秩序在大范围内得到规范一致，为进一步的商业革命奠定了基础制度。商业造化个人，因为商业交易强化个人间、个人与社会间的相互依赖，使每位个体为了各自和共同的利益，必须学会控制情绪、讲究礼仪、表现诚恳、举止规范、用词得当。商业化的社会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交易网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依赖起到约束个体言行举止的作用。因此，商业化促使人们有节制、可预期、讲理性，商业化的过程也是文明化的过程，仅这个过程就使欧洲暴力命案下降91%~98%。

三是“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这主要体现在17世纪、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和理性时代，知识分子呼唤结束奴隶制、终结决斗和酷刑、阻止媒体与书籍渲染暴力。在17世纪初，主要欧洲国家都有酷刑，17世纪末先是英格兰、苏格兰禁止酷刑，到18世纪末大多数欧洲国家都已效仿，19世纪中期时酷刑基本被禁止。死刑被废止得晚些，在17世纪中期，英国的北美殖民地每年每10万人中大约有3人被处决，到1700年下降到每年1.5人，美国独立后的1800年左右降到每年处决0.2人，到了20世纪被处决的人数就更少了。再就是书籍出版，在15世纪中期印刷机出现后，到16世纪末，印刷成本已下降很多，批量印刷技术逐渐成熟；从17世纪初期开始，英国、法国等每年印书量猛增，读书人口的增长必然使社会普遍的怜悯心上升。读《悲惨世界》《巴黎圣母院》或其他小说，会让读者虽然未曾亲身遭受残暴苦难，也能设身处地感受主人公的痛和苦，这种读书经历多了，对野蛮暴力的容忍度自然降低，文化消费就是这样促进文明化的。相比之下，以前人类对血淋淋的残暴是如此麻木，就连天主教教宗额我略一世在公元6世纪后期列出《七宗罪惩罚》时，其用词让现代人读了也会毛骨悚然：“色欲，犯者在硫黄和火焰中熏闷死；贪食，犯者被强迫给老鼠、蟾蜍和蛇吃掉；贪婪，犯者在油中煎熬死；懒惰，犯者被丢入蛇坑被蛇吃；暴怒，犯者被活体肢解；妒忌，犯者被投入冰水之中冻死；傲慢，犯者被车轮绞死！”在13世纪法国经典浪漫小说《兰斯洛特》（Lancelot）中，有学者做了统计，书里一共5次描述砍头、8次描述人被战马活活踩死、8次描述人头被破开、3次描述肩膀被撕开等多处血淋淋的场景。中文武侠小说里这类场景更多。但是，到19世纪、20世纪，人们对残暴的敏感度、对古罗马式血腥娱乐的态度已全然不同。

在中国，以前对血淋淋的残暴的容忍度也不低。还是以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北宋二十四孝砖雕为例，其中一个砖刻讲孝子“郭巨埋儿救母”的故事。汉朝郭巨家里贫寒，母亲每次吃饭时必先分给孙子一些，郭巨就对妻子说：儿子分吃母亲的食物不好，使母亲吃不饱，这不行！他还说，儿子可以再生，但母亲只有一个，让母亲饿肚子是不孝，所以决定把儿子埋了，妻也赞同。图1.5给出的这幅二十四孝砖雕，给观众展示了活埋幼儿的场景。这幅图据说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之后持续流传，广为传颂了一千多年。另一个砖雕讲的是“刘明达卖儿”，也是二十四孝故事之一。刘明达家里贫困，无法同时供养母亲与孩子，看到老母日渐消瘦后，他决定把孩子卖给正好路过的王将军。图1.6是这幅砖雕的照片，展示了刘明达之妻给骑马去卖孩子的丈夫送行的场面。虽然这幅图不如图1.5的场面那么残暴，但为了孝道，活埋幼儿、买卖子女、割股割肉等暴力都无所谓，编制并大肆宣传这些故事的人怎么就感觉不到这是对孩子的残暴，难道让长者饿肚不能忍而对小孩施暴就能忍？长此以往，这些故事会鼓励活埋幼儿、催生暴力文化，尤其是让施暴人、食人者毫无心理负担。

图1.5　郭巨埋儿救母（北宋二十四孝砖雕）

注：左边的郭巨手持铁锹，挖泥坑，活埋妻子怀里抱着的婴儿。

图1.6　刘明达卖儿（北宋二十四孝砖雕）

注：刘明达骑在马背上，怀抱幼子，去卖子，以得到粮食解决消瘦母亲的营养不足问题。

20世纪的“五四运动”是人道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开始。最为经典的描写是鲁迅的《狂人日记》：“记得我四五岁时，坐在堂前乘凉，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不行。一片吃得，整个的自然也吃得……四千年来时时吃人的地方，今天才明白，我也在其中混了多年；大哥正管着家务，妹子恰恰死了，他未必不和在饭菜里，暗暗给我们吃。我未必无意之中，不吃了我妹子的几片肉，现在也轮到我自己……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他以犀利讽刺的语言，唤醒人们对残酷暴力的敏感，反思自己过往的麻木，给社会带来文明启蒙。1919年1月陈独秀发文，“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虽然他的出发点不是启发人道主义，但像鲁迅一样，通过挑战“旧文学”“旧伦理”“旧礼法”，引发对麻木愚昧文化元素的反思和辩论。在效果上，五四时期的启蒙运动类似于欧洲的人道主义革命，降低人们对野蛮暴力的容忍。

四是“长久和平”（long peace）趋势：二战结束以来，在联合国、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GATT和后来的WTO这些跨国组织的架构下，世界经历了战争频率与暴力死亡率双降的持续和平时期。在1900年，任何一对国家共同参与的跨国组织数平均为4个，1945年为10个，而到2000年为28个，这说明国际机构在二战后增加了近三倍。结果之一是国际贸易大增，二战之前国际贸易额不到全球GDP的10%，至2000年升到全球GDP的360%，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度达到新高。如今，各国想的是如何多做生意，而不是如何扩军打仗。在二战之前的两个多世纪里，70%~85%的国际战争以重新划分领土结束，而20世纪最后的40年里，国际战争一般不涉及领土纠纷；1950年时，军人占欧洲人口的1.5%，而到2000年削减了一半，只有0.75%，军费开支也大减。

在这四大历史趋势的影响下，野蛮暴力大降，文明化显著上升。不过，平克教授的著作也带出一些新问题，因为这些趋势还只是对现象的描述。比如，“人道主义革命”“长久和平”显然是其他动因带来的结果，但不是推动文明化的“原动力”，甚至连“和平化过程”和“文明化过程”都是其他更本源的动因所致。那么，文明化更本源的推动力又是什么呢？换个角度看，为什么和平化过程、文明化过程、人道主义革命和长久和平没有更早发生？在中国，五四运动呼唤结束旧礼制旧伦理、“打倒孔家店”，给社会引进了德先生赛先生、民主自由等现代观念，但光有这些观念，没有解决个体生存挑战的相应手段，到最后人们还是会没有选择，还必须重回“孔家店”和旧伦理。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深挖，认清为什么古人会选择野蛮暴力并维护血腥吃人的文化，在此基础上回答为什么后来往文明化之路越走越远，目的是找到驱动文明变迁的本源性逻辑。

另外，平克描述的基本以欧美经历为主，没有太多借助亚洲、非洲、南美的经历。由于在过去数千年里欧美之外的社会也经历了去暴力的文明化发展，非欧美的数据样本既可帮助我们检验假说的广泛成立度，也可能带来对文明逻辑的全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