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催生暴力：一般规律

上一节通过对比汉朝与罗马帝国的兴衰、介绍清朝案例，已初步揭示古代社会中风险催生暴力的一些方式。只不过那些是个案，不一定代表普遍规律。本节将扩大到其他朝代或国家，结合近年基于大样本的量化历史研究，进一步阐明人类暴力跟风险的一般性联系。我们会看到，无论是游牧民族入侵的对外战争，还是包括暴动、民变在内的内乱，很多时候是风险事件发生后逼人走投无路所致，这一规律并不因人种、地域或历史时期而异。

两千多年前，《左传》论断，“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意思是禹和汤引咎自责，使王朝勃然兴盛，桀和纣怪罪他人，造成自己的王朝过快灭亡。传统历史观多将王朝兴衰归结于统治者个人的贤明与昏聩。黄炎培等总结出的“历史周期律”为：大凡初始聚精会神；等环境好转，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惰性发作，形成无法扭转的风气，有的因功业驱使，强求发展，导致失控；最后，都是落个“人亡政息”“求荣取辱”的结局。持有类似观点的不止中国传统史学家。图尔钦在细考西欧诸国的历史后，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无论是罗马，还是英、法、俄，各政权都走过了扩张、停滞、危机、萧条的历程。可是，这些都是事后的描述性总结，并没有揭示兴衰背后的本源性驱动因素，尤其是没有给出风险事件所发挥的作用。在缺乏避险手段的传统社会尤其是原始社会里，包括气候风险在内的环境因素深深地塑造了人类的暴力史，也因此影响了王朝兴衰，造就了各个社会的文化。也就是说，前文分析的汉代和罗马帝国的兴衰逻辑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引言中已谈到，龚启圣和白营收集了从公元前220年至公元1839年间的中原省份历史数据，研究什么情况下北方游牧民族会攻打中原，以此探究战争暴力的起因。游牧民族入侵集中在长城沿线，他们侧重两个地域：一是人口密集的灌溉农业区，即中原，包括今天的河南、陕西、河北、山东；二是人口稀少的季节性游牧区，包括今天的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及部分俄罗斯地区。由于资料限制，游牧地区的历史气候数据难以获得，但鉴于农耕区与游牧区之间今天的气候指标相关系数iv在0.9左右，二位学者用中原农耕区历史上的旱涝情况作为游牧区降水量的代理变量v。

具体讲，他们整理了近两千年间、每10年里发生旱灾和黄河决堤的年份数：前者反映降水稀少，后者反映降水充沛。他们的分析发现：每10年内干旱年份占比较多的时期，往往也是游牧民族频频入侵中原的时段。进一步的统计分析确证：游牧民族进攻中原汉族的频率，随降雨稀少而上升，随降雨充沛而下降。平均而言，10年中每增加1个旱灾年份，北方游牧民族在该10年中攻打中原的概率会增加26%，在更长时间内进攻中原的概率增加57.6%；相比之下，10年中每多1个水灾年份，游牧民族在该10年中攻打中原的概率会少36.4%，在更长时段进攻中原的概率降低80.6%。怎么解释这一结论呢？持续干旱会破坏草原，万物不长，甚至完全阻断来年草籽萌芽，断绝牲畜口粮，以至于破坏整个食物链，造成饥荒，旱灾对游牧民族的影响大于中原汉族，迫使游牧民族南攻，以获得生存所需。也就是说，灾害使战争的收益远高于成本。而如果降雨量偏多，尤其是涝灾，反而有利于牧草生长，草原食物充沛，游牧民族生存更有保障，战争的边际收益会远低于成本，战争激励消失。这表明，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攻打中原的规律，基本跟罗马帝国受到北边蛮族威胁的规律一样：旱灾发生时，遭到攻打的概率大增。这些结论也支持司马迁的“兵旱相乘，天下大屈”，以及1919年亨廷顿的假说：中亚和东亚北部地区气候变干，是北方游牧民族在西晋末年、北宋后期和明末三个时期大举南下的原因。气候风险影响甚至决定了游牧民族跟中原汉族的冲突史。

当然，在亚洲、欧洲历史上，多次因气候灾害引发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的战争，但每次冲突未必造成农耕文明改朝换代。那么，还有什么因素影响冲突的结果呢？陈强用量化方法回答了这一问题。具体来说，根据前述王朝周期律，中原王朝会经历由成长到成熟、最后到衰败的历程，因此中原与游牧民族的力量对比，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下降。“年轻”的中原王朝，革故鼎新、蒸蒸日上，在应对外部冲突中会处于优势；“年迈”的王朝，会老朽虚弱，难以抵御入侵的游牧民族。陈强因此得出假说：中原王朝相对游牧王朝越“老”，力量就越衰弱，越容易被征服。这就是邓云特强调的内部因素，“内力不充，外力就得以侵入”。陈强收集了自公元前221年至公元1911年的数据，发现在前后共47次与游牧王朝的争斗中，中原王朝7次被征服，占比约15%。在控制vi降水、中国是否统一、是否处在长城保护下等诸多因素之后，他的分析支持前述假说：中原王朝相对游牧政权越“老”，被征服的概率会越大。这说明，王朝的“历史周期律”有相应的证据做支撑，但是自然风险是朝代衰亡的重要催化剂。

近代之前，人类社会缺乏金融市场，也没有政府福利等手段帮助应对气候、瘟疫等自然风险，因此灾害发生后，除了引发游牧民族攻打农耕王朝，也会激发社会内部冲突，造成动乱。按古代农政的总结，就是“国富民殷，善良自众；民穷财尽，奸宄易生”（《农政全书·卷四十三》）。尤其连年灾荒青黄不接时，无法糊口的农民会变为流民（与贝克尔的犯罪经济学预测一致）；若朝廷荒政不力，流民就会演变为席卷各地的农民起义，甚至推翻王朝统治。

明末的李自成起义即是极典型的例子。李自成出身陕西米脂县贫寒农家，做过僧人、放过羊。21岁时，他在本县驿站当马夫。可是，由于当时中国正处于“小冰期”（图1.8），旱灾频发并持续冲击官方财政，崇祯皇帝迫于财政压力于1628年下令裁撤驿站，李自成因此失业。不久后，李自成因还不起债而坐牢，然后在亲戚帮助下逃出牢狱，跑去杀死债主并投军。第二年，陕西旱灾严重，米价飞涨。米脂当地的饥民“从贼者十之七，邑几空”。李自成在此时发动兵变，招兵自然是一呼百应。如康熙年间《米脂县志》所载：“明末李自成，银川驿之一马夫耳。因裁驿站、饥荒，无所得食。奋臂一呼，卒至土崩，不可救！”之后，尽管屡遭官军打击，通过在山西、河北、河南等省交界处不断转移，起义军保存了有生力量。恰好，河南地区连续四年大旱。当地的情况惨到什么程度呢？“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触耳有风鹤之声，满目皆荒惨之色。”于是，“欲使穷民之不化而为盗不可为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李自成辖部的力量因此迅速扩张。在之后的近20年里，李自成起义军两次几近毁灭，但每次都是更大的旱灾帮了忙，让他东山再起，先后打下西安、甘州，渡黄河直入宁武，最终攻克北京、覆灭明朝。从农民军起事到成事的整个过程中，连接不断的自然灾害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与饥荒相连的生存压力，是把自然灾害转变为农民暴动的关键。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贾瑞雪分析了全国267个府在1470—1900年间气候和农民暴动的关系，结果显示：自15世纪以来，每府平均每年有0.22%的概率发生农民起义；而在旱灾年份，起义概率会翻几乎2倍，至0.58%；旱灾年粮价平均是涝灾年的3倍，由此，旱灾年农民起义的概率是涝灾年的3倍。她的研究也验证了自然灾害是社会动乱的重要起因。

从前面讲到的食人事件，我们也可得出暴力跟风险关联的结论。根据笔者与林展、张晓鸣收集的明清食人事件数和同期各府旱灾次数，得出了两指标的跨府空间分布（各府在1470—1911年间两指标的总数，还缺少1470年之前的府级旱涝数据）：灾荒食人的南北差异明显，北方的河南、山东、河北、山西、陕西，这五省占了全国食人事件总数的61%，而之所以中原省份在这类暴力中的占比如此高，还是因为其旱灾频率极高，人口密度也不低。以府为基本单位，1470年后，各府食人事件数与旱灾次数的相关系数为0.49，高度关联，尤其是河南在旱灾和食人事件上都居于高位。

换成时间序列看，图1.9列出了1470—1911年间全国每年的食人事件与旱灾次数（都以5年移动平均），两个指标的互动程度很高，从15世纪后期到17世纪中叶旱灾频发年份几乎都伴随食人事件；但是在清朝时期，虽然旱灾也不少，但食人事件明显减少（19世纪70年代的丁戊奇荒除外），这说明清代的避险和赈灾能力好于明代，这些在后续章节会再讨论。从图中看到，食人事件高发期基本都有较多旱灾，这印证了前面关于天灾人祸逼出食人行为的论述。

图1.9　初至清末每年食人事件与旱灾次数

注：图中数据以地方志记录为主，也包括《明实录》和《清实录》中提到的食人事件。

气候等风险事件催生暴力，这也是世界其他国家的历史铁律。安东尼·麦克迈克尔（Anthony McMichael）对此做了精确的概括：对持续10年以内的短气候周期，如厄尔尼诺现象、北大西洋涛动等，社会通常表现出一定的韧性；伴随着持续数十年的中期不利气候周期的，是疾病暴发、贫穷与社会动乱，这些甚至经常导致政权倾覆；而持续百年以上的长期不利气候，经过干旱、饥荒和社会不稳定等途径，通常直接导致文明的衰败。除了来自“旧世界”（欧亚非三大洲）的诸多证据，在美洲大陆，文明的起落也和气候波动关联密切。公元7—9世纪，玛雅文明所居的尤卡坦半岛遭遇了持续干旱；大致在公元750年前后，当地的大型建筑工程减少或完全停止，那时期的浮雕中与战争有关的内容占比上升。人类学学者对玛雅遗迹中骸骨的研究亦显示，遗骸主人的死亡年龄呈年轻化趋势；比起时间更早的墓葬，这些墓主的营养水平显然更差；在同一时期，半岛人口密度由每平方公里200人下降至100人，可见气候风险的影响强度。值得注意的是，单纯的“环境决定论”并不可取，比如：在尤卡坦半岛，北部地区的降水量波动幅度（风险度）比南部更大，波动持续时间也更长；然而，跟受冲击较小的南部比，北部地区不仅有更多聚落在危机中幸存，有的还实现了发展。考古学家的研究显示：之所以出现这一“悖论”，可能是因为在压力面前，北部地区在发展专业化生产和市场贸易方面更为成功，也就是说，北方因为发展了更好的避险手段，使其应对风险的“韧性”更高，基于玛雅文明的这些发现已经预示了本书的核心结论。

最近几年学术界对自然风险后果的研究很多，范围覆盖了全球各地。2015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斯坦福大学的三位学者系统分析了自然风险和各类暴力间的关系，他们的创举在于将其他学者发表的55份研究中所用到的来自世界各国的数据综合一起，做元分析，并发现：气温每提升一个标准差，战争、暴动等群体间暴力事件会上升11.3%；如果降雨量减少一个标准差，群体间暴力会增加3.5%。这一普遍规律不仅适用于群体间暴力，而且同样适用于群体内暴力（即个体暴力），如打人、抢劫、犯罪、杀婴等：气温每高出一个标准差，群体内的暴力会上升2.4%。也就是说，普通人在生活中面临的暴力也会受气候风险的影响。一份基于美国城市数据的研究发现，在2010—2017年的洛杉矶，气温高于29.8℃的日子与其他日子相比，犯罪总数要高2.2%，暴力犯罪数高出5.7%。异常高气温对低收入社区的犯罪率的影响尤其明显，因为这些社区的家庭一般没有空调，高温使家暴猛增。这种情况在非洲也很普遍。

在2017年的一篇工作论文中，穆拉特·伊贯（Murat Iyigun）等三位学者合作，搜集了1400—1900年间欧洲、北非和近东部分区域的所有大规模冲突数据，共计912次战争、2787次战役。他们的计量分析显示：这500年间，当下50年的平均温度比过去50年每降低0.23摄氏度，当地发生大规模冲突的概率就会上升1.1%，而且在统计上非常显著。由于粮食产出对气温和降水的高低非常敏感，人体对气温的敏感度也很高，气温太高或太低既影响产出、挑战生存，又影响人的情绪，刺激他们行暴。

因此，不管是历史上还是当代，不管是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国家，风险事件是暴力的主要驱动力，这一结论非常稳健vii。这也印证了“地理环境决定论”，该理论认为：气候等地理环境决定一地的居民是否好斗、不同聚落间是否发生战争或冲突，进而决定当地的文化，“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脉思想可追溯到至少2000年前，医学缔造者希波克拉底的文集中，有一篇公元前5世纪佚名医生的文章《论空气、水和环境》，第三部分系统阐述了性格特质与气候间的关系：在气候多变的欧洲，人们性格粗犷、鲁莽、勇敢、暴躁而好斗；亚洲地区，气候平稳、空气潮湿，人们不愿多消耗体力，因此变得懦弱而懒散。差不多同一时期，《管子·水地》中有相近论述：“地者，万物之本原，诸生之根菀也。美、恶、贤、不肖、愚、俊之所生也……夫齐之水道，躁而复，故其民贪粗而好勇……燕之水，萃下而弱，沉滞而杂，故其民愚戆而好贞，轻疾而易死。”以今天的视角看，这些论断很难称得上科学，不过，这些先知给后来者以探索的灵感。既然古代甚至到近代，自然风险对人类行为及其文化的决定作用如此大，那么一旦人类创新不断强化风险应对力，削弱风险事件对生存的挑战，久而久之，暴力的收益就会逐渐降低到暴力成本以下，文明就会成为首选。这就是我们接下来要阐明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