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创造敦煌
公元前111年，有一位中年人在三危山下画了一个圈，无数怀揣梦想的人来到这里，创造了一座叫敦煌的城市。
中年人的尊号是汉武帝。
敦煌是一个由移民建立起来的城市。三苗人是敦煌的第一批移民，之后的乌孙、月氏、匈奴都是敦煌移民。汉代是敦煌移民的巅峰时期，为了营建河西四郡和西域的军事防御体系，两汉四百年不断往敦煌地区“徙民实边”，人次累计百万以上。曹魏时期，在边地大规模实行军屯和民屯，敦煌地区也是移民不断。西晋“永嘉之乱”后，放眼天下，只有河西走廊和长江以南社会安定，中原人民纷纷西迁或南渡，才有了五凉的名儒和东晋的名流。唐代为了治理西域、巩固河西，政策性移民接连不断，造就了繁华的唐代敦煌。宋代时期，西夏占领敦煌，此后西夏的党项人、甘州的回鹘人、元代蒙古人都曾在这里繁衍生息。直到明代嘉靖年间封闭嘉峪关，敦煌地区的居民全部迁回内地，敦煌陷入无人之境。清代初期平定准噶尔叛乱，雍正三年（1725年），清政府从甘肃五十六州县向敦煌有计划、大规模地移民，组成今天敦煌居住的主要人群。直到1990年，敦煌仍然有大规模的移民，即从甘肃省定西、白银、兰州、天水四个地区的十个县、市迁入移民485户，共1927人，形成了今天敦煌的“定西村”。
敦煌历史上的移民主要有如下几种类型(1)：
第一，官宦宗族的政治性移民。汉代，中原地区的一些世家大族，如汉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年），太中大夫索抚因“直谏忤旨”而获罪，从钜鹿（今河北省巨鹿县）迁到敦煌，后来成为敦煌历史上著名的索氏家族；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氾雄同样也是因为直言进谏而被治罪，从济北卢县（约在今济南西部）迁到敦煌，成为敦煌氾氏家族；汉建威将军令狐迈因起兵讨伐王莽而失败身死，他的三个儿子都逃到了敦煌，令狐也成为敦煌大姓。还有一些家族是因为躲避中原战乱来到敦煌，这些人往往是举家甚至举族迁徙而来。在此以前，由于他们大多身居高位，有着丰富的社会阅历和从政经验，社会影响很大。在迁往河西后，就迅速发展成为当地颇有声望的家族势力。他们被朝廷“强制拆迁”，却在敦煌“异地重建”，从而成为敦煌望族，成了敦煌历史中的大人物。
第二，平民灾民的政策性移民。如元鼎六年（前111年），敦煌郡刚刚建立，但当地没有百姓，所以从中原迁移了大量的平民；汉成帝建始四年（前29年）秋，黄河在馆陶及东郡决口，兖、豫二州有四郡三十二县受灾，为安置灾民，将大量人口迁到河西走廊地区。这些民众是中原地区拥有丰富生产经验的农业人口和手工业工人，他们来到敦煌开垦荒地、建立聚居地、发展城市和手工业，构成了敦煌历史的人口基础。
第三，少数民族的商业性和军事性移民。敦煌地处西域、漠北草原、青藏高原、河西走廊四大地理单元的交会之地，历史上很多少数民族都曾在这里生活。如羌、鲜卑慕容、粟特、吐蕃、回鹘、党项、蒙古，等等，他们或是因为商业贸易，或是因为军事战争，都曾在敦煌留下令人难忘的面孔，成为敦煌文化多样性的基础。
在移民入迁之前，敦煌长期是荒原或游牧草场的面貌，人口密度很小。最初的移民就是敦煌最早的“创业者”，他们筚路蓝缕，不断根据环境变化调适生活方式，经过多年发展，当地自然地理的潜力被发掘出来，农业得到长足发展，文化逐渐积淀，有时甚至反哺中原（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除此之外，商业贸易从无到有，敦煌兴起了一大批的商业市镇，使本地成为联结中原与西域的枢纽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荟萃地，是西域路上极为重要的中转站。这就是敦煌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的资源禀赋，但任何事物都逃不开“资源的诅咒”，敦煌因移民而兴，也因移民而衰。
自敦煌在中唐时期被吐蕃占领，河西走廊这条通往中原的地理大通道开始变得封闭起来，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减少了，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宋代初期。敦煌不再拥有大量的新移民，前期大规模的移民开发导致了环境失衡和沙漠化严重，频繁的战争再加上间歇性的自然灾害，敦煌渐渐失去了往日的辉煌。嘉靖七年（1528年）明朝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被彻底遗弃了。直到清代初期，敦煌归入大清的版图，移民活动又开始了，但此时的敦煌已经丧失了边境要地的作用，成为中国西部一个十分平凡的小镇。直到1900年发现藏经洞，敦煌才再一次进入世界的视野之中。
笔者是在十五岁时举家搬到瓜州的（瓜州县属古敦煌文化地理范畴），作为新时代的敦煌移民，深知这片土地对于移民的意义。
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移民创造了敦煌。四千年的移民浪潮为敦煌提供了各个维度的多样性，造就了多元丰富的敦煌文化。史料记载的最早敦煌移民是三苗，后因西北环境的变迁，演变成为改写后世中国历史的重要人群——西戎。
然而，三苗的影响似乎远不止于此。它恰如一只贪婪的蚊子，曾在中国这个房间里的很多人身上停留，在引发很多人瘙痒的同时，吸食了很多人的血液，从而喂养出一个更为强大的孩子，这个孩子的名字叫“匈奴”。没错，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匈奴“其先祖夏后之苗裔也”，也就是说匈奴是三苗人的后裔；王国维更笃定地认为，匈奴是一个群体性民族，而西戎是其重要的一支。
虽然从吃鱼的三苗变成了吃羊的匈奴，但匈奴人依然继承了三苗觊觎中原的雄心。汉高祖七年（前200年）的那个冬天，刘邦已经在白登山吃了五天的草根，而山下就是啃着羊腿的冒顿单于。
(1) 可参考邢耀龙《先秦两汉敦煌、瓜州移民述论》《丝绸之路·肃州文化遗产保护与旅游产业发展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册）》，甘肃文化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