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关于日本，我们知道得太少太少
关于日本，我们想说得太多，而知道得又太少。
我第一次到那个国家是2005年前后，在国境之南的鹿儿岛登的陆。那是一个十分宁静而优美的岛湾，道旁种植了我原本以为很难在北方看到的杨梅树，海风温和，乡风纯正。它是时任首相小泉的家乡，是二战时期日军“神风战斗机”的起飞场，在1868年，西乡隆盛也是从这里北上勤王，推翻幕府政权，开始了明治维新。在鹿儿岛，我还参观了明治时代遗留至今的一些工业遗址，其中包括最早的棉纺织工厂等。
走在这些早已成为一具空壳的工业遗址里，我常常会有所感怀。近年，因为从事企业史研究的工作，我也曾经走遍南通、无锡、天津、福州和上海等地，参观过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近代工厂，其建造时间、厂区模样、生产规模及设备，与我在鹿儿岛所见大抵相同。
然而，为什么在日后，两国会走上如此不同的经济和政治道路？两国企业及商人阶层会有如此重大的命运差异？
这样的问题，困扰了我很久，而且迄今没有得出一个完备的答案。
陈伟的这本书，从商人的角度给出了启示。
故事是从德川家康年代的住友小次郎政友说起来的，“从住友开始，武士精神与儒家思想就开始互相渗透，这些商业精英们用开拓进取的精神加上诚信仁爱的价值观塑造自己的商业帝国。这一点和中国居然有着惊人的相似点”。
住友小次郎政友——这位日本商业鼻祖提出经商一定要讲诚信，不能唯利是图。他告诉自己的儿子、女儿，做人需宁静致远、淡泊名利，方可成大器。这些理念被后辈从商者所谨记，绵延不息。而这些经商理念的只言片语，显示出儒家思想早已潜移默化、润物无声，而这些思想使得日本商业精英们在商海逐浪、跌宕浮沉中撑住了信念的桅杆。
而自住友以后，日本商业精英中的佼佼者无不是武士精神与儒家思想的精妙结合体，试看书中的描述：
三野村利左卫门：兼具冒险精神与浓厚的人情味，他懂得如何平衡生意与情面的关系，他善于用真情打动别人，他不像一个唯利是图的商人，反而是个性情中人。
广濑宰平：年少时便在叔叔的指导下读完了四书五经、三国水浒、唐诗宋词，熟稔中国传统文化。广濑宰平晚年饮水思源，在自传中写道“正是幼年的广泛阅读，体会了人世间的冷暖善恶，是儒家的思想指引了自己的一生”。
涩泽荣一：将儒家学说引入经商当中，生前写过的唯一一本书叫《论语和算盘》。他认为“商业的发展必须以社会伦理为根基，否则会把人引入歧途；企业赚取利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中饱私囊，而是为了给社会创造财富”。
……
作者认为，单论商业才能，这些人皆称得上惊才绝艳、不世出的奇才，然而真正指引他们走向成功的却是“从中国攫取的精神养料”——儒家思想，一如清教徒追逐利益是为了荣耀上帝，日本商人——这些孔子的门徒则是通过商业的手段，实现他们修齐治平的理想。
更加重要的是，儒家思想传达出的“士不能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奋发进取精神，深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日本商人，让日本的商业从一开始就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延续下来，虽然经历了战火、灾难、文化入侵，但仍可保持或猛烈、或渐进的发展，从来不曾出现过断层和终止，可谓薪尽火传，生生不息。这也培养出日本独特的商业精神：无论经历多少风雨灾难，都必须保持进取、宽容的心境，隐忍克制，厚积薄发。
这种商业精神的孕育、完善、形成，催生了这一阶层独立的商业人格和自觉性。日后控制日本命脉的四大财阀：住友、三井、三菱、安田，他们的创始人和掌舵者都出身民间，即便日后在不同阶段与政府、当政者保持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但都没有丧失独立的所有权，避免了沦为政府的附庸，甚至他们凭恃自身的商业力量，可与政府时而同进退，时而互相博弈，体现出商业力量的极大灵活性。
而令人感喟不已的是，日本历代实际统治者都在一定程度上鼓励商业的发展，废除阻碍商业繁荣的桎梏。得益于这种政府营造的宽松商业环境，商业阶层和统治阶层在谋求国富民强、振兴民族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从而相互倚重，共荣共生，因此从根源上杜绝了“与民争利”、“国进民退”这些在中国反复上演的荒诞戏剧。
正是在作者幽默迷人的叙述背后，日本崛起的秘密被清晰地梳理了出来——
这是一个兼顾着儒学信义和武士勇猛的阶层，他们信仰财富的力量，愿意游离在权力周围，虽冷眼旁观世事变迁，却心系国家不断进取，而他们的努力也与时代合流，得到了统治者的支持，最终使日本从一个闭关落后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为后来不可一世的经济强国。
读着陈伟的这部作品，我们只能艳羡日本后来居上的发展奇迹，而懊丧于中国似乎从未出现如此完美的商业机遇。去看待别国的历史是容易的，去看待自己的历史也相对容易，然而正视自己的当下却无比困难。“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之人复哀后人”。但愿本书可以让更多人意识到：一个独立而成熟的商业阶层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关键因素。但如何催生这个阶层，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了。
是为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