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西渐:汉学家与中国古代文学的英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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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前幸有东流水 在涧出山总是清按:该标题系刘若愚晚年诗作。刘若愚巧用杜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句,可谓其转徙天涯、流寓美欧的总结。
——美国汉学家刘若愚译晚唐

生于东方,学在西方,名满天下,贯通中西。这是对美籍华裔汉学家、评论家、作家和翻译家刘若愚(James J. Y. Liu,1926—1986)的最好评价。作为一位华人,他以8部英文专著、50余篇论文成就了自身的地位,与美国东海岸哥伦比亚大学的夏志清并称“东夏西刘”。夏志清在悼文中称刘若愚为“语际的批评家”。刘若愚先后探索了中西方戏剧比较、中国诗学、中国侠客文化、晚唐诗家、北宋词家等多个学术研究领域,著述颇丰,在我国传统文论和欧美文论比较方面也成就斐然。

刘若愚不仅是一位学者,也是一位诗人和翻译家。作为以英文著书立说,传播中国文化的学者,首要的难题就是语言。思想寄寓于语言之中,要想将思想跨越文化的隔阂,就必须找到恰如其分的翻译手段。学贯中西,同时自己也谙熟文学创作的刘若愚显然能够胜任这一工作。

(一)自东向西,四海求索

刘若愚,字君智,笔名有二残等,出生于北平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名为刘幼新,是一位精通中英文的知识分子,同时也参与过一些短篇小说和侦探小说的翻译工作。早在1914年,刘幼新就翻译了英国作家加仑·汤姆的《侠女破奸记》,1924年,又编辑了《奇婚记》,可谓中国翻译历程中早期的拓荒者。刘若愚的母亲,据称是北宋词家二晏之后的晏氏,时常教授他阅读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唐诗宋词,这为他日后研究中国古典诗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7岁之时,刘若愚写出了他的第一首绝句,从此毕生沉醉于中国古典诗词之中,创作颇丰。

刘若愚早年就学于新式小学,获得了国际水平的教育,并很快具备了流利的英语表达水平,为他日后西方求学和以英语著书立说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了北京辅仁大学的西语系学习。辅仁大学的教学中西并重,混杂的教学环境为刘若愚日后沟通中西的学术努力建构了极具包容性的知识系统。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期间,刘若愚第一次开始了翻译历程。他在大学时就发表了艾略特早期的一首诗歌、王尔德的一篇童话以及曼斯菲尔德的一篇短篇故事的翻译。

大学毕业后,刘若愚于1948年进入清华大学,开始学术研究。在英国评论家燕卜荪的引领下,他努力学习英国文学,着力探寻莎士比亚、乔叟、多恩以及英国现代诗歌,并细致研读了燕卜荪的著作《含混的七种类型》。1949年,凭借一笔英国国会奖学金,刘若愚前往英国布里斯多大学,开启了留学生涯,自此开始了飘游四海的旅程。第一站即为英国。在约瑟夫教授的指导下,刘若愚撰写了研究马洛的硕士学位论文。而后,经导师安排,他又得以到牛津大学沃德姆学院学习,并得到了名教授鲍勒的帮助。鲍勒的独特性在于,尽管是一位英国教授,却在中国出生,并对中国的比较诗学研究建树颇丰。在这位教授的指点下,刘若愚逐渐重新将视角投向东方。此时刘若愚主要着眼于中西戏剧比较研究。他先后撰写了《伊丽莎白时代与元代某些戏剧程式的简要比较》(“Elizabethan and Yuan,a Brief Comparison of Some Conventions in Poetic Drama”)、《风月锦囊:一个西班牙王室图书馆保存的元代和明代剧本》(“The Feng-Yueh Chin-Nang:A Collection of Yuan and Ming Plays and Lyrics Preserved in the Royal Library of San Lorenzo,Escorial,Spain”)等论文,还发表了一些中国诗歌的翻译与莎士比亚、马洛的作品笔记。在荣获硕士学位后,他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担任了五年的中文教师。这一阶段的异乡求学和工作生涯,为刘若愚建立了广阔的比较视野,也建立了自己的知识系统。

其间,刘若愚不只是埋首书本,也开始翻译和创作,其中包括一些白话诗歌的发表,以及一些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这些是为日后的翻译实践“练手”,也为日后长期的学术、翻译工作做了足够的储备。

(二)自西向东,异乡译介

1956年,刘若愚来到中国香港,先就职于香港大学,而后又任教于钱穆所创办的新亚书院。在香港任教的五年间,刘若愚发表了大量自己创作的中国古典诗歌、中国白话诗歌和英语诗歌。在学术方面,刘若愚在香港大学的《东方文化》杂志上发表英文论文《中国诗之三境界》,在新亚书院学术年刊上发表《论伊丽莎白戏剧之思想与文学背景》和《英诗中之意象》,在香港大学5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中文论文《清代诗学论要》。

1961年,刘若愚来到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这是刘若愚一生的转折点,从此时起,他正式踏上了美国的国土。此后,刘若愚先后任教于匹兹堡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开始了他作为美国汉学家的人生漫长旅程。而刘若愚也正是在异乡求职的孤独和漂泊中,在西方土地上回望东方,重新自西向东,走上了传播和译介中华文化的旅程。

1962年,刘若愚的第一部英文著作《中国诗学》(The Art of Chinese Poetry)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这是一部从西方学术理论观念出发,对中国传统的文学理论进行整合和条理化的作品。他将中国传统诗学分为四种代表性的诗学观念,即道学主义诗观、个性主义诗观、技巧主义诗观和妙悟主义诗观。所谓“道学”源于儒家思想。儒家认为“诗是一种道德教训……诗的功用也包含着对社会和政治事件的‘讽谏’”詹杭伦:《刘若愚:融合中西诗学之路》,北京:文津出版社,2005年,第64页。。个性主义诗观则认为,诗是个人情感的表现。技巧主义诗观认为,诗歌主要是关乎书本的学问和纯粹是语言表现的巧妙。妙悟主义诗观则认为:“诗是诗人对这个世界和他自己的心灵之默察的具体表现。”同上书,第66页。“妙悟主义者并不满足于表现自己的个性,而在追求传达对世界的洞察。”杜国清:《中国诗学》,台北:幼狮文化公司,1977年,第134页。

但更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诗学》中,刘若愚开辟了整整一章来探讨汉语问题。若非真正明悟汉语的特性,便无法深入中国诗学的内核。刘若愚反驳了西方学界将汉语仅仅定义为一种象形表意文字的误解,且梳理了西方学界对汉语中“字”和“词”混同的问题。他指出,“中国诗歌中汉字的象形性被扩大了,但其音响效果却被西方的翻译家和学生忽略了”刘若愚:《中国诗学》,赵帆声、周领顺、王周若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2页。。通过对中国诗歌中平上去入的甄别,他指出了中国诗歌对于韵脚的重视。这些对中国语言问题的研究为其翻译具体文本提供了方法论。

为了给理论提供佐证,刘若愚在《中国诗学》中翻译了大量的中国诗歌。在诗歌的句式长短方面,刘若愚在翻译中尽量贴合原文,无论是诗的整齐划一,还是词的错落有致,刘若愚都尽量做到唯“中”是瞻。更特别的是,他仍然不放弃追逐中国诗歌在音韵方面的独特性。在《诗经》中《静女》一诗的翻译中,他用“waiting”和“pacing”对标“隅”和“躇”。在翻译《月下独酌》时,他根据原诗中“亲”“影”“饮”的韵脚,对应“me”“me”和“care-free”。在李商隐的《无题》一诗中,刘若愚更是挑战了更为复杂的押韵技巧。不仅是句末押韵,甚至连句中的押韵都被刘若愚巧妙处理。《无题》一诗第一句为“相见时难别亦难”,其中的两个“难”字是重复字,亦是重复押韵,而刘若愚将该句译译作“Hard it is for us to meet and hard to go away”刘若愚:《中国诗学》,赵帆声、周领顺、王周若译,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0页。。“meet”和“away”固然读音不同,但由于词语中有相同的元音构成,因而在整个句子的朗读时,无形中形成了押韵的效果,完美地实现了《无题》作为律诗复杂韵脚的处理。甚至连中国诗歌中最难翻译的“双声”和“叠韵”问题都被他创造性地解决了。杜甫《巴西驿亭观江涨,呈窦使君二首》中“漂泊”和“踌躇”的双声效果被“wandering”与“abroad”,“to”和“fro”表现。杜甫《喜达行在所三首》中的“茂树”“连山”则以“misery”与“tree”,“chained”与“mountain”所表现。

1967年,刘若愚来到了斯坦福大学工作,并呈上了著名的《中国之侠》(The Chinese Knight-Errant)一书,此书堪称“继《游侠列传》之后第一部综合研究中国历史和文学上的游侠的专著”刘若愚:《中国之侠》,周清霖、唐发铙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第4页。。在书中,刘若愚对作为文化符号的“游侠”形象,从历史和文学的不同角度进行了思考和探索。但全书最为重要的成就也许是短短的“knight-errant”一词。在比较了“cavalier”“adventurer”“soldier of fortune”“underworld stalwarts”等词之后,刘若愚选择了以“knight-errant”作为“游侠”的英文译名。“knight”体现了游侠中的“侠”元素,表明了游侠所具备的对道德原则的恪守。而“errant”的后缀则体现了“游”的内涵,同时将东方的“knight”与西方的“knight”区别开来,表明了游侠对社会秩序的无视和破坏性。“knight-errant”一词言简意赅,为学术界和翻译界所普遍接受。《中国之侠》一书因此而成为中国游侠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

1969年,《李商隐的诗——中国9世纪的巴洛克诗人》(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简称《李商隐的诗》)得以出版。书中刘若愚第一次作为翻译家系统阐释了自己的翻译思想。李商隐诗歌之取字、编排、韵律、用典,都是极难翻译的。对于单个字词翻译来说,由于不可能在汉语与英语间直接找到简单对等关系,直译必然是最后选择。而对于逐字翻译问题,由于汉语词语的多样性,应当选取意思相近的英文词语来对应。

众所周知,意象是诗歌的关键,而李商隐的诗歌以丰富晦涩的意象而著称。如何处理诗歌中的意象问题,在刘若愚看来,如果诗歌中存在暗示的意象表达方式,就应当在翻译中保留暗示;如果暗示存在,就应当采纳一切方式将其呈现出来。

刘若愚提及了汉语和英语在语法上的差别问题。汉语不像英语那样明确地区分数量、性别等概念,并时常存在词类活用,而英语则更具有固定性。刘若愚在尽可能保证原文的简洁、具体的前提下,在译文中进行解释说明。为方便西方读者理解,他主张在翻译时应补充汉语诗歌写作中省略的动词和主语。

《李商隐的诗》的第二部分是100首诗的翻译和阐释。为了向西方读者传达李商隐诗歌之美,刘若愚尽可能广泛地选择文本,不仅包括了代表作,也收录了部分冷门作品,以求读者能从整体上认识李商隐。诗歌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如《锦瑟》等诗,主要为艰深晦涩、具有象征主义色彩的诗歌,包含了爱情诗及哲理诗。在译介中,刘若愚尽量避免把诗歌内容同具体的事件相对应,而是将其艺术思想与人类普遍具有的思想情感相联系。第二类诗主要是李商隐的个人遭遇诗,第三类诗则为咏史诗及其讽谏诗。

在具体文本的翻译上,刘若愚注重把握如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刘若愚尽可能地将中国古诗原汁原味地呈现给西方的读者。他注重汉语诗歌音韵之美的传达,尽量译出原诗一、二、四、六、八句尾字同韵的特点。在内容上,他尽量保留原诗的行文方式。如《嫦娥》一诗,其中“碧海青天夜夜心”一句,属于三个名词并列的形式,刘若愚将其译作“The green sea-the blue sky-her heart every night”,将原文名词的并列形式保留了下来。而《锦瑟》一诗中,“一弦一柱思华年”一句被翻译为“Each string,each bridge,recall a youth year”James J. Y. Liu:The Poetry of Li Shang-yin:Ninth-Century Baroque Chinese Poe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9,p. 51.。通过连续两个“each”来翻译“一弦一柱”中的两个“一”字,既符合原句的内容,亦使音韵特色得以保留。

另一方面,刘若愚则尽可能尊重英语语言特色,尽可能降低国外读者阅读中国诗歌的障碍。首先,对于中国古诗中的一些名词,他尽可能以意思相近的西方名词加以替换。如《无题(凤尾香罗薄几重)》中,第一句为“凤尾香罗薄几重”,刘若愚将“凤尾”译为“Phoenix Tail”。其次,对于语法问题,刘若愚尽量使译文符合英文的语法要求。如“凤尾香罗薄几重”,刘若愚将其翻为:“The fragrant silk,‘Phoenix Tail’,lies in the folds;”Ibid.,p. 83.在具体的语句中,他翻转了原句先凤尾后香罗的语句顺序,使诗句更符合英文的行文方式。而对于在这首诗歌中缺失的主语,刘若愚也用“her”“his”等词补充。最后,对具体字词的微小细节,刘若愚亦不忘加以补充,从而减少注释,以保证读者阅读的流畅。如《碧城三首》一诗中的重要符号“碧城”,刘若愚将其翻译成“Green Jade City”。“碧”一词本就有绿色玉石之意,因此在诗歌中必须在“jade”之前增加“green”一词以表现颜色的准确性。整体来说,《李商隐的诗》在翻译艺术中已经臻于化境,常给人妙手偶得之感。

《李商隐的诗》在第三部分对李商隐诗歌作了评价,并探讨了李商隐诗歌的域外接受问题。这一部分的立场仍然是《中国诗学》中“境界—语言”的分析方法。在诗歌境界的探索中,李商隐在复杂现实境界、内在、外在世界融合境界以及历史境界等方面都有非凡的成就,乃至会通了中国古典诗歌传统与西方文学传统。刘若愚将李商隐称为“巴洛克诗人”,既独到,又恰当。

《李商隐的诗——中国9世纪的巴洛克诗人》一经出版,其精湛的翻译艺术和鞭辟入里的解释与分析,就为学术界和西方读者所广泛称誉。

(三)融贯中西,会通古今

1969年,刘若愚出任斯坦福大学亚洲语言系主任;1971年,获得约翰·西蒙·古根汉研究基金支持。自此,刘若愚进入学术高峰期。1974年,他的第四部英文著作《北宋主要词家》(Major Lyricists of the Northern Sung:1960-1126 A. D.)出版。该书延续了《中国诗学》《李商隐的诗——中国9世纪的巴洛克诗人》中对文章作品的“境界—语言”的基本评价立场,评述了晏殊等六位词人,从境界、语言两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评述、分析和鉴赏,立场公允。刘若愚自此立足宏观,开始其建构学术大厦的历程。该著作作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过往书单中的杰出绝版书籍,被归入普林斯顿遗产图书馆(Princeton Legacy Library)项目,于2016年再版。这一版本保留了原始文本,堪称丰富的学术遗产。

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刘若愚最后十几年的学术成就:

可以看出,在这一时期,刘若愚主要有两个学术任务:一是总结此前对于中国文学的所有研究,完成个人的中国文学思想体系;二是立足于比较文学视野,努力成为一位“语际批评家”。

第一阶段最大的学术成就即为《中国的文学理论》。这部著作确定了刘若愚作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权威学者的学术地位。书中,刘若愚借力于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的“文学四要素”理论,结合中国文学实际,建立了一整套中国文学理论认识体系。他列举了三条写作这本书的理由,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终极的目的在于通过描述各式各样从源远流长而基本上是独立发展的中国传统的文学思想中派生出来的文学理论,并进一步使它们与源于其他传统的理论的比较成为可能,从而对一个普遍性的世界性的文学理论的形成有所贡献。刘若愚:《中国的文学理论》,田守真、饶曙光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页。立足东方,一合世界,刘若愚的雄心何其宏大。

第二阶段的代表作则为《中国古诗评析》。在序言中,刘若愚宣称“本书包含争论、自传、文学理论、阅读现象学、翻译理论,诗论以及实用批评等内容”刘若愚:《中国古诗评析》,王周若龄、周领顺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页。,可谓包罗万象。借助这本书,他实现了从“汉学家”到“语际批评家”的跳跃。

全书除了引言和结语外,分为六章。第一章《四分环》主要延续了《中国的文学理论》中的“作品、作家、世界、读者”理论架构,为全书批评观念的论述打下基础,同时也引述了其他学者的思想作为论证。第二章《批评家——读者》主要探讨作为读者的批评家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批评家都具有读者和作者的双重身份。第三章《批评家——译者》则认为优秀的翻译家应当是文学评论家和创作者的合体。“直译”和“意译”不是问题的关键,真正的问题在于将原作中独特的语言结构用另一种语言表达出来。第四章《批评家——解析者》则强调了批评家唯有采取超历史主义和跨文化主义,并寻找彼此文化中超越历史与文化区别的共性进行阐释,才能真正实现“语际的批评”。第五章《批评家——品评者》则认为,文学批评家必须具备甄别文学优劣的鉴赏力,但同时也可以保留自己对文学的个人喜好。“新颖”和“诚挚”则是鉴赏标准,前者侧重于创新,后者侧重于感染力。第六章《批评实验》则具体探讨了中国诗歌,并分析了其时间、空间和自我的相互关系,最终以探讨诗境为目的。

总的来说,《中国古诗评析》是刘若愚超越历史、文化,实现世界文学融合的努力。让作者、读者和理论家超越语言和民族的隔阂,实现中西文学理论的综合。刘若愚本人亦不愧“语际的批评家”之名。

20世纪70年代末,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刘若愚重新接触到了中国学术界。1979年钱锺书应邀访美,并与刘若愚对谈。1982年春,刘若愚回国访问。阔别30年后,终于回乡省亲,他感慨万千。1982至1983年,后来担任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的乐黛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担任客座研究员时与刘若愚时有接触,并将其思想带回到了国内学界。1983年,第一次中美双边比较文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刘若愚在会议上做了题为《抒情诗必然是个人的吗?》的演讲。这次会议促使“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1985年10月成立,作为参与者的刘若愚功不可没。

然而就在这个值得喜悦的时期,刘若愚本人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但刘若愚的遗作,这部彻底打通中西文化的巨著《语言·悖论·诗学:一种中国观》的初稿,就在此时完成了。该经典著作同样被归入普林斯顿遗产图书馆项目于2016年再版。

在该书的绪论中,刘若愚确立了全书的主旨,即阐释一种言少而意多的存在于中国诗学中的“悖论诗学”。第一章《语言悖论》提出了“语言悖论”的概念,即所谓高深的无形的思想与具体的语言表达之间的矛盾。第二章《诗学元悖论》引出了所谓无形的诗歌表达与有形的诗歌创作、诗歌评论之间的矛盾。第三章《悖论诗学》提出了解决这一悖论的方式,就是正式确立一种悖论诗学。中国历代诗人都有着近似的悖论诗学,即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讲求通过简洁、模糊、含蓄的方法,表达“言外之意”,“意外之趣”。第四章《阐释悖论》将阐释视为互相作用的语词、语义、指涉、意图四个递进的层次。通过对这四个层次的不同分析,刘若愚掌握了如何解读悖论诗学的窍门。第五章《个性与非个性》阐释了诗歌创作中的非个性因素。这部著作正是会通中西方哲学思想的结晶。

然而此时的刘若愚,病情已经在不断恶化。1986年3月,被确诊为喉癌的刘若愚入住斯坦福大学医院接受治疗,两个多月以后,1986年5月26日,一代名家刘若愚与世长辞。

生于东方,学在西方,以至一贯中西。长达数十年的域外旅程中,刘若愚肩负着传播中华文化的重任,但他一直心怀中国,心怀中国文化,时刻铭记着中华文化的瑰丽之美。这些美,不但最终走出国门,也给了刘若愚无尽的精神慰藉。在逝世前的一首诗中,他曾这样写道:

未老谁能尽忘情,天涯梦里忆燕京。

门前幸有东流水,在涧出山总是清。

刘若愚主要汉学著译年表

筑室种树,逍遥自得。池沼足以渔钓,舂税足以代耕。灌园鬻蔬,供朝夕之膳;牧羊酤酪,俟伏腊之费。

——潘岳《闲居赋》

I have built a house and planted trees where I may roam and ramble in self-contentment. My ponds are sufficient for fishing,and the income from grain-husking can take the place of tilling the land. I water my garden,sell vegetables in order to supply food for my morning and evening meals. I raise goats and sell dairy products in order to anticipate the expense of the summer and water offerings.

——Wen Xuan,Vol. 3,trans. by David R. Knechtg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