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遍法国医院的好消息

在距离圣宠谷军事医院不到2千米的巴黎中心地带，还有一所气派的大医院，拉博利曾在这里研究寻找最安全的麻醉剂。这所医院被城市街道环绕，有集市的时候，小贩们涌上街道，售卖各式各样的商品。一桶桶的鲜花美丽动人，放在冰上的鲜鱼的银色鳞片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橙子堆成漂亮的金字塔，圆滚滚的西瓜那厚厚的瓜皮上有浅绿色的条纹。这所医院叫圣安妮医院（Hôpital Sainte-Anne），是巴黎唯一的精神病院。20世纪50年代早期，该院收容了超过5 000名精神病患者。他们挤在昏暗的大厅里，或蜷缩在角落里，或在走廊里踱来踱去，与幻想中的人交谈。这5 000名患者被划分到不同的病房：需要禁闭的和不需要禁闭的，男患者和女患者。1 000名护士和工作人员管理着这里的一切。初级精神科医生监督护士，高级精神科医生则负责监督初级医生。医院的总负责人是一位智慧过人也非常注重等级制度的贵族让·迪莱（Jean Delay），他被公认为同时代最杰出的内科医生之一。

迪莱的父亲是法国南部一位备受尊敬的外科医生，他想让儿子追随自己的脚步，迪莱做到了。他以近乎满分的成绩通过了所有的考试，但也意识到，他对外科手术的兴趣不及对研究人脑的一半。迪莱偏离了父亲为他安排的道路，转投神经病学，并在索邦大学学习了精神病学，发表过一篇有关记忆及其病理学的论文。他与拉博利不同。拉博利厌恶等级制度，他在1957年因发现氯丙嗪而获得拉斯克医学奖（Lasker Prize）后，建立了自己的私人实验室，为的就是可以按自己的兴趣做研究，而不需要面对大型医疗机构中的诸多身不由己。而迪莱享受激烈的竞争，渴望证明自己出色的能力，并在竞争中斩获顶尖的地位。因此，当迪莱被任命为教授，并成为驻圣安妮医院的巴黎大学精神病学系主任时，他欣然接受了这个他梦寐以求的职位，居高临下地远远观察着那些拥挤不堪的病房，而他的两位助手——皮埃尔·丹尼克（Pierre Deniker）和皮埃尔·皮肖特（Pierre Pichot），一直在身边协助他。

也许迪莱的博学多才发挥了一些作用（他深入学习过各学科，并且热爱文学）。尽管圣安妮医院里的患者境遇悲惨，医院资源也很一般，但它总能吸引许多富有才华的精神病学家和研究人员。有一段时间，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每周都来这里举办研讨会，这些研讨会吸引的听众比迪莱本人研讨会的听众还要多得多，这让迪莱非常苦恼，最后迪莱决定让拉康去别的地方发表他的高见。迪莱浮夸又亲切，自视甚高，被等级制度所约束，容易嫉妒，但他确实很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因此不会对自己的地位吹毛求疵。

不过，即使地位尊崇、思想深远且博学多才如迪莱，在20世纪50年代早期，他所在的圣安妮医院和当时的其他精神病院也没有什么两样。医生用典型的方式治疗患者：给患者灌肠，希望排除他们结肠内的毒素、排空内脏的病灶；给患者使用不含肌肉松弛剂的电休克疗法，使得患者的全身都因电击而痛苦不堪；用冰锥刺穿眼窝或在头盖骨上钻两个洞进行前额叶切除术，然后将手术刀或抹刀从洞中旋进脑中，嗖嗖两下，手术就完成了。他们也用沐浴的方式缓解患者的狂躁，水汩汩地流入古老的四爪浴缸里，铺满瓷砖的房间里弥漫着蒸汽，潮湿的镜子如在达利的绘画中一般，古怪地滴着水。圣安妮医院的一位女患者在接受沐浴治疗时，由于被绑在浴缸里，而冷水管坏了，结果造成了二级烫伤。护士们对她的尖叫声充耳不闻，因为他们早已习惯了患者的尖叫。

在圣安妮医院附近街道来来往往的行人，常能听到砖墙后男男女女恸哭、猛击和尖笑的声音。即使像迪莱这样富有学识的人，也给不了患者多大帮助，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同患者保持距离，只偶尔去诊断一些最复杂的病例。他的贵族风度与他所经营的医院的实际情况完全不符。他把权力下放，自己则闭门在设施完善的办公室里研习精神病学、科学和艺术领域的精华。他和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是好友，还接待过诗人亨利·米修（Henri Michaux）。

迪莱的助手皮埃尔·丹尼克负责监管禁闭式男病房，他和迪莱一样，即便是在罗纳-普朗克公司向医学界分发了氯丙嗪样本之后，依旧对这种药一无所知。他们不知道患者雅克；没有读过拉博利提出氯丙嗪或许能在精神病学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论文；不认识科妮莉亚·夸尔蒂；也不知道精神病学家让·西格瓦尔德（Jean Sigwald）和丹尼尔·布提尔（Daniel Bouttier）——1951年12月，在巴黎的保罗·布鲁斯医院（Hôpital Paul Brousse），这两位成功地在57岁的精神病患者戈布夫人身上单独使用了氯丙嗪，而不是将其作为混合药剂的一部分。与拉博利将氯丙嗪用于外科麻醉的做法不同，西格瓦尔德和布提尔最先将氯丙嗪用于精神病治疗，但他们直到1953年才公布试验结果，而哈蒙上校和他的同事则是在1952年3月公布了他们对雅克用药的研究成果，这使得他们成为首支发表关于氯丙嗪和巴比妥类药物共同作用于精神病患者的精神病学家团队。

迪莱和丹尼克在1951年底得知了氯丙嗪的存在。丹尼克的姐夫是一位麻醉师，他听说拉博利在人工冬眠疗法中使用了氯丙嗪，于是也在自己的患者身上尝试了该药。他觉得丹尼克应该会对这种药感兴趣，因为它具有镇静作用。1952年2月2日，应丹尼克的要求，罗纳-普朗克公司给圣安妮医院派发了一些氯丙嗪样本。丹尼克曾在自己的患者身上尝试过各种疗法，但作用都不大，所以这一次他可能也没抱太大希望。他选了6名男性患者，在他们身上进行人工冬眠疗法，同时施用氯丙嗪，做法和拉博利的试验类似。那时候氯丙嗪已经在业界流通了好几个月，很多精神病学家已经试用过，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但除了西格瓦尔德和布提尔，还没有精神病医生单独使用过氯丙嗪，他们都把氯丙嗪同其他药物结合使用。丹尼克打算单独使用氯丙嗪，同时也要求医院的药房准备了冰块和冰桶。患者被包裹在这些冰块之中，然后在手臂或是臀部被注射了氯丙嗪。丹尼克坐在一旁观察，护士们则跑前跑后，替换不断融化的冰块，直到最后药房都没有冰块供应试验了，只能单独注射氯丙嗪。

科学和魔法是完全相悖的概念，魔法通过无法理解的神秘主义和奇迹来实现，而科学通过可以重复的结果来论证其在现实世界中的相关性和有效性。氯丙嗪对大脑的影响，显然是根植于药理学的，但看起来却如魔法一般。1952年时，人们对脑生物化学所知甚少，没有人知道血清素、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和突触间隙是什么。所以当氯丙嗪发挥显著效果时，不太像是药物作用，更像是有人挥了挥魔杖，清空了精神病患者大脑中所有的废物、轰鸣、静默、尖叫，只剩思路连贯、话语正常、记忆完整、充满爱与渴望的柔软而美丽的部分。无名患者突然有了名字，有了自己的故事，而曾一度被病症压抑却没有彻底消亡的希望又回来了。他们有了幽默感和医生所不曾知的能力。

菲利普·伯格（Phillippe Burg）就是如此。多年来，伯格的精神病一直很严重，完全无法与人接触。他已经多年不走路，甚至不讲话了。他尝试过各种疗法，却都没有改善。然而，在使用了氯丙嗪几周后，他开始从疯狂中恢复过来。困住他的麻木感减弱，然后消失了。他开始活动和伸展身体，小心翼翼地挪动脚步向前走，仿佛想要确认脚下的地板是不是真的存在。他能走路了——这么多年来，这是他第一次走路。然后，他开始讲话了。他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菲利普·伯格，然后开始询问医生的名字，真正的人际关系就此建立起来，而在这之前，他们之间有的只是医护人员的单方面治疗。伯格在使用氯丙嗪后迅速好转，最终医院的工作人员甚至允许他和他母亲一同外出。两人还去了海明威最爱去的咖啡馆吃晚餐。

随着氯丙嗪的推广，法国其他医院的患者也开始从黑暗中苏醒。紧张症患者在用药后会立即见效，其他患者则需要几天或几周才能稳定下来。不管怎样，患者的反应都令人难以置信。里昂附近的一家精神病院里，一位多年饱受重症困扰的患者，在使用氯丙嗪后清醒过来。他告诉医生让·佩林（Jean Perrin），他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自己在哪里。他说自己之前是里昂的一名理发师，现在希望能回去工作。医生向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要求：“那为我刮刮胡子吧。”可想而知，由于多年受疾病的困扰，加之疏于练习，这位患者的技术肯定大不如前了。护士拿来一碗温水、一叠干净的毛巾、一些肥皂和一把明晃晃的剃刀，交给这位理发师。医生坐在椅子上，刚刚恢复神志的理发师为他围上毛巾，在下巴和脸颊上涂好肥皂。然后，理发师用娴熟而稳健的双手，斜握着剃刀刮去医生的胡茬，直到医生的皮肤变得光洁顺滑。

在罗讷-阿尔卑斯（Rhone-Alpes）的巴森医院（Bassens Hospital），有一位身世不明的患者。他和上述那位理发师一样，长久受困于呆滞的状态中，之前尝试过的所有疗法也都未能见效。这位患者也是在一天之内就对氯丙嗪有了反应。在接受第一次肌肉注射后，他突然开始向护士打招呼，并正确叫出了每个人的名字，就好像这些年来，所有的真实信息都只是被掩藏在了精神病制造的雪堆下面，即便他无法将理解的内容表述出来，但真实世界已经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他纷乱的大脑。在和护士打过招呼之后，他提出了一个奇怪的要求——想要一些台球。台球？是的，台球。带着些许疑虑，医护人员给了这位已经能说会走的患者三个色彩鲜艳的台球。患者开始熟练地摆弄起球来。他匀速抛接着，手法专业。原来在精神出现问题之前，他曾是一名杂耍演员，而现在，就和理发师患者一样，他也想要重新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

在全法国的病房里，这样的场景频频上演。随着更多相关论文的发表，精神病学领域的小道消息也逐渐传播开来。有药了！终于有药了！这种药真的有效！多年来饱受紧张症所苦的患者纷纷摆脱疾病，轻松地回到外面的世界。许多法国精神病学家带着根深蒂固甚至颇为厌倦的怀疑论态度观望着这种变化，因为多年来他们不停地尝试这个、尝试那个，甚至不惜在患者头骨两侧钻孔来切断与疯狂的连接。然而还有一些精神病学家，尤其是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很快就认定这种新药值得一试。在圣安妮医院和很多其他精神病院里，许多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开始出入入院中心，主动提出把最棘手的患者送往他们的科室——毕竟，现在有药了！

护士将氯丙嗪胶囊压碎放入患者的食物中，医生将其注射到患者的肌肉中。法国各地的患者醒来时环顾四周，往往既困惑又宽慰。世界并不像他们记忆中的那样。他们中有的患者已深陷精神错乱状态达数十年之久。现在，他们从病房中上了铁条的窗外望去，看到街上到处都是汽车，却没有马车。马车都去哪儿了？五颜六色、光鲜亮丽的汽车呼啸而过，喇叭响个不停。有的患者获得允许，可以出门看看，却惊讶地发现物价比自己记忆中高了许多。世界前进的节奏在不断加快。夜晚路灯照亮街道，也在病房地板上投下奇怪的影子。在很多方面，这个世界就像他们错乱的精神一般奇怪，就好像他们突然被王子或公主亲吻了一般，或者像毫无防备地被某种化学咒语击中了一样。

许许多多的患者从精神病院的高墙内清醒过来，连贯的对话取代了尖叫，疯狂的笑声消停了，精神病院周围的街道也仿佛突然安静了。比如，圣安妮医院外的繁忙集市上，常有卖鱼、奶油和鲜鸡蛋等农产品的商贩。曾经治疗过菲利普·伯格的精神病医生让·苏利耶（Jean Thullier）有时会离开办公室，去集市上买东西带回家。他说：“春天和夏天时，医院面向街道的窗户通常都会开着，外面的人常能听到患者的哭喊和尖叫。但我记得，在神经安定药推广的第一年，一个认识的鱼贩把我拉到一边，好奇地问我，‘医生，你们对住在那儿的患者做了什么？我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了。’‘我可没有杀了他们。’我对他说。”注意到病房突然鸦雀无声的不止鱼贩。以前，玻璃工常常会被叫来更换打碎的玻璃，但现在他们发现这样的工作少了许多。

罗纳-普朗克公司留意到了精神病学方面的成功案例，并开始对每批新药发布他们所谓的“暂定注意事项”。这些注意事项表明，该药除了用作麻醉增强剂和止吐剂外，还可用于精神病学领域。拉博利建议罗纳-普朗克公司将这种药命名为Largactil，意为“大作用”，它能在不同的情况下满足许多不同需求。因此，在法国，人们把氯丙嗪称为Largactil，用于表达“这种药物在精神动力学方面的极端多样性”。罗纳-普朗克公司决定将这种药物的销售对象从精神病学家和外科医生，拓展到麻醉师、产科医生和妇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