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有金一代，历一百馀年，诗文别集流传下来的很少。在很大程度上，金人诗歌得赖元好问所编《中州集》以传。清人郭元为《中州集》作增补，卷数从十卷增至七十四卷，作者从二百五十一人增至三百五十八人，诗篇从二千零六十首增至五千五百四十四首。书成进呈，由康熙帝玄烨作序刊行。书的全名是《御订全金诗增补中州集》，世称《全金诗》。今人新编《全金诗》和编纂《全辽金诗》，又从《道藏》和《永乐大典》等文献中录出大量金诗。由于各种原因，目前金诗数量难有一致认同的统计，但在一万首以上，当无疑义。

前人谈论金诗的起始和发展，有“国朝文派”和“借才异代”这类说法。所谓“国朝文派”，始见于《中州集》卷一元好问所撰的蔡珪小传。其中说：“国初文士如宇文太学、蔡丞相、吴深州等，不可不谓之豪杰之士，然皆宋儒，难以国朝文派论之。故断自正甫为正传之宗，党竹溪次之，礼部闲闲公又次之。自萧户部真卿倡此论，天下迄今无异议云。”按照“创业垂统”的传统习惯，元好问这番话实际涉及的是金代文统始于何时何人的问题。金代早期的诗家文人，都来自北宋，所以元好问文中说宇文虚中（即宇文太学）、蔡松年（即蔡丞相）、吴激（即吴深州）等人“皆宋儒”。至于蔡珪，他虽是蔡松年之子，但却是在金朝成长起来的文士，也就是所谓“正传之宗”，换一句话说，是名正言顺的金朝文人，他才是文统之始，文统之宗。元好问明说这个“正传之宗”说的始倡者是萧贡（字真卿），萧贡在金世宗大定年间即已出仕，经历了金室南渡，于金亡前十二年去世。他在何种场合、哪篇文章中发表这种观点，已难考知。据《金史》本传记载，他注有《史记》百卷，并与陈大任一起参与《辽史》的刊修工作，俨然一史家，他发表确立本朝文统的观点，也就不属偶然。

至于金初文坛“借才异代”说，倒并不出自金人，而是始于清人庄仲方，他在《金文雅序》中说道：“金初无文字也，自太祖得辽人韩昉言始文；太宗入汴州，取经籍图书。宋宇文虚中、张斛、蔡松年、高士谈辈后先归之，而文字煨兴，然犹借才异代也。”庄仲方或许正是有鉴于金人自己的“国朝文派”说，于是把“难以国朝文派论之”的那些由辽入金和由宋入金的文士在金初文坛的作用与意义，说成是“借才异代”。由于“借才异代”说和“国朝文派”说都是从历史实际中得出的看法和说法，当今学人即使不再沿用这类名称，却大都接受这类名称的涵义，用来作为金诗分期的重要根据，于是就把大致是“借才异代”的那个时期视为金诗的第一时期，而自“国朝文派”开始，则为第二时期。

第二时期的始初又大致逢上金世宗大定（1161—1189）和金章宗明昌、承安（1190—1200）年间，这本也是金代文士们最值得骄傲的时代，如党怀英就说过，大定间“旷然欲以文治太平”（见《重建郓国夫人殿碑》），元好问则说章宗明昌、承安间“文治已极”（见《通玄大师李君墓碑》）。元代初年，王磐在《大定治绩序》中乃至说大定时代“有周成康、汉文景之风”。元初的刘因在《金太子允恭墨竹》诗中写道：“金源大定始全盛，时以汉文当世宗。”又在《陈氏庄》中写道：“翠华当年此驻跸，太平天子长扬宫。”这里“太平天子”指的是金章宗。按诸史实，这时也是诗坛的繁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当数蔡珪和党怀英，他们都是诗文兼擅的作家。元代郝经的《书蔡正甫集后》诗中有云：“断鳌立极走四夷，铭功颂德流八区。煎胶续弦复一韩，高古径欲摩欧苏。”郝经以直追韩愈、欧阳修和苏轼来举扬蔡珪，见出评价之高。在郝经的《读党承旨集》诗中，也标举党怀英的文名，称他是“又一文章公”。旧时文苑儒林，文名重于诗名，因此从郝经的评论未必即能得出蔡珪和党怀英文名胜过诗名的结论。从蔡珪和党怀英的现存诗作看来，他们在金代诗人中当属高手，了无疑义。至于当时和后代的评家说他们的诗作以五古擅长，倒未必是的论。

由金入元的刘祁的《归潜志》记述金代文坛遗事颇详，其间说到：“赵闲闲（按：即赵秉文）于前辈中，文则推党世杰怀英、蔡正甫珪，诗则最称赵文孺沨、尹无忌拓。”赵沨曾以诗才扬名于章宗朝，据说章宗召他赋中秋诗，“大加赏异”。尹拓，因避“国讳”，后改姓师。他是开金代宗唐先声的人物。但赵秉文所论终究是一人私见，非必能据此论定赵沨、尹拓的诗作成就超过蔡珪和党怀英。按今存作品和史料来认识，如果要数出大定、明昌时代的著名诗人，还应有刘迎、王寂和王庭筠。

王寂被元好问称为“国初名士”，还说他“兴陵朝以文章政事显”（见《中州集》王寂小传）。“兴陵”指金世宗完颜雍，他死后葬兴陵。完颜雍在位时间只有二十九年，年号大定。王寂于大定二十六年即已左迁，所以他显达时间并不长。他的《拙轩集》早佚，清人编修《四库全书》时从《永乐大典》辑出，分为六卷行世，据四库馆臣判断，较之原集，“可以得其什七矣”。四库馆臣称王寂诗歌“有戛戛独造之风”，或嫌过誉；但说他“在大定、明昌间卓然不愧为作者”，诚为确论。王寂诗歌路数大抵宗宋，与当时推崇宋诗的风气趋于一致。

刘迎诗作也主要受宋诗影响，他的诗集在章宗朝被诏令刊行，可称荣耀一时。清人颇称赞他的诗。王士禛《渔洋诗话》论及金诗时，激赏刘迎的歌行，乃至誉为“中州集之冠”。翁方纲在《石洲诗话》中说刘迎诗风与元好问相近，则为误断。元好问是推崇唐诗，并挫笼参会唐宋诗歌名家，终为名家的人，刘迎却是宋诗诗风的承继者，两人并不相近。但如把翁方纲的话理解为对刘迎诗歌的重视，也有符合事实的一面，因刘迎确实是大定、明昌年间的重要诗人。

金代诗人推崇宋诗，主要是推崇苏轼和黄庭坚，元好问晚年为赵秉文草书诗稿所写的跋文中说：“百年以来，诗人多学坡、谷”，道出了金代诗坛的一个基本事实。在明昌年间也是名重一时的王庭筠就是以继承苏、黄传统自任的人物，他作诗崇尚险工，尤尊黄庭坚，为此还菲薄白居易的诗艺。刘祁《归潜志》记李纯甫云：“东坡变而山谷，山谷变而黄华，人难及也。”“黄华”是王庭筠的号，按照李纯甫这个说法，那么王庭筠几乎就是金代的黄庭坚了。但同时的周昂却说黄庭坚诗歌“偏仄”，并且还把论诗标榜杜甫的黄庭坚说成“然于少陵初无关涉”。但周昂并不一味訾议贬抑黄诗，他说黄诗“雄豪奇险，善为新样”，誉为过人之处。周昂是崇杜学杜的，史舜元却又说周昂是“由山谷而入”来学杜的（均见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凡此种种，从不同角度说明了一个事实：金代诗歌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尊奉宋诗，尤其尊奉苏、黄。像尹拓那样呼唤唐韵的声音是微弱的，属少数派，真正的转折要到金室南渡之际，由赵秉文来完成。

大定、明昌之际进入政坛，一生历仕五朝的赵秉文是金代诗歌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金史》传赞中称他是“金士巨擘，其文墨论议以及政事皆有足传”。他早年主宗宋诗宋文，崇拜苏轼，所以后人说他“崇尚眉山之体”，乃至把他说成“金源一代一坡仙”。但他后来发生变化，在坚持文宗欧、苏的同时，于诗歌方面转而提倡学唐。由于他曾得王庭筠的荐举扶持，王氏于他亦师亦友，因此他倡导学唐之举，被人攻击为与老师“争名”。这时正逢金室南渡之际，到了南渡以后，诗界学唐之风就越发盛行了。刘祁《归潜志》中说：“赵闲闲晚年，诗多法唐人李、杜诸公。”又说：“已而麻知几、李长源、元裕之辈鼎出，故后进作诗者争以唐人为法也。”赵秉文享年七十三岁，宣宗南迁时他已五十六岁，他励志并大加提倡诗法唐人时正是进入晚年了。

金朝南渡后诗风有变，元初的北方诗家大抵都持这种看法，如王恽在《西岩赵君文集序》中说：“金自南渡后，诗学为盛，其格律精严，辞语清壮，度越前宋，直以唐人为指归。”王恽的评判或许溢美，但所表达的事实并未失真。正是鉴于这种历史事实，当今治金诗者就把南渡以后的二十馀年视为金诗发展的第三阶段，其主要特点就是宗唐。其实，金室南渡后的诗坛，依然有宗苏、黄的现象，李纯甫和他的弟子雷渊就是推崇黄庭坚，也就是维护着南渡前王庭筠这一诗歌传承系统的诗文家。只是当时赵秉文的影响远远超过李纯甫，当时师法唐人的诗家实际上也是追随赵氏的诗家有麻九畴（字知几）和李汾（字长源）等。麻九畴长于古体，刘祁《归潜志》说他“诗尤奇峭，妙处似唐人”。李汾的七言也直逼唐韵，他与元好问同里，元好问引为知己之一，曾赞美他的七言律“清壮顿挫，能动摇人心，高处不减唐人”（《逃空丝竹集引》）。可惜他在四十岁时即被害，诗艺未能进一步发展。

这时还有两位被元好问推许的宗唐学唐的诗人，那就是辛愿和杨宏道。辛愿诗学杜甫，南渡之际（1214年前后）即已有名，时人说他的五言佳作“得少陵句法”。杨宏道师学韩愈，兴定末（1221年前后）由元好问引见，进谒赵秉文和杨云翼，赵、杨激赏他的《怀幽久不写》和《甘罗庙》诗。《中州集》杨云翼小传中说：“南渡后二十年，与礼部闲闲公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杨宏道得到他们提携，也就有助于诗名之振。元好问曾为杨宏道诗集作序，题为《杨叔能小亨集引》，序文的开头即说：“贞祐南渡后，诗学大行，初亦未知适从，溪南辛敬之、淄川杨叔能以唐人为指归。”“敬之”是辛愿的字，“叔能”则是杨宏道的字。元好问所说“初亦未知适从”云云，虽然不能理解为辛、杨两人首倡宗唐，但他们无疑是当时“宗唐派”中的重要诗家。元好问为杨宏道诗集所写序文中说的南渡后“诗学大行”，为杨飞卿所作《陶然集》序文中说的“贞祐南渡后诗学为盛”，其内涵主要是指南渡后著文作诗的风气较南渡前兴盛。关于这个问题，如果参照《归潜志》中的记载，就更加明了，该书中曾记载章宗朝两位“词赋状元”（笔者按：这里“词赋”指“律赋”）不会写诗的故事，其中一则云：“吕状元造，父子魁多士，及在翰林，上索重阳诗，造素不学诗，惶遽献诗云：‘佳节近重阳，微臣喜欲狂。’上大笑，旋令外补。”状元不会咏诗，这其间的原因是什么呢？《归潜志》中说：“金朝取士，止以词赋为重，故士人往往不暇读书为他文。尝闻先进故老见子弟辈读苏、黄诗，辄怒斥。”又记：“金朝取士，止以词赋、经义学，士大夫往往局于此，不能多读书。”南渡以后，这种情况大有变化，《归潜志》记云：“南渡以来，士人多为古学，以著文作诗相高。然旧日专科举之学者疾之为仇雠，若分为两途，互相诋讥。”这时候，“代掌文柄”的杨云翼和赵秉文“又于诗赋中亦辨别读书人才，以是文风稍振，然亦谤议纷纭”。总之，把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和刘祁《归潜志》中的有关记载相互观照，就可知道金室南渡后“诗学大行”的全部含义，不仅仅是宗唐而已。

元好问《杨叔能小亨集引》作于蒙古国时期定宗四年（1249），这时距金亡已有十六个年头，距金室南渡已有三十六年，所以元氏在序中说：“其以诗为业者不变也，其以唐人为指归者亦不变也。”这是在赞美杨宏道，也是而且主要是在赞扬蒙古国时期的北方诗坛的宗唐之风。“以唐人为指归”这句话，也就成为当时一些诗家描述宗唐风气时爱用的说法，上述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就是明显的例子。元好问是赵秉文最欣赏的学生，他也不负师望，最终完成南渡后金诗风气的转变。同时的一位重要学人王若虚则受其舅父（也是老师）周昂的影响，论诗宗唐宗杜甫，他在金亡后撰著的《滹南遗老集》中斥黄庭坚假学杜，并斥其诗“穿凿”和“太好异”。元好问则在金亡后所写的《自题〈中州集〉后》诗中宣称：“北人不拾江西唾。”这个名句最终宣告了金诗从一开始就沿袭着宋诗风韵的这一历史格局，在金亡之前二十年的结束，而非否定南渡以前“诗人多学坡、谷”这个历史事实。

王若虚的《滹南遗老集》于学问艺文诸方面多有卓见，清代四库馆臣对之评价极高：“然金、元之间学有根柢者，实无人出若虚右。”（《四库全书总目》）实际上，元好问早就把王若虚尊为金源一代的大学问家，他在《中州集》王若虚小传中说：“自从之没，经学、史学、文章人物，公论遂绝，不知承平百年之后，当复有斯人也不？”在金朝覆灭之际，出现一位王若虚，也可说是金源文坛学界之幸。就文学声名和实际影响来说，元好问却又远远超过王若虚，作为一位诗人，元好问的成就自是金代第一人，也是我国古代著名诗家之一。对元初（蒙古国时期）的北方文化，元好问也有巨大影响，元人徐世隆《遗山先生文集序》中说：“自中州斫丧，文气奄奄几绝，起衰救坏，时望在遗山。遗山虽无位柄，亦自知天之所以畀付者为不轻，故力以斯文为己任。周流乎齐、鲁、燕、赵、晋、魏之间，几三十年，其迹益穷，其文益富，其声名益大以肆。”元初的北方文人大都把元好问视为宗师，郝经《遗山先生墓铭》中说：“方吾道坏烂，文曜曀昧，先生独能振而鼓之，揭光于天，俾学者归仰，识诗文之正而传其命脉，系而不绝，其有功于世又大也。”刘因《跋遗山墨迹》中说：“晚生恨不识遗山，每诵诗歌必慨然。”刘因的论诗见解基本上继承了元好问的论诗主张。不妨这样说：元好问实际上是元初（蒙古国时期）文坛的宗主，但由于他坚持不仕，于是曾受成吉思汗重用的元好问的同龄人耶律楚材就被说成是元诗的开宗者，元人王邻为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所写的序文中即持这种观点，清人顾嗣立《元诗选·耶律楚材小传》中则说耶律楚材是“一代词臣”。其实，耶律楚材对元诗的发展无大影响。蒙古王朝灭金以后，与南宋王朝对峙的时间有四十多年，这时北方诗坛主要受金代诗风的影响。王恽在《西岩赵君文集序》中说：“逮壬辰北渡，斯文命脉，不绝如线，赖元、李、杜、曹、麻、刘诸公为之主张，学者知所适从。”袁桷在《乐侍郎诗集序》中说：“金之亡，一时儒先犹秉旧闻于感慨穷困之际，不改其度，出语若一，故中统、至元间皆昔时之绪馀。”王恽是北儒，袁桷是南士，他们说法中所寓褒贬不同，但却都承认一个事实：自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的一个时期内，诗坛承继的是金诗传统。如果借用上引王恽《西岩赵君文集序》中的话来说，蒙古王朝统一北方后的四十多年间诗坛承继的主要是“直以唐人为指归”的金末主流诗风的传统，而这个传统的主要“传递者”正是元好问。

蒙古王朝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大元”，至元十三年（1276）元兵攻破南宋京城临安，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王朝的最后一个流亡朝廷在岭南覆灭，元王朝自此统一了全国。这时候，南方诗坛也发生了新的动向，这种动向与南宋末年出现的“四灵”诗派和“江湖派”诗人直接有关，“四灵”和“江湖派”诗人的共同特点是反江西诗派和宗晚唐诗歌。这时《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则提出了“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的主张，他认为“论诗如论禅，汉、魏、晋与盛唐之诗，则第一义也”。他批评“四灵”、“江湖派”诗人“一时自谓之唐宗，不知只入声闻、辟支之果，岂盛唐诸公大乘正法眼者哉？”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宋入元的仇远于近体主于唐，于古体主于“选”（方风《仇仁近诗序》），所谓“选”指《文选》中的古诗，实际就是宗汉魏。同时的戴表元也提出宗唐“得古”的主张（见《洪潜甫诗序》）。戴表元的朋友赵孟的论诗见解，虽说与戴表元同中有异，但在宗唐“得古”这点上持论并无不同，这从他的诗作实践与《左丞郝公注〈唐诗鼓吹〉序》和《南山樵吟序》等文章中可识知。由宋入元的南方诗人的宗唐“得古”主张与北方诗人的宗唐主旨两者汇合，在延祐年间蔚为风气，欧阳玄《罗舜美诗序》中说：“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元末瞿佑则把诗坛风气说成“举世宗唐”，他在《鼓吹续音》的自题诗中说：“吟窗玩味韦编绝，举世宗唐恐未公。”他还说：“世人但知宗唐，于宋则弃不取。众口一辞，至有诗盛于唐、坏于宋之说。”（《归田诗话》）举世宗唐，确切地说，古体宗汉魏两晋，近体宗唐，正是元诗的一个基本特点，当然，如果就局部而言，元代的作家中，也有继续坚持江西诗派的创作之风的，也有主张兼学唐宋的，但就整体而言，宗唐“得古”成为支配有元一代诗坛的潮流。

元诗的发展大致以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为界，可分作前后两期，前期是宗唐“得古”诗风由兴起到旺盛，后期宗唐“得古”潮流继续发展。前期的著名作家有刘因、赵孟和戴表元等，后期出现了更多的名作家，除了虞集、杨载、范梈和揭傒斯“四大家”以外，还杨维祯、萨都剌、张翥和王冕等。后期在诗歌体貌上也有“新变”，诗歌风格更趋多样，打破了宋人诗词在题材情调上判然有别的格局，出现了不少爱情诗和艳体诗。

尽管宋末严羽已有诗宗盛唐的主张，但元人论唐诗，不甚分初盛中晚，因此，元人学唐的结果，使元诗也像唐诗那样万木千花。以当时著名或比较著名的作家而言，张翥、傅若金以李白、杜甫为楷模，虞集、倪瓒则以韦应物为榜样，姚燧、吴莱以学韩愈出名，朱德润、迺贤又以学白居易新乐府见长。至于学李贺之风，北方刘因开其端，南方的吾邱衍也有这种倾向。到了元末，杨维祯和他的“铁崖派”，还有一批浙东诗人如陈樵、项诇和李序等，掀起一股“贺体”旋风。明代胡应麟《诗薮》中说：“元末诸人，竞学长吉。”竹枝词在元末也大放异彩，竞写竹枝词成为一时风尚，有“西湖竹枝词”、“海乡竹枝歌”，不一而足。

元人论诗虽不专宗盛唐，但大体上说，早期的作家并不推崇甚至排斥中唐以后的诗家，刘因论诗就排斥温庭筠、李商隐，郝经论诗批评“李贺之奇”、“卢仝之怪”、“杜牧之惊”和“元稹之艳”，方回则说：“姚合以下，君子不取焉。”但稍后袁桷、马祖常赞美李商隐诗；虞集偶尔涉猎“无题”诗体或许有某种寄托，他称之为“最长于情”的萨都剌的一部分诗作则明显地见出受李商隐诗影响的印记和痕迹。元代写“宫词”成风，最著称的还是萨都剌，由此引出的酬和作品中当以杨维祯之作为最佳。在杨维祯看来，“宫词，诗家之大香奁也”，然而正是他也写起香奁诗来。清代王士禛认为他的“越轨”“出格”程度超过了唐末的韩偓。

对元代诗坛的宗唐“得古”潮流及其造成的结果，后人评价不太一致。除去清人王夫之从民族偏见出发，把蒙古贵族统治下的有元一代所产生的诗歌一笔抹煞这种无理看法可以不论外，大致说来，明清人中间存在着褒多于贬和贬多于褒两种看法。清代朱彝尊、王士禛和翁方纲属前者，明代李东阳、王世贞和都穆属后者。比较特殊的是明人胡应麟，他的评论几乎是褒贬参半。以上这些评论家立论的角度往往不同，或把元诗和宋诗相较，或把元诗和明诗相比；他们的具体说法也颇为相异，同是批评元诗缺点，有的说元诗学唐而不脱“粗豪”、“风沙气”，有的却又嫌元诗学唐而过“秾”过“巧”，真是仁智各见，莫能一是。

自明至清，批评元诗缺点的有代表的看法出自李东阳和胡应麟的评论，后人或承袭或贩售，成为最流行的看法。李东阳曾说：“宋诗深，却去唐远；元诗浅，去唐却近。顾元不可为法，所谓取法乎中，反得其下耳。”（《麓堂诗话》）胡应麟说：“宋人调甚驳，而材具纵横，浩瀚过于元；元人调颇纯，而材具局促，卑陬劣于宋。然宋之远于诗者，材累之；元之近于诗，亦材使之也。”又说：“盖宋之失，过于创撰，创撰之内，又失之太深；元之失，过于临模，临模之中，又失之太浅。”（《诗薮》）总之，他们都认为元诗学唐而“浅”。李东阳还说过：“诗太拙则近于文，太巧则近于词。宋之拙者，皆文也；元之巧者，皆词也。”胡应麟说：“元人诗如镂金错采，雕缋满眼。”又说元代近体诗“其词太绮缛而厌老苍”。而到了清代人的一些评论中，“纤弱”或“秾缛”成了“元风”的全部，“纤词”也就几乎成了元诗的同义语了。

如果按照传统的关于诗风“秾缛”的概念来衡量，元诗中诚有这种现象，那大抵是在天历以后，萨都剌和杨维祯的一部分作品和一些浙东诗人的作品有这种倾向。但不是元末诗歌的全部，当时张翥、傅若金、王冕、陈基、戴良的诗歌，几乎与“秾缛”无缘。而在延祐年间和延祐以前，无论是“四大家”还是刘因、赵孟的诗作，更不存在这种倾向。

在我国传统的诗歌见解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矛盾的现象，用“秾缛”或“绮丽”之说评论一种诗风通常含有贬意，但具有这种诗风或者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特点的作家却常常代表着某种成就。如果要在元末诗坛上找出“秾缛”诗风中的有代表性的作家，无疑是杨维祯和萨都剌，但对这两位作家，自明至清的评论家，对他们却又大抵持肯定的态度。清代四库馆臣总论元诗说：“有元一代，作者云兴，虞、杨、范、揭以下，指不胜屈。而末叶争趋绮丽，乃类小词。杨维祯负其才气，破崖岸而为之，风气一新，然讫不能返诸古也。”（《四库全书总目·御定四朝诗提要》）“风气一新”云云，当指杨氏提倡并实践的“古乐府”。四库馆臣所论虽有公允处，但把杨维祯和“末叶争趋绮丽”截然分开，却又显得矛盾而不能自圆其说，因为要说元末绮丽之作，杨维祯的某些作品恰恰是颇有代表性的。

对于一个诗人来说，所谓“学唐”，当是指他在诗歌的体裁、格律和旨趣、风格上对唐代某个或某些作家乃至某个流派的学习和继承，“学”的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创作，为了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和表现自己的艺术风格。在这一点上，“学唐”或“学宋”不存在判断一位作家诗歌优劣的问题。也就是说，“学”的本身无可非议。区别只是在于：一、学后有创造；二、学后虽无创造，但能写出较好的作品；三、只是停留于模仿乃至生吞活剥。就元代诗人的基本情况而言，第一类是少数，第二类是大多数，第三类也属少数。而且这三类的情况也并非只是元代诗人所特有。因此，胡应麟认为元诗在全体上表现为“过于临模”的说法也是片面而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元诗的宗唐“得古”当可视作是一种“复古”潮流。对文学史上的复古潮流，不能一概而论，有的常常是以复古为通变，实际上是以复古为革新，或者说是对古代传统的继承和创新。这样的复古通常有三个主要标志或者说是三个主要内容：一、内容中有所提倡和要求；二、形式上也有所革新和创造；三、推动一代文学的繁荣。但文学史上的以复古为通变的潮流也并不都千篇一律地包含着这三个内容，不少“通变”、“新变”主张大抵只限于文辞体貌的翻新，在全局也即宏观方面没有提出新的观点，而且往往强调师承古人。元代的宗唐“得古”潮流主要针对着宋诗的弊病，也是为了纠正宋代理学家鄙薄诗艺的偏颇。因此也就具有以复古为“新变”的性质，而不是消极意义上的拟古。

如果只限于文辞体貌的翻新来说，面对着唐宋以来几乎齐备的诗的各种形式和格调，元人也不是没有局部的创新，杨维祯的“古乐府”在体貌上有若干变化，延祐以后出现的竹枝词也呈现出一些新貌，更具有“风俗画”的特点，进一步丰富了文人诗的内容，而且一直影响到清末。在近体方面的六言绝句，元人似有意开拓它，前期作家赵孟和后期作家倪瓒多有写作，其他一些诗人集中也常出现，但这种形式显得呆板，他们的提倡也没有产生很大影响。

总的来说，元诗宗唐的结果，不仅使它本身有一个相对繁荣的局面，胜过同时代的走着下坡路的词和文，同时也使它在中国诗歌史上占有一定地位，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它在整体上完成了自宋代就已出现的批判宋诗中存在的违反形象思维规律的积弊的历史任务，并在实践上宣告和这种积弊决裂；二、它在宗唐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成败得失也给后代诗家带来了经验和教训。明代前后七子倡导复古，提出所谓“诗必盛唐”，不仅针对着宋诗，同时也是针对着元诗，因为在他们看来，元诗全面学唐的结果，也就包含着学中晚唐而带来“纤弱”的弊病。清代诗坛宗唐宗宋之风迭见，在各立门户、相互驳难过程中，对元诗的评价也不时成为命题之一，这恰又反过来说明，元诗在中国诗歌史上自有它不可忽视的地位。

元代诗歌总数，向无精确统计。我的同事、元诗研究专家杨镰先生《元诗文献研究》一文中说：今存元诗十三万四千首，至少有三千八百八十三位有作品流传至今的诗歌作者。他统计的这个数字是比较完备的，但由于对跨朝代诗人的归属的判断有异，这个数字会有一定的浮动。在众多的诗歌作者中，前人喜欢说“四家”或“四大家”，即上文提到的“虞、杨、范、揭”，但在我看来，如果要列出元诗“大家”，那当数以下六位：刘因、赵孟、虞集、萨都剌、张翥和杨维祯，不妨称之为“元诗六家”或“元诗六大家”。

百年以来，元诗曾经受到冷落，这方面的研究、评价文章极少，有关选集也属罕见。1986年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约我编了一个元诗选本，取名《元诗三百首》，于1991年1月出版，次年又加印一次，迄今十馀年，几成绝版。早已发现的缺点、错误，也无机会修改。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选《金元诗选》，经过斟酌，我选录了金诗约百首，其中部分诗作的注文初稿，承史铁良先生帮助写出，由我修改定稿，元诗部分则利用了上述选本的部分旧稿。2002年初，全书初步合成并写序文后，发现体例、注文都还存在问题，出版社方面也提出了不少建议和具体的修改意见；修改未竟，一搁二年多，直至2004年夏，才继续修订，并请姬沈育学棣帮我增添与核订注文，费时三月。同年八月末，携稿返里，做最后通读并改定，其间多承常熟理工学院人文系热情关照，又得到甥亲须亚军、陈颂华伉俪的相助。谨此说明如上。在编选、出版过程中，又承出版社诸位先生多予照顾。一书之成，端赖众力，在此一并致谢。由于我的水平有限，这个选本一定存在不少缺点，希望大家批评、指正。

邓绍基

2002年1月初稿

2004年10月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