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代之所以可称为诗歌的高峰，不但因为产生了李白、杜甫等足以雄视百代的大家，令后人难以超越，还在于众多各有专精独诣的名家也留下了大量经典作品；更有无数名不见经传的诗人，乃至不以诗歌为专长的各色人物，也或多或少有名篇传世，古今传诵，历久不衰。

唐诗繁荣的原因很多，有些时代条件是难以复制的。在中国三千年诗歌发展的历史中，唐诗正处于古典诗歌发展的抛物线的中点，各种诗歌形式已臻于成熟而尚有变化的馀地，各种题材也还有较大的开拓空间，因而作品往往具有恰到好处的天然魅力。

唐诗的魅力首先在于充满新鲜的感受和旺盛的活力。尽管先秦汉魏六朝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各类基本题材，但是随着大唐帝国的兴起，以及社会生活中新事物的不断发现，唐人又为许多传统的题材拓展出各种新的视角，即使是与古人同样的生活情境也能唤起唐人更为丰富敏锐的感觉。“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钟嵘《诗品序》），虽然是前代诗歌创作产生灵感的共同契机，但唐人又因海日江春、落花归雁、夕阳霜钟、寒雨黄叶触发了关于自然规律的思考；在杨柳、春草、明月、流水中融入了无处不在的离情别绪。“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同上），也是汉魏六朝诗中感荡心灵的主要内容。唐人则在贬谪去官的遭遇中发现了岭南、巴蜀、湘中、桂海各地秀丽奇险的山水，在林泉别业或郡斋官舍中找到了安顿心灵的沧洲。宫人失宠的不幸不但使士人们联想到迁客逐臣类似的命运，更将思君的痛苦寄托在寒鸦的日色、长夜的宫漏、冷宫的秋月乃至满地的梨花上。从汉唐以来将士戍边不归、思妇泪尽深闺的历史悲剧中，诗人们望见了“春风不度”的玉门关和阳关，也看到了葡萄美酒夜光杯中映照的沙场白骨，听到了戍楼上回荡的羌笛和秋风吹来的捣衣声。总之，面对永恒不变的大自然和代代相传的人类生活，唐人总能获得各种新鲜的启示，从而不断地给唐诗增添新的典型意象和表现元素。

在传统的题材以外，唐诗还开辟出许多前所未有的新诗境。尤其是唐代灿烂辉煌的文化艺术，成为滋养诗歌的沃土，许多在时光中难以留痕的视觉和听觉艺术借助诗人的生花妙笔得以传世。南北的统一，各民族的融合，西域、印度、波斯的文化传入中原，促使各种艺术高度发展。唐代诗人都有丰富深厚的艺术修养，对音乐、舞蹈、绘画、书法等艺术，具有细腻的感受和很高的鉴赏力，体现在诗歌创作中，或描摹琴瑟琵琶、觱篥箜篌的不同凡响；或形容丹青妙手的巧夺天工；或表现剑器、柘枝舞姿的刚健婀娜；或渲染月夜清歌的曼妙凄绝，都能充分运用比喻、通感、夸张、想象、象征等多种艺术手段，摹写传神，酣畅淋漓，极尽抑扬顿挫、变化万端之能事，令人读之惊心动魄，回肠荡气。这些诗再现了唐代艺术家们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也造就了一个个美不胜收的艺术妙境。

唐诗的活力来自一代诗人对生命永恒价值的积极追求，这固然是从建安风骨到陶渊明的“固穷节”的核心理念，但唐人更加自觉地将个人置于天道人事的规律中来思考，也更富有蓬勃的朝气和进取的意气。初盛唐诗人将探究天人变化的思维方式融汇于诗歌中的人事感叹，他们的目光从不胶着于平庸琐屑的现实，而是处处都从宇宙演化、历史变迁的高度去探索人生的意义。陈子昂独立幽燕大地，纵观古今，唱出了在时代风云中跃动不安的心声；李白在“观变”“探元化”中观察自己的时代，提出“乘运”以总结一代文化的远大理想；在安史之乱中受尽磨难的杜甫，也始终在思考自己这一介“腐儒”在乾坤中的定位。这就使盛唐诗人无论是得意还是失意，都能在万物变化的规律中审视自我，摆落尘滓，发为高唱。而在大唐王朝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尽管士人们的视线更多地转向社会现实的矛盾，但仍然坚持着天人关系的探索。韩、孟派诗人即使被社会压迫到跼天蹐地的狭小空间，依然执着地提倡复古道、“补元化”的理想，用他们手中的诗笔指顾万象，回旋三光，以“探天根，穿月胁”的奇想，开创出“笔补造化天无功”的新境界。在历史的陈迹面前，诗人们或感叹世事无常，或追慕英雄伟业，或思接千载、感遇述怀，或以史为鉴、借古讽今。刘禹锡以故垒空城作为人事代谢的见证，寄寓了对六朝兴亡的深刻反省；杜牧和李商隐则通过隋苑唐宫的今昔对比，表达了晚唐诗人对国运前景的不同观感；无论是盛世的展望还是末世的哀挽，唐人都在俯仰今古的感叹中留下了不断警醒后人的绝唱。

在如此宏阔的视野中，唐人借山水澄怀观道，探索任自然的意趣；以山水洗涤世俗的尘垢，消解胸中的块垒；同时在与大自然的感情交流中，认识了山水丰富多彩的美，也获得了新旧更迭的哲理启示。而亘古不变的江山明月又常常引起他们对悠远时空和生命奥秘的追问，因此唐人对山水的观赏是与深邃的宇宙意识和开朗的人生态度交织在一起的。他们在山水中放空身心，感受着天地万物内在的节律，从田园中寻求回归自然的淳朴和纯真，无论是黄河、长江、三峡、庐山、蜀道等山川的雄奇景观，还是山居、江村、田庄、秋原等乡野的宁静风光，都能唤起他们对祖国山河的无限眷恋，使心灵在与自然的冥合中得到净化。其境界气象的宏伟壮丽以及风格意境的清新优美，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后无来继的巅峰。

同样，唐人看待边事，也能跨越秦汉以来的千年历史，深入到对战争本质和对民族关系的思考。国力的强盛，尤其是盛唐三边的平定，激发了诗人讴歌英雄主义的豪情。他们或描写侠少将军的意气风貌，抒发乘时而起、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或描绘大漠孤烟、长河落日的边塞风光，渲染粗犷豪放的异域情调；或表现征人思妇的边愁闺怨，以及胡汉双方士卒的久戍之苦，都能笔绾千里，寓哀怨悲凉于苍茫壮阔的境界之中；既充满昂扬奋发的时代精神和豪迈气概，又反映了各族人民渴望和平的共同心愿，具有深广的历史内涵和不朽的艺术魅力。

对生命意义的积极思考，使诗人们产生了为时代而创作的自觉使命感。当盛世转为乱世以后，欣逢盛世的自豪感和乐观开朗的情怀便自然转为拯世济时的忧患意识。为挽救国运，振兴民族，不倦地针砭时弊，为民请命，中国古典诗歌的这一优良传统正是在唐代确立的。杜甫处于家国兴亡的危急关头，怀着期盼国家中兴的满腔激情，用诗笔记录了这一历史时期的所有重大事件，并深刻地揭示出人民在官府的诛求和战场的血泊中呻吟的苦难命运。正因如此，他的诗歌被后人誉为不朽的“诗史”，在千载之下仍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中唐的诗人们面对的则是一个陷于多重矛盾和危机中的衰世。白居易指出诗歌的作用是“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并以大量讽喻诗广泛反映了各种社会政治问题，批判现实的深度和力度都是后人所不能企及的。唐代的伤时刺世之作内容深广，形式多样，它们或以比兴讽喻兵乱重敛、民不堪命的现实，或以直笔无情揭露宦竖军阀、贪官污吏的残暴，用笔如刀，辛辣犀利，无不体现了唐诗能随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内容和风格的生命力，及其在思想上达到的高度。

唐诗的魅力还在善于提炼具有普世性的人情，表现人生的共同感受和生活哲理的体悟，因而在百代之下犹能引起最广泛的共鸣。人类的社会生活、阶级属性、时代环境虽然千变万化，但是总有一些共通的、至少是本民族共有的情感经历。中国古诗中为大众接受度最高的多数是唐诗，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唐人既能在日常生活中捕捉人所共有而未经前人道出的感受，又能以透彻明快的语言将其概括为人类生活中普遍的体验。乡情、亲情和友情虽是古诗永恒的主题，但到唐代才广泛渗透到人生的各种场合。无论何种情境，都能表现出最触动人心的一刻：离乡太久，以致儿童不识的情景寄寓着人生易老的深刻感触，这正是多少人老来还乡的共同体会。客居在外，望月思乡是天下游子都经历过的情景。“每逢佳节倍思亲”的心情，不独是王维的体会，也在不经意间总结了中华民族重视佳节亲人团聚的传统。“莫愁前路无知己”的高唱，既是高适对友人的慰勉，又成为后人留别题赠的格言。寸草心难报三春晖的新警喻意，最贴切地表达了天下游子无法报答母爱的感恩之情。“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双关表白，已经成为多少代青年男女生死相恋的誓言。“霜叶红于二月花”的精彩比拟，又是对一切在衰暮之时犹能使生命放出异彩的人们的礼赞。这些名作思绪之绵远，意境之优美，构思之新颖，均为古今所罕有。而其语言之纯净，情韵之天然，更是体现了最高的诗应是最单纯、最概括并最富于启示的艺术本质，因而易记易诵，广布人口，历千百年之久仍如才脱笔砚一般新鲜。

总而言之，唐人把诗看成了生活，生活也就成了诗。举凡悲欢离合的体悟，世患时乱的忧虑，前尘旧梦的追怀，进退浮沉的感慨，或者交游酬赠，旅宿宴赏，观画听乐，参禅悟道，只要能引发诗兴，皆可信手拈来，随笔入诗。因而唐人能发现生活中一切富有诗意美的情景，惟其如此，唐诗才能开拓出人世间无事无意不可表现的境界，呈现出多姿多彩的风貌。

在如此丰富的唐诗面前，任何一种选本都是无力的，更何况区区二百首，无论怎样选取，都会有遗珠之憾。因而本书主要将“名诗”这一项目的题义作为选诗标准。所谓“名”，应包含在唐代、后代到今天都为人熟知这三层意思。然而“有名”也有知名范围的广狭之分，或许读过一些唐诗的人心中各有自己的名诗标准，所以即使这三个条件都能满足，也很难做到没有争议。这本极简的唐诗选倘若能不负部分读者的期待，选释者也就不算枉费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