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结

到了11世纪，印刷术已经成熟，印刷品也已成为中国境内传播技术信息的重要载体。不过，尽管后来印度普遍地在纺织物上印刷图案（第七章，见图7.3），文字印刷却并没有在印度流行开来。但令老一代技术史学家震惊的，不是亚洲大部分地区没有印刷术，而是水利工程在亚洲所有主要文明中都得到了大力发展，这主要是因为灌溉农业在当地的重要性。

在指出大规模水利工程作用的人中，卡尔·魏特夫（Karl Wittfogel）因其对“治水社会”的分析而闻名。他强调了使用手工工具建造大坝和运河所需的大量劳动力，并讨论了徭役制度是如何为了这项工作而演变的，这种制度下人们每年都会被征召劳动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在中国，除了官员和乡绅，每个家庭都必须在国家需要时提供劳动力。尽管其他亚洲国家有不同的条例，但在任何地方，强大的，以及——如魏特夫所说的——“专制的”（despotic）政府都依赖这种制度，不仅利用它来建造水利工程，也利用它来建造宫殿或寺庙；此外，他认为政府会着重控制贸易往来并对其征税（比如中国对冶铁业管控、征税）。魏特夫认为，这种制度阻碍了创新和社会变革。

人们通常认为，魏特夫的论点过于笼统、武断。除了魏特夫所写的，其实还存在许多其他规模的工程作业，建设时所征用的劳动力规模也不同。例如，在南亚的水稻种植区，农民经常组织建造规模适中，可以由他们自己管理的灌溉工程，或以小组的形式进行建设。他们很少需要大规模的组织来规划、监督或提供劳动力。事实上，随着权力中心的兴衰，地方社区往往会将国家宏大的灌溉工程的一部分加以改造，以便为当地使用。

但是，即便魏特夫关于亚洲治水社会的观点不再可信，他的理论仍然是对技术和制度之间密切关系的有益提醒。一个社会是否能取得某项技术上的进展，总归要取决于其管理重大项目、动员劳动力、培养相关技能和鼓励创新的能力。这种能力反过来又取决于商业、产业和政府制度的有效性。

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无法一一深入探讨上述所有主题，但我们肯定会看到世界上不同地区的鲜明差异，有些地区的军事机构对技术产生主导性影响，有些地区的农业或商业机构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可能会发现，最有创造力的社会中，总有许多不同类型的制度相互交叠，在互动中产生作用，就比如后世的欧洲。但在本章，我们的主要例子是11世纪的中国。

在这种关于制度和社会结构的议题中，种种技术应用仰赖的自然资源和应用技术的环境往往被视为理所当然。在这方面，本章对比了同样开采煤炭和铁矿石的两地，即伊朗和伊拉克这种气候干燥但土壤肥沃的地区，与中国河北省树木繁茂的山丘地区。在伊拉克，灌溉用水促进了城市的发展繁荣，特别是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乌赛姆河的河水（图1.3）。但是，由于土壤中的盐分积累有可能破坏土地的肥力，这一资源的使用便有了风险和限制。用于灌溉的水往往带有微量的溶解盐分，如果灌溉系统管理不善或使用过于密集，这些盐分就会在土壤中积聚，降低土壤的肥力（如第二章所述）。相比之下，在河北，林地被过度开发，因为人们要用此制造木炭以冶铁。当这种资源的更新跟不上对铁大规模增长的需求时，人们才发现其实可以用无烟煤或焦炭形式的煤来填补木炭的缺口。而对这些资源的依赖所产生的问题直到几个世纪后才显现出来（第十二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