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我与铁爱花先生仅有两面之交，一次是她在武汉大学当研究生时，一次是2008年在陕西师范大学举办西部大讲堂期间，此后建立了通信联系。给我的粗浅印象，是她为人聪颖，思想敏锐而活跃，也有正义感。王春瑜先生强调，搞史学没有正义感不行，这是深中肯綮的。

蒙她的厚意，将写就的大作寄我，要我写一序言。此书无疑是下功力，有深度，见拓展的宋代妇女专著。使我受教颇深的有二点。一是此书使用史料之广，二是此书拓展了宋代以至古代妇女史的某些新视野，两者是互相关联的。

许多依我过去的眼界，似乎是无用的文字，在她的思维和文笔下，竟能点铁成金，成为有价值的史料。这无非是反映了她思考的深入和读史的勤奋。大量女性墓志的援引，固然十分引人注目，使我尤为震惊者，是她大量使用了宋儒经疏。我对宋儒经疏未下功夫。事实上，宋史界的同仁们对宋儒经疏的阅读和使用确是很不充分的。我曾注意到张政烺师早在约六十年前所写《中国考古学史讲义》中说：“唐中叶以后，学者对于这种注疏之学便已厌烦了”，“发展下去便出现了宋人的新经学。刘敞（著《春秋权衡》《春秋传》《春秋意林》《春秋传说例》《七经小传》《公是先生弟子记》等）、欧阳修（著《诗本义》），是宋代新经学的开创者，同时也是宋代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话绝不是随便说的，而是对宋儒经疏认真下了熟读功夫后所作的结论。读宋儒经疏的一个根本前提，自然是须要通晓先秦的典籍。相形之下，我只有感愧而已。一位治宋代妇女史的青年学者，居然能对先秦典籍和宋儒经疏下功夫，正是反映了她的眼界和史识，非比寻常，她说：“阴阳学说也成为宋儒规范夫妻关系的理论基础。”这是确论。此书其他一些重要的论点，可以详见结语，在此不必再予重复。

我近年来不断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重要性。但也强调，不能将马克思主义神化和偶像化。2009年，首都师范大学为研究生举办宋史讲座，我也讲了以马克思主义治史的问题。据说，在讲座的最终，一位北京大学的研究生提出了驳议，认为时至今日，居然还有人在讲马克思主义。我得知后，也在一些讲课中回应说，这位学生反对以马克思主义治史，有其权利和自由。但是，应当是在对马克思主义熟悉和了解的基础上，发此高论，能够说明，为何不应该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如果做不到，似乎就成了无知的偏见。其实，有一个最基本、最简单的史实，我的母校北京大学正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发源地，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正是从母校发轫的。当年的校长蔡元培先生，一反以往中国国学事实上强调一言堂，以己说为正统，以他说为异端的传统，提出“兼容并包”的现代科学理念和方针。从兼容并包的科学理念出发，为何就容不得别人谈点马克思主义呢？当然，那位研究生提出驳议，也与导师辈的教学有关。

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早就过时了。这需要具体分析，大致已是一百五十年前的主义，不少结论已被事实所否定，这当然应尊重事实，承认是过时了。但是，以个人之愚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重要理论，至少时至今日，仍然闪耀着真理的光辉，与某些被若干治史者奉为高明的、时新的理论，如社会精英论、以士大夫为中心的史观等相比，看来更有真理的威力。例如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以及由此派生的国家论、法律论，就是如此。

我们目前经常地、普遍地遇到如贪腐、社会不公平之类，其实也似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方能作出最深入的剖析和批判。在人类进入阶级社会，即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后，看来有数以亿计的个人利益、动机、意愿之类，归根结蒂，仍是汇聚和组合为对立的，甚至对抗的阶级利益。剥削和统治阶级总是要将自己的私利，凌驾于广大被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之上、社会之上、祖国和民族利益之上、人类共同利益之上。对广大被剥削和统治阶级有利的事，对社会、祖国和民族有利的事，对人类有利的事，只要真正触犯剥削和统治阶级的核心私利，他们必然取反对的态度。当然，在民主和法治的条件下，剥削和统治阶级的私利往往表现得较为隐晦曲折，但在专制和人治的条件下，却往往相当露骨。

自人类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即阶级社会，一方面，是无数量的肮脏、卑劣、惨酷、罪恶之类，持续不绝；另一方面，人类的良知和正义却仍在赓续和发展。剥削和统治阶级的大多数，其本质只能是为富不仁，这是由其阶级地位决定的。但也有很少量真正的精英人物，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推进着人类的良知和正义的发展。

在中国古代，作为剥削和统治阶级组成部分的士族女子，也同样必然存在着上述的两极现象。然而这个基本情况，在传世史料中却不易看得分明。中国古代的传世史料记载往往有其片面性，对于最普遍、最一般、最常见的情况反而语焉不详，甚至认为没有记录的必要，而着重于表彰贤德妇人的嘉言懿行。有的史料还隐恶扬善，如若记载较多，尚可分辨，记载较少，就无以知其是非真伪。我个人近年来屡次强调，所谓一分史料说一分话，几分史料说几分话，不能说完全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有时一分史料可以说几分话，有时几分史料只能说一分话。有一个判断和分清史实的支流与主流、表象与本质的问题。有时，几分史料所反映的可能反而是史实的支流和表象，而一分史料所反映的可能反而是史实的主流和本质。几分话或一分话不是随意乱说，而是更接近于客观和公正。

我对宋代妇女史没有研究。曾有学者邀我参加妇女史的讨论，我只能谢绝。我虽然也写过两篇有关李清照的文章，但在我看来，至多是旁门，算不得正宗。然而我也曾在几年前的《宋史研究要点》一文中提出：“就妇女史而论，欲为之规范一个理论体系，只怕也有相当难度。一位先生给我寄上她的宋代妇女史稿，请我提意见，就给我出了难题，因为我确实说不清楚，妇女史应当写些什么，这就是前述的理论体系问题。但依我个人的体会，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确是对研究风俗和妇女史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因为不论是许多风俗、妇女的地位等问题，事实上都离不开客观存在的社会阶级分野。风俗和妇女史是近年来方才兴起的领域，故深入的余地应是较大的。”理论体系是重要的，贵在可以指导研究，但也不可能求全责备，任何理论体系总是有缺陷的。但愿有朝一日，经过铁爱花先生和其他史界同仁的努力，能够产生一个较为完整的中国古代妇女史的理论体系，并出版依此理论体系撰写的中国古代或断代妇女史。

王曾瑜

2010年12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