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京啤酒用碗喝,香港电影北京看
北京的交通拥堵与国产电影的衰颓
2002年的夏天,我因事需在北京大学停留数日。某天的上午刚好有空闲,我便毫不犹豫地决定去市中心看场电影。
北京大学在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的西北方向,两地直线距离12千米,实际路程17千米,放在东京的话不过是从荻洼到丸之内,但那时前往首都市中心却很是不便。北京虽下大力建设高速路,但由于汽车数量的剧增,市内出现慢性交通拥堵。而且,在这样一个大都市里,当时的地铁只有两条线路,总长54千米。截至2017年12月,北京共有22条地铁线,总延伸距离为608千米,坐拥世界排名第二的地铁网络。但这一地铁网的建设,要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后才走上正轨。
但当时是2002年,从北京大学前往市中心,坐出租需一个小时,车费60元;乘公交中途需换乘一次,时间将近两个小时,车费3元左右。这两种交通方式折中一下,可以选择带空调的高速巴士,车程一个半小时,票价为5元。相较之下,从东京站到荻洼站,乘JR中央线需25分钟,地铁丸之内线的耗时是33分钟。
而且在当时,就算在北京,想看中国电影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虽说在中国电影盛况空前的今天很难想象,但那时中国的电影行业属于主要的夕阳产业之一。北京的报纸之中,刊登电影广告的大概只有《北京日报》,还只能憋屈地缩在版面的中缝里。从前一天的中缝广告来看,北京约二十家电影院里三十面左右的大银幕上共有八部电影正在上映,但中国内地和香港电影都只有一至两部,其他是清一色的好莱坞电影。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国产电影总被美国电影压过一头。
于是,这天早晨,为了前往距大学较近的西四北大街电影院,我8点从宿舍出发,公交换乘地铁,花了大约一小时才抵达故宫西侧的阜成门内。先去最近的电影院——地质礼堂,确认了第二场电影从10点40分开始放映。以前,一部电影在北京影院上映的档期是一周,票房不佳的电影两三天就会被下映换成其他影片,报纸广告上也只登载今明上映的影片名和时间。
几天后的下午,我又得了空闲,便计划去西长安街上的首都电影院看田壮壮导演的《小城之春》,结果售票员冷冷地说了句:“没有,昨天就结束了。”好不容易到了电影院,那就看看其他电影吧。扫了一眼屏幕上的影片一览,发现上面只写着电影的中文片名。可能因为仅上映两三天的缘故,影院连电影海报都懒得贴,而且中国也没有派发电影宣传单的习惯,哪位导演、什么演员、哪国电影全摸不着头脑,只能跟一张冷脸的售票员逐一确认是国产还是美国电影。
说到《小城之春》,这是一部以抗日战争刚结束时的小城为舞台,将体弱的年轻地主与其妻子以及一位医生之间的三角关系娓娓道来的作品,这位医生既是地主学生时代的朋友也是他妻子的初恋情人。电影是相隔半个多世纪后对费穆导演在194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发布的大作进行的翻拍。《小城之春》还于2002年斩获了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新设的圣马可奖。
用碗喝啤酒
接着,我又去了同在西四北大街北侧的胜利电影院,这里的电影是10点开场,比地质礼堂的早一些,而且票价还便宜5元,只要25元。虽说5元不过75日元左右,不算什么大钱,但想到金额已经跟从北京大学来这儿的交通费不相上下,便可知这数额也不能小觑。就电影票价而言,香港是60港币(1港币约15日元),到东京则翻了一倍,要1800日元。由此看来,当时在北京看香港电影是最划算的。
买上电影票之后,我进了附近一家老字号点心店,店铺位于西四北大街和阜成门内大街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点了一两肉包(三个2.6元)和一两菜包(三个1.8元)。电影票省下5元,我一高兴就要了一瓶当地的燕京啤酒代替茶水(店里也确实没供应热茶和凉水)。啤酒名源自北京的古称,一大瓶3元。不过,这家店里不提供玻璃杯,只有盛粥的碗。
真不愧是老字号!我端起碗来,心情别提多舒畅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我作为第一批政府交换留学生来华的时间是1979年。当时,中国除了高级干部和外国人专用的酒店以外,没有出售冰镇啤酒的地方。我会把啤酒浸在装了自来水的脸盆里,泡上二三十分钟再喝。这种不冰的啤酒,夏天傍晚骑自行车回来,一大瓶咕嘟咕嘟,一会儿就见底。一个夏天下来,喝温吞啤酒成了习惯,日本冰冰凉的啤酒反倒至今都喝不顺口。虽然还不到日本单口相声“目黑秋刀鱼”的程度,却也是非在中国不能喝啤酒了。近20年里,空调和大型冰柜都在中国的餐馆得到普及,到哪儿都能喝上冰啤酒。但服务员在点单的时候还是会跟顾客确认“要冰的还是常温”,印象中,点常温的客人更多。
不过,1979年的时候,由于酒瓶数量不足,就算是这种温吞吞的啤酒,即便在上海的餐厅里也要用外币点单才行;去一般商店的话,不带空瓶店家是不肯卖的。究竟是先有甁还是先有酒的笑话,就像“鸡和蛋的争论”,一时在留学生之间很是流行。
所以,当时中国食堂卖的不是瓶装啤酒而是称重零售的散装啤酒。先用长勺从大桶中舀出茶色的液体,再倒入大碗端出来。单手抓碗一饮而尽的场面,颇有一番吾辈亦是绿林豪杰之气。
但这种散装啤酒存在两个问题。其一,酒里的汽大部分都跑掉了。其二,没法在脸盆里泡凉。于是,聪明的中国人想出了把冰淇淋浸在啤酒里同饮的方法。跑掉的汽虽是覆水难收,放了冰淇淋好歹能起到冷却的作用。要说味道,有些类似口味偏苦的雪顶饮料,可能适合拿来当餐前酒。
话说我还是高中生的时候,有一次被请去参加澳大利亚人开的派对。在我羡慕地看着成年人们畅饮啤酒和红酒之时,一位中年绅士为我点了杯兑苏打水的啤酒,说是这种饮料或许更适合我。他告诉我:“这是为酒量差的女性准备的饮料,毕竟不能劝未成年人喝啤酒嘛。”言语中有些把我当作大人看待的意思。
为期一年的留学即将结束时,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朋友们在宿舍为我举办送别会。右起第三人为笔者(1980年7月,于上海)
在如今高楼林立的北京,盛在碗里的雪顶啤酒想是见不到了,但把啤酒倒在饭碗里喝却是极好又极怀旧的,着实令人怀念。
说回这家点心店,虽是家老字号,却是个坐上十人左右就客满的小店,柜台只设在阜成门内大街一侧的墙边。我先是读了读在电影院买的对开版周刊《中国电影报》(1元),上面介绍的中国电影多是在电视上放映的,对此时院线上映的中文电影只字未提。看了没多久,我就把报纸扔到一旁,一面隔着玻璃望向眼前大道上慢腾腾往来的车辆和步履匆匆的市民,一面大口吃起肉包,用碗咕嘟咕嘟喝起啤酒来。
在北京看香港版《谈谈情跳跳舞》
虽然中国电影寥落到如此境地,但大早上就能看电影、喝啤酒,对我来说岂非美好的“北京假日”?想到这里,我重新打起精神,观看了香港电影《爱君如梦》。
香港的拉丁舞老师刘南生(刘德华饰)开了一家小小的舞蹈教室,有两个新生前来上课。一位是女企业家Tina(梅艳芳饰),她在最近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弟弟接手经营酒店之前,一直无心恋爱和发展个人兴趣,只顾埋头打理事业,在宴会上见过刘的舞蹈之后,决心入门跳舞。每次她都会在秘书的陪同下,包下整间教室一对一上课,她的弟弟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还刷卡支付了高额的特别费用。另一位是名叫阿金(吴君如饰)的服务员,被她拉扯大的两个妹妹,如今已经开始嫌弃她的烟臭味。阿金在上班的酒店看了舞蹈秀之后,也跟Tina一样迷上了跳舞,于是怯生生地来到刘的舞蹈工作室。由于她的零用钱不多,就包下了舞蹈教室的清扫工作,普通舞蹈课程的费用可以减免一半……
原来,这是周防正行导演的日本电影《谈谈情跳跳舞》(1996)的香港拉丁舞版本呀。不过,刘德华、梅艳芳和吴君如的舞蹈着实了得。那么,梦想有朝一日开一家大型舞蹈工作室的舞者,跟寂寞的女企业家以及天性开朗的中年服务员之间的三角恋是如何展开的呢?看电影时,我边笑边怀揣这样的疑问,接着往下看。
在即将跟刘南生于宴会上大展舞姿之际,Tina把刘的旧舞鞋扔掉,送了他一双新舞鞋。临演前刘南生才发现此事,非常生气。而打扫卫生时在垃圾桶中看到旧舞鞋的阿金,拿起舞鞋赶忙跑去了高级酒店的宴会会场。宴会结束后,刘抛下Tina不顾,带着阿金来到面朝维多利亚港的公园,在香港百万夜景的包围之下,坐在长椅上一同喝起了罐装啤酒。对于爱刘南生如梦的阿金来说,这是最为幸福的时刻。
此时两人喝的是什么啤酒,我已经记不清了。刚才还一个人看着北京拥堵的交通,就着饭碗而非酒杯喝啤酒享受“北京假日”的我,禁不住羡慕不已。罢了罢了,我一面安慰自己当晚还要跟北京大学的朋友一起喝当地美酒呢,一面坐着有轨电车转公交车往回赶,竟然耗费了两个小时。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北京,高楼大厦和巨型商场陆续落成,却出现了公共交通日益恶化,国产电影逐渐淡出舞台的吊诡现象。
大概从2002年开始,中国电影迎来了以《英雄》(导演:张艺谋,1950—)和《站台》(2000),导演:贾樟柯,1970—)为代表的“大片+底层”的时代,在娱乐性、艺术性和社会性上打了个漂亮的翻身仗。隶属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的李云雷,在2008年就此一气呵成地做出如下评论。
从2002年《英雄》以来,中国电影可以说进入了一个“大片”时代,以《英雄》、《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无极》等为代表,中国式的大片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在根本上来说,这些大片是反市场、反艺术的,因为它以垄断性的宣传和档期取代了市场的自由竞争,以华丽的外表和大而无当的主题、支离破碎的故事取代了对现实的关切与艺术上的探索……但同时,伴随着“新纪录运动”的展开以及第六代导演的转型,中国电影中也出现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和民生疾苦的影片……这些影片在对“底层”的关注中,发展出了独特的艺术形式,代表着中国电影突破“大片”的垄断,关注现实并进行艺术探索的新希望。(《中国电影:“大片时代”的底层叙事》,《艺术评论》,2008年3月号)
此外,在《人民中国》杂志的网页上连载的《在北京看最新电影》专栏中,中国电影影评家井上俊彦每次都会先放上这样一句话:“中国电影如今正处于顺风顺水之际。2008年时仅4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收入,2010年时迅速增长到101亿。上映的影片数目增多,其内容也显现出更为多彩的趋势。”我在北京喝啤酒、看香港电影的2002年夏天,正处于中国电影界的低谷时期,却也是优哉游哉享受生活的时期。此后的中国,国产电影复苏,地铁线铺展四方,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作为经济振兴的一环,被称作“高铁”的新干线爆发性地延伸开去,中国从此大步迈入忙碌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