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RT 2 未完成的革命：情感社会学、女性主义与政治极化

影响学术生涯的三个思想来源

新京报：在女性学者系列访谈中，我们采访了不少中国的女性学者。不少受访者反馈，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些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比如波伏娃的《第二性》，成为她们重新思考性别平等的指路人，甚至由此走上了性别研究的道路。你有过类似的经历吗？哪些学者的研究对你的学术生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霍克希尔德：没有人逼迫我研究女性的生活，我就是想研究和评估这些问题，并在需要时改变用于理解女性生活的概念。当然，西蒙·德·波伏娃强调性别的中心地位，她的学说影响了我。除此之外，我也借用了C.赖特·米尔斯对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全面论述，以及欧文·戈夫曼另类、大胆地看待世界的方式。他们是影响我学术研究的三个主要思想来源。

西蒙·德·波伏娃，我钦佩她大胆地主张“性别至上”。后来，我开始发现她对人类理想的观点过于以男性为导向。在我看来，她想让女性“达到”男性的标准。这让我感到困惑，如果女性的理想是达到男性的标准，照料的文化重要性如何在这样的框架中显现？

欧文·戈夫曼，我钦佩他的敏锐观察力和用于冒险的精神——尤其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自我表现》《精神病院：论精神病患与其他被收容者的社会处境》《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这几本书中。后来我开始想更多地关注情感，以及作为呈现纯粹感情的基础的情感管理。

其他（影响我的）人还包括夏洛特·珀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还有南希·乔多罗（Nancy Chodorow）、巴瑞·索恩（Barrie Thorne）的研究，她们后来成了我的同事。在此之后，女权主义的后续发展也影响了我，包括马克思主义的女权主义（“阶级至上”的女权主义）与激进女权主义（“性别至上”的女权主义）的争论，生态女权主义，黑人女权主义，等等，肯定还有更多！

新京报：从1973年发表首部著作以来，你研究的话题非常丰富，但似乎总是跟随着时代的韵律，试图回答时代更迭中不断涌现的新困惑。在如此漫长的学术生涯中，是否有一条贯穿你所有研究的主线？

霍克希尔德：我的研究总体上有两条主线。一条是关于共情和理解，尝试从另一个人的头脑和内心想象这个世界的样子。另一条是观察一个特定的家庭、工作社区或地域现在的样子，同时想象在理想情况下它可能会是怎样的。有些人认为我的这种研究本质上是一条“理想主义者”的研究道路，但实际上它只是用这样的视角看问题：如果世界可以变得更好，那它可能会是怎样的？

新京报：很多读者读你的文字，都会产生相似的感受：尽管你采用了严谨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但你完成的作品却没有很重的“学究气”。相反，你讲述的很多故事不仅有趣，往往还很打动人心。在写作技巧上，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如何平衡学术写作和面向大众的写作？

霍克希尔德：我的确有两种不同的写作方式。有时让我感到难过的是，学者们只是为彼此而写作，他们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学术圈里很多聪明的人，但有时为了某些绝妙观点和想法，他们会迷失方向。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分享给公众。

面向大众的写作，意味着把复杂的问题用清晰的方式呈现出来。对我来说，社会学意味着关闭你内心的“警报系统”，暂停自我意识。你的工作就是，即使你在很多事情上并不认同他人，但仍然需要去理解和共情另一个人的感受和内心想法，因为是周遭的环境塑造了他们，正如他们塑造了环境一样。

我不断提醒自己，我在做的不是记录自己学到的东西，而是以这样一种特定的方式写作，以便将我所学转化为普通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在《故土的陌生人》中，我试图向公众传达保守派群体的愤怒、失望和耻辱感，在我看来他们是被抛弃的精英，美国的蓝领阶层和底部中产阶层正在减少，全球化进程对他们并不友好，他们感到自己是失败者，同时这些失败者的精英固执己见，成为特朗普的追随者。我想了解这个群体，但我必须将我发现的东西转化成对方可以理解的语言。

从家庭到工作：职场妈妈的双重负担

新京报：我们接下来聊一聊你在中国最新出版，并引起大量关注的著作《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首次出版于1989年，是你学术生涯早期的代表作。你在这本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国双职工家庭展开了历时八年的追踪研究。有趣的是，尽管有着时间和空间上的双重距离，《职场妈妈不下班》2021年被译介到中国后，仍然激起了很多中国读者的关注和共鸣。你当初开始研究并写作这本书的动力来自哪里呢？

霍克希尔德：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最直接的原因来自我的亲身经历。当时我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同时也是一名年轻的母亲。我非常希望，自己的工作和孩子的幸福成长这两件事可以顺利地并进。但在当时，我还不清楚怎么可以做到这一点。

此外，当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整个美国社会都在发生着变化，并且一直持续到现在。我认为，美国社会正在经历一场“停滞不前的革命”（a stalled revolution）。在今天，仍有三分之二的美国女性在外工作，大多数孩子成长在父母都要在外工作的家庭之中，而市场上几乎一半的劳动力由女性构成。男性工资正在下降，服务行业正在不断扩张，大量的女性涌入劳动力市场来弥补这些空缺。

社会的经济走向推动女性进入劳动力市场，社会的文化走向也鼓励她们这么做。但与此同时，社会观念还没有发生改变，很少男性会认为，能够做到发自内心地关心孩子、了解孩子的需求、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才是一个有男子气概的好男人。因此，女性在外的工作环境、返家后的家庭环境都没有改善，工作安排上没有灵活性，没有探亲假，也没有形成提供托儿服务的普遍文化。这些制度还没有适应女性不断变化的社会角色。我非常想要探究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以便我们能够解决正在不断产生的社会和家庭冲突。

通过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这本书，我试图说明，一个人如何理解男性和女性，真的会影响你的方方面面：你的生活是否幸福，如何表达心中的爱，因何事而感恩，以及作为个体如何走出职场妈妈的困境。我还想说的是，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它的性别认知以及工作场所的结构也需要随着女性身份的转变而转变。我们探索了这么久，至今还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

新京报：写作《职场妈妈不下班》之后，你没有就此止步，并且进一步深入探索家庭—工作的二元危机。在1997年出版的《时间困境》中，你提出过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家庭和工作的角色已经被颠倒了过来，很多人回家后仍然在工作，又在工作场所完成家庭生活中的任务。二十多年后，你描述的这种现象有发生变化吗？

霍克希尔德：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被劈成两半。“家成了工作场所，工作变成了家庭生活”描述了最上层的20%或30%群体的生活状态。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现象变得越来越极端。

我住在美国的计算机中心——硅谷海湾的另一边。这里聚集了谷歌、Facebook、苹果等大公司的总部。许多员工在公司吃早餐和午餐，然后将预先准备好的晚餐装在饭盒中带回家。他们在公司里锻炼身体。在某些工作场所，员工还可以将需要干洗的衣物带到公司，下班后再将其取走。有些人会在每天上班时喂养寄放在公司的热带鱼。你所有的同事成了你的“邻居”，他们每天都在做同样的事情——“邻居”都去上班了。

这种减少“第二轮班”的生活看上去很有吸引力，唯独忽略一件事：孩子们去哪里了？老人去哪里了？当你的同事们开始寻找新工作时，你所生活的社区也开始变得不稳定。如果一名员工被解雇了，这位失业员工生活中的其他方方面面也会像纸牌效应一样彻底坍塌。

故事的另一面则是，对于底层三分之二的劳动力来说，工作职位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处于“零工经济”中的劳动力不能确定自己每个月都能拿到全额薪水，所以他们更愿意把更多的时间留在家里，在“第二轮班”中建立以家庭为基础的社群并在这样的社群中分享生活和感受。劳动力的上层面临着工作—家庭的严重失衡，而劳动力的下层则对实现这种平衡所付出的代价感到焦虑。

新京报：对于工作的种类给个人情感带来的不同影响，你还做过细化研究。在1983年出版的《心灵的整饰》中，你首次提出了“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这个概念时至今日仍然被很多研究人士引用和借鉴。哪些类型的工作属于情感劳动？为什么说这类工作的特殊价值还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尊重？

霍克希尔德：当你外出工作时，你的行为通常被理解成一种经济行为，即你通过劳动获得报酬。这是一种经济视角，但实际上，社会中还有很多工作，尤其是不断发展的服务业，即我所称的“情感劳动”。

情感劳动需要工作者整饰私人的情感，包括唤起正确的情感，以及抑制不恰当的情感。这类工作包括了教师、记者、医生、护士、日托、老人护理、工人、律师和法官，等等。比如，你是一名幼童保育员，当小孩子对你厌烦生气、撒泼打滚的时候，你必须非常善于整饰自己的情感，理解孩子的反应因何产生，并用合适的方式安抚孩子。如果你是一位航空公司的乘务员，当乘客因为找不见行李而向你大发雷霆的时候，你依然需要保持友好的职业态度，向乘客表达歉意：“非常抱歉，先生，我们这就寻找您的行李。”做好这些事情并不容易，情感劳动就是一类在接受他人愤怒甚至不受欢迎的关注之时进行的工作。

我在《心灵的整饰》中特意区分了这类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区别，并期待情感劳动得到公众更多的关注和赞赏。为此，我采访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同类型的情感劳动者。有一些类型的工作会激发顾客对优质服务的需求，你通过提供某种商品或服务，让顾客得到他们想要的。从事这类情感劳动时，你需要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友善，顾客才愿意接受你的服务；与之相对还有另外一种类型的情感劳动，比如收账员，他们的工作是让你为刚刚买下的东西或服务买单。为了达成这类工作的目标，有时你不得不表现得比平时更加吝啬刻薄。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工作介于这两种极端类型之间，它们都需要你在从事工作时唤起正确的情感。这些都是情感劳动的成本，公众需要敏感地意识到这类工作的特殊性，并给予适当的鼓励和褒奖，因为我们这个社会既依赖情感劳动，又不能滥用它。

女性主义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新京报：回首过去的三十多年，社会上女性的声音似乎越来越多了，最近几年的女权运动也在世界各地激起回响。为了实现性别平等，你觉得我们还需要做些什么呢？

霍克希尔德：这场性别革命在我看来还没有结束。美国的女权运动有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在塑造社会的过程中，女性应该拥有平等的声音和权利。我们还远未实现这个目标；但还有另外一件事：传统上，女性被赋予养育家庭和社群、照料他人的角色。女性主义的第二种声音认为我们要向前推进，这些事不能仅仅由女性去做，也应该让男性共同承担。工作并不是全部，生活不仅仅与经济和金钱有关。照料家庭、维系社群不仅仅是女性的事，也应该是男人的事。

我所在的资本主义社会更多听到的是第一种声音，即女性需有平等的权利。但要我来说的话，我们其实还在一些传统观念上挣扎，我们应该推进第二种价值观，这也是女性主义最原本的含义。

新京报：你指出的这两种女性主义价值观，它们之间是怎样的关系？推进第二种价值观会促进第一种价值观的实现吗？

霍克希尔德：对我来说，女权主义的两个目标——平等和照料伦理之间没有矛盾。我们需要问的是：“在什么方面上的平等？面向谁的平等？”在一个尊重“斗士”（warrior）的社会中，性别平等的理念赋予了女性作为平等的斗士的角色。也就是说，在一个地球面临污染的社会中，平等意味着女性和男性在同样地污染地球。因此，我们需要同时考虑平等和照料伦理。我们需要用两只眼睛来看，用两只耳朵来听，我们可以同时顾及平等理念和社会理想。

我想分享我的一篇演讲《男性职业的运作机制》（Inside the Clockwork of Male Careers）的最后一段，这篇演讲论文于2003年重印，但它仍代表了我现在的观点：

回顾过去二十五年以来的整体（美国）文化，我们可以看到，女性主义运动在某些方面已经通过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描述的“通过融合进行抵抗”的过程，进入了美国生活的主流。美国文化融合了女性主义运动中资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的部分，但它抵制了女性主义其余的内容，它融合了女性主义强调的同工同酬和多元化理念，但没有对女性想要参与的制度性优先事项提出过任何挑战。在我看来，真正的硬仗还在后头。

听见美国社会撕裂的“深层故事”

新京报：2016年的《故土的陌生人》是你最新的著作，很多中国读者是由此认识你的，这本书也入选了2020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故土的陌生人》写于2016年特朗普上台执政时期，这本相较之前关注家庭和工作的著作，在话题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你为何会选择美国政治的研究？研究政治情感和家庭—工作情感有什么相似的地方吗？

霍克希尔德：选择政治话题对我来说是全新的尝试。关注个人生活、冲突和情感，这延续了我一贯的学术研究方法。不同的是，就《故土的陌生人》而言，“深层故事”和“同理心之桥”（empathy bridge）对我来说是全新且重要的思考。

2020年，《故土的陌生人》被评选为“新京报年度阅读推荐”，我在答谢词中曾讲述了《故土的陌生人》的写作初衷：

我和许多公民一样对政治有着强烈的兴趣。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我读到了一些关于美国极右翼茶党崛起的书籍。那时，我突然察觉到，一场令人不安的政治运动要开始了。这场政治运动可能会威胁到我所珍视的许多价值观和我毕生奋斗的目标——消除气候变化的威胁、消除贫困、致力于种族和性别公正、致力于建立一个对家庭友好的工作环境。我意识到，我远距离地了解这场政治运动是不够深入的。首先，我得先了解参与这场政治运动的人是怎么想的。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理解这场政治运动。

所以，在我的调研过程中，我把我在情感社会学里的研究经验作为观察的内在视角。在问题意识上，情感社会学的研究视角深深启发了我。到调研地后，我会去思考，我所结交的新朋友们对这个社会有什么样的看法？我怎么样才能知道他们真正的看法？在我与他们深度访谈的过程中，他们内心深处的感受是否可以用所谓“深层故事”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对他们日渐挣扎的生活有什么样的直观感受？像美国的经济系统对某些工作所形成的需求一样，美国的政治系统本身是否同样创造出了一种我称之为“情感劳动”（emotional labor）的需求？在我与新朋友们交谈完，整理采访记录时，这些问题就从我脑袋里蹦了出来。这里面的一些问题在我脑海中孕育成熟后，就被我写进了书里。

新京报：《故土的陌生人》从特朗普支持者的深层情感出发，解释了这几年美国社会严重撕裂的原因。自拜登当选总统之后，有些评论人士说，美国似乎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就你的观察，美国社会的冲突和撕裂有缓和的趋势吗？阅读《故土的陌生人》，对美国以外的普通读者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霍克希尔德：美国政治依然让我感到沮丧。“故土的陌生人”与他们所生活的这片土地正在撕裂，我仍然对此感到担忧。在社会阶层、生活地域、肤色种族等各个方面，“同理心之桥”越来越少了。我们需要跨越这些差异搭建它，但此时此刻我并不觉得事态在往好的方向前进。在我个人看来，拜登总统正在提出许多可以帮助到所有人的举措，并且他认为政府是一个应该帮助所有人的机构。然而，我不认为另一边的群体听到了这些声音。

正如我在《故土的陌生人》答谢词中所说的，通过这本书，我想告诉普通读者：

如果我们面对不同意见的人时，能够放下羞辱和指责之心，我们也许能找到与他们的共同点。在找到共同点之后，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彼此之间的分歧点。全人类都是一样的：一个人只要失去了什么——无论是失去了自己熟悉的生活方式、失去了健康的身体，还是失去了良好的生态环境或气候环境——那个人就会有许多痛苦。面对痛苦，人们总希望能得到他人的理解。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希望能启发全人类，不管我们在什么地方，遇到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能拥有同理心，去试图探索和理解他人内心深处的“深层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