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序言

严复是近代中国一位对知识界影响极大的人物，他通过翻译介绍了近代西方思想，而促成清末民初思想与文化的转型。本书是笔者一系列有关严复译著研究的第一本著作。这一本书在1998年于台北问世，由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2000年再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简体字版，转眼之间已经二十多年了。此次本书能够再版，我感到十分高兴。这一次的修订版改正了初版时的一些错误，也增加了一部分的内容。在这二十多年间，我又出版了《一个被放弃的选择：梁启超调适思想之研究》（修订版，2006）、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2008）、《惟适之安：严复与近代中国的文化转型》（2010），以及《近代中国的思潮与人物》（2013）、《言不亵不笑：近代中国男性世界中的谐谑、情欲与身体》（2016）等书，也撰写了好几篇有关严译《天演论》《群学肄言》的文章。

我对近代中国思想的分析主要奠基于两组分析范畴，一是“转化”与“调适”思想类型的区分，一是卢梭式民主传统与弥尔式自由传统的区别。我在本书导论中对此有详细的说明，读者可以参看。在近代中国，我认为转化思想的典型是谭嗣同与其后的毛泽东思想，此一类型与法国卢梭式的民主传统有关；而20世纪调适模式的创立者则是肯定英国弥尔自由传统的严复与梁启超。笔者认为20世纪知识界的主流是朝向激进的转化思想，而拒绝了渐进的调适改革。此一趋向至20世纪末期才出现转机。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及其历史意义必须要放在上述的背景之下来了解。借由此书，严复提倡一种渐进的改革，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体制，然而在二十世纪中国，此一国家构想并未成为主流。我认为弥尔式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失败的原因之一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倾向于以转化式的激进手段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而放弃了严复与梁启超的调适道路，近代中国遭受的许多挫折与此一取舍有密切的关系。

我对严复思想的研究不但利用严复本身的作品，也特别分析他的译作。我采取译文与原文的对照，来呈现严复在翻译过程之中对西方思想的诠释、发挥与误会，并尝试分析其思想上的原因。拙见以为这一种方法论对于严复研究有重要的意义，后来有一些学者也采用类似的手法，来分析严复其他的译作。

我的中心论点是严复思想与中国传统有基本的连续性，这决定性地形塑了他在翻译及评点西方著作中所展现出的理解与误会。因此，不像其他学者对严复的印象，认为他否定中国传统，而偏向普世性的西方价值。我认为严复对儒家（以及佛道）思想的继承是他认识西方世界的基础，并进而以此来融合中西。

严复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连续性表现在好几个方面。首先是认识论与人性论方面，这一部分也请参看本书导论。西方自由主义者（或笛卡儿之后的西方思想界）倾向于“悲观主义的认识论”，并具有张灏教授所说的“幽暗意识”（对人性阴暗面的体认）。现代西方古典自由理念的理论家，如弥尔，不但在知识上悲观，在人性论上也持悲观主义的立场，表现出对人性的黑暗、自私面的警觉。然而，儒家传统则认为人性本善，并相信成圣、“知道”的可能性。他们确信透过教育与自我修养能掌握真理（包括认识客观的道德标准与掌握形上的智慧）。我认为这些思想倾向阻碍了严复对弥尔基本意旨的理解。再者，中国传统的思想倾向也使严复强调柏林（Isaiah Berlin）所说的“积极自由”（以教育方式成就一个更好的个体、将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而不是强调弥尔所主张的保障个人权利的“消极自由”。相对于传统中国人们多将政治与社会活动比喻为“家”，并认为“齐家”即可“治国”“平天下”；严复喜欢将一个理想社会比喻为一所“学校”，在菁英教导之下寻求进步；而弥尔等自由主义者则认为社会像一个“市场”，其中有政治、经济与思想的多元竞争。此一譬喻上的对照也反映了古今中西之不同。

我在本书的论点不同于史华慈在1964年所出版的著作《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史华慈指出严复考量的那些西方价值与制度是作为实现国家富强的手段，而非为了确保个人的自由与尊严。这一观点与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有异曲同工之处。我对严复的诠释与他们不同，我认为严复了解并接受弥尔强调的最高价值是个人的尊严和自由，然而其“所以然”不尽相同，他能够接受此一理念，主要来自儒家道德自主概念的共鸣，及道家“逍遥”概念之联想，而从“群己权界”来肯定个人自由。在此，拙作与狄百瑞教授（Wm. Theodore de Bary，中文名是狄培理）的《中国的自由传统》（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等书有呼应之处。史华慈认为严复不接受中国的传统思想与价值，更偏好西方思想与价值，只有到了他的老年阶段，严复才展现出对西方价值的深刻怀疑；他的个人生活朝向保守，并寻求道家神秘主义的信仰慰藉。简单地说，史华慈认为严复思想的核心是拋弃儒家的价值，而追求西方浮士德式的富强；我则从他与传统的连续性，尝试呈现严复如何将自由、道德、文明与富强结合在一起。

我指出借着介绍儒家内外区别，严复并不拒绝整个中国传统，而是选择性地结合中国传统的一些想法与西方的某些概念。他所选择的这些传统价值主要是内在的伦理和精神价值，而西方的部分则集中于外在的科学以及政治与经济的制度，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中西双方可以交融互释、相互发明之处。换言之，严复结合了两个同样重要且珍贵的理念：一方面借西方所描绘的自由、繁荣和富强的图像，另一方面则强调道德视野、利他主义和根植于儒家传统的社会和谐。这是严复所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主义。

美国芝加哥大学艾恺（Guy Alitto）教授在一篇评论拙著的文章之中曾讨论史华慈与我因所处背景不同，而有不同的历史诠释。他说拙著与史著之间的歧异阐释或许是由于每一世代会建立其自己的历史；两种历史诠释均深受时间与空间因素的影响。处于冷战时期的美国，史华慈看到一个贫穷、孤立、农业的与衰弱的中国，这个中国常被形容成单一的、不协调的蓝蚂蚁帝国，而它破坏摧毀自己的文化遗产。处于20世纪下半叶的台湾，黄克武看到一个逐渐崛起而走向富足安康的、工业化的世界力量，自由与民主日益重要，并珍惜中国文化遗产。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在行动上放弃转化性的乌托邦主义，而偏向一个调适的、结合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然而在思想上仍严守着马克思主义。在此情况之下，黄克武在对严复的历史诠释之中，看到他所设计的国家蓝图，亦即结合了内在与外在的自由体制所具有的启示性意义。[1]

艾恺教授的观察有其洞见。的确，我和多数海内外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怀是“中国往何处去”，以及中国未来出现自由、民主体制的可能性。其中有一些人较乐观，他们预测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百年时，很可能能够实现富强、民主与文明的国家目标。而另一些人则较为悲观，他们看不到中国有朝此方向转变之可能性。在思索此一问题时，学者常常探讨传统中国思想、文化与自由民主之间的相容性与不相容性；学者们也企图解释自由民主体制何以无法出现，又将来如何才可能出现，以及中国传统与自由民主体制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问题都不容易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然而我相信严复译介《群己权界论》的历史经验，以及严复对中国未来的思索，可以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认识上述的问题，并对未来具有启示性的意义。

黄克武

2019年10月30于日本京都

注释：

[1]Guy Allito, “Book Review: 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by Max Ko-wu Huang,” 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A Journal of Reviews of Scholarly Literature in Chinese Studies 18：2（2011）, pp. 194—1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