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伊恩·莫里斯：“在2070年以后，美国可能不再称霸世界”

尽管莫里斯认为过去的战争使未来发生战争的概率下降，但随着全球地缘政治的紧张化和复杂化，他这种乐观是不是过于乐观？

受访对象｜伊恩·莫里斯

英国脱欧，1万年纠结的的新版本

在专访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之前，我们阅读了他所有的中文著作：《战争》《人类的演变》《文明的度量》以及《西方将主宰多久》。也就是说，他大部分著作其实都已经翻译成中文，除了博士期间一些关于古希腊墓葬、地中海考古方面的纯学术写作，以及英文版才刚刚上市发行的《地理就是命运》——一部关于大英帝国历史的书籍。

我们的话题从他的新书《地理就是命运》谈起，因为英国近些年发生了不少大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去世，她的儿子查尔斯三世即位，宣告女王时代的结束；“英国脱欧”经历了两任首相的运作之后，似乎没有让英国从“政策的灵活性”上受益，相反，英镑是欧洲乃至世界最疲软的货币之一，几乎跟亚洲的日元不相上下。

2016年全英公投决定了英国脱欧，这被认为是决定英国未来命运的关键性事件，也非常具有矛盾意味。现代工业文明诞生于英国，这个曾被称为“日不落帝国”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一直是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坚定推动者。它不仅一直渴望“占有”这个世界，也渴望融入这个世界。但是二战以后，随后英国全球力量的收缩，英国更加怀疑与欧洲和世界的关系。撒切尔夫人是欧洲共同市场和单一欧洲法案的绝对支持者，在1988年布鲁日演讲中却警告：“欧洲超级国家在布鲁塞尔行使新的统治地位……英国将处于布鲁塞尔的权柄之下”。

2016年脱欧公投意味着在英国完全切断了统一市场的战略，英国的“欧洲怀疑主义”获得全面的胜利：“应当用孤岛的心态，来维系欧洲的势力平衡”。很多人找寻英国脱欧的根本原因，都认为是全球化导致的民众利益分化：例如英国北部收入低或者失业率较高、有着制造业传统的地区，脱欧投票往往较多，因为该地区的英国人讨厌来自东欧的低技术移民抢了他们的饭碗。英国人里面社会地位较高（尤其是中上阶层）、工作在大城市、经常全球旅行的人，更有可能投票留欧；英国的老年人更有可能投票脱欧，而年轻人更有可能投票留欧……

伊恩·莫里斯并不这样认为。他的《地理就是命运》视界宏阔，讨论了英国与欧洲八千年的历史关系，决定这种关系的力量并不是在欧洲和英国之间，而是全球格局所塑造。

八千年前，英国和欧洲大陆通过陆桥相连成一片土地，英国不是孤岛。陆桥理论是大陆漂移假说之前的理论，现在已经被整合到经典地理学之中。其大意是：海平面下降，就会露出大陆架的浅层。这可以为人类提供进入孤岛的路径。当海平面上升，陆桥被淹没，孤岛继续变成孤岛。

莫里斯认为，英国从早期历史看，其实是欧洲的一部分，而不是欧洲的“海外平衡方”。而且英吉利海峡并没有阻挡性，既容易被罗马帝国统治400年，也被日耳曼人部落（盎格鲁-撒克逊人）长期定居。它的长期身份其实是“不列颠群岛”，是一个不断关注欧洲文明、不断吸收欧洲文化的边缘角色。这个边缘角色又非常聪明和理性，与强大欧洲竞争对手在博弈中寻找大机会。所以，现在的英国人将这种博弈机会误解为“高傲的平衡主义或者孤立主义”，这无疑是悲哀的。它原本是一种审时度势的实用主义：当海洋文明的大时代到来，英国抓住了海军机会，利用英吉利海峡屏障作用，将自己变成工业文明的根据地，不断向外输出力量，全球殖民，并将贸易财富带回英国。于是，英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日子。而英国之所以衰落，或者重新变成一个小角色，不是它与欧洲的关系有什么问题，而是美国和苏联（俄罗斯）在二战后的崛起，被全球政治势力格局重新定位它的身份。现在，英国要面对中国崛起的新情况。由于惯性思维，英国人老以为自己是跟欧洲的关系出现了问题，它变成了布鲁塞尔（欧盟）的“小跟班”，实际上，英国还是没有看明白自己的全球处境。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刚刚阅读了您的新书《地理就是命运：英国和世界，一万年的历史》，在书里，您解释了英国“2016年脱欧”现象，您觉得对于英国来说，它现在到底在世界上是怎样的一个角色？

伊恩·莫里斯：地理因素一直驱动大不列颠群岛的命运。一方面，它们是岛屿群；另一方面，它们离欧洲大陆很近。大约一万年前，大不列颠群岛形成。岛上的英国人民一直争论最大的战略是尽可能地与欧洲大陆接触，还是试图关闭接触采用其他的策略。

英国脱欧只是这个一万年历史纠结的最新版本。大约从1700年开始，英国领导人在很大程度上将自己与欧洲分离，并全力以赴建立一个全球贸易和殖民地帝国。但到了1950年代以后，他们再也无法维持这种“好日子”。取而代之的是，他们试图充当美国和欧洲之间的主要联系人。

但到了2010年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的崛起，很多英国人开始觉得这种策略失败了。2016年，超过一半的人投票决定离开欧盟。当历史学家回顾这一决定时，他们会问的主要问题是：英国是否为自己选择了更好或更糟的位置来应对中国正在崛起的新世界？

《北大金融评论》：当我们谈到中国崛起的新世界，不由想到了您的一本著作《西方将主宰多久》，解释了西方统治到现在的根本原因是自然地理，而不是文化、宗教、政治或者基因遗传。但我们现在知道，世界的重心正转向亚太地区，这个地区有密集的人口，这个区域有占世界经济越来越高的比重。您认为，现在还是处于“西方统治时代”，还是说新的数字经济革命有利于人口更加密集、愿意接受高强度技术学习的区域——就像农业的发明以及降雨量的稳定有利于当时的新月沃地一样？

伊恩·莫里斯：（尽管中国在崛起）我确实认为我们仍处于西方统治的时代。我的书《西方将主宰多久》出版于2010年，当时我预测美国肯定会继续在2010—2040年称霸世界，很可能在2040—2070年这个时间段依然如此。但是2070—2100年这个时间段的霸主可能不是美国。

现在的时间已经快到2010—2040这个区域的一半了。看看美国和欧洲内部的问题，力量之间对比和平衡所发生的变化，比我预期的要快。但也不需要夸大这一点。从2010年以来，西方内部一直讨论，并担忧中国的崛起对它们的制度挑战和自由贸易精神“回撤”，当然最核心的是如何最好地应对中国崛起。

我们应当认为，这种情况会在接下来的2020—2040年时间段内会更严重。因为人们将会知道到底是西方式制度还是其替代方案——中国模式更能适应未来技术化的新世界。

战争，它还将是一种建设性“塑造”吗？

尽管《西方将主宰多久》是伊恩·莫里斯卖得最好、名气最大的一本书，但是它的核心思想并不石破天惊，因为在2010年出版这本书之前，著名生物学家戴蒙德的《枪炮、细菌和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已经在1997年出版。它是生物学家用地理决定论在人类历史研究中最成功的应用。

戴蒙德用令人说服的证据和美妙的文笔，讲述了人类从“狩猎采摘”转成农业过程中遇到的地理限制，这个过程跟人类的基因或者人种无关。因为农业种子和野生动物的驯服，需要地理传播上的优越环境，而欧亚大陆是纬度相似、经度广阔的地区，非常有利于农业的种植、动物的驯化和种子的传播，所以欧亚大陆在文明起步上得到优势，就是依赖于欧亚大陆的地理特点，农业文明是以东/西主轴进行传播的。而非洲主要是南北长、东西短，南北传播遭遇到不同纬度的变化，纬度变化往往是温度和气候的急剧变化，不利于农业的传播。

伊恩·莫里斯的《西方将主宰多久》基本上也是类似的观点，也是地理决定论，有赖于地理的反复“抢跑和超越”：发明农业时，降雨量可靠的地区受益最大；河流和灌溉系统使埃及和新月沃地等干旱地区受益；更容易驯化的动植物在新月沃地和中国；非洲和美洲没有农业的发展机会，所以它被推迟了数千年，直到大航海时代的全球化；船舶的发展，让河流成为贸易路线。中国没有很好的河流贸易系统，不得不修建大运河，相比之下，欧洲无论是希腊还是罗马帝国受益于地中海的“得天独厚”；欧亚草原的部落袭击带来了农业文明的不稳定和流行疾病，美洲人民不是死于殖民者大屠杀，而是对欧亚农业文明的疾病没有免疫力；社会发展指数显示西方领先到6世纪，中国领先到18世纪，西方在18世纪之后再次领先，现在则是中国的再次崛起……全球化和信息技术的进步正在拉平文明地区之间的差异……

在这种国家或者区域竞争下，伊恩·莫里斯石破天惊地讨论了“战争”的作用。他从早期人类的战争开始讨论起，甚至以1974年“贡贝黑猩猩战争”作为智人祖先时期的战争范例，来讨论人类几万年的战争行为，他的观点是：战争尽管造成了人类大规模伤亡，但是它也塑造了人类最先进的组织模式和暴力控制模式。换句话说，战争也有正面意义，战争也可以酝酿出防止战争的力量。

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伊恩·莫里斯的战争看作是一种人类的竞争模式，是非常极端的竞争模式。我们这个时代更熟悉人类的市场竞争行为，这是一种温和、有法制保障的正和博弈竞争。而战争是人类广义竞争的重要部分：竞争文明传播的机会、竞争国家更多的人口生长的机会、竞争自己宗教获得胜出的概率。大规模的战争也会带来组织上进化、技术上的先进化，以及法令上的统一化，对和平时期的国家建设有帮助，会让国家内部更安全、处于法律管理和技术投资之中。也就是说，战争帮助了人类建立大型、内部安定的社会，降低国家内部暴力死亡率。同时，战争的悲剧也让国民惊醒，看到战争是越来越不能打的，所以，战争会产生对战争的抑制。结束战争的方法是学会管理它，而不是试图希望它不存在。

但是，伊恩·莫里斯是不是对战争有一种乐观主义的书生气呢？

《北大金融评论》：我们都很惊叹您《战争：从海盗到机器人，文明的冲突和演变》里的观点，即战争酝酿了反对战争的因素，因为战争让国家崛起形成有力的社会管束，从而消除更多的暴力。但是最近俄罗斯乌克兰之间的战争似乎证明了也许战争有助于国家内部暴力的消除，而不能保证国家间暴力的控制，尤其是最近还有人叫嚣着要使用“核武器”，您怎么看待战争在我们这个时代的作用？

伊恩·莫里斯：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人类就像大多数动物一样，已经进化到能够使用武力来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然而，我们与动物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们有能力改变我们组织社会的方式，以应对我们面对的新情况。

在过去的5000年里，我们这样做是让拥有最多权力的人组建政府，政府会要求其他人向其纳税，并威胁对任何扰乱国家安定的人使用暴力，而且取消人们个人生活中的暴力，不准他们拥有私刑的权力。

政府掌握的力量越大，就越容易做到这一点。但与此同时，政府拥有的力量越大，如果政府之间相互开战，结果就会越暴力。这就是为什么20世纪见证了历史上最低的暴力死亡率（在全球范围内，一个人遭遇暴力的死亡率不到百分之一），但也见证了历史上最血腥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可能造成超过1亿人死亡）。

1945年之后，世界大战被抑制了，因为没有人愿意冒险使用核武器。1989年冷战结束之后，美国的军事力量比其他国家都要强大，以至于战争减少得更多。然而，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开始怀疑美国是否有能力控制其主宰的全球体系，像俄罗斯等少数国家愿意冒险开战挑战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最大的恐惧是，随着对美国主导地位怀疑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国家将愿意使用暴力。一旦政府间战争开始，总是很难预测会发生什么。如果有国家开始使用核武器，21世纪可能很快成为历史上最苦难的世纪。

（本刊记者：费戈、钟龙军）

（责任编辑：都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