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绪论

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实际上是“西学东渐”过程中东西文化碰撞、交流、会通和融合的结果。现代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已经成为中国现代化的重要符号。现代科学传入中国之时，中国正是处于内忧外患之际，部分士绅具有“富国强兵”的强烈使命感，大批士人、知识分子纷纷走出书斋，从事现代科学研究。这就使得中国学术体系发生了现代转向，从传统的中国学术研究迈向现代科学研究。自晚清以降，中国开始大量译介西方现代科学著作及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科学教育，派遣留学生到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并与国外同行进行科学交流，所有这些努力都成为现代科学在中国发生、发展的肇始。

现代科学发轫于西方社会。随着科学的职业化，科学活动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社会劳动，具有独特社会目标的生产活动和社会建制。科学发展的态势和规模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科学发展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科学技术对推动社会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国际竞争的实质就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学知识的生产已成为国际竞争的核心内容。当科学知识的生产从小科学阶段逐步进入大科学的时代，基于特定社会组织和制度支撑的科学体制化进程也必然由此而展开。科学体制化是科学的社会功能不断被深入认知的过程，也是科学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重要手段，对科学体制化进程进行分析研究，有助于揭示现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一般规律。目前学界对民国以降的科学体制化研究较多，本书将研究视野上溯至晚清“西学东渐”的初成时期，这一时期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逐渐发端，也正由于这一特征，其体制化进程中的矛盾冲突与问题对今日我国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依然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启示意义。

目前，国内学界对科学体制化在中国是否完成这一问题有两种不同的看法。持肯定观点的学者认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建设已经完成，其重要标志是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的成立。如宋清波认为：“中央研究院时期，中国建立了大量的科学院所机构，科技人员大量增加，出现了科学共同体，科学家职业化进程基本完成。各种组织和管理制度形成和完善，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逐步完成。”(1)范铁权也持相似的观点，认为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发轫于1915年成立的中国科学社，它是对科学体制化的积极探索和尝试；而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则是科学体制化的典型，意味着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的完成。(2)樊洪业也认为：“中国科学社不仅为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做了吃蜘蛛式的早期艰苦探索，也为中国现代科学体制的确立做了必要的人才准备。”(3)另外的学者则持否定意见，理由是科学本身所具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以及默顿科学规范在中国尚未真正形成，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普及依然任重道远。安毅曾从认识论视角对中国科学体制进行理论探索，认为科学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对科学自身价值的认知偏离，导致了科学的意识形态化，而意识形态化的科学价值观对科学活动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由于中国缺乏科学体制化运行的社会条件及广泛的心理基础，所以科学研究内在的巨大能量无法得到合理释放，科学体制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4)徐飞进一步探讨了科学和民主的内在联系，从一个侧面提示中国的科学体制化完成尚需时日，也洞开了深入理解科学文化内涵的大门。(5)吴国盛在《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总序中也写道：“外在的学科建制与内在的学术规范迟迟未能建立起来，没有学科范式，就不会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积累和进步。”(6)

回眸历史，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一直具有多重色彩。晚清时期，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政府希望引进西方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师夷长技”，因而科学被赋予了“救亡图存”的重任；民国时期，有感于中国科学技术的落后，“科学报国”成为众多知识分子的主动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科学技术再次被确认为第一生产力，“科技强国”成为国家层面的战略意图。然而，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也如同中国近现代的历史一样，经历了多轮曲折反复的过程。一言以蔽之，中国的现代科学萌芽于明末清初的科学传播，而现代科学的体制化起步于晚清时期的洋务运动，发展于民国时期的中国科学社，成熟于中央研究院，进一步发展完善于新中国成立后。

在科学技术引领世界发展的现当代文明史的背景下，探讨科学发展的体制问题不但必要，而且必需。但是任何研究都离不开时代背景，回眸历史可观照当下，立足当下则可走向未来。通过挖掘科学体制化的历史文献，分析科学体制化的发展历程，探讨科学体制化的内在机制，对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特别是系统梳理科学体制化进程中的历史脉络，深度解析现代科学在中国早期体制化进程中的重点案例，以史为鉴，不仅有助于当代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建设，为科技创新提供制度设计的思路启迪，为推进我国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历史反思，在实践层面也可对当今科学技术与社会发展中的冲突和矛盾提供有益的经验。

“科学发展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影响是综合性的，科学体制化为科学发展与创新提供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科学技术不仅仅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更多地体现在建制化方面，从宏大叙事维度对国家社会的发展进行多元影响。”(7)本书首先对现代科学进行溯源与界定，在回顾科学体制化一般理论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现代科学在中国早期体制化进程中的历史脉络和案例节点，以晚清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为研究样本，详细分析了现代科学在中国早期科学体制化的主要历程，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定的反思与思考，以图为当代中国科学发展的制度创新提供历史维度的借鉴。从现实的层面看，无论是“李约瑟难题”，还是“钱学森之问”，抑或“钱理群之忧”“屠呦呦现象”等，都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科学与社会的难题。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进程进行进一步的研究和反思，有助于破解这些问题。科学体制是对科学活动规则的运行程序和操作方法进行设定的规则体系，对科技创新影响深远。吴国盛在《什么是科学》一书的序言中写道：“晚清以降，我们学习西方现代科学取得巨大进步，基本实现了‘科学救国’的理想。但我们的科学原始创新乏力，如果不深入思考科学的体制化问题，如果科技政策的制定和管理不遵守科学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规律，将妨碍科学健康良性的发展。”(8)面对如此多的“难题”“之问”“现象”等现实疑难，仅仅探讨为什么显然是不够的，还应该更多地思考未来要怎么去做。如何让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真正在中国得以有效运行，不但是科学社会学和科技哲学值得深入思考的理论问题，也是本书力图深入探究的核心问题。

国内学者关于科学体制化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纵览国内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引进和介绍西方科学体制化及其发展历程。赵佳苓最早对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家本-戴维（Ben-David，1920—1986）本人及其科学体制化研究成果进行译介，并讨论了新教与科学的关系、唯科学主义在科学体制化发展中的作用。(9)李正风认为“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方式是科学体制化的关键因素，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出现和科学研究职业化将科学知识纳入社会生产关系之中。(10)马佰莲从清教主义和唯科学主义两个方面对科学体制化的外部原因进行探究，认为科学体制化的诞生是推进自然科学持续不断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清教主义虽然对科学体制化的形成是一种无意识的自在行为，尽管有局限性，但依然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唯科学主义虽然对科学的发展产生了一些负面作用，但在科学体制化的过程中，积极推动了科学的建制；科学体制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科学与技术的“联姻”，即科学与技术双向交互作用机制的形成是科学体制化最终完成的内因。(11)科学体制化是促进科学技术持续、高效、健康、绿色发展的前提保障，是影响国家科技与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12)邵月娥对西方科学体制化进程进行理论概述和全球概览，极具创意性地从科学体制化的构成要素和建制路径出发，建构了科学体制化的理论模型，再辅之案例分析，最后对照当代中国科学体制化的现状提出若干对策。(13)王瑾从现代科学的起源、确立和发展入手，界定西方科学体制化的概念，并对其形成原因进行分析，进而探讨西方科学体制化的过程及一般规律，强调西方科学体制化过程所呈现的特征和一般规律对我国的院士制度的优化有重要的借鉴意义。(14)

以上研究多从宏观方面对西方科学体制化进行研究，也有若干研究涉及微观层面。徐飞和邵月娥以英国皇家学会为案例，从会员数量、专业分布和会员成分三个方面，对其近300年发展历程进行实证研究，探讨现代科学体制化的一般规律，这对认识西方科学体制化的历史进程具有积极的现实参考价值。(15)樊春良考察了19世纪德国的科学体制化，认为科学家能够在大学和实验室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大规模的科学研究，将科学应用于实践，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产业技术创新，产生了科学家、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等科学家角色，同时还带来学科的成熟和组织管理的完善等体制化因素。(16)张钢从民族主义视角解读德国的科学体制化，认为科学与民族的结盟从一定程度上加快了德国科学体制化进程；(17)但民族主义导致了科学的狭隘，不仅严重违背了科学的内在精神，尤其是普遍主义规范的根本要求，而且削弱了德国科学，最终成为科学的障碍。(18)

其次是关于中国科学体制化的研究，较有代表性的有樊洪业、肖巍、范铁权、张剑等学者。樊洪业在纪念《科学》创刊90周年专题论坛上撰文指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诞生经历了科学传播和科学体制化两个阶段，现代科学的传播与发展源于‘科学救国’这一思潮，中国科学社是科学救国的先锋队，在中国科学史上具有凸显辉煌印迹”。(19)肖巍认为：“比照于欧洲现代科学逐渐‘体制化’的过程，我国明清之际的科学事业尽管也经历过一次不小的高潮，却终于未能确立起现代意义的科学新体制，并从此拉大了与西方科学的差距。”(20)范铁权对晚清时期的“西学东渐”给予肯定，认为它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肇始于1915年诞生的中国科学社，它是科学体制化的探索先驱，而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则是科学体制化的典型，意味着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的完成。(21)中国科学社作为最大的综合性民间社团，推动中国科学与世界接轨，与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引进科学规范与科学方法，积极探索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建制。(22)张剑梳理了中国科学社40余年的发展历程，指出了科学外部体制化呈现出诸如学术团体、科研机构、科学交流体系等科学体制化的权力机构，而这些权力机构的建立是科学体制化的标志，在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中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23)

2005年，时值中国科学社创办90周年之际，宋清波和童鹰撰文指出：“中国科学社的成立是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进程中重要的里程碑，出现了科学体制化的诸多因素，具备了科学体制化的条件。”(24)就价值观念而言，产生了认同职业科学家和科学共同体等前提条件；就组织设计而言，产生了科学学会、科学期刊、专业的科学机构和科学教育机构等权力机构；就制度安排来说，产生了科学奖励机制；就运行机制而言，产生了同行评议和科学规范等资格条件。由此可见，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了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1927年9月，华西自然科学社(25)在南京成立，为了传播科学知识，创办了科学期刊《科学世界》，出版《国防科学丛书》，与欧美科学界的国际同行进行学术交流与合作，就中国的科学研究、科学传播进行积极探索与思考，并致力于中国现代科学的体制化建设。(26)范铁权综合考察中国科学社的发展历程，其从科学团体的宗旨、科学建制、科学事业规划等方面效仿欧美的学术团体，引进科学规范和科学方法，推动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建设。……在思想认识层面，中国科学社对科学的理解要相对完整、理性得多。(27)夏文华对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作了全面的考察，认为共同体成员为中国现代科学文化注入了别样的内容，对科学文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28)赵冬从本土化视角对中国的科学现代化问题进行系统地解释。(29)汤菊平考察了洋务运动时期科学在中国的传播，认为洋务运动为中国的科学体制化奠定了初步基础，这一时期出现了学会雏形——格致书院，有了科学交流，创办了科学期刊，提出对科学人员进行奖励等科学体制化的外部因素。(30)张新峰以洋务运动时期的科学传播为切入点，梳理科学社团发展的历史脉络，分析清末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和中央研究院等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中的案例节点，这些科学团体在中国科学体制化进程中起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31)

再次，以某一学科团体为研究对象，论述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进程。西方现代科学传播到中国之后开始发展，这种移植的科学嫁接在中国的土壤上，率先进入科学体制化的是各门分支学科，而后才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体制化。因此，对各个学科的科学体制化的研究有助于从不同侧面理解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的整体进程。刘爱民和陈明胜从海外留学生视角探讨中国化学科学的体制化，海外留学生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化学团体，对化学科学体制化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32)张培富和王婷探讨留学生与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中国地质学家的主体，这些留学生不仅把地质科学引入中国，而且积极地向国外介绍中国的地质地貌，最为重要的是创立了中国最早的地质科学社团和研究机构(33)，这是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的重要标志，为地质科学体制化从无到有逐渐成熟作出了贡献。(34)孙毅以科学期刊为考察对象，认为留学生创办的科学期刊是科学体制化的重要环节之一，为中国科学体制化奠定了厚重的基础。(35)张坤和张培富从农业科学高等教育的建设、专业团队的成立及专业期刊的发行等方面探讨留学生在中国农业科学体制化进程中的核心作用。(36)杨珉和朱世桂考察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农业发展史，认为农业科技作为实业救国和科学救国的结合体，得到了政府和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积极推动，在改良传统农业的进程中，农业教育发展、农学家群体的出现、农业学术团体的诞生、农业学术刊物的出版、独立的农学研究机构建立等体制化要素的具备，为中国农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组织条件和制度保证。(37)史璐霞考察了1912—1950年期间的工程师学会的体制化建设，以此来揭示中国工程师学会在现代中国工程史上的重要地位。(38)范晓锐分析了中国物理学会的科学体制化因素，强调中国科学社在专门学会的成立、发展过程中的推动作用，在科学社的大力支持下，专门学会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科学体制化的一个重要标志。(39)

最后，从文化层面对科学体制化进行框架和要素分析。科学是个体的认知发展在文化上的对应物，是文化发展的一种认知形式，因此，也可以将科学视为一种文化过程。李正风和尹雪慧论述了科学体制化的文化诉求与文化冲突，认为“现代科学的体制化是‘实验型’科学知识生产制度及其意义不断展开的历史过程，也是科学的社会功能和文化价值不断被重新发现的过程”。(40)张培富和夏文华对中央研究院这一科学机构的研究状况进行综述，发现研究者把科学当作一种社会文化过程进行研究，“从早期对该机构的科学体制化的论述到科学家思想分析，最后从文化史层面，对中央研究院在中国科学发展中作出的贡献给予公允的评判”。(41)段治文从科学研究的发展及科学本土化入手，深入探讨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现代语境下的思想变迁和中国社会转型与科学社会化之间的关系，认为现代科学在中国思想变革与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科学现代形态的形成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42)

另外，蔡铁权从教育学这一不同学科视角出发，阐述了科学传播和科学教育的关系，认为“西学东渐”带来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现代科学的传播为科学教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反过来，科学教育又为科学传播创立了媒介和平台；进而，科学体制化在中国诞生。(43)樊春良从科学社会学的理论视角出发，以美国和日本为案例，分析其科技政策科学的基本思想及其走向体制化的特点和动因，指出科技政策科学发展的趋势和意义。(44)黄小茹在借鉴本-戴维等人的体制化概念基础上，整理和分析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中的体制化问题的相关文献，从科学家角色、科学机构、科学共同体、科学规范等维度，指出“国内及海外学者对这一问题的讨论涉足颇多，范围也广，但从科学共同体和科学规范层面以及综合的研究还不多见。体制化概念的界定也还未有定论，体制和体制化的区分还不明晰，对体制化的作用机制和具体进程的研究也存有问题和歧见，还未能揭示出现代中国体制化的独有特征。此外，在史料发掘和考证上也还有不足甚至谬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研究”。(45)唐锡南研究了任鸿隽的科学体制思想，认为科学精神和爱国精神完整地体现在任鸿隽的科学事业追求上。(46)张立深度解析丁文江科学活动的思想渊源，认为丁文江的科学探索活动是民国时期科学体制化的重要组成部分。(47)文涛从技术本身的发展来比较中日两国的技术引进，认为中国科学体制化建设全面滞后是中国科学落后于日本的根本原因。(48)

综上所述，国内有关中国科学体制化的研究多着眼于民国及之后的历史时期，对民国之前的科学体制化历程则相对关注不足，也因此促使本书将目光聚焦到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这一特殊历史时段。

国外汉学界对中国现代科学的研究起步早于国内。目前译为中文在国内学界引起极大反响的有郭颖颐（1932— ）的《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1900—1950）》；(49)周策纵（1916—2007）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运动》；(50)费侠莉（1934— ）的《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51)和艾尔曼（1946— ）的《科学在中国（1550—1900）》。(52)通论性研究有Peter Buck的《美国科学与现代中国（1876—1936）》；(53)比较研究有G.E.R.Lloyd（1933— ）编撰的《对手与权威：对希腊和中国科学的考察》。(54)专题性研究有Ralph Crozier的《近代中国的传统医学：科学民族主义与文化变迁的张力》 (55)和Mary Brown Bullock（1944— ）的《美国移植的一个标本：洛克菲勒基金会与北京协和医学院》；(56)A.C.Graham（1919—1991）的《中国、欧洲与现代科学起源》；(57)Mark Elvin（1938— ）的《个人的运气——为什么前近代中国可能没有发展概率思想》；(58)Karl A.Wittfogel（1896—1988）的《解题过程中之中国经济与社会》。(59)Nathan Sivin（1931—2022）的《为什么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是否没有发生？》；(60)David C.Reynolds的博士论文《知识的扩张与生活的丰富：中国科学社与民国前期的科学理解（1914—1930）》 (61)和陈时伟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的政府与学术：中央研究院史（1927—1949）》 (62)等。

其中，美国汉学家Peter Buck的著作影响最大，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人包括中国的科学家在内很少有正确的科学观，当时的中国科学家科研成果暗淡。这些观点是否有所偏颇，尚需学界辨析。英国汉学家Mark Elvin对中国古代概率思想缺乏的原因进行了探究，立意新颖，视角独特，在研究方法上颇具启发性。德国汉学家Karl A.Wittfogel从物质生产基础和精神生产基础方面入手，说明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的原因。美国汉学家郭颖颐的著作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学界激起了中国唯科学主义的讨论热潮。一时间，“唯科学主义”成为人人言谈的话题和口诛笔伐的对象。其实，郭颖颐的研究主要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批判“唯科学主义”作为一元思维模式，不仅是中国传统单一思维模式的延续与变体，而且借助“科学”而披上“合理性外衣”，深刻地影响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国内的“共鸣”者却在相当程度上误会了其研究的意义，基本上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批判中国的“唯科学主义”，对胡适关于当时中国科学发展的一段著名论述存在断章取义的情况。(63)

英国科学史家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对中国古代科学的研究使西方读者第一次有可能较为全面地认识中国对世界的文明和进步作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然而，“李约瑟难题”却成了中国学术界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跳出中国的圈子或许看得更清楚。首先是李约瑟本人对中国科学的研究，其鸿篇巨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展示古代中国在数、理、化、天、地、生等科学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对中西现代科学文化交流产生深远影响。这不仅改变了西方人过去对中国的片面认识，还极大鼓舞了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自信心，其贡献理当客观对待。对“李约瑟难题”的研究，有助于理解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价值，加深对现代科学在中国发展道路的认识；也有助于领悟科学的本质和特性，使我们在当今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对科学技术具有一种健全的知识。

除此之外，西方学界对“李约瑟难题”进行了回应与求解。席文对中国科技史界求解和质疑“李约瑟难题”有很大的影响。(64)卜鲁（G.Blue，?—?）深入探讨李约瑟从事中国科学史研究的背景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和价值。(65)安特·埃岑加（Aant Elzinga，1937—？）运用科学史学、后现代理论和科学的文化研究等新学术理论分析了“李约瑟难题”的内在理路。(66)罗杰（Roger Hart，?—?）批评了中国科学史研究中的“科学与文明”分析框架所具有的局限，并利用新的科学论说理论提出了新的研究方向。(67)日本著名科学史家山田庆儿（やまだ けいじ，1932— ）深入分析了中国古代科学思想，尽管其文较早地被译介过来，但没有引起中国科技工作者的足够重视。(68)美国科技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富勒（Steve Fuller，1959— ）从元历史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了“李约瑟命题”，提出了新的世界科学史论。(69)瑞那（Dhruv Raina）和哈比比（S.Irfan Habib）分析了李约瑟的科学史方法在处理印度文明的编史学时存在难以克服的困难，从而回答了为什么没有出现李约瑟式的印度科学史。(70)

西方学术界对科学体制化的研究始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研究相对较为系统深入。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的《作为一种职业的科学》 （1919）、默顿（Robert King Merton，1910—2003）的《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 （1938）、弗·兹纳涅斯基（F.Znaniecki，1882—1959）的《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 （1939）以及贝尔纳（J.D.Bernal，1901—1971）的《科学的社会功能》 （1939）等著作的出现，标志着科学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形成。二战影响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直到战后，在默顿及贝尔纳、普赖斯（D.Price，1922—1983）和库恩（T.Kuhn，1922—1996）等人的努力下，科学社会学渐趋成熟。1953—1954年贝尔纳发表了《科学与社会》 《历史中的科学》两本专著；1962年库恩发表了《科学革命的结构》，普赖斯发表了《小科学、大科学》；为纪念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出版25周年，1964年哥尔斯密（Mauriee Goldsmith，1933—2008）和麦凯（Alan Maekay，1926—2019）主编的论文集《科学的科学》出版；此外还有《科学界的精英》 《科学共同体》 《科学中的分层现象》及《无形学院》等专题论著，都推动了科学社会学的发展。“科学社会学最初把科学当作一种社会现象进行研究，后来和其他学科汇合，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71)科学体制化是科学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科学作为一种社会建制，是独立于其他社会机构的一个自成体系的系统。

本-戴维在科学体制化研究方面独树一帜，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引用。在专著《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中，本-戴维从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科学体制化进程切入，对科学家角色的嬗变进行了时间维度的纵深研究，考察了西方科学活动的发展历程和科学中心的转移，从比较历史学视角提出了诸多具有说服力的独到见解。该书被视为科学体制化研究的经典著作，也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方法论的借鉴。默顿作为科学社会学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在《科学发现优先权》一文中讨论了科学的体制化、科学家之间的学术交流、科学奖励制度、科学家行为模式等一系列问题。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开创了科学社会学研究的先河，把科学看作一种知识体系和一种社会体制，并研究了它与其他社会体制之间的互动。在论文的注释中，默顿提出了许多想法和建议，后来发展成为若干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主题。科学社会学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逐渐发展起来的一门边缘学科，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科学社会学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一般性地研究科学技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狭义的科学社会学则把“科学看成一种社会建制……从社会职业、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规范的角度研究科学”，(72)这是以美国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伯纳德·巴伯（Bernard Barber，1918—2006）等和以色列社会学家约瑟夫·本-戴维为代表的所谓实证主义的科学社会学，他们利用社会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科学建制、科学共同体、科学规范、科学家群体与科学成果的量化等问题。如今，科学社会学的主流已经转移到欧洲，以巴里·巴恩斯（Barry Barnes，1943—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大卫·布鲁尔（David Bloor，1942— ）等为代表，他们以知识社会学为研究路径，讨论科学知识的社会性；利用人类学的方法，从课题的申请、科学实验、论文发表与著作出版、学术界反响等方面进行考察。他们的结论认为科学知识的产生与自然关系不大，主要是社会交往的产物，因此被称为科学社会学的“社会建构论者”。

国内学界对科学体制化的研究，首先是引进和介绍西方科学体制化及其发展历程和相关研究成果；其次是从宏观层面对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行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中国科学社成立之后的体制化进程；再次是以某一科学社团为研究对象，从微观层面探讨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最后是从文化层面对科学体制化进行研究。然而，就笔者掌握文献所及，有关中国的早期科学体制化研究并不多见，多数研究都从1915年中国科学社的创立开始对中国科学的体制化加以分析。诚然，严格意义上的中国科学体制化的确要以某一显著的科学体制化事件为起点，但历史从来都是连续的，如果忽略了从“鸦片战争”到中国科学社诞生这半个多世纪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发展历程，就无法完整地再现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发展的历史全貌。事实上，早在五四运动之前的80年里，中国已经开始对现代科学的追求和现代化的启蒙探索。(73)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相当一部分研究者对这一时段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关注不足，也因此遮蔽了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的源头。要探索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的缘起，捋清“源”“流”关系，就有必要对这一时段的科学体制化历程予以系统的回顾与反思。本书就是希望从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历史视角，全面梳理晚清时期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廓清中国早期科学体制化的历史进程，进而以史为鉴，从历史走向未来。

相对国内学界而言，西方学界关注的重点依然是西方科学体制化的过程，默顿学派从社会学视角研究科学，认为科学的发展是逐渐制度化的过程，使用社会学概念“规范”“分层”“制度”等对科学体制化进行研究。本-戴维对科学体制化进行详尽的探讨，开创了科学体制化研究的基本模式，其代表作《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也被公认为研究科学体制化的重要参考书。布鲁尔和巴恩斯等人利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科学知识的生产为研究对象，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视角对科学的社会运行进行了颠覆性的反思。由此可见，西方学界对科学体制的多角度深入探讨，并未将中国科学体制化纳入其研究范围。西方汉学界虽然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有不少研究，涉及中国的科学文化、科学观、“李约瑟难题”等方面的思考，但亦未对中国早期科学体制化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

本书首先溯源“现代科学”这一概念，“现代科学”是指相对于希腊理性科学而言的现代实验科学、相对于古代思辨哲学而言的现代应用科学、技术科学，相对于“哲学”而言的“狭义科学”。(74)现代科学要想获得持续不断的发展，重要条件之一就是科学活动能够成为新的社会建制。由于中国迈入现代社会阶段的时间比较特殊，映入公众眼帘的首先就是“现代科学”。中国的现代科学具有次生性，其科学体制化的萌芽与发展有别于其他国家之现代科学的原发性，伴随科学知识的传入，科学的体制化进程也大大加速。从结构上看，科学的外部体制化主要指职业科学家、科学学会、科学出版物、学术交流制度、学术规范以及科学人才培养体系等外显维度。随着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深入发展和日益规范化，科学内部的体制化特征也逐步出现。科学内部的体制化包括特定的学术研究传统、范式的自主性与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等内涵维度。只有科学内部的体制化的完整确立，科学体制化才称得上真正的完成。

本书以晚清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进程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1）西方传教士和科学士绅对现代科学知识的引进；（2）科学术语的界定；（3）职业科学家——科学士绅阶层的形成及其科学研究；（4）现代科学在中国早期体制化进程中的外部特征，如科学学会、科学期刊、科学社团、科学奖励、科学教育等；（5）现代科学在中国早期体制化的历史反思——如科学建设中出现了“求真”与“喻俗”的价值冲突、“科学”与“科举”的机制选择、“科学自主”与“政治干预”的体制冲突、“科学建制”与“政府体制”的关系等。通过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历程的梳理，不难发现，晚清是现代科学在中国体制化进程的萌芽期和发端期。“没有晚清，何来五四？”(75)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晚清时期中国的早期科学体制化建设，就没有后来科学体制化的成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体制化的继续深化。分析中国早期科学体制化出现的问题，有助于深入揭示传统中国与现代科学的矛盾冲突，为当代科学发展提供基于历史反思的建言与借鉴。

本书的整体框架和技术路线将遵循以下路径展开（见图1.1）：

本书采用了三种研究方法：

历史文献分析法。采用传统的历史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在文献整理上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尝试较为清晰地呈现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进程的一般形态，系统梳理晚清时期现代科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相关史料，结合科学体制化的相关理论，对搜集的文献进行整理、分析和归纳，掌握国内外研究现状，把握科学体制化进程中的重要案例节点、科学体制化的标准特征、科学体制化的相关权威机构和权力机构等，分析现有的学术观点，找出不足之处，寻求进一步研究的突破方向，进而聚焦和提炼出相关研究问题。

案例分析法。以晚清传教士的科学传播和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为案例，从科学体制化的外部特征——权力机构入手进行分析。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早期具有科学理论的意义，出现了科学体制化的显性特征，由此可以判断晚清时期就已经开启了体制化的进程，只不过科学体制化并不像现在这么规范，但不能由此否定晚清时期科学体制化的基础作用和现实意义。

跨学科比较分析法。运用科学社会学、科学体制社会学、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中国早期科学体制化进程中出现的标志性特征进行分析，并以现实的案例为节点，从多类语境中深入挖掘研究对象的内涵，对其进行多角度、多层面的比较分析，发现异同与规律性。

本书的创新之处有三点：

第一，研究观点的创新。将中国科学体制化的起点从当前学界聚焦的中国科学社前移到晚清时期，通过对晚清“西学东渐”的科学史料进行爬梳，系统探索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就当下中国科学体制化的研究而言，多数研究者以中国科学社或者以中央研究院为案例进行分析，认为中国科学社是中国科学体制化的开端，中央研究院是中国科学体制化成熟的标志。本书通过对晚清时期现代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史文献进行归纳分析，发现这一时期已经出现科学体制化的标志性因素，如科学家社会角色的形成即晚清科学士绅这种职业科学家的出现，还表现在科学学会、科学期刊、科学社团、科学教育、科学奖励以及科学名词的统一和厘定工作等方面。这些标志性特征的出现，意味着科学体制化的发端。虽然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科学体制化，但它的出现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制度性保障作用，是科学体制化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对此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学理意义。

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来看，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科学体制化或现代科学在中国的体制化问题研究成果较多，但对现代科学在中国的早期体制化研究成果则较少涉及，即便涉及往往也重考证、轻分析。本书以江南制造局科学士绅的科学体制化践行为实证对象，分析这一群体对现代科学在中国早期体制化的建设意义。从价值而言，这一视角不仅是基于本土化的研究，而且丰富了研究的地域性，补充了科学体制化世界进程中具有多样性的案例，也有益于刻画整个科学体制化的框架。相关的案例分析和理论探讨，对当代中国的科学体制化或许具有微观层面的历史启示。同样，关于江南制造局的科学体制化进程分析，也可为现代科学在中国的制度化建设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借鉴。

第三，史料运用的创新。本书力图通过对科技史料的发掘整理，揭示中华传统学术资源与进化道路的现代价值。若干此前关注不足的历史材料也在本书中被系统整理分析。“通过对史料的分析研究，提出史观，揭示一系列似乎孤立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进而获取其深层次的特别意义。”(76)这往往是史论结合研究的特殊价值所在。本书通过晚清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的系列史料收集、整理与发掘，揭示了洋务运动和科学体制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借此可从一个侧面考察现代科学与传统中国的矛盾冲突及和解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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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清波：《中央研究院时期的中国科学体制化》，《人民论坛》2011年第20期。

(2)　范铁权：《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7年第3期。

(3)　樊洪业，李真：《科学家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3期。

(4)　安毅：《我国科学体制化过程中的认知问题及其影响》，《自然辩证法通讯》1990年第2期。

(5)　徐飞：《科学文化另面观——赛先生为何要与德先生同行》，《科学与社会》2017年第2期。

(6)　（美）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第四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

(7)　邵月娥：《现代科学的体制化进程及其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启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2页。

(8)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9)　赵佳苓：《科学的角色与体制化》，《自然辩证法通讯》1987年第6期。

(10)　李正风：《科学知识生产方式及其演变》，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I页。

(11)　马佰莲：《近代科学体制化的内在机制初探》，《文史哲》1997年第1期。

(12)　马佰莲：《西方近代科学体制化的理论透析》，《文史哲》2002年第2期。

(13)　邵月娥：《现代科学的体制化进程及其对我国科学发展的启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9页。

(14)　王瑾：《西方科学体制化过程及其规律探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年，第I页。

(15)　徐飞，邵月娥：《现代科学体制化进程的案例研究——1660—1940年英国皇家学会发展规律及其启示》，《自然辩证法通讯》2012年第3期。

(16)　樊春良：《19世纪德国的科学体制化》，《自然辩证法研究》1996年第5期。

(17)　张钢：《民族主义与德国科学体制化》，《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3期。

(18)　张钢：《德国科学的体制化与科学文化的发展》，《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

(19)　樊洪业：《中国科学社——科学救国运动的先锋队》，《科学》2005年第6期。

(20)　肖巍：《非“体制化”：明清之际科学之误》，《复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2期。

(21)　范铁权：《中国科学的体制化进程缕析——兼与西方国家的比较》，《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年第3期。

(22)　范铁权：《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科学的近代化》，《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23)　张剑：《民国科学社团与社会变迁——以中国科学社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3年第5期。

(24)　宋清波，童鹰：《中国科学社与科学体制化——纪念中国科学社创办90周年》，《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05年第3期。

(25)　1927年9月，就读于南京中央大学的李秀峰、赵宗燠等4名四川籍学生发起成立华西自然科学社，次年更名为中华自然科学社。1951年4月，中华自然科学社宣告解散。它是民国时期影响较大的一个全国性、综合性的科技社团。

(26)　范铁权，韩建娇：《中华自然科学社与民国科学体制化的演进》，《自然辩证法研究》2012年第8期。

(27)　范铁权：《中国科学社与中国的科学文化》，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第I页。

(28)　夏文华：《中国现代科学文化共同体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年，II页。

(29)　赵冬：《近代科学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研究》，山西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5年，第VII页。

(30)　汤菊平：《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影响研究》，东华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2页。

(31)　张新峰：《中国近代科学体制化研究》，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I页。

(32)　刘爱民，陈明胜：《海外留学生与中华化学工业会》，《兰台世界》2010年第9期。

(33)　张培富，王婷：《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初探》，《江苏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1期。

(34)　张培富，王婷：《留学生与近代中国地质科学体制化初探》，《山西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

(35)　孙毅：《留学生与中国近代科学期刊的创办》，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I页。

(36)　张坤，张培富：《留学生与中国近代农业科学体制化初探》，《高等财经教育研究》2009年第1期。

(37)　杨珉，朱世桂：《中国近代农业科学体制化的社会史考察》，《安徽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38)　史璐霞：《中国工程师学会的体制化建设研究（1912—1950）》，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I页。

(39)　范晓锐，冯立昇，刘勇：《中国科学社与20世纪30年代专门学会的崛起——以中国物理学会为中心》，《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40)　李正风，尹雪慧：《科学体制化的文化诉求与文化冲突——论科学的功利性与自主性》，《科学与社会》2011年第1期。

(41)　张培富，夏文华：《国家科研机构与中国现代科学文化——以80年来对中央研究院研究之状况与进路为考察内容》，《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42)　段治文：《中国现代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页。

(43)　蔡铁权：《近代科学在我国的传播与科学教育之滥觞》，《全球教育展望》2014年第8期。

(44)　樊春良：《科技政策科学的思想与实践》，《科学学研究》2014年第11期。

(45)　黄小茹：《中国近现代科学史研究中的体制化问题刍议》，《中国科技史杂志》2008年第1期。

(46)　唐锡南：《任鸿隽科学体制思想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页。

(47)　张立：《丁文江与民国科学的体制化建设》，山西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I页。

(48)　文涛：《近代中日技术引进与发展比较研究》，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1年，第I—II页。

(49)　D.W.Y. Kwok. Scientism in Modern Chinese Thought（1900—1950）,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50)　Chow Tse-tsu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tellectual Movement in Modern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0.

(51)　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52)　（美）艾尔曼：《科学在中国（1550—190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53)　Peter Buck. American Science and Modern China（1876—193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0.

(54)　G.E.R.Lloyd. Adversaries and Authorities: Investigations into Ancient Greek and Chinese Science, Cambrida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55)　Ralph Crozier. Traditional Medicine in Modern China: Science Nationalism and the Tensions of Cultural Chan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56)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c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57)　A.C.Graham. China, Europe and the origins of modern science, AM 16/1，2 （1971）, reprinted Chinese Science, edited by Shigeru Nakayama and Nathan Sivin, Cambridge, Mass.，1973. pp.178—196.

(58)　Elvin, Mark. “Personal Luck: Why Premodern China—Probably—Did Not Develop Probalistic Thinking.” Concepts of Nature. Brill, 2010. pp.400—468.

(59)　Karl A., Wittfogel.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Chinas, Leipzig, 1931.

(60)　Nathan Sivin.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Or Didn't It？Edited by Transformation and Tradition: Essays in Honor of I. Bernard Coh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546—549.

(61)　David C.Reynolds. The Advancement of knowledge and the Enrichment of Life: The Science Society of China and the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in the Early Republic, 1914—1930（University of Wisconsin, 1986）.

(62)　Chen Shi-wei. Government and Academy in Republican China: History of Academia Sinica, 1927—1949（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63)　张剑：《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四川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9页。一般研究“唯科学主义”的论者，都喜欢引用胡适先生为《科学与人生观》所作的序言，表明科学在当时中国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作为唯科学主义在中国流行的证据：“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这样几乎全国一致的崇信，究竟有无价值，那是另一问题。我们至少可以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胡适先生后面还有一段话：“中国此时还不曾享着科学的赐福，更谈不到科学带来的‘灾难’。我们试睁开眼看看：这遍地的乩坛道院，这遍地的仙方鬼照相，这样不发达的交通，这样不发达的实业，——我们那里配排斥科学？……我们当这个时候，正苦科学的提倡不够，正苦科学的教育不发达，正苦科学的势力还不能扫除那迷漫全国的乌烟瘴气……”科学在当时中国并没有多少地位，科学意义上的“唯科学主义”观念还没有多大市场。目前学术界对于学术规范越来越重视，要求越来越严格，但似乎走上了一条“唯科学主义”的技术性道路，而不是对上述“断章取义”一类真正违反学术研究规范的现象进行规范。

(64)　Nathan Sivin. Why 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 Did Not Take Place in China—Or Didn't It？Science in Ancient China: Researches and Reflections, Brookfield, Vt.：Ashgate Publishing Company, 1995.

(65)　Geogory Blue. Science, Civilization, History: A Continuing Dialogue with Josephy Needham, in Situ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aloge With Joseph Needham. Edited by S.Irfan Habib, and Dhruva Rain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29—72.

(66)　Aant Elzinga. Revisiting the “Needham Paradox”，in Situ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aloge With Joseph Needham. Edited by S.Irfan Habib, and Dhruva Rain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73—113.

(67)　Roger Hart. Beyond Science and Civilization: A Post-Needham Critique, East Asia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Medicine 1999（16）. pp.88—114.

(68)　《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 （十），中华书局1992年版。译自（日）山田庆儿《走向混沌之海》，建筑书房1975年版。

(69)　Steve Fuller. Prolegomena to a World History of Science, in Situ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aloge With Joseph Needham. Edited by S.Irfan Habib, and Dhruva Rain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114—151.

(70)　D.Raina, S.I.Habib. The Missing Picture: The Nonemergence of a Needhamian History of Science in India, in Situating the History of Science: Dialoge With Joseph Needham. Edited by S.Irfan Habib, and Dhruva Raina, New Delhi: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pp.279—302.

(71)　Christianson E.H.Robert K.Merton and Jerry Gaston, editors. 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in Europe.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7. p.ix.

(72)　刘珺珺：《科学社会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0页。

(73)　段治文：《中国科学文化的兴起（1919—1936）》，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74)　吴国盛：《什么是科学》，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3—24页。

(75)　王德威：《没有五四，何来晚清？》，《南方文坛》2019年第1期。

(76)　邹振环：《疏通知译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IX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