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四川成都平原西南部的岷江中流之畔，有一座丘陵起伏名为眉山的城市。眉山的行政位置如何姑且不论，文化地位却令人有高山仰止之感。在距今近千年的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眉山县纱缐街上有一男婴出生了，其父苏洵将其取名为苏轼，字子瞻。

在历史上，大凡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出世，史书上总有一些奇特的记载。北宋诗僧惠洪在《冷斋夜话》中载有一事，说苏辙被贬谪筠州（今江西省高安市）时，与洞山僧人云庵和圣寿寺聪禅师颇多往来。某日，云庵梦见自己与苏辙和聪禅师同迎五祖戒禅师，当他对苏辙和聪禅师说起后，居然发现“三人同梦”。其时，苏轼恰好来寺，三人遂出寺二十里相迎，果然迎得苏轼。回寺后说起梦时，苏轼说道：“轼年八九岁时，尝梦其身是僧，往来陕右。又先妣方孕时，梦一僧来托宿，记其颀然而眇一目。”云庵听后大惊，屈指一算，“眇一目”的戒禅师恰好去世五十年，当年苏轼四十九岁，颇有戒禅师是苏轼前生之感。另外，金末太学生刘祁在《归潜志》中则说得更为离奇，“昔东坡生，一夕眉山草木尽死”。凡此种种，似暗喻苏轼出世时便有不同凡响的天地反应。

当然，戒禅师的投胎转世和一夕眉山草木尽死的离奇之说不能当真。苏轼出生后，其母程氏请刚刚哺育完三女苏八娘的乳母任采莲继续哺喂襁褓中的婴儿。对这位居苏门奉献三十五年人生的乳母，苏轼终生相敬。当她在元丰三年(1080)八月去世于黄州临皋亭后，苏轼亲笔为其写下墓志铭，其中“生有以养之，不必其子也。死有以葬之，不必其里也。我祭其从与享之，其魂气无不之也”句，能见出苏轼对乳母的情感之深和当时的内心之痛。至于苏轼出生时的苏门境况，可从日后苏辙的“我家初无负郭田，茅庐半破蜀江边”诗句可见，无论苏门祖上有过怎样的显赫，到苏洵为一家之主时恐怕连小康也算不上了。

关于苏轼的童年，值得记叙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苏轼四岁时即宋仁宗宝元二年(1039)，弟弟苏辙出生。苏洵父子三人后虽同列“唐宋八大家”，但在苏辙眼里，苏轼始终是自己幼年开始就“志气虽同，以不逮惭”的兄长兼师友。后来，苏辙在散文《武昌九曲亭记》中对二人的童年生活有极为动人的描写，“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盖天下之乐无穷，而以适意为悦。方其得意，万物无以易之；及其既厌，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这段话表明苏轼的“适意”性格不无先天因素。苏辙自小就受苏轼性格吸引，兄弟虽为手足骨肉，但终究个体有异，以至于苏辙始终无法像苏轼那样在面对人生的打击时抱有天生的豁达态度。

第二件事是苏轼八岁时即庆历三年(1043)入眉山天庆观道士张易简门下求学。在眉山，除了道士张易简，还有一个叫李伯祥的道士，因其身矮被称为“矮道士”，与张易简素有往来。李伯祥除了修道，还喜作诗。在张易简门下一众弟子中，李伯祥对苏轼特别另眼相看。原来，有人从京师来眉山拜访张易简时，赠送其一本石守道编撰的《庆历圣德颂》诗集。苏轼在旁窥看后，对里面的诗歌即能背诵，并问张易简道：“所颂十一人者何人也？”张易简不以为意地说道：“童子何用知之？”苏轼即刻回答：“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可？”张易简闻言吃惊，万没料到苏轼小小年纪竟语出惊人，当下便将书中的人物如韩琦、范仲淹、富弼、欧阳修等人尽数告之，还强调了一句“韩、范、富、欧阳此四人者，人杰也”。苏轼闻言，大为倾慕。当然，此时的苏轼还不知道，若干年后，除了范仲淹，他会与其他三人有极为深厚的交往，尤其欧阳修对其一生将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是以，当时李伯祥见苏轼禀赋非凡，便对张易简称赞说道：“此郎君贵人也。”

第三件事是苏轼入天庆观读书翌年，五岁的苏辙也到了张易简门下。苏轼兄弟二人遂开始了“游戏图书，寤寐其中”的尽兴生活，与他们一同游玩的还有母亲程氏家族的表弟程之元。程之元有个哥哥叫程之才，后来成为苏轼三姐苏八娘的丈夫，不料苏八娘在程家备受虐待致死，导致苏、程两家结怨。直到苏轼花甲之年被贬惠州后，才与程之才冰释前嫌，此为后话。当苏辙到眉山求学一年后，父亲苏洵开始负笈东游，苏轼兄弟遂从天庆观返家，由母亲程氏“亲授以书”。

在苏轼一生中，母亲堪为第一个对他产生至深影响之人。程氏还是改变苏洵毕生命运的人。站在今天来看，能步入“唐宋八大家”行列的苏洵自是文学天赋奇高，但他偏偏自幼不喜读书。成婚后，出身富裕名门的程氏“上事姑翁，下教子女”，面对苏门衰落的窘境，不惜亲自与“婢子熨帛”，为的是免去丈夫的后顾之忧，盼其能感悟奋起。当苏洵逐渐体会妻子“忧我泯没”的苦心后，终于在二十七岁时“发愤为学”，数年后学问终成，竟至“士大夫争传之，一时学者竞效苏氏为文章”。

苏洵自己既知发愤，自不会让儿子荒废时日，所以才将苏轼兄弟送至张易简门下求学。当苏轼兄弟返家后，程氏一边为母，一边充当起教诲儿子的师长角色。从程氏能“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来看，程氏实为饱读诗书之人。《宋史》特地记载了一个故事，说某日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苏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

故事中的范滂是东汉名臣，因当时大将军窦武欲诛宦官，不料谋划事泄，窦武兵败后自杀身亡。当宦官们在起事名单中发现有范滂的名字后，即命汝南督邮吴导前往缉捕。颇有良知的吴导不忍将有清廉之名的范滂下狱，竟手抱诏书，伏床痛哭。范滂不想连累他人，即往县府投案。时任县令的郭揖心感范滂为人正直，竟想挂印弃官，与范滂一起亡命天涯。范滂当即拒绝。当范母赶来与儿子诀别，范滂劝母亲能“割不可忍之恩，勿增感戚”时，范母的回答是“汝今得与李、杜齐名，死亦何恨！既有令名，复求寿考，可兼得乎”。意思是你求仁得仁，能与李膺、杜密这样的旷世忠臣齐名，死也没有可遗憾的。人生在世，不可能既得名，又得寿。当日程氏对苏轼能作此回答，足见程氏对儿子的殷殷期望，也见出程氏能以气节来勉励苏轼的巾帼大义。

一年年过去，在母亲程氏的教导下，苏轼渐有当世之志，尤其对书画笔砚格外喜爱，用其日后自己的话说，“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始吾少时，尝好此二者”。因为喜好，苏轼开始手抄经书，仅《汉书》就抄了三遍之多。另外，苏轼还学会种松、接花果、读医药书、习琴等，似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领域。到十八岁成年之时，苏轼对眉山之外的世界虽不甚了了，却“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这表明步入成年的苏轼好读史、论史，这也是他终得以纵横文坛的绝对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