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京师之路——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
一
作为长江上游的重要支流，发源于四川松潘县岷山南麓的岷江从北向南，经茂县、汶川、都江堰、新津、彭山、眉山、青神、乐山、犍为、宜宾，贯穿整个四川中部，到宜宾汇入激流汹涌的长江后，便一路浩浩荡荡开始东流向海之程。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十月初，二十四岁的苏轼正是从故乡眉州（今四川省眉山市）舟发岷江，南至宜宾，再东入长江，经十一郡、三十六县，行六十日行程后在湖北荆州上岸，再取陆路北上京师开封。
与青年苏轼同行的，除了妻子王弗，还有五十岁的父亲苏洵和刚及弱冠的弟弟苏辙一家。
对苏氏父子三人来说，这已是第二次前往京师开封。
四年前，即嘉祐元年(1056)闰三月底，苏氏父子同离成都，往京师开封赴考。苏轼当时的心情与此刻相比，既有相同，也有不同。说相同，毕竟二十一岁与二十四岁相差无几，都属青春勃发之龄，面对前途会使人涌起非比寻常的渴望，尤其嘉祐二年(1057)金榜题名后，迎接其雄心的仕途大门已然敞开。名播天下的欧阳修、梅尧臣等考官无不震惊于苏氏兄弟的罕见才华，连皇帝宋仁宗也在阅过考卷后惊喜万分地告诉皇后，称“为子孙得到了两个宰相”。说不同，是此刻苏轼刚刚守孝结束。得知母亲程氏去世的噩耗后，刚刚及第的苏轼当即和父亲、弟弟返蜀奔丧。另外不同的是，当年苏氏父子赴京走的是险峻陆路，此次选行水路，也是开阔视野和心胸的最佳选择。
此刻身在岷江舟中，苏轼既想起了故去的母亲，也想起了四年前的点滴往事。
为求得第一次赴京赶考的支持，苏洵特地带上苏轼、苏辙二子，前往雅州（今四川省雅安市）拜见当地知州雷简夫。雷简夫在今日鲜为人知，在当时却极负盛誉，与欧阳修奉旨同修《新唐书》、以“红杏枝头春意闹”名传海内的工部尚书宋祁特意写过一首《赠雷简夫》的五绝，称其“大言满千牍，高气横九州”，其中既见雷简夫的当时声望，也见他平日所交人物。“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的意思是只有自己不凡，才能交上不凡之友。苏洵彼时虽为布衣，名声却已不小。当雷简夫读过苏洵呈上的《六经》《洪范论》等文论后，震惊之余，大起相见恨晚之感。从这里也能看出，在大宋一朝，文人间的惺惺相惜并不受彼此身份限制，有才华的人自会得到在朝在野的各类同行的赏识。苏洵心怀感激，当即命两个儿子对雷简夫行拜师之礼。
颇为有趣的是，今天读者翻阅苏轼兄弟的诗文集时，会发现竟“无一字及简夫，似绝不知其人者”。原因是后来有个叫范伟的长安巨富，谎称自己是武功县令范祚的孙子。范伟若只是吹吹牛皮倒也无伤大雅，想不到的是他竟然花重金请人从墓中盗来范祚尸首与其祖母合葬，范家竟由此被免除五十年徭役。雷简夫明知实情，却在收受范伟贿赂后亲题墓碑，为之张目。长安人人悉此恶事，却知范伟背后有雷简夫撑腰，乃至无人敢言。苏轼兄弟虽嫉恶如仇，但若提笔揭露，又会想起自己父子当年接受过他的帮助，就索性一字不书了。
雷简夫当时对苏氏父子的重要帮助是，他当即给时任益州知州不足三年的礼部侍郎张方平、翰林学士欧阳修、中书门下平章事韩琦分别去信。在给张方平的信中，雷简夫直接称苏洵负“王佐之才……岂唯西南之秀，乃天下之奇才尔”。在给欧阳修的信中，雷简夫生怕对方不了解其人，在又一次称苏洵具有“王佐之才”后，还着重说到他“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流”的性格。在给韩琦的信中，雷简夫则赞苏洵“皇皇有忧天下心”，并告知苏洵父子将往京师开封，“谋就秋试”。
从一州之官到朝廷宰相，雷简夫三封信一人不漏，足见他对苏洵的由衷钦敬。
果然，当苏洵准备完赴京事宜，带两个儿子苏轼、苏辙先去成都拜见张方平时，后者竟立以“国士待之”，并急不可待地上奏朝廷，举荐年纪不轻的苏洵为成都学官。理所当然的是，张方平绝非因雷简夫来函才如此，而是苏洵父子才学令其大为赞赏。当苏洵问儿子苏轼、苏辙兄弟是否可参加乡举时，张方平的回答是，“从乡举，乘骐骥而驰闾巷也。六科所以擢英俊，君二子从此选，犹不足骋其逸力尔”。意思是他们参加乡举，就好比千里马在小巷奔驰——大材小用了，哪怕金榜题名，也恐怕释放不出二人的全部才华。临行前，张方平不仅给他们置办行装、派人陪送，还不假思索地给关系已然交恶的欧阳修写下一函极力举荐苏洵父子。
张方平能不假思索地给自己的政敌欧阳修去信，是他知道无论欧阳修与自己有何芥蒂，也绝不会忽视自己对人才的举荐。面对苏氏父子的才华，张方平对欧阳修的识才眼光的信任，就如同他对自己眼光的信任。所以，张方平坚信欧阳修绝不会以为自己是在做徇私之举。今人读史至此难免感慨，宋时官场文人即便双方不睦，一旦发现人才，便能立抛个人成见，行唯才是举之事。从深处看，张方平的行为最为恰当地为后人展示了那个时代的文人风度，从侧面解释了为什么宋朝能涌现如此多的文学巨匠，也解释了在“唐宋八大家”中宋人为什么能占六席，更解释了后人眼里的“弱宋”为什么会出现如苏轼这样彪炳千秋的首席文人，这就因为真正坦荡的时代胸襟在宋朝已到巅峰，后世再也未能企及。
二
到京师开封后的苏氏父子，没有辜负张方平、雷简夫二人的期望。抵京后翌年，即嘉祐二年(1057)正月，苏轼在省试中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的考卷令点检试卷官梅尧臣大为称赞，以为文章“词语甚朴，无所藻饰”，当即呈给了主考官欧阳修。欧阳修读过后也惊喜异常，本想列为榜首，转念又恐该文出自自己得意门生曾巩之手，为避嫌疑，将其列为第二。待揭榜之后，欧阳修才知此文乃眉州考生苏轼所作。
当时还发生一事，杨万里的《诚斋诗话》和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都有记叙，因二人文字稍有出入，此处综合记述。事情是欧阳修阅卷后，问梅尧臣试卷中写到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之事出自什么典故，胸藏万卷的梅尧臣竟只能以“何须出处”四字作答。欧阳修也感迷惑，总觉此处必有典故，只怪自己怎么也想不起来。等苏轼登门致谢时，欧阳修忍不住亲问苏轼，苏轼说典故出自《三国志·孔融传注》。欧阳修一查之下，未见书中有载。过几日，欧阳修再见苏轼，又旧话重提。苏轼回答说，“曹操灭袁绍时，将袁绍次子袁熙的妻子甄氏赐给曹丕。孔融说了句，昔日周武王伐纣后，以妲己赐周公。曹操忙问此事见于哪部经书。孔融的回答是，以今天的事情来看，意思相同。所以，自己考试时写皋陶三次欲杀一罪犯，尧赦其三次之事，也不过是同一个意思——‘想当然耳’”。欧阳修闻言震惊，回去后对他人说道，“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到三月五日，宋仁宗亲至崇政殿主持殿试，此时的苏轼早已在礼部考试中以一篇《〈春秋〉对义》跃为第一。待宋仁宗殿试后，朝廷发榜，登科及第的有十六人，苏轼居第六位，苏辙居第十五位。同时上榜的，还有苏轼不会想到在日后将左右自己命运的吕惠卿、章惇等人。发榜后，苏轼依例写了篇《谢欧阳内翰启》的致谢文。欧阳修读后，对梅尧臣说了句同样彰显宋人风度的名言：“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欧阳修还对三子欧阳棐说道，“汝记吾言，三十年后，世上人更不道著我也”。以欧阳修当时的文坛领袖身份，能对初出茅庐的苏轼作此评价，令人不仅钦服欧阳修的眼光，更钦服其胸襟和对后学的热忱提携。
金榜题名，赴琼林苑宴，无论是谁都会觉得自己已推开实现人生抱负的大门。苏轼也一样，尤其还有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大力推荐，苏氏父子“隐然名动京师……文章遂擅天下”。不料，刚上云端的苏轼得到母亲程氏于四月七日亡故的噩耗，父子三人连欧阳修也来不及面辞即离京返蜀奔丧，将程氏安葬在眉州武阳安镇乡可龙里老翁泉侧。
守孝时长，回头补充几句和苏洵有关的话。当日携苏轼、苏辙二子到开封后，苏洵即执张方平和雷简夫的信函拜见欧阳修。事情果如张、雷二人所料，欧阳修读过苏洵文论后，惊其才华可比汉代贾谊和刘尚，遂给朝廷上了封《荐布衣苏洵状》的奏折乞赐甄录，结果只给了个试衔初等官的职位。当苏轼和苏辙同科及第后，苏洵不无感触地说了句，“莫道登科易，老夫如登天；莫道登科难，小儿如拾芥”。
虽无功名，苏洵的大名也因欧阳修赞赏而传遍京师。等苏洵回乡第二年时，即嘉祐三年(1058)十月中旬，从雷简夫来函中得知朝廷将诏令自己入京，“试策论舍人院”。苏洵颇为不快，当他十一月收到命其赴京的诏令后，即于十二月一日给宋仁宗上书，以“臣不幸有负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为由请辞。不过，苏洵的真实想法在给勉励自己出仕的梅尧臣的信中说得明白，一方面觉得“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另一方面又觉得“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士林之士所轻笑哉”。意思是自尊心不能接受。半年后，已至嘉祐四年(1059)六月，朝廷又诏令苏洵赴京。没作犹豫的苏洵继续请辞，同时给欧阳修去信，不无苍凉地以为“洵已老矣，而不能为矣”。
苏洵虽觉自己“不能为”，却不等于两个儿子不能为。尤其是苏轼，回乡葬母后，对打开在自己前面的世界充满了向往和信心，从其“平生负壮气，岂可遂尔休”的诗句看，希望自己有用于世的渴望与激情已跃然纸上。
到十月时，苏轼兄弟丁忧期满，作为新科进士该赴京办理注官手续了。当时，苏轼已娶妻王弗，苏辙也娶妻史氏。时王弗虽有孕在身，却和史氏一样都愿随夫赴京。苏洵拒诏令归拒诏令，但见二子都携家而出，自不想孤老家乡，决心“由荆楚走大梁，然后访吴越、适燕赵，徜徉于四方以忘其老”，便与苏轼兄弟全家——包括苏轼兄弟的儿时乳母任采莲和杨氏，同舟而出，前往京师。
三
十月秋高气爽。此时苏轼正值意气风发之时，何况今日此番入京将是仕途的全面打开，四下看去只觉天宽地阔，似乎无处不能任己翱翔。最重要的是，在舟上同行的都是自己至亲至爱之人，而且父子三人两年前在京师不都是被公认的才子吗？对苏轼来说，只觉前途如眼前江流般开阔。今人读到此，不禁会想起前人李白写过的“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诗句固然豪迈，却终究是失意时的自我暗示。所谓“暗示”，也就是未能实现的愿望不肯消散，能不能最后实现，终还是未知之数。今天的苏轼却完全可以实现连李白也未能实现的理想，他不需要暗示自己“乘风破浪会有时”，眼前不正是乘风破浪的时刻吗？
大河滚滚，舟行如箭。从眉州南行两天后，至一百二十里外的嘉州（今四川省乐山市）系舟上岸。因岷江、青衣江、大渡河三江于乐山交汇，商贾游人自是不少，历代名胜也多，最为天下扬名的是建于唐朝的乐山大佛，其头、身、足三部，分别由乌尤山、凌云山和龟城山三山相连而成。一行人游兴大起，登凌云山观大佛，游龙岩和凌云寺。从后世宋徽宗年间邵博笔下“天下山水之观在蜀，蜀之胜曰嘉州，州之胜在凌云寺，寺之南山，又其胜也。嘉祐中，东坡字其亭曰清音，又南山之胜也”的句子可见，当日苏轼在游寺之时，除了题诗外还兴致勃勃地将寺内能“俯江干，平视三峨，极旷望之致”的亭子题名为“清音亭”。这也是有史可考的苏轼第一次为亭题名。
理所当然的是，出门所遇，不仅有事，还有人。苏洵曾负笈八方，识人甚多，此刻想起嘉州相识，便携二子出城十里，前去拜见隐居于此的老友程公望。程公望住在九顶山南麓，该处有三洞，洞名颇富道家色彩，分别为“白云”“朝霞”“清风”，合称“白崖三洞”。程公望居于“朝霞洞”，专心致志地注解《易经》。因此，后人又将“朝霞洞”称为“治易洞”。行程中能遇奇人异事，苏轼自大为振奋，更何况他幼年的开蒙之师张易简便是道士。此时苏轼对道学和《易经》虽还谈不上有多深的研究，却也并非完全陌生，与程公望相谈甚欢。
返城后已到黄昏，在渡口见一大汉瘦马傍身，端坐江边远望，神情漠然。苏氏父子虽是文人，却性格豪迈，觉其颇有异人之姿，遂上前攀谈。得知对方名叫郭纶，是嘉州一个监税小官。交谈中，知郭纶自幼习武，尤以弓箭见长，曾投军河西，在与西夏交战中固守三川寨立下战功，却没见多少封赏；后在黎州（今四川省汉源县）做过一段时间都监官，因无钱不能归乡，遂流落嘉州栖身。世间不平事从来随处可见，对苏轼来说还是初次亲闻，感慨之下动笔为郭纶写下以“河西猛士无人识，日暮津亭阅过船”为起句的诗歌相赠，苏辙也为其赠诗，令郭纶大起知己之感。
旅途间的逢人遇事，都是眼界得以开阔之举。当一行人于十三日登舟继续南行时，苏轼对嘉州几日见闻既感慨倍生，又交织起对前途的展望。舟行不久，一首《初发嘉州》的诗歌在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笔下同题涌出。苏辙的有三十六行，苏轼的只有十二行，但后者令人更为过目难忘：
朝发鼓阗阗，西风猎画旃。
故乡飘已远，往意浩无边。
锦水细不见，蛮江清更鲜。
奔腾过佛脚，旷荡造平川。
野市有禅客，钓台寻暮烟。
相期定先到，久立水潺潺。
这首诗与苏轼后期诗歌相比，说不上老辣，却自有一股扑面而来的青春之气。当然，说其不老辣，不等于说它不成熟。今天重温此诗，能发现苏轼的创作风格在起步之时，既不像李白那样以想象取胜，也不像杜甫那样以忧患为先，而是以自己对情感和事物的垂直挖掘为重心，至于能挖到多深，取决于才力和最后的思想深度。对当时二十出头的苏轼来说，他还不会知道自己踏上的这条创作之路，将等同于自己的人生之路。人生到不了极处，这种写作也到不了极处，二者相辅相成。
舟往南行，嘉州远去。岷江宽阔，水远云高，对在故乡待得太久的人来说，都会渴望故乡外的天空。离开眉州的苏轼，还需一些时日才能离开四川。
四
嘉州南下的下一站是犍为，路程远近与眉州到嘉州无异，也是整整一百二十里。这就意味着一行人至少须舟行两日。当船只靠岸后，苏氏父子游览过山水旁的子云亭后，特意出县北百里，寻访书楼山。身为读书人，苏氏父子早知山上有座颇为闻名的“王氏书楼”。不料，寻至楼前方见书楼已凋零为陈迹，昔人已去，散书蒙尘。苏轼落笔而下《犍为王氏书楼》一诗，发出了“云是昔人藏书处，磊落万卷今生尘”的感叹。当时，苏轼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眼前的书楼虽倾，王氏后人仍在。整整二十一年后，当苏轼因“乌台诗案”贬至黄州（今湖北省黄冈市）时，第一个闻讯前来拜见的便是这座书楼的主人王齐愈和王齐万兄弟。这是人生的奇妙之处，该认识的迟早会在某个时刻随缘分而来。人也只在事后才知，命运的种种安排，似无意总有意。苏轼与迁住武昌的王氏兄弟被安排在二十一年后相识，大概就是命运为了增加苏轼对岁月沧桑的无尽感慨了。
离开犍为，船取东南，数日后到达宜宾。该地为川、滇交界处，素有“长江第一城”之誉，也是自古以来的南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遥想先人由此离川入滇，一路经盐津、昭通、东川、永仁、大理、保山、怒江、瑞丽等地，直入缅甸，不知路上有过多少汗水与泪水；也正是在这里，金沙江、岷江汇合成滚滚东去的长江。因此，到达宜宾就意味着旅途将由南往东，此后的行程将更为开阔、更为艰险，也更为漫长。
人生有些路，总与人擦肩而过，成为永远的未走之路。当时，苏氏父子站立船头，朝西南远望崇山峻岭的云南，却不可能就此转向而去。对他们来说，这里不仅是地理上的交界地，更是历史与长河的交汇处。苏轼按捺不住复杂的心情，在舟中挥毫写下《过宜宾见夷中乱山》一诗。从该诗“岂无避世士，高隐炼精魄。谁能从之游，路有豺虎迹”的结句来看，能见出苏轼对山危路险的云南有种艰辛难涉的感受，同时还见出他将仕途的不祥预感和大自然丛林法则进行类比，这些一言难尽的复杂心理似乎在某个瞬间聚集为涌至心头的避世之想。需即刻交代一句，这不是苏轼第一次有避世之想，两年前在京师赴琼林苑宴时，他就与坐在身边的蒋之奇相约，日后到阳羡（今江苏省宜兴市）卜居。很难想象，刚刚抵达首座人生高峰、还未领教仕途甘苦的人会有退身之意，唯一能解释的是苏轼早年接受的道家出世思想在他的内心总时不时冒出，不可忽略地成为苏轼日后面临逆境终能超脱的性格元素。
像要强化苏轼心中的避世想法一样，当苏氏父子一行抵达下一站牛口时，正值“日落红雾生”的黄昏。系舟投宿后已夜幕降临，时时都在观察的苏轼面对“居民偶相聚，三四依古柳”的生活场景，再次难以置信地涌上“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谁知深山子，甘与麋鹿友”的思想起伏，以至发出“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的追问。苏轼明明青春正盛、前途在望，换作他人，几乎不可能有“甘与麋鹿友”的想法，在他这里偏偏出现了，这就足以说明在苏轼内心对身入仕途还是身入大自然的矛盾已然出现。作为正统的儒家思想总教导人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但修习过道家思想的人，又总是摆不脱“自然无为”的左右。当然，儒道两种思想谈不上对错，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就会走向什么样的人生。这也无怪苏轼当夜辗转难眠，索性披衣走至窗前，在新月朗照间又写了一首《牛口见月》，其中“幽怀耿不寐，四顾独彷徨”令后世如读苏轼的当时心境。越是思绪深沉的人，才越会有独自看向自己内心的举动。“认识你自己”不仅是古希腊的箴言，还是古今中外所有思想者从未回避过的自我追寻。人在青春时很难彻底认识自己，苏轼能在似锦前程的起点感到“彷徨”，已是常人难达的境界了。
幸好，正因为是在前程起点，能左右人的终究会是青春激情。当一行人翌日行至戎州时，眼前秋风抚江、明月攀崖，千年前秦军破滇、汉武通夷的历历往事唤起了苏轼心中难以抑制的激情，一首直截了当的《戎州》自笔端飞泻，其中“往时边有警，征马去无还”的慷慨诗句能使读者感受到一股扑面而来的迫人气势。历史总令人情难自已，就因为活着的人到不了千年前的过去，过去却能在今人心里唤起“恨不彼时生”的追怀之感。
此时，岂止苏轼激情难抑，连年至半百的苏洵也在“往事越千年”的激情涌动下，在舟中抚出一曲激昂琴声。声声入耳间，苏轼心中涌起更壮阔的情感激流，当即又写下一首《舟中听大人弹琴》，从“江空月出人响绝，夜阑更请弹文王”的结句能看出此时的苏轼已不再“彷徨”：一路舟行所见无不锦绣江山，连父亲都有如此激情，自己青春正盛，又如何能辜负父母和圣人之书的谆谆教诲？尤其父亲已谈不上仕途理想，自己若还纠缠于入世和出世，岂不有负父母期望？还记得母亲曾说过“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这是毕生难忘的刻骨之言啊！
在现实生活中，人的心境常常与天气挂钩一处，深感历史苍凉的苏轼恰到好处地迎来了连绵不断的秋雨。当舟至南井口（今四川省江安县）时，苏轼眼中所见已无处不“深榛烟雨埋”。在这里任平泉令的是一个叫任孜的眉州人，与苏氏父子既是名副其实的同乡，也是与苏洵交往多年的老友，其学问、气节都名闻乡闾。听闻苏氏父子到此，任孜冒雨乘马急匆匆赶至江边相见。从苏轼“江湖涉浩渺，安得与之偕”的句子看，任孜既是为老友苏洵送行，同时也是对苏轼、苏辙兄弟赠以匡时济世的良劝。其时，任孜正督治水患，公务缠身，抽暇见友后还得赶回公署，因此苏氏父子没有在此处过夜。临到出发时，任孜颇为不舍，互道珍重后告别，并邀苏氏父子几人能再来南井口相聚。
亲见任孜为官一方、与民除患的行事，苏轼内心感佩而震动，深感以儒家为修为才能以天下为己任。当再过泸州合江县安乐山时，苏轼望着对岸的满山秋叶，又若有所思地写下了“天师化去知何在，玉印相传世共珍。故国子孙今尚死，满山秋叶岂能神”的绝句。此诗颇能反映苏轼当时的内心，诗歌落笔写到的“天师”是汉代五斗米教的创始人张天师。传闻张天师修道成仙，安乐山上的树叶布满其写下的符篆，被人信奉至今。就安乐山本身来说，也颇富传奇色彩。据说安乐山方成之时，一夜大风将其拔去，后被人在容子山发现，乃至众口相传“山是神仙所迁”；又说有张天师符篆的树叶都是荔枝叶，比其他地方的荔枝叶长得多。苏轼那句“满山秋叶岂能神”已表明，对道学所谓出世成仙说心生反感，乃至以诗讥讽。由此可见，在途中经过一些思想交锋之后，苏轼已逐渐确立了自己对儒家入世的肯定。这是仕途要求的肯定，也是天下士人集团的肯定。
五
舟行不停，一行人再经渝州（今重庆市），过涪州（今重庆市涪陵区），经明月峡后，入丰都县靠岸停舟。在丰都，当地一姓李的知县赶来相陪，一起登县内最高峰平都山览胜。说是最高峰，就平都山本身而言，海拔不足三百米，“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平都山确有仙名。宋真宗朝的张君房在《云笈七签》中说得明白，平都山乃“道教七十二福地”中的第四十五福地，山上有一道观，名“仙都观”。传闻，古时有个叫阴长生的道士潜心修道，活到一百七十岁时仍面如童颜，最后白日成仙，其成仙地点就在仙都观中。据说，阴长生还是汉光武帝刘秀的阴皇后的曾祖。越久远的事越易令人深信不疑，不仅平常游客来此游览，就连士大夫路过此地也无不上山一观。
一行人刚刚走到仙都观前，早有道士出外相迎，料是李知县提前通知。几人至观内游看，道士在一块名为“金丹诀”的石刻前停步，对苏氏父子介绍说石上文字乃阴长生亲刻。李知县大约想获得新科进士认同，便问苏轼石刻是否为真迹，苏轼只简单答了句“不知也”，又顺笔写了首《留题仙都观》，从结句“泠然乘风驾浮云，超世无有我独存”中能充分看出，他此刻的心理已彻底转化为对真实或现实人生的直面和肯定。
离观后，李知县将苏轼父子请至县衙。苏洵这才想起自己刚到，李知县如何便已得知？李知县回答得神秘莫测，称自己数日前便知苏氏父子将至。苏洵颇为奇怪，再问之。李知县告知，此处仙都山有只老鹿，无论野兽还是猎人都无法将其捕获，当有远客前来时便在夜里鸣叫，自己连夜听到鹿鸣，便知是有远客来临了。苏轼听得大为惊异，这些沿途异事无不唤起其诗兴，也是见闻的增长。
当一行人再次登舟东去时，时令已至小寒。当夜下起大雪，雪助诗兴，苏氏父子拟以《江上值雪》为题各写一诗。动笔前，三人谈到欧阳修有一说法，诗人若写雪，必得避开前人已然用滥的“盐”“玉”“鹤”“鹭鸶”“飞絮”“蝶舞”等陈旧意象。苏轼索性提出，不仅这些意象不能用，还得剔除如“皓白”“洁素”一类的陈词滥调。实际上，这是苏轼对语言展开的一种自我训练。今人读苏轼作品，很少觉其语言陈旧，就说明苏轼对语言的实践和认识到了至高之境。彼时的苏轼诗歌，虽不能和他日后到达巅峰期的作品相提并论，但青年时的非凡意识决定了他延续终生的攀越。这是所有真正的诗人的必走之路——进入语言，但也必然会发现——说语言古老，就因为语言原本是历史的一部分。
岁晚天寒，当苏轼一行至忠州（今重庆市忠县）时，果然就面对了历史。
在苏轼沿途写就的四十六首诗作中，最令我读来震动的就是他写在忠州的《屈原塔》一诗。对后人来说，是否熟悉屈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体会屈原传承千载的士大夫气节，气节是历史观得以塑造的先决条件。对当时赴京师更是赴仕途的苏轼来说，“屈原”二字所代表的气节对其感染至深。从苏轼《屈原塔》诗中“名声实无穷，富贵亦暂热。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节”来看，青年苏轼的历史观已一步到位，从此再也没有更改过。当时写下这些句子的苏轼还不能预料，屈原的命运就是从古至今全部诗人的命运起点和缩影。从当时的现实来看，历史是苏轼必然遇见的生活现实；就生活本质而言，历史相当于现实，所以面对历史就是面对自己已经或尚未涉足的现实。
过忠州后，面对的史迹更多，尤其经万州武宁县（今重庆市武陵镇）西时，眼前出现的木枥山有着渺不可追的历史身影。据说，大禹治水时曾路过此处，见周围群山尽为水没，唯独此山木枥不动，惊异之下遂将其命名为木枥山。木枥山上有寺，名白鹤寺；有观，名白鹤观。据孔凡礼先生考证，苏轼写在此处的诗虽名为《过木枥观》，实为白鹤观。从《过木枥观》一诗“石壁高千尺，微踪远欲无”的落笔来看，苏氏父子三人均未登山，但都被远古情怀所萦绕。天地苍茫间，苏氏三人不约而同作诗，为眼前缓缓横过又飘然远去的旷古幽怀感染。可惜的是，当年苏轼笔下出现的“木枥观”早已在后世（也是历史）风云中毁灭。晚清进士刘贞安(1870—1934)曾将苏轼《过木枥观》诗镂为石刻存观，今早已移至重庆市奉节县白帝城内。今人登木枥山，除了一口与观同修的千年古井外，一切都不可复见，唯千年前苏氏父子的咏叹恍然在满山树叶声中听闻。
舟行不停，数日后已到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一行人下船休歇，在安顿好女眷后，苏氏父子三人结伴访白帝庙、永安宫这些闻名天下的三国遗迹。当苏氏父子行至江边，千年前的八阵图遗迹赫然在目。当时苏轼所见与陆游后来在《入蜀记》中的记载几无差别，即“碎石行列如引绳，每岁江涨，碛上水数十丈，比退，阵石如故”。早在过木枥山时就心怀“斩蛟如猛烈，提剑想崎岖”的苏轼，面对眼中的鱼腹平沙、旷古江天禁不住思连千古，并写下《八阵碛》一诗。苏轼从“平沙何茫茫，仿佛见石蕝”起笔后，思绪便如千回百转之潮，三十行诗句一气呵成，既有“英雄不相下，祸难久连结”的忧愤，又有“孔明最后起，意欲扫群孽”的渴盼，更有“志大遂成迂，岁月去如瞥”的流年惆怅。今人很少提及苏轼早期之作，但只要翻开，就很容易发现青年苏轼的激情与沉思，有着与当时年龄极不相称的成熟。这些早期诗歌虽涉典故，却与“掉书袋”无关。没有亲临其境，也无从产生对浩渺时空的感慨，更无从使自己内心生发“千古壮夔峡”的丈夫豪情。
翌日，舟从夔州东出。此时，眼前所见，就是天下扬名的长江三峡了。
六
三峡第一峡为瞿塘峡。两崖对峙，中贯一江，瞿塘峡则为三峡之门。
眼前所见，碧浪滔滔，直下千里。对苏轼等人来说，第一次面对如此宽阔大江，只觉视野纵横、胸襟大开，眼前果然“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偶然还能看见悬崖山路中的樵夫身影。苏轼思绪悠长，笔下的诗句也变得绵长，一首六十行的长诗《入峡》从笔下喷涌而出。瞿塘景色，尽在其中，“坠崖鸣窣窣，垂蔓绿毵毵。冷翠多崖竹，孤生有石楠。飞泉飘乱雪，怪石走惊骖”，同时深觉樵渔艰辛，悲悯之情笔端难抑，“伐薪常冒险，得米不盈甔。叹息生何陋，劬劳不自惭”，各种情感起伏终于凝聚成对自我的心中俯望，“振翮游霄汉，无心顾雀鹌。尘劳世方病，局促我何堪。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
这里的“高遁此心甘”绝非当初的出世之想，而是苏轼面对无尽江天时发现，能让身心获得彻底自由的去处便在眼前的天地之间。人与自然，从来就无法分开，不论儒家、道家还是佛家，思想虽各异，却没有任何人会对大自然作舍弃。苏轼笔下的“高遁”，无非是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渴望。古往今来的诗人，面对大自然容颜尽露时鲜有出世之想，投身自然，永远是丰富心灵的最佳方式。
对苏轼等人来说，身在目难穷尽的三峡水路，恍如行走于“天上人间”。瞿塘峡过后，便是烟飞云渺的神女巫峡和西陵峡，所谓“高山寻云，怒湍流水”说的就是遮天蔽日的巫峡。苏轼紧接着写下诗句更长的《巫山》，一泻而下的七十八行诗句将自己的所见、所思、所想、所盼书写得淋漓尽致，其中既有“苍崖忽相逼，绝壁凛可悸”的险峻，也有“去随猿猱上，反以绳索试”的生活艰辛，更有“贫贱尔何爱，弃去如脱屣”的心灵超脱。此外，还有奇情异景令人觉得不可思议——这座正对巫山的庙前，日日都栖有数百只乌鸦。当客舟将至，鸦群便遮天蔽日迎于数里之外；当客舟远去，鸦群还会送出数里。当地土人将其称为神鸦，没有人敢去相害。苏轼也不无惊异地写下“江上饥鸟无足怪，野鹰何事亦频频”之句。
三峡未已，已至巴东。巴东县今属湖北，这就说明苏轼等人已离开蜀地，故乡已到了何止千里之外的身后。大约风光无限，船只未停巴东，继续东行。近归州（今湖北省秭归县）时，一座仍连巫峡的村落扑入眼帘，这就是令人大起历史感伤之情的“昭君村”。汉代昭君出塞，乃千百年来无人不悉的哀婉往事。苏轼远望村影，思古之幽情固然难免，在其笔下出乎意料地出现“古来人事尽如此，反覆纵横安可知”（《昭君村》）之句。此句无论何时来读，我们都能感受到彼时苏轼经历现实和历史的心灵磨砺后，思绪已跳出了一般文人难以跳出的事件局限，获得了一种古今相接的时空跨越之感。
历史起伏，江流也起伏。进入西陵峡后航道曲折，怪石林立、滩多水急，为三峡中最为凶险的一段行程。出归州三十五里后，已至谈虎色变的新滩。此处南岸为官漕，北岸为龙门，水流湍急，为三峡至险之处。新滩以前叫“新崩滩”，据说是山崩石裂而成，暗礁密布，舟毁人亡之事频频发生，而此处又偏偏是“西陵古郡，南国上游。巴蜀恃为咽喉，荆楚倚为根柢”的要害之地。宋仁宗年间，因发生在新崩滩的舟难太多，乃至朝廷下令在十月至十二月间禁止行舟。当时，每任官员均想治理新崩滩，但都无功而返。直到皇祐三年(1051)时，归州知州赵诚在此悉心疏导，用“堆柴烧石”之法治滩驯水，凿去碍航礁石，才使滩害减少，禁舟令始被撤除。当苏轼一行乘舟至新滩时，笔下诗句仍是提心吊胆的“扁舟转山曲，未至已先惊”，并细致入微地描写出“大鱼不能上，暴鬣滩下横。小鱼散复合，瀺灂如遭烹”的险恶之况。好在一路有惊无险，除因大雪在滩下被迫停留三日外，余路皆顺利。等船只再过黄牛峡和扇子峡后，众人终于如经历一次人生般走出了既气象万千又惊心动魄的七百里三峡。
七
出峡之后，前面便是刘备征吴时遭遇火烧连营之败的夷陵县（今湖北省宜昌市）了。行程虽然疲惫，苏氏父子等人还是兴致勃勃，停舟后先往峡州上二十里北峰下的三游洞游览。“三游洞”的洞名得于唐宪宗元和十三年(818)间，时任江州司马的白居易升为忠州刺史，携弟白行简同行赴任时，在此与代理通州（今四川省达州市）刺史元稹意外相遇，三人酒后游山时发现一天然溶洞。元稹当即说道：“吾人难相逢，斯境不易得，请各赋古调诗二十韵，书于石壁。”白氏兄弟俱赞此议。果然，白居易不仅在洞中石壁上留下古体诗二十韵《三游洞》，还在日后为诗集撰序时补有“水石相薄，磷磷凿凿，跳珠溅玉，惊动耳目”的动人描写，并在序尾写有“以吾三人始游，故目为三游洞”，竟至天下皆知。今苏氏父子身既至此，岂能不观前人笔迹？当下兴致勃勃，入洞而行。
当日，陪苏氏父子同游的是当地一亭吏。亭吏对自己能亲见名动京华的苏氏父子，难抑兴奋之情，于是一边游洞一边向三人乞诗。从这里可见，宋时文风极盛，文人乃天下人眼里最值倾慕之人。神游古人的苏轼提笔在石壁上写下了三首绝句。到翌晨舟发之时，已得三苏诗的亭吏又急匆匆赶来，称自己将诗品味再三却意犹未足，想请三人再多题几首。苏轼当即铺开纸笔，又写下一首二十四行的五言诗相赠。亭吏收后，大喜拜别。
因苏轼妻子王弗身怀六甲，分娩时日将近，一行人也放慢了速度，缓舟至六十五里外的远安县。县内有清溪寺，据说是战国时鬼谷子故居。几人游清溪寺题诗后再往临江山上的甘泉寺，而甘泉寺是东汉以孝闻名天下的姜诗故居。此时冬风萧瑟，几人在庙前朝南岸望去，名为姜诗溪的泉流仍自奔涌不息。面对古迹遗风，苏轼不由得发出“古人飘何之，惟有风竹闹”的感慨。今人总问远行的意义何在，从苏轼这里来看，所谓远行，便是与途中的历史相遇，与自己的情感相遇，与塑造内心的种种感受相遇。人要真正地成为自己，远行的见闻是必不可少的构成要素。
待几人尽兴登舟，终入夷陵后，不觉感慨有之，感激更有之。说感慨，是因秦朝白起和三国陆逊都曾在夷陵火攻破敌，立下不朽功名。此时，苏氏父子面对四处遗迹，自然感慨不虚此行。说感激，是因夷陵乃欧阳修景祐三年(1036)被贬为夷陵令时的谪居之地，欧阳修对苏氏父子不遗余力的举荐，确是无日或忘。
今人翻开《古文观止》，能见欧阳修名垂不朽的《醉翁亭记》，而未收其内的《至喜堂记》其实并不逊色于前者。至喜堂是欧阳修二十二年前在谪居地夷陵的居所。时为夷陵长官的是尚书虞部郎中朱再治，与欧阳修有旧，心里不忿欧阳修无辜被贬，遂将县舍厅事东面的堂屋修为欧阳修住宅，待堂屋落成又邀集宾客为贺，使欧阳修感慨夷陵的贬谪生涯委实“既至而后喜也”，索性便将其命名为“至喜堂”了。住下之后，欧阳修发现地属僻远的夷陵绝少有官员愿意前来，即便委任于此也很难住满一年。但恰恰正因为如此，夷陵这个少有官吏横行之地才保存了淳朴民风，只觉此处“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
苏氏父子三人在缓步游堂时自然不能预料，苏轼日后的仕途生涯将一次次重复欧阳修的命运，甚至与欧阳修被贬后的心境也一并继承了下来。当时，苏轼所想还只是三年前在京师开封见到的欧阳修音容，对帮助过自己的人，小人自是恩将仇报，君子则会饮水思源。在《夷陵县欧阳永叔至喜堂》一诗中，苏轼对欧阳修的感激之情流露得淋漓尽致：
夷陵虽小邑，自古控荆吴。
形胜今无用，英雄久已无。
谁知有文伯，远谪自王都。
人去年年改，堂倾岁岁扶。
追思犹咎吕，感叹亦怜朱。
旧种孤楠老，新霜一橘枯。
清篇留峡洞，醉墨写邦图。
故老问行客，长官今白须。
著书多念虑，许国减欢娱。
寄语公知否，还须数倒壶。
这首诗无论何时读来都能见出诗中纵横交织的历史感叹和彼时目睹，以及苏轼对欧阳修的真挚感怀。苏氏父子得欧阳修大力举荐——不仅在当时，还将在日后——今日父子恰能经过欧阳修昔日住堂，令人觉得似有一种冥冥中的命运安排。这首诗也是苏轼自故乡行舟至此，经一千六百八十余里水路，再至江陵（今湖北省荆州市）舍舟登陆前写下的最后一首诗。苏轼用它结束了一段非凡之旅，这也表明他自己的另一段人生将自然而然地展开。
八
当整整六十日水路在江陵终结时，已至十二月深冬。
一行人终是疲倦，尤其王弗已临盆在即，苏氏父子决定在江陵暂歇，待年后再启程。
当地知州王璋对苏氏父子来此颇为兴奋，为其安排了食宿。
终于得闲了。苏氏父子遂将沿途诗文进行整理，打算结个集子刊行。在后人眼里，这部被命名为《南行集》的诗集包含苏轼初试锋芒的第一批作品，内收苏轼诗文四十六首、苏辙诗二十六首，苏洵诗为整数刚刚十首，共计八十二首。这部诗集是对沿途所写诗文的总结，也是对一段人生旅途的总结，同时还是一次对语言的总结。苏轼为诗集撰序时落笔便称，“夫昔之为文者，非能为之为工，乃不能不为之为工也。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外，夫虽欲无有，其可得耶！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已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这段话虽出自苏轼青年时的手笔，却委实能对应暮年欧阳修为梅尧臣诗集撰序时所确认的“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之言，令人赞叹。
除了整理诗集，还有一件大事发生。到江陵后不久，苏轼的身份不再只是儿子、兄长和丈夫，还成为父亲。妻子王弗生下一子，取名为苏迈。
休息将近一个月，到翌年正月五日，一行人再次登程，先取陆路过荆门军（治所今湖北省荆门市），又发浰阳（又名丽阳，今属湖北省钟祥市胡集镇境）、渡汉水，至襄阳后越岘山和万山，特意去隆中拜访诸葛亮故居，然后入河南境内，过唐州（今河南省唐河县）和昆阳（今河南省平顶山市），至许州（今河南省许昌市）结识了时任签判许州的范仲淹次子范纯仁。在苏轼心里，此时的最大遗憾是未能在范仲淹生前亲聆教诲，能与其子结交也算是完成了一桩心愿。
终于，陆行一个多月后，众人于嘉祐五年(1060)二月十五日到达京师开封。
虽是第二次进入京师开封，若与第一次相比，差别不小：嘉祐元年(1056)入京时，苏轼、苏辙是无人知晓的考生；此次入京，已为名满京华的进士，前程将展，心情自是更为开阔，可以好整以暇地看看这座金碧辉煌的都城了。
对于北宋京师开封，在晚至苏轼身故后才诞生的两件作品对其进行了精美绝伦的描画，其中第一件是张择端画笔下的《清明上河图》，第二件是孟元老所著的《东京梦华录》。张择端的画卷读来直观，孟元老的回忆（《东京梦华录序》）笔触则令人更为感慨万千：“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
北宋京城开封之所以令后人向往，不仅是使人“莫知厌足”，更令人在盛世繁华中感受到生活的安定与随性而行。苏轼生活在如此繁华都市又如何会无激情，尤其是他自己的人生将从这座京城得到真正展开，即使进京两个月不到的四月八日有恩于他的梅尧臣仙逝，一时的感伤仍让位给了海阔天空的明日期待。这次，欧阳修和杨畋等人分别再次举荐了苏轼兄弟，开封知府、书法大家蔡襄更与苏轼窗前论书。到嘉祐六年(1061)七月，苏洵经有“铁面御史”之称的赵抃举荐为秘书省试校书郎刚近一年，又被任命为河北霸州文安县主簿，与项城令姚辟修纂《礼书》。是年八月二十五日，宋仁宗再次亲御崇政殿制策取士，考官为胡宿、沈迈、范镇、司马光、蔡襄五人，结果苏轼入三等、苏辙入四等。大宋自太祖赵匡胤开国百年以来，以制策入三等的只有吴育和苏轼二人。欧阳修难抑兴奋之情，给时为殿丞的焦千之去信写道：“苏氏昆仲，连名并中，自前未有，盛事！盛事！”
朝廷诏令下达，苏轼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苏辙为商州军事推官。
这是苏轼漫长人生中的第一个官职。当苏轼于十一月辞别父亲苏洵，与送己赴任的弟弟苏辙离开开封城门时，才算真正结束了自己的京师之旅。兄弟长途并辔，虽时入深冬，却是名副其实的青春做伴。在二人心头，除时不时被将临的离愁别绪侵扰外，更多的是面对人生梦想的召唤。即便诗书饱读、历史横胸，身前身后落叶飘飞，苏轼也不可能料到，此时此刻的自己，与其说正投入前程，不如说正投入广阔无边的命运。到许多年以后，苏轼才能亲身体会，命运的最大特征，就像他走过的浩荡长江处处布满激流暗礁，明天的漩涡究竟会在何处没有人能提前获知。从古至今，活在人间的每个人，无不在这样的命运笼罩之下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