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抽烟
当我向大夫提及此事时，他让我从对自己吸烟嗜好的历史分析开始写起：
“写吧！写吧！您很快就会看到，您可以全面地观察自己。”
我想，要论抽烟，我完全可以在我书桌上写，用不着跑到那张安乐椅上做梦。我不知道该如何开始，于是我便乞求我吸过的所有那些香烟的帮助，正像现在我手里的这支一样。
今天，我很快有了一个发现，一件我已经想不起来的事。我最早吸过的那种烟，如今在市面上已经买不到了。这种烟约莫是19世纪70年代在奥地利出产的，装在厚纸板做的小盒里卖，盒子上印着双头鹰的商标。这不，围绕着这样一个香烟盒，很快围拢了各色人等，以及他们的一些举止特征，这足以让我想起他们的名字，但这样的不期而遇却无法触动我的内心。我设法回忆起更多，于是来到安乐椅上。可这样一来，这些人就又变得模糊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正在嘲笑我的小丑。我失望地回到书桌前。
这些人里有一个声音嘶哑，那是朱塞佩，一个与我同龄的小伙子，另外一个，是我弟弟，比我小一岁，许多年前就去世了。朱塞佩似乎从他父亲那里弄到许多钱，那些香烟就是他送给我们的。不过，我敢肯定，他送给我弟弟的香烟要比给我的多。因此，我的烟瘾迫使我自己想办法弄烟抽。就这样，我开始偷。夏天，我父亲总是把西装马甲扔在饭厅的椅子上，马甲口袋里总会有些零钱，这样我就总能弄到些小钱，足够去买一小盒珍贵的香烟。我总是一支接一支地一口气抽完盒里的十支烟，以免长时间保留这些危险的赃物。
这一切都潜伏在我的意识里，触手可及，但直到此刻才浮现出来，因为我先前并不知道它们如此重要。就这样，我记录下了这个恶习的由来，天晓得，兴许我已经改邪归正了。因此，为了验证一下，我点燃了最后一支烟，或许我会马上将它扔掉，因为感到恶心。
然后，我想起来，有一天我父亲当场抓住了我，当时他的马甲还在我手里。我厚颜无耻地对他说，我是出于好奇，想数数有几枚扣子。现在我应该不会那么厚颜无耻了，如今一想起来，我还感到恶心，说不定这种恶心的感觉对我的治疗会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呢。父亲对于我数学或裁剪方面的兴趣报以微笑，他并没注意到我的手还在他的马甲口袋里。以我自己的名誉担保，我敢说，父亲的笑是出于我的天真无邪，而事实上这种天真已经不复存在了，然而父亲的这一笑足以永远制止我的偷窃行为。确切地说，我还是偷，只不过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偷罢了。我父亲在家里总是把抽剩下的半支弗吉尼亚雪茄到处乱放，不是在桌子边上，就是在衣橱的边缘。我当时以为，或许那是他扔掉雪茄的方式，我甚至以为自己知道，我们的老女仆卡蒂娜会把它们扔掉。我开始偷偷抽这些雪茄。光是将这些雪茄占为己有就令我浑身战栗，因为我知道它们会给我带来怎样的不适。接着，我就吸了起来，直到前额上覆满冷汗，直到胃开始痉挛。没有人会说我童年时代缺少活力。
我非常清楚，我父亲是如何把我这个习惯也治好的。夏日的一天，学校组织的远足结束后我回到家，累得要命，满身大汗。我母亲帮我脱下衣服，给我裹上一件浴衣，把我放在一张沙发上睡下。她自己也坐在这张沙发上，忙着手里的针线活儿。我昏昏欲睡，然而眼睛里却充满了阳光，迟迟无法失去知觉。在那个年纪，极度疲劳之后，休息时往往伴随着一种温馨的感觉，这种感觉仿佛在我眼前形成一幅画面，如此鲜明，简直就像此刻我正依偎着那个已不复存在的亲切的身体。
我想起那个又凉快又宽敞的房间，当时我们小孩总在里面玩耍。由于一时房子不够用，如今的房间已被分隔成两部分。在那个场景中，我的弟弟没有出现，这让我感到惊讶，我以为他应该也参加了那次远足，之后当然也应该跟我一起休息。或许他已经在大沙发的另一头睡着了？我看了看那个位置，但那里似乎什么也没有。我只看见我自己，甜蜜地睡着，我母亲，然后还有我父亲，我听到他说话的声音在回荡。他走进房间，应该是没有马上看到我，因为他大声叫道：
“玛利亚！”
母亲做了一个手势，轻轻嘘了一声，指了指我，她以为我已经睡着了，而实际上我是意识清醒地浮游于梦境之上。爸爸可以这样关注我，我非常高兴，于是没有动弹。
我父亲压低声音抱怨道：
“我想我是疯了。我几乎可以肯定，半个钟头前，我在那个柜子上留下了半支雪茄，现在却找不到了。我是越来越不行了，事情转眼就忘。”
尽管母亲压低了声音，还是流露出笑意，只是强忍着怕吵到我而已。母亲回答道：
“可是午饭后谁也没有去过那个房间呀。”
父亲嘟哝道：
“这我也知道啊，所以我才觉得自己疯了。”
他转身出去了。
我眯着眼睛，看着母亲。她又开始干手里的活儿了，但仍然微笑着。当然她不会认为我父亲真要疯了，才这样笑他那样担心。那种微笑给我留下的印象如此深刻，以至于有一天，我在妻子唇边发现这种微笑时，立即想起了这回事。
我并不是因为缺钱而难以满足自己的不良嗜好，而是不许吸烟的禁令让这个习惯变本加厉。
我记得自己抽了很多烟，躲在一切可以躲藏的地方。我尤其记得在一个昏暗的地下室里度过的半个钟头，因为在那之后，我感到一股强烈的恶心。我和其他两个孩子在一起，我只记得他们穿的衣服十分幼稚：只有两条短裤戳在那里，因为他们裤管中的身体已随时间消失了。我们手上有很多香烟，我们想看一看，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抽掉更多的烟。结果我赢了，摆出一副英雄的架势，掩饰着这种奇怪的尝试给我带来的不适。随后，我们走到室外，在阳光下，我只有闭上眼睛才能避免晕倒。恢复之后，我开始炫耀自己的胜利。于是，两个小家伙中的一个对我说：
“我才不在乎输赢呢，因为我不会抽自己不需要的烟。”
我记住了这句明智的话，却不记得那张同样明智的小脸了，尽管当时那张脸应该是正对着我的。
然而，当时我并不知道自己对于香烟、对它的味道、对尼古丁给我带来的状态，是喜爱还是厌恶。当我知道那是厌恶时，为时已晚。我认识到这一点时大概二十岁。当时，我的喉咙痛了几个星期，还伴着高烧。大夫让我卧床，绝对不能吸烟。我记住了“绝对”这个词！它刺伤了我，而高烧又让它更加鲜明：一大片空虚，没有什么能够抵御住围绕空虚而迅速产生的巨大压力。
大夫离开后，我父亲（我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嘴里叼着一支雪茄，还留下来陪了我一会儿。临走时，他还把手温柔地放在我滚烫的额头上，对我说：
“别抽烟了，好吧！”
我陷入了巨大的不安中。我想：既然抽烟对我不好，那我就永远不再抽了，不过在此之前，我想最后抽上一回。我点了一支，立即感觉自己从不安中解放出来，尽管我烧得更厉害了，而且每抽一口，我都感觉扁桃体灼烧般地疼痛，仿佛有一根烧红的木头在捅它似的。我像完成一次宣誓那样，一丝不苟地抽完了整支烟。在我生病的那段时间里，尽管香烟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但我还是抽了很多。我父亲经常叼着他的雪茄走来走去，对我说：
“好哇！再戒几天烟，你就痊愈了！”
光是这句话就足以让我希望他快些走开，快走吧，这样，我好跑去拿我的香烟。为了让他早点离开，我甚至装睡。
那场病给我带来的第二个麻烦就是要为摆脱第一个麻烦而付出努力。我的日子在满是香烟而又不断发誓不再吸烟的状态中度过，一言以蔽之，时常还是老样子。不过，二十年来攒下的这一大堆最后一支香烟，无论如何还是发生了变化。我的誓愿不再那么强烈，而我的软弱在我老去的灵魂中也得到了极大的纵容。人老了，就会笑对人生，以及生活中的一切。我甚至敢承认，我抽很多烟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而且它们不是最后一批。
在一本小字典的扉页上，我看到了自己记下的这段话，字迹漂亮，还做了些装饰：
那是所有最后一支烟中非常重要的一支。我还记得所有随之而来的希望。那时我厌恶法律条文，在我看来，它离生活太远了，于是我奔向科学，因为科学就是生活本身，尽管被塞进了长颈瓶里。那最后一支烟正意味着我渴望实践活动（包括手工劳动），以及朴素、坚实和平静的思考。
结果为了逃避那些我并不相信的碳链反应，我又回归了法律。真是遗憾！这是一个错误，照例我又用最后一支烟将其记录下来，我在一本书上找到了记录的日期。这支烟也很重要，我随之回归了那些我方、你方、他方的复杂关系，最终解脱了那些碳链的羁绊。我无法驾驭化学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欠缺动手能力。那时候我没完没了地像烟鬼一样抽烟，又怎么能拥有这种能力呢？
如今我在这里，自我剖析，一个疑问向我袭来：我这么喜欢香烟，莫非是因为我可以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它？谁知道要是我不再抽烟的话，是不是就会变成自己期待的那种理想而强大的人呢？也许正是这种怀疑让我和我的这个不良嗜好密不可分，因为相信自己具有伟大的潜质是一种舒心的生活方式。我推演出这样的假设，为的是解释我年轻时的孱弱，但并没有明确地认定。现在我老了，谁也不会苛求我什么了，但我还是从抽烟到发誓，从发誓到抽烟。那些誓愿如今又有什么意义呢？难道就像哥尔多尼[1]描写的那个消化不良的老头儿，我愿意一生受病痛折磨之后健康地死去吗？
有一次，我还是学生的时候，要搬到别的地方去住，但不得不自掏腰包把原来房间的壁纸重贴了一遍，因为我在上面写满了日期。我离开那个房间，或许就是因为它成了我那些誓愿的坟墓，当时我相信，在那个地方我再不可能发下新的誓愿了。
我认为，当一支烟成为最后一支的时候，它的味道会更加浓烈。其他的烟也有它们特别的味道，但都没这么浓烈。最后一支烟之所以有这样的味道，是因为它让人产生了战胜自我的感觉，令人抱有在不久的将来就能获得健康、变得强大的希望。其他的烟也有它们的重要之处，因为点燃它们就能证明自己的自由，强大而健康的未来依然存在，只不过要再远一些。
我房间墙壁上的日期是用各种颜色记下的，也包括油彩。我抱着再天真不过的信念而下定的决心，在色彩力量的映衬下找到了适合的表达方式，这些色彩能让先前下定的决心黯然失色。有一些日期，由于数字组合的巧妙而受到我的青睐。我记得，上个世纪有个日期让我觉得，可以永远封存我放置这个不良嗜好的棺木：1899年第9个月的第9天。挺有意义的不是吗？新世纪给我带来的那些日期另有一番韵味：1901年第1个月的第1天。时至今日，我仍觉得，要是那个日期能够重来，我就会开启一个全新的人生。
但是，日历上是不缺少日期的，只要稍加想象，每个日期都适合下定一个美好的决心。我记得下面这个日期，因为在我看来，它仿佛包含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无上命令：1912年第6个月第3天24时。听起来仿佛每个数字都在将赌注加倍。
1913这个年份让我迟疑了一阵，因为没有第13个月来跟年份相匹配。但是，千万不要认为，只有日期的和谐才能赋予最后一支烟重要的意义。我发现，我在自己最喜欢的书和画上记下的日期，因其残缺而醒目。比如，1905年第2个月第3天6时！仔细想想，它有一种自己的节奏，因为每个数字都否定了前一个数字。许多事件，甚至所有事件，从庇护九世去世到我儿子出生，在我看来，都值得用我以惯常的那种钢铁般的誓愿来庆祝。我家所有人都为我能记住所有可喜和可悲的纪念日而感到惊讶，他们觉得我简直太好了！
为了看起来没那么愚蠢，我曾想赋予这种最后一支烟的顽疾一种哲学内涵。人们总是故作姿态地说：“再也不抽了！”但如果真能信守承诺，要这种姿态又有何用呢？除非是要重新许诺的时候，否则不可能表现出这种姿态。再者，时间于我而言，并非是那种永不停息的不可思议之物。在我身上，也只有在我身上，它才会去而复返。
这种顽疾，是一种信念，而这种信念我与生俱来。要不是我那时候向一位医生描述了我二十岁时的这个病，恐怕我现在也不会记得那么多了。神奇的是，说过的话会比那些没能够引起空气震颤的情感更容易被记住。
我曾去看过那位医生，因为我听说他能用电疗治好神经官能性疾病。我当时以为，我能从电疗中获得戒烟所需的力量。
这位大夫大腹便便，他粗重的呼吸伴随着敲打电子设备的声音，我第一次就诊，就用上了这台机器，这让我有些失望，因为我原本期望大夫能通过对我的观察，发现污染我血液的有毒物质。然而，他却宣称我体格健康，后来我说自己消化不良，睡眠不佳，他才推测我是胃酸不足，肠胃蠕动（这个词他重复了好几遍，我再也没有忘记）有些不活跃。他给我开了某种增加胃酸的药，这药可把我害惨了，因为从那以后，我就添了胃酸过多的毛病。
当我明白，单凭他自己，永远也发现不了我血液里的尼古丁时，我想帮他一把，于是我说出了自己的疑虑，说我的不适或许要归咎于尼古丁。他吃力地耸了耸肥大的肩膀：
“是肠胃蠕动……是胃酸……跟尼古丁没关系！”
我做了七十次电疗，要不是我说已经做得够多了，恐怕会一直做到今天。我跑去看病，不是期待发生什么奇迹，而是希望说服医生禁止我吸烟。要是那时有一个类似的禁烟令坚定我的决心，说不定一切都已经好转了呢！
以下就是我对大夫做的病情描述：“我无法学习，就算偶有几次可以按时就寝，也无法入睡，直到最早的钟声响起。正因如此，我在法律和化学之间摇摆不定，因为这两门学科都要求在固定的时间开始上课，而我永远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起床。”
“电疗可以治愈一切失眠症状。”这位“艾斯库累普”[2]断言道，他的眼睛始终盯着仪表盘，而不是他的病人。
接着，我跟他谈起精神分析，就像他真的能够理解一样，而我心怀忐忑，在这方面要算是先驱了。我跟他讲了女人对我产生的困扰。对我来说，一个女人是不够的，许多也不够。我想要的是所有的女人！走在街上，我激荡的心情异常强烈：仿佛经过的女人都属于我。我总是肆无忌惮地打量她们，为的是感受自己的残暴。我在幻想中将她们剥得精光，只让她们穿着小靴子，我将她们揽入怀中，直到我十分确信已经把她们了解透了，才会放开她们。
真是枉费我的真诚和气力！大夫气喘吁吁地说道：
“我倒很希望电疗别治好您的这种病。这再好不过了！我先前要是为出现类似效果而担心的话，就不会再用高频电了。”
他给我讲了一桩逸事，他觉得这很值得回味。有个病人患了和我一样的病，他找到一位名医，请求医生治好他，这位医生完全治好他之后，却不得不移民，因为如若不然，这个病人就会要了他的命。
“我的冲动情绪可不是什么好事！”我嚷道，“它来自灼烧我血管的毒素！”
大夫一副悲伤的样子，喃喃自语：
“永远没有人会满意自己的命运。”
为了说服他，我做了他不愿做的事，我研究了自己的病情，收集了所有的症状，我说：“我无法集中精力！这影响了我的学习。当时我在格拉茨准备第一次全国考试，我认认真真地给所有要考的课文做了批注，直到最后一门考试。结果，考试前的几天，我发现自己学了一些几年后才会有用的东西。因此我不得不缓考。的确，即便那些没用的东西我也没学多少，这是因为附近的一个姑娘，话说回来，除了特别不要脸地卖弄风情以外，她也没什么放纵的举动。只要她出现在窗口，我就再也看不进课文了。醉心于这种事的人难道不是个白痴吗？”我记得窗边那个姑娘，瓜子脸，小巧白皙，蓬松的黄褐色鬈发映衬着面庞。我注视着她，幻想着把那白皙的脸和黄褐色头发摁在我的枕头上。
“艾斯库累普”低声说：
“眉来眼去的背后总会是有些好事的。到了我这个年纪，您就不会再跟别人眉来眼去了。”
如今，我确信，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眉来眼去。我已经五十七岁了，我相信，如果我不戒烟，或者，如果精神分析治不好我，我死前在床上的最后一个眼神会是对我护士的情欲流露，只要这个护士不是我的妻子，而且我的妻子允许她是个漂亮的女人！
当时我说的都是老实话，就像在忏悔一样：我喜欢女人，但不是喜欢女人的全部，而是……某些部分！我爱所有女人的玉足，如果鞋袜得体，我爱大部分女人或纤细或强壮的脖颈，还有乳房，如果娇小玲珑。我还在细数着女性身体的部位，但大夫却打断了我的思路：
“这些部位合起来就是一个完整的女人了嘛。”
于是我说出一句有分量的话：
“健康的爱是只拥抱一个女人，拥抱她的全部，包括她的性格和智慧。”
直到那时，我还从未经历过那样的爱。后来我遇见了这样的爱，但它也没让我健康起来。不过现在，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记住自己曾经在专家认为健康之处查出了病症，而且我的诊断后来得到了证实。
我曾找到一个比上述那位医生更理解我和我病症的人，那是我的一位朋友，他可不是医生。我没从他那里获得多大益处，但一个新的音符却在我的生命里回荡至今。
我这位朋友是位富绅，总是用研究和文学创作来充实自己的闲暇。他说的比写的要好得多，因此世人也就无从知晓他是怎样优秀的文人。他肥胖而粗壮，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在拼命接受减肥治疗。没用多久，他就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以至于在路上所有人都会靠近他，希望能从他的病态中更好地感受自己的健康。那时我很嫉妒他，因为他总能做到他想做的事，在他治疗期间，我总去找他。他让我摸他日渐消减的肚皮，而我出于嫉妒，想动摇他的意志，不怀好意地对他说：
“可是，等到治疗结束，您拿这么多皮怎么办呢？”
他气定神闲，这倒让他消瘦的脸显得有些滑稽，答道：
“两天之内我就要开始按摩治疗了。”
他已经预先为治疗安排好了所有细节，而且他也一定会遵守每个计划好的日期。
这让我对他产生了极大的信任，于是我向他描述了我的病症。那番描述我现在也还记得。我向他解释说，对我而言，不吃一日三餐可比不没完没了地抽烟容易得多，为了忍着不抽烟，我无时无刻不在许下誓愿。脑子里一旦有了这样的誓愿，就无暇顾及其他事了，只有恺撒大帝才有本事一心多用吧！好在只要我的管家奥利维还活着，就没人叫我去干活，可是，像我这样一个人，不会别的，只会白日做梦，或胡乱拉一通小提琴，但我对此技毫无天赋可言，这可如何是好呢？
这个瘦下来的粗壮男人没有马上给出答案。他是个有条理的人，总要先长时间思索一番。接着，由于他在这个问题上有着极大的发言权，便摆出一副博学的样子，为我分析说，我真正的病症是我的誓愿，而不是香烟。我得试着不再以发誓的方式来摆脱这个不良嗜好。在他看来，在以往的岁月里，我身上形成了两重人格，一重负责下命令，而另一重只是一个奴隶，一个热爱自由、只要监督一松懈就会违背主人意志的奴隶。因此，最好的办法是给他绝对的自由，与此同时，我得直面我的这个嗜好，就像它刚刚产生，以前从没见过一样。我不能与它对抗，而是要忽视它，在某种程度上，忘记它，漠不关心地背过身去，把它当作一个不值得关注的嗜好。很简单，不是吗？
的确，这对我来说再简单不过了。而且，努力将每一个誓愿从思想中驱逐出去后，我确实一连好几个小时都没抽烟。然而，嘴里的烟味一消散，我就感到一种天真的味道，一种想必是新生儿才能感受到的味道。我想来一支烟，而我一吸，又感到后悔，后悔之下我再次许下了先前想抛弃的誓愿。这是一条更加漫长的道路，但会殊途同归。
有一天，奥利维那个恶棍给我出了一个主意：以打赌的方式来坚定我的誓愿。
我认为，奥利维当时的模样与我现在看见的始终是一样的。那时我看到的他总是如此：有点佝偻，但很结实，在我看来，他永远那么老，如今他八十岁了，却仍显得跟那时一样老。他以前为我做事，现在也是，但我并不喜欢他，因为我认为，他防着我，不让我去干他的活儿。
我们打赌吧！谁先抽烟，就要给钱，然后双方都可以重获自由。这位被派来阻止我将我父亲的遗产挥霍一空的管家，就是这样打着我母亲遗产的主意，因为这部分遗产是我自由支配的！
这个赌简直太坑人了。我不再能时不时当回主人，而是完全沦为了奴隶，而且是沦为那个我不喜欢的奥利维的奴隶！我马上开始抽烟。后来，我还打算背着他偷偷抽。可这样的话，又何必打那个赌呢？于是，我赶紧去寻找一个与打赌的日期恰好匹配的日期，为的是能抽上最后一支烟，仿佛这样一来，在某种程度上，我就可以想象自己得到了奥利维的许可。然而我一次次破例，由于抽烟过多，最终陷入了焦虑。为了从这种负担中解脱，我去找奥利维坦白。
这老头儿笑着收下钱，随即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粗雪茄点燃了，贪婪地吸了起来。我从未怀疑过，他根本没有遵守赌约。要知道，别人与我截然不同。
我儿子刚满三岁不久，我妻子想出了一个好主意。为了帮我戒掉这个不良嗜好，她建议我找一家疗养院，把自己关起来一段时间。我立即接受了，首先是因为我希望当我儿子到了能评判我的年纪，他能发现我是个精神正常且心态平和的人。其次，有一个更紧迫的原因，奥利维的身体每况愈下，还威胁要抛弃我，因而迫不得已的时候，我可能随时得接手他的位置，而我认为，身体里带着那么多尼古丁，不太适于繁重的工作。
起初，我们想过去瑞士，那是疗养的经典国度，不过后来我们听说在的里雅斯特有位叫穆里的医生开了一家疗养院。我让我妻子去找他，穆里医生同意给我安排一间封闭的公寓，找一个护士来看护我，再派其他人来协助这个护士。我妻子在跟我说这些的时候一会儿微笑，一会儿放声大笑。把我关起来这个主意让她觉得很有趣，而我也发自内心地同她一起笑。这是她第一次跟我站在一边，支持我自我治疗的尝试。在那之前，她从没把我的病症当回事，她说抽烟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罢了，虽然有些奇怪，但也不至于造成危害。我现在觉得，她当时或许是感到惊讶和高兴，因为婚后她从没听过我为自己的自由而惋惜，我总是忙着为别的事而惋惜。
我们去了疗养院，而这一天，奥利维对我说，过了下个月，他绝不会继续留在我这儿了。我们在家准备了一些内衣，装进一个大箱子，当天晚上马上去了穆里医生那里。
他亲自到门口迎接我们。穆里医生是个英俊的年轻人，那时正值盛夏，他瘦小、紧张，晒黑的脸上乌黑的眼睛愈发生动地闪烁着，从上到下一身白衣，显得风度翩翩。他唤起了我的敬意，然而显然，他也很敬重我。
明白了他对我产生敬意的原因后，我有些尴尬，对他说：
“这么说，您认为我没有必要接受治疗，也不相信我对此非常严肃。”
医生微微一笑，但已伤害了我，他答道：
“怎么会呢？或许香烟对您的危害的确比我们医生承认的还要大。我只是不明白，与其一下子戒烟，您为什么不下定决心少抽几支呢？抽烟可以，但没必要过量。”
说实话，迫于彻底戒烟的压力，我从未想过少抽一些的可能性。
不过既然来了，这个建议就只会动摇我的决心。我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句：
“既然已经决定了，就让我试试这里的治疗吧。”
“试试？”医生一脸高傲地笑了起来，“您一旦准备好了，治疗就只许成功。除非您想对可怜的乔瓦娜动粗，否则您甭想离开这儿。放您出去前要经过的程序长得很，在这段时间里，您会把您的不良嗜好忘得一干二净。”
我们来到给我安排的那间居室。要到达这里，必须先爬上三楼，再回到底楼。
“您看见了吗？那扇上了锁的门把这里和底楼的另一边隔断了，出口在另一边。连乔瓦娜也没有这扇门的钥匙。她自己要出去的话，也得爬上三楼。她只有我们在楼梯平台上经过的那扇门的钥匙。而且，三楼一直有人看守。毕竟这对一个专收孩子和产妇的疗养院来说，也没什么坏处，不是吗？”
他笑了起来，或许是因为想到要把我和孩子们关在一起。
他叫来了乔瓦娜，把她介绍给我。乔瓦娜是个瘦小的女人，说不上她的确切年纪，大概在四十岁到六十岁之间，灰白的头发下目光如炬。医生对她说：
“这位就是您要准备用拳头对付的先生。”
她盯着我，红了脸，用尖细的嗓音叫道：
“我会尽我的义务，不过我可不想跟您打架。您要是威胁到我，我就去叫男护士，他可壮得很，要是他不能马上过来，我就放您去任何您想去的地方，我可不想去送死！”
我后来得知，医生交给她这个任务时，答应给她一笔颇为丰厚的报酬，这足以让她感到害怕。那一刻，她的话惹恼了我，我索性让自己进入了一个绝佳的状态！
“送你个大头鬼！”我吼道，“谁要您送死啦？”听闻此言，我把脸转向医生说：“我希望有人警告这个女人别来烦我！我带了几本书来，我可想安安静静地待着。”
医生开口安慰了乔瓦娜几句。为了替自己辩解，她又开始攻击我：
“我有女儿，两个，都还小，我可得好好活着。”
“我哪儿至于杀了您啊！”当然，我回答的语气并不能让这个可怜的女人感到一丝安心。
医生为了让她走开，打发她去楼上取东西，同时，为了安抚我，他提出另找一个人来代替她，还说：
“她人不坏，我会叮嘱她更有分寸些，不让您再有抱怨的理由。”
为了表现我并不在意谁来看护我，我表示勉为其难地接受她。我需要平复一下心情，于是从口袋里掏出倒数第二支烟，贪婪地抽了起来。我对医生解释说，我只带了这最后的两支，我想在半夜十二点准时戒烟。
我妻子和医生一同跟我告别。她微笑着对我说：
“既然你这么决定了，就努力吧。”
我很喜欢她的笑容，但此时，这种笑容似乎是对我的嘲笑，也正是在那一刻，我脑海中产生了一种新的感觉，正是这种感觉让一个非常严肃的尝试一败涂地。我立刻感到不舒服，但只有我一个人的时候，我才明白过来，是什么在折磨我。是对那位年轻医生的疯狂而苦涩的嫉妒。他不仅英俊，而且自由！他们称他为“医生中的维纳斯”。为什么我的妻子就不可能爱上他呢？他们出门的时候，他跟在她身后，盯着她鞋袜优雅的双脚。这是结婚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嫉妒。莫大的悲哀！当然是与我这囚徒的卑劣地位相伴而生的！我要抗争！我妻子的微笑不过是她惯常的微笑，而不是终于把我扫地出门的嘲讽。的确是她让人把我关起来，但她并不认为我的这个嗜好有多严重，她这么做，当然是为了让我高兴。再说，难道我忘了爱上我妻子并不那么容易吗？即便那个医生盯着我妻子的脚看，那他也一定是为了看看该给他的恋人买双什么样的靴子。随即，我抽了最后一支烟。那时还没到午夜，只有二十三点，抽这最后一支烟不可能用掉一个小时。
我翻开了一本书，漫不经心地读着，我甚至产生了幻觉。在我眼睛盯着的那一页上，覆盖着穆里医生英俊潇洒、温文尔雅的照片。我无法自已！我叫来乔瓦娜。或许说说话，我就能平静下来。
她一来就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用她尖细的声音嚷道：“您可别指望我会擅离职守。”
为了安抚她，我撒了谎，我对她说我连想都没那样想过，我不过是没兴致读书了，想跟她聊聊天。我让她坐在我的对面。她是个老太婆的模样，眼睛却显得很年轻，像所有胆小动物的眼睛一样转动着，就是这一点让我倒胃口。我开始同情自己，竟然得忍受这种陪护！即便在自由的时候，我也不知如何选择意气相投的同伴，因为通常是他们找上门来，就像我妻子那样。
我央求乔瓦娜给我找点乐子，她却说不知说点什么才值得我的关注，我就求她讲讲她的家庭，而且补充说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人都至少有一个家庭。
她答应了，告诉我，她曾不得不把她的两个女儿寄养在收容所。
我开始饶有兴致地听她的故事，因为十八个月的孕期，竟这样草草了事，这让我觉得很可笑。但她天性过于喜欢争辩，所以当她想向我证明，她薪水微薄，别无他法时，我就再也听不下去了。她还说这也要怪这位医生，因为几天前医生说既然收容所养着她全家，给她每天两克朗就够了，她嚷道：
“其余的呢？吃穿是有了，还有她们需要的所有那些东西呢！”她说出一大串得给女儿们张罗的东西，我现在已经不记得了，为了在她尖细的嗓音下保护我的听力，我刻意将心思放在别的事上。但我的听力终归是受到了损伤，于是我觉得自己有权得到一些补偿。
“能给我一支烟吗？就一支。我可以付你十克朗，不过得等明天，因为现在我身上一个子也没有。”
乔瓦娜被我的提议吓坏了。她叫了起来，想马上叫来男护士，于是从座位上起身，准备出去。
为了让她闭嘴，我马上收回了我的提议。为了随便说点什么，也为了给自己一个台阶下，我问道：
“这个监狱里起码有什么喝的吧？”
乔瓦娜回答得很快，让我惊讶的是，这次她没有叫嚷，而是用一种真像是在对话的语气说：
“当然了！医生临走前给了我一瓶白兰地。就是这瓶，还是密封的。瞧，没开过的。”
我这时除了大醉一场，再没有别的出路了。这就是信任我妻子的下场！
那一刻，我觉得抽烟的嗜好不值得我付出这么大努力来克服。现在我不是已经有半个钟头没有抽烟了吗？而且我压根没想到抽烟，现在我脑子里想的完全是我妻子和穆里医生。总之，我已经完全好了，但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
我拔起瓶塞，给自己倒了一杯黄色的液体。乔瓦娜张大了嘴看着我，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给她倒上一些。
“喝完了这瓶，我还能再来一瓶吗？”
乔瓦娜用更礼貌的对话口吻向我保证：“您想要多少就有多少！为了满足您的愿望，管小卖部的女士就是半夜也得爬起来！”
我这个人从不吝啬，乔瓦娜马上就有了满满的一杯酒。还没说完谢谢，她就一饮而尽了，然后眼巴巴地盯着酒瓶。所以说，是她自己让我想到了灌醉她这个主意。不过，这真是一点也不容易！
我现在已经无法确切地重复她对我说的话了，她当时已经几杯酒下肚，用的还是纯正的的里雅斯特方言，我的全部印象是自己像个局外人，如果不是由于担心而改变主意的话，我一定会兴致勃勃地听下去。
首先，她向我吐露，这种工作方式正是她喜欢的。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有权利每天躺在一张舒服的沙发上过那么一两个钟头，面前放一瓶上等利口酒，就是喝了不上头的那种。
我竟也试着与她攀谈起来。我问她，她丈夫在世的时候，她是否也这样工作。
她笑了起来。她丈夫在世时，揍她的次数比亲她的次数要多，比起那时她不得不为丈夫而付出的劳动，现在这一切对她而言就像是在休息，即便在我来到这所疗养院需要人照顾之前。
过了一会儿，乔瓦娜变得若有所思起来，她问我是否相信死了的人能看见活人的所作所为。我稍稍点了点头。但她还想知道，死去的人到那个世界的时候，会不会发现他们活着的时候发生的事。
片刻间，这个问题着实让我分了神。随后乔瓦娜提问的声音更轻了，为了不让死去的人听见，她压低了声音。
“这么说”，我问她，“您背叛了您的丈夫。”
她求我别大声说出来，然后坦白自己背叛了丈夫，但仅仅是他们结婚后的头几个月里。后来她适应了那些拳打脚踢，也就开始爱她的男人了。
为了保持谈话的活跃气氛，我接着问：
“这么说，您的大女儿是跟别人生的？”
她依然压低着声音，承认她也这样认为，而且她后来也发现那两个人有些相像。她为自己曾背叛丈夫而感到痛苦不堪。她说这些的时候一直是笑着的，因为这是些即使令人痛苦，也依然可笑的事。但只有当她丈夫死后，她才开始为这件事感到痛苦，因为他生前被蒙在鼓里，所以那时候这件事也就无关紧要。
我被一种莫名的善意所触动，想缓解她的痛苦，于是对她说，我相信死去的人知道一切，但这些事他们不会在乎。
“只有活着的人受罪！”我感叹着，一边用拳头敲打着桌子。
我的手挫伤了一块，没有什么比身体上的痛苦更能唤醒新的主意了。我突然想到，当我用我妻子可能利用我被关起来的时机背叛我这一想法折磨自己时，或许医生一直待在疗养院里，要真是这样，我就能放下心来了。我求乔瓦娜去看一看，告诉她我有事得对医生说，作为奖励，我答应给她一整瓶酒。她辩解说自己没那么爱喝酒，却马上对我殷勤起来，我听见她吱扭吱扭地爬上木楼梯，直到三楼，离开了我们的监禁区。过了一会儿，她下来了，一边嚷，一边发出巨大的声响。
“见你的鬼！”我愤愤地嘟哝了一声。要是她折断了颈骨，或许我会好过得多。
然而她却笑着走向我，以她现在的状态，痛苦已经不会给她带来太多感觉。她告诉我，她跟护士聊了一会儿，那个护士已经睡下了，不过随时可以起来，以防我出现状况。乔瓦娜说这话时候，用食指威胁般地指着我，不过这个动作被她的微笑缓和了。之后，她更加冷淡地说，医生跟我妻子一块儿出去后就没再回来。都这么长时间了！实际上，有好一会儿护士都盼着他回来，因为有个病人需要见他。现在护士已经不抱什么希望了。
我看着她，琢磨着挂在她脸上的笑容，究竟是刻板的笑，还是一种完全异样的笑，一种因为得知医生是和我妻子而不是和我这个病人在一起而产生的笑。一股怒火让我头脑发昏。我得承认，像往常一样，有两重人格在我思想中打架，一个很理智，对我说：“白痴！你为什么觉得你妻子会背叛你呢？她要找这种机会，没必要把你关起来。”另一个，当然是想抽烟那一个，也骂我白痴，但他喊道：“你难道忘了，丈夫不在会有多方便吗？而且还是跟你的医生，你还得付他钱！”
乔瓦娜一直喝着酒，说：“我忘记关三楼的门了，可我不想再爬两层楼了。反正楼上一直有人，您要是想逃跑的话，可就有您好看的了。”
“那可不是！”我略微虚伪地说。现在，要骗过这个可怜的老太婆，没有一点虚伪是行不通的。我也咽了几口白兰地，声称现在有这么多酒，几支烟对我来说已经不算什么了。她立即相信了，于是我告诉她，其实不是我想戒烟，而是我妻子想让我这么做。要知道，我一天抽十几支烟的时候，就会变得很可怕。那时，任何碰见我的女人都很危险。
乔瓦娜肆无忌惮地笑了起来，瘫倒在椅子中：
“这么说，是您的妻子不允许您每天抽那十支必需的香烟？”
“正是这样！至少她过去不允许我这么做。”
乔瓦娜喝了这么多白兰地，可一点也不傻。她一阵狂笑，差点没从椅子上摔下来，一缓过气，她就依据对我的病的了解，前言不搭后语地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景：“十支烟……半个钟头……设好闹钟……然后……”
我更正她：“我抽十支烟大约需要一个钟头。等完全起效，大约还得再等一个钟头，有时候多十分钟，有时候少十分钟……”
乔瓦娜突然严肃起来，她不怎么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身。她说她要去睡了，因为她有点头疼。我请她带走这瓶酒，因为我已经喝够了。我还虚伪地说，希望第二天她给我弄点好酒来。
但这时她想的可不是酒。她把酒瓶夹在腋下，出去之前，给了我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神。
她没关门，过了一会儿，房间中央落下一个小包，我马上把它捡了起来。小包里装着十一支香烟。为了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可怜的乔瓦娜竟然还多放了一支。这些烟都是一般货色，匈牙利的。但我点燃的第一支真是香极了！我得到了莫大的安慰。起初，我想，逃离这个疗养院是个不错的主意，这里关孩子合适，关我可不行。后来，我发现，我击败的还有我的妻子，在我看来，我这是对她以牙还牙。否则，为什么我的嫉妒会变成一种无伤大雅的好奇呢？我安静地坐在那里，抽着那些令人作呕的烟。
半小时后，我想起来，应该从这个疗养院里逃出去，乔瓦娜还在等她的报酬呢。我拎起鞋子，来到走廊里。乔瓦娜房间的门虚掩着，从她大声而规律的呼吸来判断，我觉得她应该睡着了。我小心翼翼地爬上三楼，在那扇令穆里医生得意的门背后穿上了鞋子。我来到楼梯平台，不慌不忙地走下楼去，以防引起怀疑。
我来到了二层的楼梯平台上，一位穿着优雅的护士小姐跟上了我，礼貌地问我：“您在找人吗？”
她算得上漂亮，我不介意在她的陪伴下抽完那十支烟。我对她挑逗地一笑：“穆里医生在吗？”
她十分惊讶：“这个点他从来不在这儿。”
“您可以告诉我现在去哪儿能找到他吗？我家里有一个病人需要他。”
她礼貌地给了我医生的地址，我重复了好几遍，为了让她相信我努力想记住这个地址。我一点也不着急离开，但是她却十分冷淡，对我背过身去。我几乎是被赶出我的牢房的。
楼下已经有个女人准备好为我开门了。我身上一文不名，我小声说：“小费我下次再给您。”
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在我身上，事情总是不断重复着，也许我会再次经过那里。
那是个晴朗而温暖的夜晚。我摘下帽子，感受着重获自由后的微风。我惊奇地望着星星，就像刚刚认识它们一样。反正第二天，在远离疗养院的地方，我会彻底戒烟。于是现在，我在一个还未打烊的咖啡馆里搞到了一些优质的香烟，让我用可怜的乔瓦娜提供的那些香烟来结束我的吸烟生涯是不可能的。给我拿烟的服务员认识我，于是允许我赊账。
一回到我的别墅，我就气急败坏地摁响门铃。起先是女仆从窗边探出头来，接着，过了一段不算短的时间，我妻子也探出头来。我一边等待，一边十分冷静地想着：看来穆里医生也在。然而，认出是我之后，阒无人迹的街上就回荡起我妻子的笑声，那笑声是发自肺腑的，足以让一切疑虑烟消云散。
走进屋子里，我磨蹭了一会儿，想四处查看一番。我答应妻子明天给她讲讲我的奇遇，尽管她觉得自己已经知道了一切，她问我：“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呢？”
我为自己辩解道：“我以为你会利用我不在家的机会改变衣柜的位置。”
确实，我现在还觉得，家里的东西总是被挪动，这些东西也确实是我妻子挪动的。但是那一刻，为了揪出躲在暗处的瘦小而优雅的穆里医生，我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从我妻子那里我得知一个好消息。从疗养院回来的路上，她撞见了奥利维的儿子，他告诉她，那个老头吃了一个新医生开的药，已经好多了。
快睡着的时候，我觉得自己离开疗养院是对的，因为我终于有大把时间用来慢慢治疗我的病了。而且，我的儿子还在旁边的房间里睡着，还不急着评判我或模仿我呢！绝对没必要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