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北京
一、北上
对张嘉璈的新任命在一年后下达。1917年7月，张勋复辟闹剧匆匆收场，段祺瑞出组新内阁，发表梁启超为财政总长。梁上任不久，就来电邀请张嘉璈赴北京一行，说是有新的委任发表。通过刚从国外回到北京的二哥张君劢，张嘉璈事先已得知，梁启超是要他出任中国银行副总裁，与新总裁王克敏搭档。这一消息让他喜忧参半。
任公对自己青眼有加，自然是好事，但他担心一到北京，总裁、副总裁变换频繁，反而不能久于其位，做不成事，故先请二哥嘉森向梁总长代为婉谢，又电请在北京的钱新之就近阻止。他还给王克敏写了一封信，说自己原在中行服务，遇事义当效力奔走，不必再畀以任何名义，副总裁一职，还请另觅贤能。
王克敏说，这是梁总长的美意，公权兄不可逆拂，务必来京，担任新职，上海分行副经理的名义可以继续保留，随时可回本职，随时可往来南北办理行务。日后，张嘉璈得知，让他出任总行副总裁，正是因为他去年毅然主张拒绝停兑命令，保全了中行信用，以至北京金融界与中行各大商股股东对他都极具信心。
梁总长如此诚心诚意，他也只能欣然就道了。最后促使他北上就任的，可能还有他一直相信的卦象上的一个说法，“大蹇，朋来”，蹇卦之人多朋友相助，梁启超的力荐使他感到，这样的预言正在应验。
从这年8月到北伐战争爆发，任职北京十年，不管政局如何变动，张嘉璈致力在做的一件事，就是努力使中国银行成为一家健全独立的中央银行。
他刚到北京时搭档的上司王克敏（字叔鲁），晚清时曾任天津交涉使、留日学生监督，资历很老，与冯国璋、段祺瑞、倪嗣冲等实力军人渊源颇深，担任中法实业银行华籍经理时以善借外债出名，以之担任总裁正可以利用其人事关系，周旋于各方。王克敏对行务不大过问，几乎都交给几个副总裁去打理。同僚得悉张嘉璈是凭着与梁启超和进步党的关系上位的，再加上上海方面也有一些捕风捉影的话传来，故皆以“政客”视之。有时大家谈得很热闹，张嘉璈一到，谈锋马上冷淡下来，张嘉璈在总行的工作关系一开始并不融洽。
随着时日推移，众人也看到，此人对于银行经营毕竟比较内行，和上海金融界一帮实力人物素有联络，在股东会等方面也具有一定力量，再加上张嘉璈自到总行以后，苦心规划行务，众人也就渐渐明白，上海方面传来的话，可能只是一面之词而已。[40]
一到北京就职，目睹两种现象，张嘉璈彷徨不知所措，后悔此番北上就任太过贸然。这两种情形是：其一，北京、天津的中国银行钞票（即所谓“京钞”）并未准备充足现金，而于民国五年十月恢复兑现，以致不数日就限制兑现，两个月后竟完全停兑，钞票价格跌至六折；每日，东西南北四城兑现四万元，每人每日限兑一元，于是每日有四万人携带被褥，自深夜坐卧等候，就为兑现这一元钱，此情形之恶劣，可谓不堪入目。其二，因财政部责令银行垫款，不兑现纸币发行数目逐日增加，照此趋势，不兑现纸币将永无整理之望，直接威胁到了中国银行的信用与基础。
张嘉璈向财政部建议，从修改1913年版《中国银行则例》[41]入手，限制对政府垫款，整理不兑现的“京钞”，把董事的选举权集中到股东大会。他说如能做到这三点，则行基自固，中国银行业务不难发达。
整理不兑现京钞是个老大难问题，最大的障碍是筹不到资金，张嘉璈拟以发行公债入手，并请与国内政治关系较少的总税务司用“关余”担保。在梁启超支持下，张嘉璈邀请了他留学日本庆应大学时的业师、银行学权威堀江归一博士到北京演讲货币银行问题，并就中行修改则例提供意见。
10月中旬，堀江归一教授抵达北京，张君劢等人发起的财政金融学会设宴于中央公园，梁启超、熊希龄等政要都到场作陪，可见当局之重视。堀江在即席演讲中说，中国铜币、银币、纸币夹杂其中，整理之困难不难想见，且欧洲战争结果，各国资本皆消耗于战争，虽以英国之富，财力也告竭蹶，中国于此时整顿货币，发达富源，诚千载一时之机会也。
在北京的三个月里，堀江在财政金融学会做公开演讲20余次，阐明各国银行货币情形，这些演讲词都发表在了上海出版的《银行周报》上。
堀江归一教授提出：“欲恢复兑现（京钞），非先停止增发钞票不可；欲停止增发，非停止垫款不可。然欲停止垫款，则不可不变更组织，使保持银行之独立，不随政治为转移。”这被北京的银行家们奉为制订银行新则例的圭臬。经多次商议讨论，确定新订则例必须合乎中国现状，且有英格兰和日本中央银行则例之精神。按照由财政部转呈大总统的新则例条文，银行董事应由股东总会选任，常务董事应由董事推选，政府只能从五个常务董事中简任总裁、副总裁各一人，且规定任期四年，从制度上保证了总裁、副总裁不致随政局变动而随时更易。
新则例一颁布，中国银行股本改为先收1000万元，不分官商股，随即在北京成立股东总会。王克敏因病未出席成立大会，张嘉璈代为致辞，说“值此国家多事之秋，本行所招股份，全数招足，实可庆幸”。为确保中行已经获得的相对独立性，张嘉璈提出业务方针也要有所调整，一是各地分行发行纸币，应维持相当之独立；二是鉴于国家政治一时难望步入正轨，中行的业务对象，“应由政府转移于商业”，不应只重视金库收入，不应依赖纸币发行特权，应着重于购买或贴现商业期票，尽量为商人服务。
选举董、监事会时一度发生激烈争议，以致会场秩序大乱，最后赖警察维持，选举才继续进行。自下午2时起，至深夜3时许，经十余小时，方将董、监事分别选出。有此波折，是因为国人旧思想中以能得一官半职为荣，视国家银行之董监事为荣誉头衔，而又不习于民主原则，误认“多数”为一部分人之操纵，必欲争个头破血流。张嘉璈预感到，此种趋势将使中国的公司组织发展遇到极大阻碍，在一般投资者中传播新企业组织之必要知识实是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