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理性的工具化与虚无主义
施莱格尔的第二个质疑是，把一切都理性化会不会导致理性的工具化，并进而导致理想维度的丧失？
A.施莱格尔像后来的阿多诺一样，对把一切都理性化的做法深感忧虑。他认为这样的理性化必定会造成一种傲慢自负的态度，进而遮蔽、诋毁许多有价值的存在。在他看来，如果像启蒙者期望的那样，“人类的存在和世界也应单纯得像算术例题一样明白晓畅”，一切不合乎理性的东西都被当作非理性的未启蒙状态大加鞭挞，那么，启迪尘世、追求内心光亮，便皆被斥为空想和荒谬。实践中超凡脱俗的价值被视为荒谬和欺骗，这会使得实践中缺失了阳光，实践成了只盯住现实物的“劳动”：“阳光，就是作为伦理运用于实践生活的理性，而我们在实践生活中正是被束缚在现实的条件上。”[19]一切都是白日下明白晓畅、有形有状、实实在在的东西，给想象留下一点空间的夜色、星空，便都消失在启蒙者的视野之外了。想象与理性是两种具有创造力、威力无穷的东西。可惜，启蒙丢弃了想象，只要理性。这是哲学对诗的胜利，或是摧残：“生活的魔力赖以存在的基础，正是一片黑暗，我们存在的根正是消失于其中以及无法解答的奥秘之中。这就是一切诗的魂。而启蒙运动则缺乏对于黑暗的最起码的尊敬，于是也就成了诗最坚决的敌人，对诗造成了一切可能的伤害。”[20]诗就像语言一样，不可能完全遵守严密的规则，只是遵循习惯法则。
更严重的是，以可理解性作为标准来对待一切存在，认为一切存在都是明白晓畅的，都是没有矛盾的，这最终将导致复杂整体的不可理解。因为永恒的整体恰恰是复杂的、矛盾的，不可能明白晓畅的，存在的无矛盾性只是某些人为事物的特征，是认知在某个层面上呈现出来的特征。一旦上升到足够大的范围，足够高的程度，那种矛盾性就会恼人地呈现出来。弗兰克曾认为，发现存在的矛盾性正是浪漫派的突出思想贡献：“用可理解性来解释一切事物，这些做法的不合理性在这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为完全由矛盾组成的人，不跌进不解之谜的深渊，是不可能洞察无形和永恒事物的。”[21]其实，启蒙过程的本身就是矛盾的，它的起始点中就蕴含着矛盾，它的目标追求与手段更是如此。《启蒙辩证法》的核心之一就是要告诉人们，启蒙过程就是一个矛盾的过程，没有矛盾就没有启蒙。
在认识论层面上，敌视和消解矛盾的关键就是以理性化解感性、多样性。理性致力于将感性归结到理性层面，而不是远离感性或者不理睬感性。相反，“启过蒙的人们于是自信有权把所有越出他们感官的感受性的限界以外的现象，统统视为病相，并随时都慷慨地以狂热和荒谬的名字相与。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想象的权利，只要有机会，就把人们从想象的病态中彻底治愈”[22]。存在成了失去了想象，也就失去了诗性维度，从而失去了理想维度的现实存在。现实就是唯功利是举，就是把一切虚妄都视为神话与迷信。于是，就现实得不能再现实了——想象、象征的空间也将被完全架空：“人们把神话打入迷信的层次时，一切虚构的源泉便枯竭了，象征也就从自然中消失得无影无踪。”[23]没有诗，只有碎片——散文“这种市民的、于所有人有益的语言”。没有崇高、神圣，只有粗陋、视功利为至上的现实。为此，施莱格尔主张保留崇高，并对保留着崇高的古代文化保持敬意：“人们一旦在什么地方发现神性，应当立刻以虔敬的态度奔赴彼处，让自身浸透神性；只有先对过去的大师们表示了景仰，人们才能获得以后指责他们的权利。”[24]这与《启蒙辩证法》一样，对功利主义现实的批判性、对待使他们对艺术拯救能力的信奉，以及坚信过于理性化的现实，使得现代在唯功利是举和造就同一性方面极端过了头，甚至正如A.施莱格尔所说的，“就诗和艺术而言，任何一个时代都优于我们的时代”[25]，因为“任何一个时代”的“诗和艺术”里还保有神圣性存在，还保有理想。于是，与费尔巴哈一样，A.施莱格尔也呼吁对神性的追求：
描述了欧洲文明在各个细枝末节上的现状之后，剩下来需要回答的唯一一个问题是对未来的展望。目前这种状况是否已经毫无希望地固定不变了？它是否还将跌得更深？抑或是否有返朴归真的迹象暗示出呢？对人的自然做一番广泛的考察之后，可以说是大有希望的。人的自然之中一切本质的和有效的，本是不会消逝的，是永恒的；既然我们的存在者时间中没有偶然的起源，构成我们存在的基础的东西，如道德和宗教，诗和哲学，就决不会没落。[26]
如何才能从离散的现实中探寻出一个理想的未来？那个超越既定离散现实的理想能否存在？如果还存在（马克思跟A.施莱格尔及费尔巴哈一样都认为必须保持使理想得以维系的超验性维度，而不能像施蒂纳那样在否定形而上维度上走得那么远），在哪里？或者，如何给超越离散现实的超越性维度奠定根基？如何将A.施莱格尔所说的“继散文的死亡而来的，将是新的诗”[27]真正实现出来？把现实的碎片整合并导向可行的诗性维度，是马克思对A.施莱格尔的基本思路的继承。关键是，马克思并不同意早期浪漫派那种以个人主体的美学瞬间转换为特征的诗性追求之路，不同意个体自己直接撰写浪漫诗的方案，而是认为它无法触发社会结构的变更，更无法惠及更多劳苦大众。惠及劳苦大众的方案是先在经济生产层面上续写英雄史诗，给浪漫诗的创作准备充足的空间舞台。对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以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