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本序言

当中国面临着摆脱殖民列强的剥削压迫（自1931年以来，它就被邻国日本笼罩在战争阴霾之下），实现现代化以改变经济、政治落后现状这一任务时，能够作为理论实践典范而为之效仿的，只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俄国。继沙皇俄国一场失败的战争之后，列宁通过革命成功地缔造了一个全新的、工业飞速发展的社会。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它以国际工业无产阶级将在最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取得胜利为出发点——只能在大幅修改的情况下才能应用于1917年的俄国。通过早已由卡尔·考茨基首次表述的理论，即革命意识必须由一位知识分子精英“从外部”灌输到无产阶级中，与马克思的联系遭到了弱化。尽管1917年的俄国只有相对较少的（从地理位置上讲固然是集中的）工业无产阶级，但列宁认为，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阶级有可能引爆一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不过，他的出发点首先在于，在俄国的布尔什维克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发达工业国家旋即也会爆发社会主义革命；从逻辑上讲，对工业的革命性发展的领导权亦将转移到这些更为先进的工业无产阶级及其政府手中。1924年（1月21日）列宁去世之后，这个期望被一系列事件彻底击碎了。约瑟夫·斯大林开始宣传这样的全新观点：在一个（经济上依然落后的）国家也存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无产阶级革命在例如英国、美国、法国、德国以及日本等发达工业社会迟迟没有发生，可以被归结为这些国家帝国主义发展的结果。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发展，这些国家才能通过改善生活状况（和社会政治）而削弱本国的无产阶级运动。

按照这一构想，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国家属于被剥削的殖民、类殖民社会。然而，斯大林并不相信中国存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长期以来他都认为，由苏联政府支持的蒋介石领导下的资产阶级政府，是唯一有前途的历史选择。

毛泽东很早就认识到，只有绝大多数穷苦的、受半封建社会剥削的农民，才适合成为革命性地改变中国的基础。中农和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则适合作为革命的同盟军。正是根据这一方案，毛泽东没有与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进行长期的联合。人民革命军队进行的旷日持久的斗争，最终在1949年取得了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应运而生。

经过几十年的时间，中国成功地推进了自身的发展。自1979年开始实施的改革开放政策促进了经济（尤其在工业中心）的加速发展。邓小平所选择的经济秩序路线为中国经济非同一般的迅猛增长以及日益增强的国际影响力做出了卓越贡献。中国传统的儒家社会哲学通过对社会和谐以及负责的上级等道德榜样的强调，减少了社会冲突的发生。同时，儒家学说还通过它的普遍主义避免了民族主义的倾向。否则，在社会冲突的背景下，这些倾向会频繁地出现，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的德国以及在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中。

从卡尔·马克思科学理论的立场出发，中国自1979/1980年以来的发展或许可以被看作为社会主义社会加速创造经济前提。至于何时能够实现这一社会，我们将拭目以待。

伊林·费彻尔

2009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