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自己的思想的支配。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的行为的自觉性、预见性、目的性、计划性。动物的行为受本能驱动，是盲目的，不计后果的。人则在自己行动之前，已经在头脑中预计或设想了自己行为的后果，因而能选择后果有益的行为，避免后果有害的行为，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自己预期的目的。马克思曾以蜘蛛与蜜蜂为例，说明蜘蛛织网、蜜蜂筑巢的本领，足以使织工和建筑师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马克思还指出，人在将自己的力量作用于自然时，不仅改变着自然物的形式，而且实现着自己的目的，他使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服从于这个预期的目的。在这种场合，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动力、方向。

思想先于行为的规律不仅呈现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这也是人类社会一切历史活动的永恒规律。恩格斯在指出人类社会史与自然史的不同特点时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就正常人的正常情况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可能有没有行动的思想，但不能有没有思想的行动。因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3]。这种“理想的力量”，正是推动人去行动的动力，它体现在人的行动之中。

考古学家们研究了人类开始制造工具的情形，人之所以能制造工具，是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超过猿类的心智能力、认识能力。如果没有思想，制造工具是不可能的。考古学家们研究了非洲阿舍尔遗址人类制造工具的遗迹，认定“石器制造者心中有一个他们想要制造出来的石器的模板，他们是有意识地将一种形状施加于他们利用的原材料上”[4]。也即是说，石器制造者在制造石器的行为之前，他们所要制成的工具已经在他们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考古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提供了历史佐证，证明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人的行为是思想的载体。

摩尔根认为，透过社会的制度、风俗习惯和传统去窥视隐藏在制度、风俗习惯和传统后面的思想，是认识历史的方法之一。他说：“我们承认人类历史的实质与观念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观念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它表现在人民的制度、风俗习惯和各种发现之中。”[5]

人类的行为都要通过自己的头脑，受思想支配，思想先于行为，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是思想的载体，人们可以透过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了解行为者的思想。这一理论观点为我们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

人类社会存在了数百万年，而文字的历史不到一万年。人类文明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不过短暂的一瞬。同样，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的历史，不过是全部教育思想史中简短的一个篇章。对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教育活动、教育习俗、传统、教育制度乃至神话传说去研究，以重现教育思想发展第一阶段的原貌，补写那一段无文字的教育思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