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智多星”吴用：才不配位的梁山军师

“智多星”吴用始终位居梁山决策层，地位举足轻重，无可替代。梁山扬名天下，吴用与宋江正是不可或缺的掌舵者。然而，吴用在梁山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及梁山接受招安后的惨烈结局，又使得他与宋江一样备受争议，以至于对他的评价始终处于毁誉交加的状态。如果说对宋江的评价，集中于他的“忠”与“奸”、“义”与“诈”的矛盾，那么，对吴用的评价，则集中于他的“原则”与“投机”、“智”与“愚”的矛盾。数百年来，风云变幻，对吴用毁誉交加的评价状态却未曾根本改变过。

一、吴用有许多考虑周详的谋划，却也有许多谋划疏漏颇多

吴用出场时，《水浒传》中介绍道：“似秀才打扮……生得眉清目秀，面白须长。这秀才乃是智多星吴用，表字学究，道号加亮先生，祖贯本乡人氏。”书中又以《临江仙》词称赞吴用：“万卷经书曾读过，平生机巧心灵。六韬三略究来精。胸中藏战将，腹内隐雄兵。谋略敢欺诸葛亮，陈平岂敌才能。略施小计鬼神惊。名称吴学究，人号智多星。”（第十四回，180页）在梁山创建与发展的过程中，吴用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吴用是梁山唯一一位始终参与决策的军师。“入云龙”公孙胜虽说名列军师，却从无出谋划策的事例，以他的身份与事功而言，称之为梁山降妖除魔的“法师”似乎更为恰当；“神机军师”朱武名为“参赞军务”，梁山征辽、征方腊期间作用突出，每每与吴用分任军师之职，此前却出场极少，地位尴尬，很少“参赞军务”。吴用是唯一一位足以与宋江并驾齐驱，贯穿整部《水浒传》的人物。《水浒传》对吴用的行事及智谋，更是多次不吝笔墨地予以展现——作为梁山军师，只有在出谋划策、行军用兵方面让人折服，才能确立其不可替代的地位。

平心而论，吴用有许多考虑周详的谋划。晁盖等人投奔梁山入伙时，遭到梁山开山寨主王伦拒绝，吴用看出林冲与王伦等人胸怀不同，以言语相激，促成林冲火并王伦，晁盖被尊为梁山寨主，这是梁山走向兴旺发达的关键环节；梁山攻打祝家庄期间，梁山兵马两次出战不利，吴用向宋江献计，以刚刚前来投奔梁山的孙立、孙新、顾大嫂等登州八人冒充调任官军，进入祝家庄，从而里应外合，一举攻破祝家庄；攻打北京大名府解救卢俊义期间，安排时迁潜入城内放火，与攻城兵马配合，攻破北京大名府。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朝廷首次招安时，李逵搅闹现场，宋江心中不快，吴用对宋江明言道：“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弟兄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叠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第七十五回，979页）这既是吴用对如何实现招安诉求成竹在胸的体现，也是维护梁山利益的得当见解。

然而，吴用还有许多谋划，虽说最终达成目标，却疏漏颇多，难称完美。更为严重的是，他的谋划往往给梁山或相关人物造成严重损失或伤害。劫取生辰纲时，让江湖威望甚高的晁盖抛头露面，事成后又并未远遁，险些被抓；宋江浔阳楼题反诗被关入大牢后，假造太师蔡京家书营救宋江，因印章使用有误，险些置宋江于死地；梁山邀请朱仝上山入伙被拒后，安排李逵斧劈朱仝照看的沧州知府小衙内，断绝朱仝后路，逼迫他不得不上山入伙；为赚取卢俊义上山入伙，用计使其家破人亡，身体与心理都备受折磨的卢俊义不得不落草梁山。吴用出场时，《水浒传》中称赞他“六韬三略究来精”“略施小计鬼神惊”（第十四回，180页）。吴用运筹谋划时“略施一计”，宋江也赞其“名不虚传”（第六十回，801页）。然而，吴用的许多谋划，因其疏漏甚多以及过于残忍滥杀而让人印象深刻。

对“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军师而言，以最低的成本获取最大的成功，且在实施计谋过程中符合道义，无疑是衡量智谋的基本标准。吴用的所作所为，显然未能达到这一标准。人们多将吴用比作《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都是担任军师职务）。然而，诸葛亮的神机妙算、运筹帷幄之才将吴用毫无光彩的谋划衬托得犹如童稚游戏。“《三国演义》……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许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郭嘉，如周瑜，如庞统，如司马懿，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华的……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辩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水浒世界里的吴用是全无对手的。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是说对手都不及他，而是说扮演他的对手角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只要他竖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计谋，对手保证就会乖乖上套，听凭梁山人马痛揍。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1]。

以人们津津乐道的“智取生辰纲”事件为例，吴用已经犯下“惯用谋略”的军师不该犯下的错误：让江湖威望甚高的晁盖抛头露面在先（认识晁盖的人不可胜数），劫取生辰纲后不做任何防备在后。如果说晁盖、吴用等人之所以抛头露面，是已经决定与朝廷公然决裂、落草为寇，那么，劫取生辰纲后，他们不仅没有远走高飞，反倒众人瓜分财物后，继续过着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的优哉生活。直到济州府尹依据线索，派遣济州府缉捕使臣何涛等抓捕晁盖、吴用等人时，宋江巧言稳住何涛，向晁盖通风报信，晁盖、吴用等人才仓皇出逃，前往石碣村避难，而后大败官军，落草梁山——以《水浒传》中的故事情节推测，晁盖、吴用等人落草梁山并非预先规划。正如周思源所指出的，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不到万不得已，他们是绝对不会上梁山的，而是每人拿着超过万贯的财宝自己‘快活’一生”[2]。由此也可以断定，生辰纲固然是剥削搜刮底层民众的不义之财，晁盖、吴用等人劫取生辰纲也与劫富济贫全无关系。

梁山英雄排座次后，宋江费尽心思地寻找招安门路，甚至亲自前往东京也未能奏效。作为梁山军师，吴用并未表现出为宋江拨云见日的智慧，反倒是“参赞军务”的“神机军师”朱武点拨宋江道：“兄长昔日打华州时，尝与宿太尉有恩。此人是个好心的人。若得本官于天子前早晚题奏，亦是顺事。”朱武的“点拨”让宋江恍然大悟，想起：“九天玄女之言‘遇宿重重喜’，莫非正应着此人身上？”（第八十一回，1044页）随后，宋江等人依计行事，改走宿太尉门路，同时继续走徽宗皇帝宠妓李师师门路，双管齐下，果然立时奏效，招安之路“柳暗花明”，徽宗皇帝很快下诏命宿太尉前往梁山招安。这才为梁山兄弟争取到了征辽、征方腊两件盖世功劳的机会。由此，两位军师的眼界、智谋高下立见分晓。此时，“神机军师”朱武确实不负《水浒传》中对他做出的“广有谋略”的评价，“智多星”吴用似乎也对应上了给他所起的名字——“无用”。

央视版《水浒传》电视剧中，吴用刚刚出场时，在街上与一个农夫装扮的人有段对话：农夫问他，他母亲与妻子发生矛盾，他夹在中间感到为难，问吴用应如何应对。吴用答道，当着妻子的面时说妻子的好话，当着母亲的面时说母亲的好话，母亲与妻子同在时则不说话。虽说这段对话是出自央视版《水浒传》电视剧编剧的杜撰，却颇为生动地揭示了吴用无大胸襟、大智慧，只有小聪明、小算计的小知识分子形象。

二、吴用身上有着浓厚的非正统气质，属于颇不安分的游民知识分子

应该说，吴用这样的小知识分子，甚至还不是社会底层文人的典型代表——社会底层文人即便壮志难酬，而长期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熏陶，多以科举应试为人生追求（甚至历经挫折而初心不改），多以“忠君爱国”为立身基准，对“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梦想念念不忘。吴用身上则有着浓厚的非正统气质，属于颇不安分的游民知识分子。与中国古代历史上正统知识分子气质浓厚的张良、诸葛亮、魏徵、刘基等人物（他们都是辅佐一代英才的智囊类人物）相比，吴用在眼界、智谋、学识等方面实在相差悬殊。梁山有军师如此，焉有不趋向败落覆灭之理？

无论是古典白话小说中还是真实历史上，运筹帷幄、行军用兵的智囊类人物（可以称为知识分子）都是不可或缺的。而能成就一番功业的知识分子，往往并无酸腐气，并不固执，能异常深刻地洞悉人情世故，同时眼界开阔、见解不俗，能看到常人无法看到、看清的人或事，自有其他人物不可企及之处。凡是成就大业的人物，无论他对知识分子的真实想法如何，却能在开创基业之际对知识分子大加重用，甚至言听计从。

汉高祖刘邦成就大业前知人善用、从谏如流，麾下文有张良、萧何、陈平等，武有韩信、英布、彭越等。刘邦登基称帝后封赏功臣，智囊类人物萧何位居第一，引发众多冲锋陷阵的功臣不满。西汉司马迁《史记》记载：

汉五年，既杀项羽，定天下，论功行封。群臣争功，岁余功不决。高祖以萧何功最盛，封为酂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坚执锐，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萧何未尝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顾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诸君知猎乎？”曰：“知之。”“知猎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猎，追杀兽兔者狗也，而发踪指示兽处者人也。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3]

刘邦登基称帝后，儒生陆贾（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秦始皇，皆以极武而亡。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帝有惭色，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4]。而后，刘邦汲取历史教训，改“马上治天下”为“马下治天下”，大力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社会迅速走向安定繁荣，奠定了西汉两百多年的政治根基。而儒生陆贾也凭借学识成就了一番功业，其治国之策也为诸多君王所遵循，对后世影响深远。

然而，即便知识分子能成就功业，显然不是吴用这类人物。梁山聚义走向败亡，与吴用自身知识结构与道德水准息息相关。真实历史上，李自成未能成就帝业，除了自身存在重大缺陷之外，很大程度上因为他身边缺少像张良、诸葛亮、魏徵、刘基这样眼光开阔、谋略非凡的智囊类人物，而未能知人善用、从谏如流也是原因之一。

吴用除了在谋划方面疏漏颇多之外，在品行上也无足称道——残忍无情、纵容无端杀戮，自然也就没有同情弱者的心地与悲天悯人的胸怀。梁山赚取卢俊义上山入伙时，吴用的谋划毫不顾及卢俊义的安危，让他备受折磨；梁山拉拢朱仝上山入伙遭拒后，为了让朱仝无路可走，安排李逵斧劈朱仝照看的幼童。吴用的诸多行事，抛开谋划的优劣不提，残忍滥杀而神色不变的做派实在让人心寒胆战。王学泰即指出，有人把吴用“比作《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从表面上看有些像，道号就叫‘加亮先生’，仿佛比诸葛亮还高上一等。实际上两者有明显的区别。诸葛亮是个政治家，有政治目标和政治理想，还有些人文关怀。第九十回写诸葛亮七擒孟获，火烧藤甲军，许多兵将死于山谷之中。诸葛亮垂泪叹道：‘吾虽有功于社稷，必损寿矣！’左右将士，无不感叹。这是作者感叹，也写出了诸葛亮作为军师的自责。吴用则是以成功为目的，很少考虑到这种成功会给他人带来祸害，正赤裸裸地表现出游民只关注自身利益的特点”[5]。当然，无论是江湖之远还是庙堂之高，都会有许多伤害、算计与平衡，而吴用在行事中的许多伤害与算计，显然并非一般的伤害或迫不得已的算计，而是心无愧怍地伤害无辜。

梁山征方腊期间，宋江不断获知梁山兄弟阵亡的消息，每每闻听此类消息，宋江或是痛哭流涕，或是心中不乐，且多有肺腑之言的流露。反观吴用，似乎并无太多感触。梁山兵马与方腊争夺润州城时，“云里金刚”宋万、“没面目”焦挺、“九尾龟”陶宗旺于“乱军中被箭射死，马踏身亡”（第九十一回，1179页）。这是梁山兄弟首次阵亡，大家心理的震撼可想而知。“宋江见折了三将，心中烦恼，怏怏不乐。”吴用则劝说道：“生死人之分定。虽折了三个兄弟，且喜得了江南第一个险隘州郡，何故烦恼，有伤玉体？要与国家干功，且请理论大事。”（第九十一回，1179页）梁山兄弟既然以“尽忠报国”为念，战死沙场自然是死得其所，而以吴用的见地，与国家争功是大事，折了兄弟自然是小事了。无论是以军师标准还是以兄弟之情衡量，吴用的心性都是冷酷而现实的。

应该说，在梁山兄弟中，以谋略立身的人物是极为稀缺的。虽说“混世魔王”樊瑞、“神算子”蒋敬出场时，《水浒传》中对他们做出过“用兵如神”“深有谋略”的评价，由于他们的地位及梁山兄弟职务分配后基本固化，他们始终没有出谋划策的机会。梁山真正的智囊类人物，也就只有“智多星”吴用与排名地煞星之首的“神机军师”朱武。而天罡星、地煞星等级排名森严，朱武虽为地煞星之首，却无法逾越天罡星等级，在决策层的作用要远远低于吴用（朱武也并非核心人物）。故此，梁山发展的大政方针，取决于宋江的决断，而诸多大政方针的贯彻，则必须依仗吴用的谋划与具体安排。

三、吴用更为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他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与担当

梁山走向兴旺发达，离不开晁盖、宋江两任寨主。如果说人们指责吴用在晁盖与宋江之间摇摆及做出取舍，多少有些捕风捉影的话（因为《水浒传》中并无明确说明），那么，他在忠于宋江个人意愿与忠于梁山聚义大业及兄弟之情之间的摇摆及做出取舍却是铁定的事实。宋江个人意愿与梁山聚义大业及兄弟之情原本并不相悖。梁山内部，不断接纳新兄弟，壮大山寨势力，提升江湖声望，过着“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快意生活；梁山对外，众兄弟联手“替天行道”“劫富济贫”，抵御朝廷征讨势力，维持山寨独立地位。然而，当宋江执意寻求招安后，梁山聚义大业及兄弟之情与宋江个人意愿之间就已明显冲突。

实际上，相比于宋江对招安的天真、执着，以及许多梁山兄弟对招安的复杂态度（部分人物是坚决反对招安的，部分人物是力主招安的，也有部分人物是无所谓的），吴用对招安后的前景看得相当透彻。然而，在宋江坚持己见时，吴用并未出面强力劝阻，或者考虑在招安过程中如何实现梁山与朝廷的双赢，反而完全按照宋江的个人意愿，压服梁山内部的反对声音，积极寻找招安门路，却又未考虑接受招安后如何行事。宋江、吴用立场一致后，梁山接受招安的命运自然不可阻挡。吴用以梁山兄弟的惨烈结局，换得了对宋江一人的效忠。正所谓“舍大义”而“就小义”。故此，对吴用的为人，张恨水有如下论断：吴用“真聪明人也已。虽然，惟其仅为聪明人也，故晁盖也直，处之以直，宋江也诈，则处之以诈，其品遂终类于鳝，而不类于松鲈河鲤矣”[6]。

梁山接受招安后，吴用也是毫无作为，使得梁山兄弟完全处于被动状态。在蔡京、高俅等奸臣的暗地操作下，朝廷对梁山的歧视与防范很快就体现了出来：梁山一百单八将面见过徽宗皇帝后，枢密院官员随即上奏道：“新降之人，未效功劳，不可辄便加爵，可待日后征讨，建立功勋，量加官赏。见今数万之众，逼城下寨，甚为不宜。陛下可将宋江等所部军马，原是京师有被陷之将，仍还本处；外路军兵，各归原所；其余之众，分作五路，山东、河北，分调开去，此为上策。”（第八十二回，1070页）次日，徽宗皇帝命御驾指挥使，直至宋江营中传令。枢密院枢密使童贯甚至上奏道：“这厮们虽降朝廷，其心不改，终贻大患。以臣愚意，不若陛下传旨，赚入京城，将此一百八人尽数剿除，然后分散他的军马，以绝国家之患。”（第八十二回，1070页）此事因宿太尉保举梁山兄弟领兵征讨辽国而作罢。

梁山征辽班师还朝后，梁山兵马屯驻于东京城外的陈桥驿，朝廷高官又命人在东京各城门贴出针对梁山兄弟的榜文：“但凡一应有出征官员将军头目，许于城外下营屯扎，听候调遣；非奉上司明文呼唤，不许擅自入城。如违，定依军令拟罪施行。”这张榜文“有人看了，径来报知宋江。宋江转添愁闷；众将得知，亦皆焦躁，尽有反心，只碍宋江一个”（第九十回，1162页）。燕青、李逵入城时得知江南方腊造反消息后，“回到营中，来见军师吴学究，报知此事。吴用见说，心中大喜，来对宋先锋说知江南方腊造反，朝廷已遣张招讨领兵。宋江听了道：‘我等军马诸将，闲居在此，甚是不宜。不若使人去告知宿太尉，令其于天子前保奏，我等情愿起兵，前去征进。’当时会集诸将商议，尽皆欢喜”（第九十回，1165页）。

梁山兄弟对领兵出征“尽皆欢喜”，并非源于喜好杀戮，或是指望立功受赏，而是有其不得已的苦衷——避免朝廷的猜忌。故此，王同舟、陈文新甚至写道：“这喜悦，是因为与其活受着奸臣的窝囊气，还不如到战场上挥霍自己的鲜血和生命。”[7]然而，宋江等人如此行事，并不能消除朝廷的猜忌，并不能避免梁山兄弟的劫难，充其量只是延缓了劫难到来的时间而已。梁山兄弟接受招安后受制于人的憋屈可见一斑。

当然，这并非说接受招安决然不可取（“尽忠报国”应是国人义不容辞的义务），而是说，吴用作为梁山军师，应在维护梁山利益与接受招安、“尽忠报国”之间寻求平衡，实现梁山与朝廷的双赢。梁山利益与接受招安、“尽忠报国”之间未必总是得到哪个就必然牺牲另一个的对立关系。否则，获利的肯定不是梁山兄弟，也不是朝廷，而只是借朝廷之名牟取私利、祸害苍生的蔡京、高俅等奸臣。事实证明，葬送大宋朝廷的，并非梁山兄弟、江南方腊等“贼寇”，甚至并非蛮横残暴的辽国等北方强邻，而是高坐庙堂之上、为满足一己私欲置国家安危于不顾的蔡京、高俅等奸臣，以及视奸臣为忠臣、视忠臣为奸臣，最终被金国掳走囚禁至死、自食恶果的徽宗皇帝。

梁山征辽期间，连连挫败辽国锐气，辽国欧阳侍郎向辽主献策招降宋江，辽主准允。送走奉命到营中招降的欧阳侍郎后，“宋江却请军师吴用商议道：‘适来辽国侍郎这一席话如何？’吴用听了，长叹一声，低首不语，肚里沉吟。宋江便问道：‘军师何故叹气？’吴用答道：‘我寻思起来，只是兄长以忠义为主，小弟不敢多言。我想欧阳侍郎所说这一席话，端的是有理。目今宋朝天子，至圣至明，果被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奸臣专权，主上听信。设使日后纵有功成，必无升赏。我等三番招安，兄长为尊，止得个先锋虚职。若论我小子愚意，从其大辽，岂不胜如梁山水寨！只是负了兄长忠义之心。’宋江听罢，便道：‘军师差矣。若从大辽，此事切不可题。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久后纵无功赏，也得青史上留名。若背正顺逆，天不容恕。吾辈当尽忠报国，死而后已’”（第八十五回，1098—1099页）。宋江如此决断，吴用只能秉持“纵使宋朝负我，我忠心不负宋朝”之念行事，而后将计就计，大破辽国兵马。

基于国家观念及民族气节，归降辽国断不可取。而吴用的“长叹”及“从其大辽”的建议表明，吴用对梁山兄弟的处境与前途始终是心如明镜的：即便梁山兄弟满怀“忠义之心”，朝廷及蔡京、高俅等奸臣也绝难善待梁山兄弟，而面对明枪与暗箭，梁山兄弟又不可能再凭一己意愿行事。从接受招安那一刻起，梁山兄弟就已经踏进了进退两难的绝境。由此亦可看出，吴用对许多问题都有着清醒、长远的认识，而他却并无自身特别立场，完全以宋江的立场为立场。以此而论，吴用更为根本的问题，还不在于谋略的优劣，而在于缺乏知识分子应有的立场与担当。

四、以吴用发挥的作用及梁山兄弟的惨烈结局而言，他确实有负梁山兄弟的信赖

吴用最值得称道的谋划，恰恰是在以失败告终的朝廷首次招安中。朝廷首次招安梁山时，吴用事前即指出：“论吴某的意，这番必然招安不成；纵使招安，也看得俺们如草芥。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教他着些毒手，杀得他人亡马倒，梦里也怕，那时方受招安，才有些气度。”（第七十五回，975页）朝廷首次招安梁山时傲慢自大，场面被梁山兄弟搅乱，“宋江道：‘虽是朝廷诏旨不明，你们众人也忒性躁。’吴用道：‘哥哥你休执迷，招安须自有日。如何怪得众弟兄们发怒，朝廷忒不将人为念。如今闲话都打叠起，兄长且传将令，马军拴束马匹，步军安排军器，水军整顿船只。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片甲不回，梦着也怕，那时却再商量。’众人道：‘军师言之极当。’”（第七十五回，979页）梁山兄弟众意难违，且兼吴用之言有理有据，即便宋江生怕断送招安大计，也不得不依据吴用的安排行事。

这是吴用作为梁山军师最具眼光、最顾全兄弟之情及梁山聚义大业的一次谋划。故此，才有了梁山兄弟狂风扫落叶般的两赢童贯、三败高俅，才有了朝廷对实力强悍的梁山兄弟的重新认识，才有了梁山兄弟风光体面地接受招安。从某种角度而言，梁山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可以视为梁山与朝廷的摸底与谈判，而后才达成了较为合理的招安条件。可惜的是，这样应对得体的谋划，在吴用那里只是刹那的辉煌而已。

梁山兄弟接受招安后，面对他们的存在，朝廷高官如芒在背，对于朝廷高官的歧视与打压，梁山兄弟也是怨气冲天。梁山征辽班师还朝后，蔡京说服徽宗皇帝颁下圣旨，严令梁山兵马驻扎东京城外，不许擅自入城。有人向宋江报知此事，宋江心里愁闷，众将也都焦躁。随后，水军头领李俊等人邀请“吴用商议事务……俱对军师说道：‘……就这里杀将起来，把东京劫掠一空，再回梁山泊去，只是落草倒好。’吴用道：‘宋公明兄长断然不肯，你众人枉费了力。箭头不发，努折箭杆。自古蛇无头而不行，我如何敢自主张？这话需是哥哥肯时，方才行得；他若不肯做主张，你们要反，也反不出去’”（第九十回，1162页）。李俊等水军头领见吴用不敢主张，都不做声了。吴用向宋江诉说弟兄们都有怨心后，宋江对此坚决反对：“若嫌拘束，但有异心，先当斩我首级，然后你们自去行事。”（第九十回，1163页）梁山征方腊期间，梁山兄弟与彪悍善战的方腊兵马对战，最终十去其七（此前虽有兄弟受伤，却无一人战死），以惨烈的代价实现了宋江念念不忘的“尽忠报国”“青史留名”的夙愿。

如果说死伤惨重是惨酷战争无可避免的代价（也是“尽忠报国”的必然代价）的话，那么，梁山征方腊班师还朝后，面对蔡京、高俅等奸臣处心积虑地剪除梁山兄弟的诡计时，作为军师的吴用固然对奸臣的险恶用心洞如观火，却始终毫无作为，眼看着在蔡京、高俅等奸臣的步步紧逼下，梁山兄弟一个个任人欺辱、陷害，甚至梁山头目卢俊义、宋江先后被奸臣设计杀害。而后，群龙无首的梁山兄弟只能是树倒猢狲散，分落各地，轰轰烈烈的梁山聚义故事自此归于平复，蔡京、高俅等奸臣阴谋得逞，自此高枕无忧。

梁山征方腊班师还朝后不久，宋江被蔡京、高俅等奸臣以药酒毒死，吴用也只是窝窝囊囊地在宋江坟前“自缢而死”。《水浒传》中写道：“武胜军承宣使军师吴用，自到任之后，常常心中不乐，每每思念宋公明相爱之心。忽一日，心情恍惚，寝寐不安。至夜，梦见宋江、李逵二人，扯住衣服说道：‘军师，我等以忠义为主，替天行道，于心不曾负了天子。今朝廷赐饮药酒，我死无辜。身亡之后，见已葬于楚州南门外蓼儿洼深处。军师若想旧日之交情，可到坟茔，亲来看视一遭。’吴用要问备细，撒然觉来，乃是南柯一梦。吴用泪如雨下，坐而待旦。得了此梦，寝食不安。”

“次日，便收拾行李，径往楚州来。不带从人，独自奔来。于路无话，前至楚州。到时，果然宋江已死，只闻彼处人民，无不嗟叹。吴用安排祭仪，直至南门外蓼儿洼，寻到坟茔，哭祭宋公明、李逵，就于墓前，以手掴其坟冢，哭道：‘仁兄英灵不昧，乞为昭鉴！吴用是一村中学究，始随晁盖，后遇仁兄，救护一命，坐享荣华，到今数十余载，皆赖兄长之德。今日既为国家而死，托梦显灵与我，兄弟无以报答，愿得将此良梦，与仁兄同会于九泉之下。’”（第一百回，1303页）随后，吴用与赶来的花荣结伴，在宋江坟前“双双悬于树上，自缢而死”（第一百回，1304页）。吴用的“自缢而死”，固然算得上是知恩图报之举，却再次印证了他是将对“宋江”的“小义”置于至高无上位置的。

或许对吴用的要求过于苛刻了。然而，鉴于他在梁山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他的要求显然要高于冲锋陷阵的“马军五虎将”“马军八骠骑”等战将。地位越高，责任越大，对能力的要求也越高。只有吴用，虽说无力确定梁山大政方针，却完全有可能对梁山的发展及结局发挥积极作用（这也是他分内之事）。以吴用发挥的作用及梁山兄弟的惨烈结局而言，他作为梁山军师显然是才不配位，有负宋江的倚重与其他梁山兄弟的信赖，有负“天机星”的名号。吴用“自缢而死”的结局固然让人怜悯叹息，而那些因他谋划不力或战死或被害的梁山兄弟，又当作何感想？又能向谁讨回公道？

注释

[1]陈洪、孙勇进：《亦侠亦盗说水浒》，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第114—115页。

[2]周思源：《周思源新解〈水浒传〉》，中华书局，2007，第22页。

[3]司马迁：《史记》（第三册），中华书局，2011，第1797页。

[4]司马光：《资治通鉴》（第一册），中华书局，2013，第325页。

[5]王学泰：《〈水浒〉与江湖》，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第96页。

[6]张恨水：《水浒小札》，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第15页。

[7]施耐庵著、郭皓政辑评：《百家汇评本〈水浒传〉》，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第8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