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文献综述：华人文化认同与媒介

一、世界华人文化认同研究

华人移民现象历史久远，可以追溯到我国秦朝，传说徐福受秦始皇派遣东渡日本，有了日本最早的华人移民，也拉开了华人不断向周边亚洲国家、地区迁移和定居的序幕。随后，由于经济、政治、饥荒、战乱、种族、世界格局等问题，华人开始从中国及亚洲国家陆续迁徙至美洲、欧洲、大洋洲、中东及非洲地区。对于华人移民的起点、分布、演变及发展等研究，依据地缘政治学理论，曾品元（2002）从地理位置、宗教、科技、移民政策、文化传统、国际格局等10个方面对华人移民问题进行了历史全面系统的论述。在文化传统分析章节，曾品元阐述了华人社区生活中奉行的“亲帮亲、故帮故”的“内群体”（In-group）观念及其对华人文化认同产生的深刻影响，这种观念也导致了定居国社会对华人产生“不可同化”的偏见。虽然华人分散于世界各地，但基于地理位置原因，亚洲，尤其是东南亚，成为华人在海外分布最多的地区。因此，相关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硕。学者们从媒介、文化比较、社会经济与劳动力分配、宗教等角度，对东南亚华人的文化认同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陈志明，2012；Tan Chee-Beng，2004；莫嘉丽，2006；颜春龙，2008；翟韬，2020；等等）。以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印度尼西亚三个华人人口占比最高的东南亚国家为例，来分析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研究的成果，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成果是颜春龙（2008）关于新加坡华人文化认同的专著《华人传媒与文化认同——21世纪初〈联合早报〉研究》。该研究采用媒介文本分析方法，以21世纪初《联合早报》作为研究对象，系统分析了新加坡华人媒介对新加坡华人的语言认同、族群认同、文化象征符码等产生的影响，从而揭示出华文传媒所存在的意识危机，呼唤华人传媒的意识重构。中国香港学者陈志明（2012）关于马来西亚及东南亚华人文化认同研究的著作《迁徙、家乡与认同——文化比较视野下的海外华人研究》，从文化比较视角，通过对马来西亚华人的语言、国籍、对中国态度认同等变化的研究，从经济层面阐释华人的族群关系构建的角度，揭示东南亚范围内华人在全球化浪潮下的认同变化与构建。Tan Chee-Beng（2004）在其《海外华人比较问题》（Chinese Overseas Comparative Issues）中，从经济、劳动力资本等角度对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化身份、政治身份构建因素进行了分析，指出印度尼西亚将华人的文化认同问题尖锐化，进而引起的排华事件是印度尼西亚政治派别、政党斗争的结果。这一研究也充分证明了文化认同与政治问题有密切的相关性，研究文化认同有必要结合相关政治背景。同样是研究印度尼西亚华人文化认同，莫嘉丽（2006）则另辟蹊径从宗教层面来分析印度尼西亚华人的文化认同变化。

代表性的欧洲华人文化认同研究成果是由英国威尔士卡迪夫大学的格来阁·本顿教授和牛津大学佛兰克·皮克教授（Benton & Pieke，1998）主编的《华人在欧洲》。该研究首次将欧洲华人作为整体来探讨华人移民、社团及文化等相关问题。此外，《欧洲华人族群在异域的成长》（黄峰，2008）通过对欧洲华裔作家赵淑霞小说的分析，印证欧洲华裔新身份的构建历程。

由于“认同是世界华文文学（移民文学）”的中心主题，澳洲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也紧紧围绕文学文本展开，如《错位与超越：美澳华裔英语作家的文化认同》（王光林，2004）。该书对澳籍华人作家就谁属于某一个共同体、谁不属于这个共同体，以及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份、如何在周围环境中定位自我等身份问题进行探析，认为文化认同问题是陷于错位之后的族裔散居者的共同困惑，他们都面临着如何给自己定位的问题。此外，《澳大利亚华人文学中的华人身份焦虑问题研究》、《澳洲新移民文化身份的探寻与建构——论旅澳华人作家刘熙让长篇小说创作》及《华裔澳洲人的认同：从生命、民族与世界的视角》等都从文学作品视角，分析了澳洲华人的身份焦虑、文化认同构建方式及焦虑中的斗争与调适——这些现象均以一种多元、开放文化身份观来引导澳洲华人的移民生活。

加拿大一直被华人视为移民的理想国度之一。基于北美地缘因素，对加拿大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往往以与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进行比较的方式出现。比如，《美加华人社会融入性对比研究》与《寻求生存方式的同一性——美加新华侨华人的文化认同分析》。前者以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加华人为研究对象，主要从社会融入性视角对两国华人文化认同、心理归属等五方面进行研究，提出文化认同维度应包括官方语言、宗教信仰、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以及异族婚姻等指标，认为心理归属包括身份认同和政治认同两个维度；进而对两国华人社会融入程度及两国华人融入主流社会所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得出结论：两国华人的社会融入进程既有一定的相似性，也存在很多差异性；华人一方面逐渐融入主流社会，另一方面又逐渐走向边缘化，但融入主流社会是主趋势。当然，也有仅针对加拿大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比如李未醉（2007）的著作《加拿大华人社会内部的合作与冲突研究（1923—1999）》。该著作认为除了经济利益外，华人华侨内部的合作与冲突实质上是文化认同的合作与冲突，政治和意识形态亦可归入文化认同范畴；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外在表现总是一个整体的社会行为，其表现方式则多种多样。

二、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研究

（一）从非媒介视角研究

近年来，相关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在国内学者、美国本土及华人学者当中颇受关注。

在美国，学者们分别运用移民历史研究（Hing 1993；Chan，2008；Gee, 2015；Yung & Lai，2006）、文化批判（SusieLan, 2002；Zhang, 2015）、社会学（Blair & Liu, 2020；Rose Hum Lee，1960；Franklin Ng, 1998；Russell, 1997；Chen, 2006）、经济学（Tan, 2004）、人种志（Bulmer & Solomos, 2012；Louie,2004；Ziegert, 2006）、人口统计学（Hing, 1993）等不同研究范式及方法对影响美国华人身份认同的社区发展、家庭、语言、社会构成、求职择业、学校教育等微观、中观因素进行系统分析，来研究美国华人文化认同取向。

Gloria Chun（1993）的博士论文《从孤儿到斗士：美国华人文化和认同构建（20世纪30—90年代）》（Of Orphans or Warriors: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Culture and Identities from 1930s to 1990s），从史学角度，通过自传、民俗、小说、书信、回忆录等历史文献，分析阐述20世纪30—90年代的美国本土华人认同表现，并指出美国本土华人的认同形成过程具有复杂性与动态性。作者认为这一时期的美国华人渴望被同化抑或继承并坚持华人文化传统的想法同样错误，这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认同取向受国内与国际双重力量的左右。由吴兆麟（Franklin Ng，1998）主编的《亚裔的适应、文化移入及跨国联系》（Adaptation, Acculturation, and Transnational Ties among Asian Americans）则从词源学角度，围绕含有“根”的中文词组，即“落叶归根”“落地生根”“根深叶茂”等来分析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转变过程。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一定数量的学者致力于美国亚裔华人的文化认同研究，而这些研究往往将认同作为一种种族平等、民族冲突、阶级差别、性别歧视等问题加以研究。

“认同是世界华人文学的中心问题”，从文学文本视角对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更是层出不穷，而《美国华人认同文学综述》（The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Identity）则是这方面研究较为系统与全面的总结。作者从历史的角度对20世纪前后20年间著名的美国华裔作家，从赵健秀（Frank Chin）到陈美玲（Marilyn Chin）等六位作家的文学文本进行本土、国家及世界三个层面的分析，揭示华人身份在主体性和文化认同方面的构建过程。

国内学者对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在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相对单一。除了前文提及的相关美加华人认同比较性研究外，国内学者关于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更多从文学、教育、民俗文化等视角展开，如王亚丽（2013）、寇才军（2019）从美国华裔文学视角；蔡晓惠（2014）从空间角度对美国华人文学及其文学中的身份认同展开研究，作者利用叙事学对文学文本的故事层与话语层的区分，将美国文学中的故事层分为地志空间和人文空间，话语层则包括语言、文体及空间层面。作者认为话语空间是体现作家身份认同倾向的重要空间。胡勇（2003）撰写的著作《文化的乡愁：美国华人文学的文化认同》，通过华裔作家的作品分析来揭示中西文化的融合、碰撞和冲突。茅丽莎（2013）的《〈喜福会〉中的文化认同》则以美国华裔女作家谭恩美的处女作《喜福会》为文本研究对象，通过文本分析表明该小说不仅揭示了美国华人在中西两种文化中的对峙、冲突及矛盾心理，也尝试为华人摆脱“文化认同危机”指出方向。李永、顾晓莉（2012）合著的文章《家庭教育·中文学校·文化认同：二战前美国华人中华传统文化教育活动研究》则从教育角度研究“二战”前美国华人文化认同，通过研究“二战”前美国华人社区的教育发展状况来凸显华文教育对中国民族文化认同构建的重要作用。杜宪兵的《“恋旧”与“洋化”：纽约唐人街美国华人的民俗生活与文化认同》侧重于从华人民俗文化角度，研究美国华人的文化认同。张传明（2006）的《冲突、调适与融合：美国华人认同变迁》则分别从民俗、教育、家庭婚姻、人口组成等方面对1849—1979年的一百多年当中加州华人的文化认同演变进行梳理，虽然研究资料不具有系统性、论证缺乏说服力，但也不失为美国华人文化认同区域性研究提供了综合性视角。

随着跨文化适应与认同研究越来越趋于跨学科性，近年来国内学者也开始打破以文学或文学文本为研究材料揭示海外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常规，尝试从心理文化学（尚会鹏，2019）、媒介传播（张海燕，2015）、比较教育学（李永，2015）等多学科视角对美国华人文化认同主题展开研究。

（二）从媒介视角的研究

在移民文化适应过程中，媒介传播往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麦奎尔（McQuail）认为，大众媒介有能力帮助移民获得自给能力并教会移民如何对待主流社会。从媒介视角进行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相对较少。如兰姆（Lam，1991）通过对纽约唐人街媒介环境的研究发现，华人媒介除了为华人提供居住社区内外重要的事件报道外，客观上也将华人群体从美国主流社会分离开来。Tseng（1984）研究了华人报刊阅读习惯同华人移民同化程度之间的关系，并发现同化过程同华人报刊阅读之间呈反向关系。Chen（1992）的研究显示，华语报刊比其他华人媒介在帮助华人同化过程中提供了更细致和完整的新闻与信息。Chen Shehong（1997）的著作《身为华人，成为美国华人》（Being Chinese, Becoming Chinese American 1910—1928）则以内容分析法，再现从1910—1928年美国华人文化认同的转变过程。作者选定了《世界日报》（旧金山）（Chinese World）、《少年中国日报》（The Young China Daily）及《中西日报》（China West Daily/Chung Sai Yat Po）三种报纸，通过这三种报纸对中国国内的辛亥革命、南北战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件的报道分析，来展现这三种报纸对美国华人认同取向的变化。Sun （1999）在其题为《从孤立到参与：〈中西日报〉和旧金山中国城（1900—1920）》（From Isolation to Participation: ChinaWest Daily and San Francisco’s Chinatown 1900—1920）的博士论文中，研究了1900—1920年《中西日报》对1906年旧金山地震、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等三大事件的报道，分析得出结论：20世纪20年代前后有部分美国华人萌生了同化于美国主流社会的文化认同取向。

然而，随着互联网及社交媒介日益成为人们克服物理距离障碍进行沟通的重要工具，揭示新媒介使用与美国华人文化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开始成为热点。比如张少科（2018）从文化认同视角对中国留美的学生群体展开研究，以揭示美国离散族群的多元文化认同对社交媒体选择与使用的影响，表明旅美华人群体通过大量使用中美两国的社交媒体来维护其中国文化认同。

（三）媒介文本与国家关系研究

目前，从媒介文本视角来呈现中美国家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就国内学者而言，在研究中对于媒介形态的选择则较为多样。从纸媒视角研究中美国家关系的代表性著作有乔木的《鹰眼看龙——美国媒体的中国报道与中美关系》，该著作以《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长期以来的构建及如何通过媒体设计中美关系议程，来揭示美国媒体在中美关系变化中的作用。另一部由资深媒体从业者俞铮（2012）撰写的《美丽的帝国：注定对手？》，是一本印证媒体在构建国家关系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的著作。该著作同样通过对《时代周刊》《纽约时报》等美国主流报刊在“二战”前后至20世纪90年代相关中国报道的数据分析，来揭示媒体对两国关系构建的影响。学位论文《以〈纽约时报〉为例看美国主流媒体对中美关系“解冻”的影响》（朱晶，2002）则是以尼克松访华、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这两个历史事件为研究对象，通过文献分析法，对《纽约时报》相关中国报道加以归纳、分析而得出结论：美国精英媒体往往以美国国家利益为初衷来报道中美关系。新媒体视域下研究中美关系也是近年来国内学者展开中美关系研究的一个新视角。如林梦洁（2012）的《论美国新媒体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在新媒介科技大力发展背景下，通过分析美国网络新媒体的特点及其对外交的影响，来证实美国新媒体对中美关系的构建作用。

美国学者也从媒介角度分析中美关系。《一个正在崛起的世界强国中国：华文报刊话语分析》（China As A Rising World Power: Chinese Press Discourse），通过中国媒介就全球化、意识形态涉入报道、国家关系、身份认同、奥运会等问题的语境分析，展示中国媒介在塑造中美关系及中国“崛起”中的作用。《“冷战”瓦解时期与“后冷战”时代中美政策的新闻报道声望》（Prestige press Coverage of US-China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 Collapse and Post-Cold War Years）的作者则以内容分析为研究方法，对“冷战”期间及之后阶段《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有关中美关系的1177篇报道、政府机构发布的399篇文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证明了这些报纸在“冷战”期间及之后的报道更加具有独立性，并认为这种新闻报道的独立性与美国新闻记者坚守媒介“监督”社会职能、新闻线索来源多样化及新闻记者的国家安全危机意识淡化有密切关系。

（四）从媒介视角研究国家关系与文化认同

作为移民族群，美籍华人对祖籍国的文化认同及其处境至今仍然深受国家关系波动影响（罗俊翀，2008）。中美两国之间的互信关系构建及维持不仅受到理性选择及情感心理因素的影响，而且受到文化认同因素的影响。文化认同会影响两国彼此行为关系的信号传递方式与理解方式，而文化活动也会促进两国之间的了解（陈丽颖，2017）。但整体而言，从媒介视角研究中美关系及文化认同的研究鲜有。原因有二：其一，由于“冷战”以来美国本土华人学者逐渐形成的仅关注自身学术专业发展、去政治化的研究氛围，使得这些学者不太关注此类研究。其二，就国内学者而言，虽然也有就中美关系个别事件报道为资料来探讨国家关系与身份认同的研究，如《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媒介中的中美关系研究》以霍尔（Hall）和吉登斯（Giddens）的理论为框架，通过对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和时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在第15届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发言以及会后《上海日报》和《中国日报》一系列新闻报道的批判话语分析（CDA-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阐释了全球化、民族和身份认同等概念，但基于中美国家关系发展，跨越历史不同阶段来收集华人媒介文本资料并非易事，而在其基础上进行华人文化认同的研究更是寥寥无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