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森林帝国》一书，2018年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中文简体字横排本出版。当年，中国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其繁体字竖排本，香港中华书局也出版其繁体字竖排本。《光明日报》“读书”版将《森林帝国》登上“好书榜”，评为当月中国十本好书之一。《北京日报》于2018年12月4日、《解放日报》于2018年9月15日，均以通栏标题、通版文字评介了《森林帝国》。同期，辽宁《抚顺日报》和山西《上党晚报》，也都以通栏标题、通版文字进行了报道。著名历史学家冯尔康教授以《建立森林史学开创之作—阎崇年著〈森林帝国〉评介》，详尽论析，洋洋万言，刊载于《历史教学》2018年第18期。著名历史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兼所长卜宪群教授，亦著文加以评介。其他报刊，评介文章，多有刊载，未做统计。

一本小书，何以引起广泛关注和诸多评介呢？评论者共同认为：《森林帝国》是一部原创性的重要的历史学专著。

第一，《森林帝国》是历史学、文化学、民族学、满学等领域第一次提出并阐述森林文化史学的学术专著。森林文化是指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域的族群，人与森林暨人与人在互动中所产生的文化形态，称作森林文化。此前，在国内外，有关植物学、森林学—树木栽培、植物保护、林业管理、森林防火等方面的论著屡见不鲜，但从森林史学、森林文化学的角度，阐述森林文化的定义、特点、范围、族群、历史、演变、文化、祀神、地位、影响等论著的目录，未见显示。一孔新见，一条真理，其初始认识总是不完备的。上述森林文化定义，既为著者初予界定，便不会是圆满无阙的，但有总比无好，随着时间推移，认知不断加深，逐步加以完善。

第二，《森林帝国》开创性地提出中华文明是由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等五种主要文化形态所组成的概念。在公元二十一世纪，所谓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一种文化形态所构成的一元观念，其论点的片面性、孤立性、滞后性、僵化性，并不符合中华历史演变的事实，因而是错误的。所谓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所组成的二元观念，其论点也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因而也是错误的。所谓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高原文化所组成的三元观念，其论点也是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的、不全面的。所谓中华文明是由农耕文化与草原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所组成的四元观念，其论点还是不完全符合事实、也不完全符合历史的，因而也还是不全面的。

第三，《森林帝国》在阐述中华文明五种文化形态时，是以其族群民众基本的主要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言。因为任何一种文化形态一般是一元为主、兼有多元，并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变化发展的，而不会是孤立的、单一的、凝固的。任何一种文化形态，因其经度纬度不同、历史时段不同、地理环境不同、山河处境不同、海拔高低不同、土壤降水不同、时代迁徙不同、临海远近不同、洋流寒暖不同、地区温度不同、发展水平不同、邻部文化不同等，故其文化多元也不同。例如，中原农耕文化区域，也有局部的草原、森林，自然也有畜牧、采集等文化元素；西北草原文化区域，也有局部的农耕、渔猎等文化因素；西部高原文化地域，也有不同的农耕、畜牧、采集等文化元素；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地带，如海岛和海岸亦有局部的农耕、森林、狩猎、采集等文化元素；至于东北森林文化区域，也有局部的农耕、畜牧等文化元素：近江临海地区部民也有捕猎、畜养、采集、耕作经济，平原沃土地带部民也有农耕、牧猎、采集经济。总之，作为历史学术研究，在探讨某一种文化形态时，应关注其主要、主流、主体、主业，关注其基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兼及其他。抓住一点，不及其余，以偏概全，进行诡辩，则自陷于“白马非马”的诡辩论者。但在农耕文化中，汉族帝王也有春蒐冬狩行为；在草原文化中，蒙古汗王、契丹大首领等也有狩猎行为。但这都是巡幸或游乐之举，而非其部民的主要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前者的主要生产方式是农耕，后者的主要生产方式是游牧。所谓“落叶知秋”是文学语言，如果春天因刮风、虫噬而叶落，就由之得出结论：“秋天到了！”这岂不是如同“刻舟求剑”之谈吗！历史哲学认为，任何一般，都有特殊；任何特殊，都有一般；或抓住一般而否定特殊，或抓住特殊而否定一般，都不是科学的态度，也不是科学的方法。

第四，《森林帝国》论述中华文化一体多元的观点，已逐渐被国人、世人所接受。其一体，主要指中华文明是一个具有内在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其多元，许多人理解为“五十六个民族”，这并不错，但其所指是按族群来分，而不是按文化来分。《森林帝国》一书认为：中华文明的“一体多元”，其“一体”是中华文明的整体；其“多元”是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和海洋文化。在这里，“族群”与“文化”是两个概念，虽有联系，却有区别。如同一族群的人，可以生活在农耕文化区域，也可以生活在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高原文化或海洋文化的区域之中；同样在某种文化区域里，可以有许多不同族群、不同语言的人生活。所以，“中华文明一体多元”—以中华文明为“一体”，应以农耕、草原、森林、高原、海洋五种文化为“多元”来解读。

第五，《森林帝国》一个创新之点是论述文化统合。在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二百年间，满洲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以小治大”，应是多因一果。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满洲贵族以“三祖三宗”—清太祖天命汗努尔哈赤、太宗崇德帝皇太极（含天聪时期）、世祖顺治帝福临（含摄政睿亲王多尔衮）、圣祖康熙帝玄烨、世宗雍正帝胤禛、高宗乾隆帝弘历为首的执政集团，实行“文化统合”政策。先是统合森林文化地域各族群，次是统合草原文化蒙古等各族群，次是统合关外汉人等族群，次是统合中原农耕文化汉人等族群，次是统合高原文化藏族等族群，次是统合台湾等海洋文化族群，次是统合新疆各族群等，最后实现中原和满、蒙、疆、藏、台等区域全中华文明的大一统。为此，中华不同文化各族群均做出巨大的贡献。

第六，《森林帝国》以横向大文化视野观察东北亚森林文化，以纵向历史长镜头论述三千年肃慎—满洲族系之流变。满洲历史源流，像一条江河，它是不断流动的、变化的、发展的，而不是凝固的、僵化的、停滞的。书中系统简明地、全面综合地梳理并论述了森林文化孕育族群中的满洲先民，如商周肃慎、秦汉挹娄、魏晋勿吉、隋唐靺鞨、渤海及辽金女直（女真）到明清女真—满洲，其森林文脉承续，三千年绵延不绝的历史文化机理。森林文化区域的族群，随着内在的族群的历史演变、外在的族群的文化影响，其文化形态也在不断变化，尤其在局部地区，特别是在同其他文化形态接壤地域，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均在不断变化。例如，满洲先民，早年生活在黑龙江中游地带，其森林文化特色更加鲜明，而后部分部落—或因气候变化，或因战争动乱，或因人口过多，或因其他元素，南迁到松花江、牡丹江、浑江流域地带，再迁到长白山、图们江、鸭绿江、辽左河谷丘陵地带，受汉族、朝鲜族文化的影响，农耕文化成分逐渐加浓，而后再南迁到苏子河、浑河流域地带，出现“耕牛布散于野”的现象，继而再南迁到辽河平原地带，其农耕文化成分的托克索演变为庄田，但骑射文化仍是其主线，且一脉相承。

第七，《森林帝国》在论述中华文明五种文化形态时，将“海洋文化”贯穿全书。书中认为，“海洋文化”在中华文明秦至清的两千多年皇朝史上，既不像农耕文化、草原文化、森林文化都曾建立过中央政权，也不像高原文化曾建立过南诏、吐蕃等区域性政权，而被长期忽视，成为中华文明发展中的一块文化短板。中国从秦以来没有建立过海军，即使有水军或水师，也只是在江湖中活动，如长江水师、洞庭湖水师、鄱阳湖水师等均在江湖水域活动。清自道光以来，鸦片战争发起方的英军，英法联军，甲午海战发起方的日军，八国联军以及后来侵华的日军，都是从海上打来的，但直至光绪中后期才建立海军衙门，到宣统时“其能出海任战者，止海筹、海圻等巡洋舰四艘，楚泰、楚谦、江元、江亨等炮舰十余艘而已”。这个沉痛的历史教训，应当记取，不能忘却。

第八，《森林帝国》提出的概念，有助于澄清两个认识误区：其一，认为中华文明帝国只有一种文化形态，而不承认中华文明的多元性；其二，认为文化统合就是文化征服或文化同化。五千年的历史经验证明，中华文明之博大，在于其文化多元；中华文明之绵延，在于其文化统合。中华文明五千年发展的宝贵经验在于两个字：“合”与“一”，实现中华文明多元统合，形成中华文化多元统一。当然，在强调“合”与“一”的时候，也要关注其另一面，矛盾双方，都要关注，不断协调，避免绝对。

第九，《森林帝国》论述历史文化的“合”与“分”、“一”与“多”的相互关系。纵览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史，在文化关系上，“合”与“分”、“一”与“多”，既各有其利，也各有其弊，既有经验，也有教训。中华文明的“合”与“一”，是历史的主流和主干；“分”与“多”，是历史的支流和枝叶。从秦始皇到宣统帝的两千一百三十二年间，秦、西汉、东汉、西晋、隋、唐、元、明、清都是大一统的皇朝，三国、东晋、南北朝、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曾是分治的皇朝。“合”与“一”的最大好处在于，中原地区相对安宁，多元经济有所发展，各族人口亦有增加，百姓生活相对安宁。万里长城、京杭运河、明清皇宫、三山五园等，都是在国家和合、版图一统的状态下出现的，国民免去战火罹难之苦，民众享有相对和平之乐。但是在这个时期，皇权专制强化，思想专制强化，民众的悲苦—如兴阿房宫、建秦皇陵等给民众带来深重的灾难；如皇权专制、文字之狱等，士人凌受专制思想钳制，忍受专制精神枷锁禁锢，求安求宁苟安残喘偷生，民众缺乏热情和创新精神，导致“落后挨打”的悲剧。

第十，《森林帝国》是一部历史学的学术著作，论述的时间范围从商周到清末，阐述的地理范围重在东北亚地域。本书论证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有档案、文献、考古、碑刻、文集、笔记、方志、踏查等资料，加以筛选，适当考据，去伪存真，剪枝留干。学术著作的基础是学术史料，不可以现代艺术创作的生活模型、反映古代情景的电影片段，冒充史料，加以引用，而以之为据，进行学术之讨论、商榷或论争。这不符合起码的学术规范和学术准则。历史学是一门科学，自然有自身的规范。所以，学术讨论不能以想象去推理，如“在传统稻作农业区，农忙时全村齐出动帮助一家劳作根本就是常态”。农作区域农民与农民之间互助和协作是有的，但在“龙口夺粮”的“三抢”大忙季节，“农忙时全村齐出动帮助一家劳作根本就是常态”，这显然是不了解古代农村、不了解古代农民、不了解古代农业的虚幻之笔。学术讨论应依据史料，不能依靠空想或推论！

第十一，《森林帝国》探索地球北半球古代冻土带以南、草原带以北的森林文化带，其中涉及东北亚的族群。从纵向来说，包括商周肃慎、汉魏挹娄、隋唐靺鞨、渤海、辽金女真、明清满洲等；从横向来说，包括阿尔泰语系满语族的诸族群—女真、满洲、鄂伦春、鄂温克、赫哲、锡伯及已经融合或消失的费雅喀、瓦尔喀，以及黑龙江彼岸的那乃、苦叶（兀叶）等。在这里，族群是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文化学的概念，而不是指国家的范围和概念，如北美的印第安人、北欧的爱斯基摩人等。

此外，书尾《经眼相关著作书目》本版做了补充。这样做是因为：其一，就历史学的清史而言，作为一个专业学者，据个人所知、所见，至少应当读书千种以上。本书列举其半，是为愿意研究此问题者，提供一份参考书单。其二，本人在阅读上述图书档案时，对前人和今人所做的记述与研究，既表感谢，更表敬意，列出其书及其作者，深致尊敬和诚谢。

最后，这本《森林帝国》出版五年以来，著者研读新的史料，充实新的内容，重整新的架构，考据新的史料，增加新的章节，调整新的图片，采纳新的建议，扩充新的书目，充实新的成果，阐析新的观点，总之，以《森林帝国》（增订版）的新面貌同读者见面。

是为绪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