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缘起

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永陵镇赫图阿拉村。赫图阿拉是满语的汉语音译，hetu原意是“横”，ala原意是“岗”，汉语直译作“横岗”，也译作“平顶山”。赫图阿拉在新宾城西25公里、永陵镇东4公里处，今东依黄寺河，西邻嘉哈河，南靠羊鼻子山，北为苏克素浒河（今苏子河），是一座小山城。这是“女真多山城”的一例典型。赫图阿拉的地形罕见，地貌奇特，略呈椭圆柱形，平地凸起，像一个“高桩馒头”，高10—20米，上筑城墙，高约6米。它三面环山，四面临水，凭借天险，易守难攻。据地质资料，今新宾境域有500米以上的山岭1 249座，其中今永陵地域800米以上的山岭有20座。赫图阿拉周围，峰峦叠嶂，沟深地窄，漫山遍野，森林覆盖，山连水绕，郁郁葱葱。至今森林覆盖率达80％，负氧离子在每立方厘米20 000个以上，PM2.5在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它位置优越，土壤肥沃，雨量充沛，气候较温，宜于生存。

赫图阿拉城分为内城和外城两重。内城，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建，“上自虎拦哈达南冈，移于祖居苏克素浒河、加哈河之间赫图阿喇（拉）地，筑城居之。”是努尔哈赤及其眷属、重要机构、护卫官兵等住居、理政之所。城垣为土石杂筑，横置木椽，周长约2.5公里，面积246 000平方米，约合369亩，相当于北京故宫面积的三分之一。山上只有一眼井，今人称作“汗王井”，已历600多年，至今井水离地面，经实测仅为30厘米，伸手可掬，常年充盈。在丰水期，井水几乎与井口平。外城，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建，努尔哈赤命“于城外复筑大郭”。外城呈不规则形，周长约5公里，也为土石杂筑，主要为官兵及其眷属等居住。

赫图阿拉的地理区位，西距抚顺约100公里、距沈阳约200公里，远离辽河平原，并距明朝辽东的首府辽阳，路途较远，山峦阻隔，道路崎岖，守易攻难。努尔哈赤迁居赫图阿拉后，既可隐蔽信息、暗自发展，又可进军开拓、图谋大业。赫图阿拉既成为满洲重要的军政核心，也成为森林帝国的崛起基地。

努尔哈赤以赫图阿拉为基地，以父祖“十三副遗甲”起兵，统一女真，创制满文，创建八旗，建立后金，建元天命，黄衣称朕，反叛明朝，既奠定了清朝兴起的根基，也奠定了森林帝国的基业。赫图阿拉后被清尊为“兴京”，就是清朝兴起的京城。后金天命六年，即明天启元年（1621年），努尔哈赤夺取沈阳、辽阳，进入辽河平原。同年，努尔哈赤迁都原明朝辽东首府—辽阳。后尊辽阳为东京，即清朝东部的京城。后金天命十年，即明天启五年（1625年），努尔哈赤再迁都沈阳。后尊沈阳为盛京，即清朝兴盛的京城。清顺治元年，即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摄政睿亲王多尔衮辅佐顺治帝迁都燕京（今北京）。从此，清朝定鼎北京，入主中原，夺取政权，统治全国，长达二百六十八年，成为继西汉、唐、明之后，中国历史上第四个二百年以上的统一皇朝，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上第一个由非汉族皇帝君临天下二百年以上的大一统皇朝。

这里提出了一个历史问题：清朝缘何由几十万人口、十多万军队，战胜明朝一万万人口、一百多万军队；并打败李自成、张献忠约百万农民军队；还打败南明“四王”数以十万计的军队；且巩固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之久？这个满族“以少胜多”、“以小治大”的历史现象，其原因何在？这实际上是三百多年来，很多政治家、军事家、历史学家经常关心、不断叩问的一道历史课题。这个历史叩问，因其问题的起点是在清朝发祥地赫图阿拉，所以我称作“赫图阿拉之问”；而这个问题又被政界、军界、学界不断进行历史叩问，因此我又把这道历史课题称作“历史之问”。

我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缘起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著名学者、中共北京市委主管文化的副书记王光先生，在北京社会科学院高起祥院长的陪同下，来到我家。在谈话间，王光先生对上述问题做了自己的认知、理解和表述。他说：

当年，毛泽东主席提出一个问题：满族是一个只有几十万人口的民族，军队也不过十万人，怎么会打败约有一万万人口、一百万军队的明朝呢？而且，满族人建立清朝并巩固其统治长达二百六十八年，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后来周恩来总理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请大家研究一下。周恩来总理逝世已经二十多年了，至今也未曾看到有回答这个问题的论著。您研究清史，希望您回答这道历史难题。

我当即表示，这道历史课题很重要，也应当回答；但是，我个人才疏学浅，知识和能力有限，恐怕回答不了这道难题。王光先生说：“不必着急，积累材料，慢慢思考，不设时限。”由是，王光先生把这个“赫图阿拉之问”，也就是“历史之问”，直接摆到了我的面前，成为我研究清史的一个萦绕于心、挥之不去的课题。

从此，在清史研究的过程中，我时常思考“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读书时、著述时、行路时、品茶时，甚至于夜眠蒙眬时，试图破解这道历史难题。当然，一道几何证明题，可以有多种证法；一道代数计算题，可以有多种解法—其结果是“殊途同归”。同样，研究一个重大历史问题，可以依据不同史料，通过不同方法，进行不同论证，得出相同或相似的结论。

实际上，关于“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百年来，学人在不同时期、从不同角度，尝试做出回答。试举几例如下：

“征服说”。强调满洲军事征服、民族压迫，进而认为中国被满洲灭亡了（“满化”了）。这种史观影响很大、很久、很广、很深，但这无法解释清朝为什么能够统治那么久，而没有像元朝那样不到百年就被推翻。

“汉化说”。强调满洲吸收汉文化元素（包括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进而认为满洲被汉化了。然而，直到清朝灭亡，满洲虽有汉化的元素，但汉化得很不彻底，满族作为一个民族共同体依然存在，当代满族登记人口超过一千万人。

“政策说”。强调清朝的一些具体政策，比如军事方面建立绿营、政治方面任用汉臣、经济方面摊丁入亩、文化方面开科取士等。这些都对清朝的统一和延续有其作用，但解释力还是不够的。

回答上述历史问题，需要进行历史思考。满洲先民，有史可征。从商周的肃慎，秦汉的挹娄，魏晋的勿吉，到隋唐的靺鞨，其中包括夫余、渤海等，一直活跃在中国的东北森林地域。公元十世纪后，契丹建立的辽朝和其后女真建立的金朝，先后从东北出发，占据中国的半壁江山。直到明代建州女真在东北崛起，建立后金—大清，入主中原，成为中国皇朝史上最后一个大一统的皇朝。那么，是什么神秘力量，是什么基本因素，串起了这条绵延三千年的历史文脉？

东汉（25年—220年）著名哲学家王充（27—约97）在其名著《论衡》中，讲到一个神话故事，我从中撬开了一道罅隙，得到了一丝启发。《论衡·吉验篇》记载：

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后产子，捐于猪溷中，猪以口气嘘之不死；复徙置马栏中，欲使马藉杀之，马复以口气嘘之不死。王疑以为天子，令其母收取奴畜之，名东明。令牧牛马。东明善射，王恐夺其国也，欲杀之。东明走，南至掩淲水，以弓击水，鱼鳖浮为桥。东明得渡，鱼鳖解散，追兵不得渡。因都王夫余，故北夷有夫余国焉。

这个神话故事生动而又通俗地讲道：北夷橐离国王的侍婢怀孕，后来生下一个儿子。国王不喜欢这个儿子，命丢弃到猪圈里，猪用气嘘这个孩子，孩子得以不死；又命丢弃到马厩里，想由马将其踩踏死，而马又用气嘘这个孩子，孩子又得以不死。国王怀疑这个孩子是上天之子，让其生母抚养他，取名东明，后命他牧放牛马。东明身强力壮，擅长骑射。国王怕他长大之后夺了王位，打算派人刺杀东明。东明闻讯逃走，国王派兵追杀。东明逃到掩淲水，用弓划水。这时，鱼鳖组成一座浮桥，东明得以渡过。追兵赶来时，鱼鳖游去，浮桥消散，不得径渡。后来，东明做了夫余国王，东夷才有了夫余国。

这个神话故事说明，满洲先世夫余之人，在内养猪，在外骑马，善弯射，居定所，既狩猎，又捕鱼，过着渔猎生活。

我由此得到一点启发：不妨从森林文化的视角，探索满洲—清朝发展的历史与演进，进而解答“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

于是，我带着这道“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做了长期广泛的功课，特别是进行实地踏查，在东北—走过辽宁、吉林、黑龙江，沿着乌苏里江而下到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以东至海，以及海参崴（今符拉迪沃斯托克），往北出山海关，到沈阳、吉林、长白山、小兴安岭、塔河、黑河、漠河；往西经赤塔到伊尔库茨克、贝加尔湖，直至莫斯科、圣彼得堡等；在北部，东西穿越内蒙古2 400公里区境，走过呼伦贝尔草原、科尔沁草原、锡林郭勒草原、鄂尔多斯草原、土默川平原、河套平原，以及额济纳、阿拉善，还南北穿过大碛到乌兰巴托；并考察新疆的东疆哈密、南疆喀什、西疆阿拉湖、北疆阿勒泰和喀纳斯湖地区等。行路同时读书，查阅档案、研读文献、翻阅方志、阅览笔记等。将文献记载、实地考察、考古资料、学术论述等进行综合思考。

由是，经过二十年的读书与行路，比较与研究，放开了眼界、放远了视野：在亚洲的东北部，有一片广袤的土地，川流着多条江河，分布着连绵山峦，生长着茂密森林，可谓森林莽莽，遮天蔽日，地域辽阔，江河奔流。这里，史载：“松林千里无际，皆太古时物”，“树海绿天数千里，万产愤盈，参密貂鹿，利尽表海”。这片广阔的森林地带，约处于东经120°—145°，北纬42°—62°之间。这里，居住着很多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族群，有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有独特的文化形态。从公元前十七世纪到十七世纪的三千多年间，这里的森林文化与其他文化互动，逐渐孕育、演化出清朝这个森林帝国。

与这片森林地域，隔着大兴安岭，东西相望、彼此毗连的是欧亚大草原。而那片欧亚大草原，蓝天白云，鹰隼翱翔，草原绿茵，空气清新，四无边际，苍穹如盖。可谓“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其基本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主要经济文化特征，为草原文化、游牧经济。从秦汉匈奴到元朝蒙古，这里的草原文化，曾经孕育出震撼欧亚的蒙古草原帝国。

中国东北部地域的森林与西北部地域的草原，在地域上连成一片，因而往往被不加区分、混为一体。森林文化的独特光芒，常常被掩映在草原文化的光影之下。实际上，森林文化和草原文化虽有相同之点，却各具特色，各展异彩，对比鲜明，值得研究。

中国东北地域，自商周肃慎到清朝满洲，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的诸族群、部落等，许多学者认为属于草原文化、游牧经济，在总体上属于牧区。例如：

其一，著名明史、女真史学家吴晗先生认为：

东北建州部族社会发展的过程是：初期过着游牧生活，不善于耕种。

吴晗先生认为建州女真过着游牧生活，属于草原文化、游牧经济。

其二，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冈田英弘教授在《从蒙古到大清：游牧帝国的崛起与承袭》中，论断蒙古是游牧帝国似无学术争议，但论断满洲是游牧帝国，并是蒙古游牧帝国的承续，既缺乏史实依据，又缺乏逻辑分析，上述论断，无视史实，逻辑混乱，难以成立，值得商榷。

其三，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教授在其论著中，认为古代东北地域文化，属于游牧文化。他提出牧业民族三次南下，由农区和牧区完成中国统一时论述：

中国农业区的统一是由汉族完成的，但中国历史上农业区和牧业区的统一都是由牧业民族完成的，牧业民族的三次南下为中国的统一作出了更大的贡献。第一次南下可以追溯到东汉后期，魏、晋时都未停止，以拓跋鲜卑的南下建立北魏为高潮，在统一北方的基础上由隋朝完成了消灭南朝的使命。唐的统一实际上也是以此为基础的。第二次南下从唐朝中后期开始，唐朝后期的一些藩镇就是南下的少数民族的首领，五代中的三代都是由沙陀人建立的，以后从契丹（辽）、女真（金）一直到蒙古（元）灭南宋，建立元帝国。第三次则是满族南下建立清朝，最终完成了统一中国的伟业。

这就是说，满洲南下，建立清朝，其文化形态属于游牧文化，其经济形态属于牧业经济，其区域属于牧业区。简言之，满洲与蒙古都是属于游牧文化的牧业区。

其四，《光明日报》曾以一个整版刊出段清波教授在论述“自从长城修建以来”的历史时论道：

农耕与游牧是东亚大陆两种基本的经济类型，也是中华文明的两个彼此不断交流的源泉，历经数千年相互融合、互为补充，它们汇成气象恢宏的中华文化。中华文明史中不但有以“耕”为核心的文化，也有以“牧”为核心的文化，正是两者的碰撞、交流、融合和演进，才缔造了优秀的中华文明。

这就是说，东北满洲森林文化地区同西北蒙古草原地区一样，都是以“牧”为核心的文化。

其五，清史学家戴逸先生也认为：

中国历史上新兴的北方游牧民族都有这种尚武精神，如匈奴、鲜卑、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族，所以北方诸民族能对农耕为业的汉族进行强有力的攻击，汉族人数虽众，但往往挡不住他们的攻势。

这也同样认为满族入关前属于游牧民族、草原文化。

上述学术论断，既有长亦有短—其长，是强调游牧文化的地位、作用与影响；其短，是忽视森林文化的存在、历史与价值。不仅如此，上述论点对古代中国东北地区文化特点的认知，是否符合历史事实，这是个学术问题，也是值得讨论的。中国东北广阔地域的文化形态特征，是属于草原文化，还是属于森林文化呢？

在东北亚这片森林大地上，劳作生息繁衍的族群和部民，他们的文化形态，我称其为“森林文化”。森林文化概括了东北亚的历史、文化、语言、宗教、族群、经济、社会、骑射、祀神、习俗、饮食、起居等方面的共同特征，对中国的草原文化、高原文化、海洋文化，尤其是对中原农耕文化，产生了巨大而悠久、广博而深远的历史影响。可否以森林文化为视角、为文脉、为方法论，探究并解答“赫图阿拉之问”，即“历史之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