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锻炼

投奔广东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我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在年终毕业的前夕，学校分发志愿书，叫我们填报。那时候，我很希望到边疆去服务，我填的第一志愿是到边疆，第二志愿是到当时的各师；但是结果把我分发到安徽去了。一揭晓，出于我的意料之外，也许因为我是安徽人吧。于是，我们四十余人都被硬派到安武军去见习。我们都不愿意去，就推我做代表，到北京向陆军训练总监请愿。那时训练总监是张绍曾。我到了北京，跑到训练总监部，没有见到张绍曾，部里的一个职员出来会我，我代表同学的公意，请求另行分发，但是他给我一个失望的回答：“不可以！”我们的要求被否决了，希望成了泡影。没有办法，只得带着怏怏的心情回来。我们满腔热血，想到边疆去奋斗，平时胀满了一肚皮的英雄主义，更想打出一条光明大道，但是终竟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仍然必须回到腐败的、旧式的、由倪嗣冲统率的安武军里面去，这真是最大的烦闷。从北京回来以后，我回家一次，扫了墓，很抑郁地到安武军报到。

我被分发到驻在蒙城的一个小镇的一个哨上。哨，是袭用旧式巡防营的老名称，等于现在的连。我是以一个见习官的资格来的。这里的哨官、哨长（即现在的连长、排长），都是老粗，像这样的军队，当然说不上教育和训练，不过有时叫我们为士兵上上课，或是为了防剿土匪，侦察地形，叫我们画一个图，做一个警戒配备的计划。他们觉得我们年纪都很轻，在讲堂上所讲的，都是他们闻所未闻的，我们所做的计划，又是他们见所未见的，所以对我们非常客气。

见习期间，自己看看书，野外散散步，日子也容易过去。有一个不能忘的印象，即亲眼看见旧式军队的腐败情形——们的官长，每天赌钱，打麻将，吃过饭就上牌场了，把桌子一拖，哨官、哨长坐下来，就好像上课，恬不为怪地赌博。我们当然不愿同流合污，有时站在他们后面“观战”，也不好表示什么不满的态度。至于哨官的野蛮，那更是无法形容，有时将头目、哨兵拖到地下，一阵军棍乱打，打得头破血流。我亲眼看见一个头目被打得屁股上、大腿上一块肉一块肉地飞，那种狂叫、惨痛的呼声，使人心惊胆战。也不知为的什么事，其实也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理由。不但一边恶打，还一边痛骂，连祖宗八代都骂出来。叫人打，打不够，就自己拿军棍来打，有时把军棍都打断了。有时气忿上来，手里拿着大刀挥舞，硬像就要杀人的样子。像这一类的凶横、野蛮、粗暴，我们新从学校出来的青年，真是想也想不到。我们在保定军校里，为着一个同学挨了四十板军棍，就闹出一场天翻地覆的风潮，哪里知道，打屁股，挨军棍，在安武军中，简直是家常便饭。当然，这一种落伍的军队，是注定了被淘汰的命运。我从前听见有人讲过巡防营、绿营的腐败情形，说是把“马搭子”——北方一种睡似的卧具——向操场一端，官长就躺在上面看操。我虽没有到这一类怪现象，然而我在这里——安武军——却看到了的怪现象。

在这一个腐败的军队里混了两三个月，忽然督军团造反了。这是一九一七年的事。督军团为什么造反呢？经过情形大概是这样：一九一六年六月，袁世凯帝制失败，羞愤而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以段祺瑞为内阁总理。次年，段主张对德国宣战，黎不赞成；五月七日段祺瑞提出宣战案于国会，两院都不赞成，他的左右嗾使督军张勋等请黎总统解散国会，黎乃下令免段职，督军团大哗，纷纷独立，推举张勋率兵北上，直逼京师。这位倪嗣冲，自然是督军团要角之一，当然也统率了他的腐败的烂队伍北上，还誓师哩！这时候，我的不安与苦闷交相逼迫而来。本来预备见习六个月期满，另外去找一条正当的出路，哪里想到，还没有期满，就遇着所谓督军团造反，我慎重地考虑了第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我们的军队是要加入“造反”的集团了，我应该怎么样？而且听说我们这一营也就要开差了。为着这一个问题，我有多少天陷于一种寝食难安的心境。考虑的结果，可以说构成了我一生中最大关键之一。这时，我把应该考虑的问题写下来，分析、判断、下结论——这是我向来处理问题一贯作风。跟着军队北上打仗吗？打什么仗？原来是“造反”。我愿意造反吗？愿意附逆吗？良心回答我：“当然不愿。”不愿意造反，不愿意附逆，就是不愿意打，然而跟着军队北上，不打，成吗？事实回答我：“当然不成。”最后的结论只有一个字：走！我决心走，决心离开这腐败的烂队伍。明明知道走了以后，也是前途茫茫，但如果跟着他们一齐“造反”，将会把整个生命毁掉。我请了几天假，到了蚌埠，马上坐火车到上海，就写信给军队，说不能再回营。以后听见一个同学说：北京陆军部还有命令通缉我哩！我下这个决心，从今天看起来似乎是很平常，但在那个时候，确是一个很大的决心，并且是一个很大的关键。假使我不离开安武军，我一定被拖下水，当然不会到广东了。我所知道的：当时的四五十个同学中，只有我一人脱离了险恶的环境毅然地出走，而那些被拖下水的同学，一个个不是牺牲，就是淹没在腐败与不义的命运中了，真是可惜。由此可见，一个人的决心，尤其是一个应付非常事变的决心，是何等的重要！

督军团造反的结果，却引起了张勋的一幕滑稽魔术——拥宣统复辟。经过段祺瑞的有名的“马厂誓师”，把这一幕魔术消灭了。国人以复辟之祸，系由解散国会而起，纷纷请求恢复国会，而段不以为然，主张重新召集临时参议院。头一个通电反对的，就是孙总理。云南、贵州、广东、广西四省，也先后宣告自主。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孙总理同海军总长程璧光和国会议员率海军赴粤，树起护法运动的大纛。八月二十五日，国会议员开非常会议，议决组织军政府，并举孙总理为大元帅。

我这时已到上海，听到了孙总理率领海军南下护法的消息，就决心到广东去，参加革命的护法运动。

到广州后，见到广东的保定同学渐渐多了，大家联合起来推代表去谒见大元帅。接见我们的是一位参军。他向我们说：将先预备一个地方让我们住，以后陆续录用。于是我们就住在旅馆里等候，但是一等再等，都没有消息，吃饭也成问题，工作更谈不到。这时，因为有一个同学的介绍，我预备到云南讲武堂去工作，听说他们那里很欢迎保定学生。突然，又遇着征闽军事发生。福建督军李厚基，是督军团的中坚分子，孙总理在广东倡导护法，当然首先要解决他。在征闽的部队中，有滇军第四师第八旅，旅长是江西人伍毓瑞。我有几位保定同学，都是江西人，其中一位同学张善群劝我：“何必去云南，不如到福建打仗去。”因此，我取消了云南之行，同这几位江西同学，一同参加征闽的战役。

我干什么呢？在旅部挂了一个上尉差遣的名义，是一种额外人员。那个时候，我很表现了一点能力。记得有一次奉命运输子弹，由几百个挑夫挑，走旱路。我在当时，可以说是没有一点运输事务的经验，但长官派到了我，我就布置调度。自己穿一双草鞋，前头走到后头，后头走到前头，鼓励他们，招呼他们，勉慰他们。几百个挑夫，帖帖服服地到达目的地，没有逃跑一个人，没有遗失一箱子弹，总算把一个困难的任务完成了。为此，长官曾嘉奖我的能干。

当差遣没有多少固定工作，但我不甘清闲，就想起不如把旅部的勤务兵集合拢来，施以训练。最初召集三两个勤务兵，后来渐渐加到五六人，更渐渐加到四五十人。这些勤务兵，对上课、上操都很感兴趣，自动愿意参加。他们受了训练后，不但知礼节，而且精神好。这在我也不过是一种兴趣，并没有其他想法。但是我们的旅长，看见我练兵有办法，就下令再凑合六七十人，编成一个旅司令部警卫队，派我当队长。这样，我就脱离上尉差遣的名义了。今天回想起来，我忝为一名军人，且曾统率大军，参加过大时代的抗日战争，这是从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做起的呢？可以说，是从三个勤务兵练起的。

多次遇险

我任警卫队长不久，发生了一次事件。有一营军队是别人的，从旁的地方一路转徙到了汕头，我们的旅长想把它收编过来。事先曾派了一些人去接洽，又因为这一营军队的营长是安徽人，也曾经叫我从中斡旋。然而他们这般人，都是在外面烂场合里混惯了的“老油子”，对于我们旅长的意思，表面上像是接受了，曾经表示愿意改编，实际上，因为那般士兵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营长、连长并不能完全控制。也许营长、连长愿意改编，但是，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办法把这个意志贯彻到他们的部下。一天，我们的旅长以为是事先谈判好了的，就召集那一营军队在一个大空场里训话，实行收编。我带着一班士兵随旅长到那空场里。也许由于我们这位旅长不大善于言辞，他开头说的几句话，大概是：“过去的事（指饷项）我不负责，从今天起，即从改编之日起，我一定负责。”他这几句话的语气，似乎是强调“不负责”，以致引起了绝大的误会。这时就有几个老班长站出来说话：“旅长改编我们，我们大家的欠饷，刚才旅长说不管。我们各连要举出代表来，要求发欠饷。旅长不管，谁管？旅长不发，谁发？”这样一个带有几分煽动性的质问，使全营的兵鼓噪起来了：“好！不发饷……”一种尖锐的愤怒的呼叫咆哮起来，我看见情形不对，立刻紧急处置，叫卫队赶快保护旅长离开。就在这一瞬间，乱兵就放起枪来。我回头一把抓住那营长，被他一掌推倒在地下——事后才知道，他是好意，怕我站着受伤——他也就卧一阵连珠似的枪声，足足打了十分钟左右。我伏在地下，四周落满了子弹，泥土打起很高，到处都是弹痕，可是我的身上没有中着一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几百支枪，在几十步内连续放了十分钟左右，我没有受伤。

这次事件以后不久，战事发动了，还是继续攻打福建。我们的阵地已移到离汕头不过几十里的黄冈，正进行激烈的战斗。傍晚时分，敌人从我们的左翼来威胁我们，像是用的迂回包围的战术。那时旅长觉得左翼非常重要而空虚，叫我带警卫队（等于一个连）掩护左翼作战。我带兵连夜出发，走了二三十里，到达我们的左翼，占领了一座小山头。这时敌人也已到达我们的左翼，占领山下的一个村庄。幸而我们先赶到了，占领山头。假使迟到一点，敌人就会把这山头占据，对我们是非常不利的。双方战斗到天亮，敌人没有退。本来占领了这座山头，只要抵住敌人，也就可以达成任务，但我一想，天亮了，敌人仍是不退，我实在不能忍耐，我们不进攻，敌人是不会退的。我就发了一个冲锋号，自己领着兵从山头冲下来，经过一道田冲，到达那村庄外面的一个菜园。敌人占着菜园的三面，我们只占着一面，敌人顽强地抵抗，我的左右死的死，伤的伤，我遍身是血，都是从旁人溅到我身上的。幸而我们的友军看见我们冲锋以后敌人还没有退，派来了援兵，才会我们同奋勇地把敌人打退。敌军伤亡殆尽，只有少数奔窜去了。这一战斗，把全线支持下来。回到旅部，旅长见我一身是血，大为嘉奖，大家都称赞我的勇敢。我带的这一支队伍，多半是江西人，只有我是安徽人，大家都看不出我是这样一个勇敢的“书生”。

不久，警卫队改编为第一支队第二营第七连，我当连长。中间经过很多战事，这一连打仗是有办法的，它老是站在最前线勇猛地战斗。就在前线打仗时，我升了营长。由于我们原来的营长胆子很小，精神欠振作，旅长便把他掉换，为奖励有功而升我当营长。其他五、六两连连长，年纪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他们有点自恃，对我的升任表示不服。当宣布我升营长而举行布达的仪式时，这两位负气不到场。但是久而久之，他们就真心地佩服我了。因为每次打激烈的仗总是我这一连兵，我的带兵方法与作战精神，使他们觉得确有值得佩服的地方。

我带兵，无论到什么地方，决不带行军床，只是随身一件雨衣，等到兵士都睡下了，然后躺在兵士们的空当里。在作战时总是站在第一线前面。无论行军、宿营，一概以身作则，以身率先。无论到什么地方，先把兵安顿好，勤务布置好，然后自己才休息。吃饭当然更是同在一起，兵士吃什么我吃什么。我又注重精神教育，常对士兵作精神讲话，鼓励他们，并且经常关切士兵日常生活和纪律情形，所以这一营兵带得很好。

我还记得有一次也几乎送掉我的性命。一天，我在一座山头上，山下有一条小河，河那边就是敌人。我想侦察敌情，正从山坡这边拿着望远镜瞭望，猛不防隔河的敌人发现了我，向我瞄准，枪弹就连续地打过来，有一颗子弹擦耳而过，穿过站在我后面的一个卫士和一个传令兵：一个从脑穿入，迸出脑浆而死，一个从嘴边穿入，打落了牙齿，我侥幸未被打中。经历这些危险，都是使我生平保持着战斗精神的一种锻炼。

在征闽战事结束之后，得到一个较长时期的休息。陈炯明驻在漳州，我们的军队改为援赣第四军了。我这一营人，曾先后驻诏安、梅县、潮州等地。那时候的军队情形很困难，不发饷；只发伙食和津贴，如连长每月二十四元，营长三十元，兵士是四元两角毫洋。有些官长是带着家眷的，吃饭没有钱买菜，常把橘子皮晒干，泡在盐水里，就算是一样下饭的菜。以后官兵伙食费也发生困难，因而一般官兵情绪非常低落。正在这个时候，广州的情形传到我们军队里来了。是什么情形呢？这就是当时所谓“桂系”在广州专权的情形。孙总理以护法号令西南以后，桂系陆荣廷、莫荣新两人不受约束，遇事掣肘，莫荣新更是毫无忌惮。他们联合政学系，倡议改组军政府。孙总理愤桂系的凶横，向非常国会辞去了大元帅的职务，离粤赴沪。这个时候，莫荣新是广东督军，想乘机解决在粤的其他各军。我们这原来是滇军而后来升编为援赣军的一军人，当然也是桂系亟待解决的一个目标。我们其时驻在潮州，一天，桂系刘志陆部忽然戒严，夜间从四面把我们包围，激烈地射击，我也险遭毒手。他们有计划，有准备，有布置；我们无计划，无准备，无布置，一军人遂被完全缴械，官长们都被迫上船，到了上海。

宣汉事变

潮州缴械，从汕头回到上海以后，我还是打听广东的情形，还希望到广东去。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四川朋友罗天骨约我到四川第五师工作。那时四川一共有八个师，就中吕汉群（超）的第五师，是一支向来与孙总理与革命有关系的军队。郭孔彰曾在这个师当连长，不幸阵亡，我因此也想到四川看看，借此可以吊唁故人的丘陇。第五师的师部在绵阳，我到了以后，被委为少校参谋。这时正是吕汉群联合驻川滇军发动倒熊（克武）运动的开始，不久就打起来了。最初由于滇军的力量，把熊军赶出了成都；当然，滇军就请吕汉群到成都，由唐继尧任川滇黔联军总司令，吕汉群被任为副总司令。我随着这位副总司令也到了成都，调为副官处第一科（总务科）科长。但是到成都没有多久，由于刘湘等军的反攻，滇军不能支持，吕部又远在川北，只好退出成都，以后又逐步逐步地退，从成都退到简阳，从简阳退到泸州，从泸州一路沿江退到重庆。刘湘等的川军跟着追，我们也就跟着退，这样地兜了一个大圈子。我是人地生疏，吃尽了“兵荒马乱”的苦头。到了重庆，吕汉群想带着他的残部下川东，到酉、秀、黔、彭一带去求生存，但他的部下，许多都不愿意去，我也感觉这样地跟着走，走不出什么道理。便向吕汉群提出：“我可以回去吧？”得到了他的允许，也谅解我这一点：跟着部队没有什么作用，是一个赘疣。于是我回到故乡，住了一些时候，又到了上海。我的意思，还是想回到广东去。

这时，吕汉群也到了上海。原因是他的残部在下川东的途中，许多官兵不愿意到那些偏远荒瘠的地带去，吕汉群就将他的残部交给副官长林光斗带着，自己到上海来了。我们在上海遇见了之后，他说林光斗已率部队到了宣汉，要我回川去看看，因此我就再度入川。

这时，川军第五师残部就在师长余蕴兰节制之下，改编为川军第三独立旅，旅长林光斗，我被任为旅部参谋长。我觉得军队光是关在夔门里，大家自己内讧，太没有意思，我主张：川军出川，将来可以会师武汉，完成中国革命的伟业。但这是我所唱的高调。那时四川的空气，俨然是一个合纵连横的战国局面。不久，陈树藩因为在陕西失败，退到四川的宣汉。林光斗是陈树藩的旧部，相处得很好。陈树藩虽退到宣汉，但仍准备回陕，打退北军。我主张我们的军队同他一起赴陕，虽不是会师武汉，也是北伐的一个准备动作。于是我们喊出了一个“援陕”的口号。林旅长就派我到重庆同当时主持四川军政的刘甫澄（湘）接洽。但是在我们部队内部，如团长吕镇华，却不愿意采取这个行动。他们认为，假使我们部队出去援陕，即等于林光斗把军队拍卖，为陈树藩牺牲。同时，所谓川军保定系三大将领“邓、田、刘”——邓锡侯、田颂尧、刘季昭，都是保定同学刘有一师人，驻在通、南、巴，而原任第五师姓彭的旅长也由上海回到了宣汉。这说明什么呢？这就是当时一般军人“拖队伍”的情形。姓彭的由上海回来，想把这一旅再拖走，他正在与刘季昭接洽。这是一个关键。我一到重庆，刘季昭就派代表来和我谈判，拿出一个协约的条件，要我们的军队同他们联合起来，共同一致地行动。我当时是赞成的，为什么赞成呢？因为我看透了部队的内情和心理，是不甘于受余蕴兰节制的，我们必须找一个外援，以谋自己的解放。其次，我保持着相当热烈的同学观念，认为邓、田、刘三人都是保定军校同学，林光斗是陆小出身，后来进速成学堂，算是四校同学；如果能够把“邓、田、刘、林”联成一气，也就是保定同学在四川的大团结，共同奋斗，将来是大有作用的。由于有这两个想法，我从重庆打电报给林旅长，主张与刘季昭联合。林本人是不易有果断的，开初还有这种意思，以后又不赞成，说了一些“我们力量小，不配和他们平等联合”一类客气话，拒绝了刘季昭的建议。这一拒绝，使我感到很大的失望。就在这个时候，那姓彭的与刘季昭密议妥当，由刘派彭带一团人到宣汉，暗地勾通吕镇华，里应外合，实行火并。

一九二一年春，我住在宣汉的川军第三独立旅司令部—一座民房，进去是一个院子，楼上五间，我住在最里面的一间。有一天，肚子有点泻，不大舒适。半晚，吃了一点稀饭，靠在一张帆布椅上，穿一件夹袍，拖着睡鞋。内弟洪君器进来了，还不到五分钟，忽然听着门外连续的枪声。我恐怕是匪，君器说：“不一定，也许兵变？”我就换穿布鞋。窗子靠近城墙，君器就扶着我，迅速地从窗户一下跳出，落在城墙上面，躲在墙垛缝里。看见有一连人模样，打着马灯，在城脚下疾走。我想喊，打算向他们问话。君器说：“慢着！把情形弄清楚再说。”同时，我又想到炮兵连连长是与林旅长有关系的人，如果是兵变的话，我应该劝他指挥镇乱，又经君器劝阻。现在回想：假如我去向那打马灯的一连人问话，就好比“飞蛾扑火”，因为这一连人正是叛兵；又假如我去劝炮兵连长，那就更糟，因为首先被缴械的，就是炮兵连。君器和我商量，老站在城墙上不是办法。那一头有一个邮政局，局长和我们向来熟识，何妨到那里去。我两人幽幽地循着城墙向邮政局方向走。一个哨兵问：“什么人？”君器随声答道：“陕军司令部的。”当时陕军司令就是陈树藩，他已率部回陕去了。哨兵不认识我们，让我们通过了。到了邮政局，局长是范众渠，才由他的口里，说出这一叛变的真相：“不仅是兵变，而且是官变。”大概吕镇华他们已派人向各方打了招呼，我们不能老躲在邮政局里。由范众渠先生到陕军司令部打了一个招呼，林黄胄参谋（保定同学）随即来接我们去到陕军司令部。我们刚到一会儿，叛兵团长吕镇华带着卫兵，背着驳壳枪，来会陕军司令部的留守官长，实际上就是来找我的。因为在各处寻找不着，才来到这里。如果被他找到，我也就完了！我看见送进来一张名片：“吕镇华”，心里怔了一下，我的勇气使我要见他，问他为什么干这件事？这个时候已听到林旅长在寓所被叛兵打死的噩耗，我要质问他：“为什么打死林光斗？为什么下这种毒辣手段？”但为陕军司令部几位官长劝止住，不叫我出面，把我们送到后楼一间房子隐避起来，把吕镇华对付过去了。住了几天，外面搜索我更急，陕军司令部的人胆子小，这里又有一个关键，他们把我们两人送到一个庙里，这里好像是他们的卫生队。送到这里，他们还是不放心。外面的风声越紧，他们越害怕，劝我道：“你还是出来同他们谈谈，公开同他们谈谈吧，没有什么要紧的！”这时我忽然警觉起来，我丝毫没有保障，不能露面，要求他们保护我到底。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当吕镇华到他们司令部找我的时候，我愿意出来，他们不愿意我出来；现在我不愿意出来，他们又要我出来。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个露骨的世态人情。当时经我说明出来的危险以后，跟着想出了一个妙法：化装成伤兵，同原有的伤兵一道溜出去。因为这时正有一班伤兵回陕，就由医官把我和君器两人头上用白布一包，穿着伤兵的衣服，拿着一根小竹竿，从从容容、一步一步地混出了宣汉城。守城门的看是伤兵，没有盘查，我们就这样过了关。

我因林旅长的关系，认识了他的一位朋友蓝懋昭，这时蓝正做四川万源县县长。我从宣汉城化装成伤兵逃了出来，到了万源县，就向县政府走。本想把头上包的白布取下，接着转念头：“何妨与蓝懋昭开开玩笑。”一直走到他住的房间，大声叫：“懋昭！懋昭！”屋后出来一人，说：“县长走了！”忽然看见我是个伤兵，厉声地问：“你是什么人？”我答道：“我是陕军司令部的。”那人便不再问我。假使当时有人认识我就糟了。而且幸而我离开宣汉还早，如果再迟两天，就走不了了，因为余蕴兰的军队，打败了吕镇华，吕镇华撤军，路就不通了。

出了川境，到了陕西，住在与陈树藩有关系的一处人家。过几天，陈树藩的军队失败，前方不利，我住的一家，表示不欢迎我们的态度。这时，蓝懋昭等也来到这里，我们商量，决定再从川陕边境走到夔府再说。我们步行了许多天，一路上受尽千辛万苦，好容易抵达夔门。我在路上就下了决心：只等一到夔府，就看轮船上水下水，上水到重庆，下水到宜昌。那时想到重庆的成分还多些，满想把这些事向渝方说明，替林光斗伸冤，希望一到夔门就有上水船，到重庆去。但是到了夔门，上下水船都有，两只船静静地摆在江中。这时，我的一颗心就像江波一般的动荡：搭哪一只船呢？上水？下水？到宜昌？到重庆？忽然转一个念头：我为什么要到重庆？四川的情形这样复杂，我为什么自讨麻烦？这样，我们终于搭了下水船到宜昌，再由宜昌到汉口。记得我和君器到夔门时，全身只剩一套褂裤，污泥破烂，简直像叫花子。上了大轮，大热天，短衣裤，蹲在轮船屁股后面。到了汉口，找不着旅馆住，因为我们是没有行李的穷客。最后才找到一家小客栈，告诉了老板：“千万放心，不会骗账的。”于是写信给在北京的罗天骨，寄来二百元做衣服。这才带着极端的疲乏，回到了巢县故乡。

十年以后，我在南京看见余蕴兰的旧部一位姓游的，我问他：“假使当年在宣汉事变后，我到重庆，是不是会完了？”他笑着说：“恐怕是不用说了吧？”说实在的，我当时心地非常纯洁，根本摸不清川军的一切勾结和阴谋，自己差一点平白地牺牲在里面。在这一次事变中，历经了几道险关，终于被我侥幸地安全地度过了。

我现在想起宣汉之变，还有点不寒而栗，这是我生平所经历的一次大险，我永远不会忘记。二十年以后，那位在当时容留我而且殷勤照护我的邮政局长范众渠先生，又与我在战时的重庆重晤了。夜雨巴山，回首当年，涌起了我无穷的感慨。我特地制了一件小纪念品，在上面刻了一段小文送给他，以志我内心的铭感。原文如次：

赠范众渠先生记

民国十年春，余任川军第三独立旅参谋长，驻宣汉司令部内。旅辖吕团，阴谋叛变。是晚，余病卧，忽闻营门内枪声，初疑匪，继恐兵变。内弟洪君器，急扶余跃窗，坠城头，见城下兵影，提马灯疾走。余拟呼止，君器阻之。余料旅长林光斗在寓，无法联系，将何往？君器主循城头至邮局暂避，而哨兵密布，厉声问：“何人？”君器立答：“陕军司令部职员耳！”乃得趋至。局长范众渠先生，见余等来，惊且喜，殷勤照护，并向陕军留守处通款，蒙派参谋林黄胄同学迎藏余等于部内。叛兵大索城厢，斯时，闻林已被害矣！其后余虽历经数险，而仍得安然离川，实以避入邮局为脱险第一关键。微范先生，余其殆矣！二十年后，重晤范先生于陪都，特镌数语，敬志铭感。

选课于上海大学

从宣汉脱险后，回到家里，休养了两三个月，接到伍肖岩从上海的来信，约我同到福建去，我就离开了家，经上海转福建。那时候，许崇智、黄大伟都在福建带兵，而且彼此摩擦。到了福建，伍并没有被发表为原定的师长。我在福州住了一些时候，又回到上海。

回到上海做什么呢？决心读书。就到上海大学报名，选修一些课程，主要是学俄文。教这门课程的就是有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我曾找瞿秋白谈了一次话。一方面，又在文生氏高等英语学校补习英文。我为什么同时学俄文、英文？这是因为我的兴趣已经转变了。以前想到德国去留学，所以尽力学德文；现在对苏联的兴趣比较高，也想环游欧美，所以改学俄文，补习英文。这时，我真是很忙，一天到晚，看书，查字典，坐电车，上课。可是惭愧得很，英文还读得很好，上海有几家外国电影院，全是英文字幕，没有中文的说明，我看英文字幕，懂到十之七八，但是学俄文，却越学越觉困难。我仍是不畏困难地去学，是为了想到俄国去。我为什么想到俄国去呢？这就要谈到我当时的思想情况了。

最初，我是受了《饮冰室文集》的影响，以后读到许多新的出版物，给我以较大影响的是《新青年》《新潮》《向导》这一类的杂志，觉得这些东西很合我的胃口。“五四”前后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民主与科学运动”，对于我的思想起了决定性作用。虽然在南湖、保定的求学时期，偏重读科学与军事方面的书刊，个人英雄思想非常浓厚，但出校以后，我的思想渐渐起了一种变化，就是“左倾”，就是前进。在第一次出川后，我的思想就很激进了。在北京时，有一位朋友特意介绍我到上海去见陈独秀，曾和他谈了一次话。那时的“上大”是染着“红色”的，校长是于右任。有一次，“上大”开纪念苏联十月革命的会，我听到于右任的讲演，瞿秋白的讲演，都是推崇社会主义苏联的话，更使我心向往之。

我在“上大”并没有读到毕业，可是以后到了南京，“上大”的同学组织同学会，推我做监察长，我曾一再辞谢。教育部还补发了一纸大学毕业文凭，真是有点“却之不恭，受之有愧”了。

那个时期的生活情景也有趣得很。我和我的夫人带一个孩子（一真），赁居法租界的一个楼面，每月房租是十六元。把这一间小房子用布幔隔成两间：一间卧室，一间书房兼客厅。夫人弄饭，洗衣；我读书，翻字典。连学费、电车费都在内，大概一个月要花五十元左右。这样拮据地又过了一段赋闲的生活。

初试教学

在这一个时期，我曾第二次入闽。那时王懋功在福建当师长，陆福廷在他部下当团长。我前次到福建时，陆福廷要我帮助，我不愿意就事，仍然返沪。临别的时候，我对陆说：“现在虽是分别了，但是，只要你们出师广东，讨伐叛变的陈炯明，什么时候出发，我什么时候随着你们去。”后来他们出师去打广东，陆便要我“践约”。我接信后，若照当时的情形，也未始不可以推诿，不过我不可失信于朋友，于是又到了福建，没有担任什么名义，只在部队里做客卿，跟着他们从福建一路走到广东。

这里要说明一点当时的经过，帮助了解我为什么两次入福建。一九二二年，孙总理在戡定两粤后进行北伐，而陈炯明却在广州暗中与直系勾结。孙总理在这年五月六日，亲自誓师于韶关，下令攻赣。北伐军正在轰轰烈烈地迭克名城，陈炯明竟于六月十六日称兵倡乱，围攻总统府，孙总理以大无畏的精神，登永丰舰和叛逆相持到八月九日，才离粤赴沪。北伐军也回师讨贼，与叛军激战于北江，不利，许崇智、黄大伟退到闽边，李烈钧退到湘南。十月间，许崇智、黄大伟入福州。总理乃命许崇智、黄大伟指挥东路讨贼，进兵潮汕；又命在桂的滇军朱培德、杨希闵及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部取道梧州，规复西江；直到一九二三年一月，才把陈炯明打退。陈逃到惠州去了。我第一次入闽，是正在许崇智、黄大伟进入福州的时候；第二次入闽，是随着他们会师广东，讨伐陈炯明的时候。

我为了“践约”，不能不离开上海，中断了读书计划。回到广州时，伍肖岩正任桂军总司令刘震寰的参谋长。不久，伍改任桂军第四师师长，要我当参谋长。不过他这个师长，有名无实，根本就没有兵。我起初曾被任为桂军总司令的参谋，这个总司令部也是乱糟糟的。我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又离开广州而回到上海，还想继续读书。正在这个时候，我的祖父去世，等到回家办完丧事重回上海，伍肖岩又来信邀我了。这次是邀我到广东去帮桂军办军官学校。我办完了祖父的丧事，经济已有困难，再在上海读书，实在不易支持，既然有这样一个机会，还是到广东去吧。

到了广东，帮助成立了建国桂军军官学校。刘震寰当校长，伍肖岩当副校长，我当大队长。校址在虎门。这个学校的干部、学员，都是从桂军部队里调来的，都是广西人，有学校出身的，有行伍出身的。办学，我感觉有兴趣，但是生活很清苦，根本就无所谓饷。我一天到晚，名义做大队长，实际上负了一切训练教育的责任。

这个学校，一九二四年的夏天由虎门搬到广州。本来，在同年春天，黄埔军校创办的时候，因一般教官都是保定同学，他们要我参加“黄埔”的工作，但我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第一，我应伍肖岩约到广东，帮他办桂军学校，我若离开桂军军校，对不起伍；第二，廖仲恺先生当时是国民党的各军校——那除黄埔军校、桂军军校外，另外还有滇军干部学校和一个陆军部（部长程潜）办的军官学校（此校以后归并入“黄埔”）—的党代表，廖先生同我讲，桂军军校总要有一个人负责，叫我不必到“黄埔”；第三，加伦是苏联总顾问，我们桂军军校也有一位俄籍顾问糜娜（女），和我在学校工作上合作很好，她也希望我不要离开。这时候，“黄埔”的校长就是蒋介石，王懋功好像是当管理处处长，陆福廷当教官。蒋也知道我的名字，知道我在桂军军校，也很想要我到“黄埔”工作，发表我一个黄埔军事研究委员会委员的名义。这是我同“黄埔”第一次发生关系。召开训练会议，我也常常参加。一直到这年的十二月，办完了桂军军校的学生毕业事宜，一方面，我看到了桂军方面的情形太坏，绝没有什么作为；另一方面，因为东征——肃陈炯明余孽的军事行动——开始，蒋成立“黄埔”第三期入生总队，王懋功负总队长名义，随蒋出发，叫我做上校总队附，代理总队长职务，维持后方。我欣然奉命，于是脱离了桂军军校，正式参加了“黄埔”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