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流浪
吕德盛号学徒
吕德盛号是一家商店，在丰乐河镇上。丰乐河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它离我的家乡有九十里远，隔着巢湖，是安徽合肥县的一个市镇。这一个市镇，以“毛行”为交易的重心，是鸡鸭鹅毛的出产地，通常是有人坐庄采购，经过三河（三河是一个市镇，是一个较大的米市场，离丰乐河十五里），出巢湖，下芜湖，运销出去。
吕德盛号是一家卖布匹、糕饼、油盐、桐油、纸张、香烛、碗盏及其他杂货的百货商店。丰乐河镇只有临河堤上的一条直街。吕德盛号是丰乐河镇上数一数二的大铺子。吕老板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很勤谨，很守本分；弟兄三人，他是老大，名叫吕为才。
有一年，吕德盛号新收了一个学徒。这学徒便是我。我为什么忽然又去当学徒呢？经过的实情是这样的：
在考不取秀才以后，就想进学堂，但是家境太困难，决不能供给我的学费，既然进不起学堂，又想继续去考科举。我自己当时还相信：以我的聪明，迟早总会取得功名的。不料科举又停了，于是这一个希望宣告断绝。我的念头又转过来，既然无力进文学堂，如果有武学堂，何妨去考考。那时有一个远房亲戚在扬州十二圩当哨官，听说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我就到十二圩去投奔那亲戚。等了好久，随营学堂并没有开办，冤枉跑一趟，只得又挑着一个“失望”的担子回家。
进吕德盛号当学徒，就是在这次郁郁回家之后。这是一个没有办法中的办法。我的母亲的干女儿，是吕老板的老婆。父亲与吕老板也熟识，便把我介绍进去了。
吕老板知道我是读书人，仪表、态度、举止，与一般学徒截然不同，所以不把我当做普通学徒看待。大约服务了三个多月，我学会了打算盘，他就叫我写账，算账。但是普通学徒应做的工作，我还是去做，像早起洒扫，收拾铺房，抹布架子，清理糕饼，洗茶杯，泡茶，客来敬茶，照应顾客，等等，还有老板盖新房子，我有时去做小工，也掏过阴沟。凡是我可以做的事，不待老板的督率，常常自动地去做，一点不躲懒，虽不知道什么叫做服务精神，工作却是相当勤快的。只有一件事我未做过，就是没有替老板、管事的铺床、倒便壶，这是他们特别给的面子。
店里的生活方式，现在想起来极有趣味。第一是吃饭。平常吃饭，只是一两碗青菜，每逢初一、十五才有肉吃，我们叫做“吃荤”。盛一碗满满的饭，夹些菜，端着碗，就站在柜台上吃，吃得很香。遇着买东西的人来了，马上放下碗和筷子去招呼生意，生意第一，吃饭第二。
第二是睡觉。吕德盛号是两层楼的房子，我们都睡在楼上一间宽大的房子里面，排列着许多床铺，又堆积着许多货物。也有一个时期睡在楼下柜台里，地板上。夜晚把被褥打开，铺在地板上，清早又把铺盖卷起，搬出来。睡得迟，起得早，不过并没有睡眠不足的感觉。
我在这一个“宝号”中，除做日常工作外，唯一的安慰就是看书。最喜欢看《纲鉴》，其他书籍，只要能到手就看，我有手不释卷的精神。我不甘心就这样做一个生意买卖人。初入店的时候，在一个新环境的刺激下还不觉什么，不久以后，我的内心渐渐感觉苦痛起来了，好像自己受了委屈：难道这个样子就是出路吗？难道做一辈子生意不成吗？
一面工作，一面考虑自己的前途。对于求学的事，梦寐也不能忘。当时丰乐河镇上是没有报纸看的，每逢得着从外埠包货来的旧报纸，不管一张半张，不管怎样破烂，不管何年何月，我总是把它留下，里里面面看过。有一次，忽然看到从芜湖包货来的一张报纸，是上海的《申报》，上面登着“安徽陆军小学招生”的消息，我的心，雀跃般地喜欢极了。我想，可以去投考了，这一个机会再不能放弃了。同时，我知道有一个瓜葛亲在安庆省城测绘学堂当学生区队长，并且知道他放暑假回来了，我就找到了他，他答应在快要招考的时候通知我，并且在省里帮忙。我下了最大的决心来找自己的出路。
一个很好的做生意的生活，凭空地忽然放弃，这在一般人的眼里是有点奇怪，我的父亲也不赞成我这一着。同情我的、了解我的、赞助我的，只有我的母亲。她关心她儿子的生活，更关心她儿子的前途。学生意，是无办法中的一个办法，但这却不是她儿子的出路；如今既有了这样一个很好的机会，儿子见到了，怎好轻易放过。她不知费了多少心力，东拼西凑，替她的儿子凑了二十四元做盘费，到安庆省城去投考。这是毕生难忘的二十四元，这不是钱，是母爱，伟大的光辉的慈母之爱。
流浪十二圩
扬州十二圩，我先后去了两次，度着流浪生活。
在我考不取秀才又无力进文学堂之后，听说十二圩那里要办一个随营学堂，我带着一点希望去投奔一个远房亲戚。这亲戚姓洪，是我祖母家的远房，我应喊他做表叔。他带着舢板船，当一名哨官，是保护盐务的武力。我初到他那里，因为是来投考随营学堂的，他对我态度还好，愿意帮忙，使我有成就。哪里知道，一等再等，这个学堂一直没有开办的消息。我越等越着急，越住越着急，而我的那位表叔呢，他看见随营学堂不开办了，我没有希望了，就渐渐地对我冷淡起来。我吃的是“冷眼饭”，就是“冷眼饭”也常吃不饱。船泊在小河汊里，有时，我一个人坐在船头，芦苇上的一粒清露，辉映着我眼眶里的一滴泪珠。船主人有点不耐烦了，而我仍想再等一等，吞着眼泪再等一个最后的消息。
随营学堂终于没有开办，我终于听了亲戚的劝告回家了。这一个短短的时期所受的心灵上的痛苦使我至今不忍回想，依人的无聊，寄食的苦况，实在难以形容。记得临走的时候，那位表叔给我开了一笔账，把原来给我的零钱和伙食费一起算足，另外凑上给我的回家旅费，总共是十三元，并且叫我写一张“借条”以为凭据。这一张“凭据”，在我回到丰乐河的第二年，他就派人拿来向我父亲把欠账讨还了。
我第二次到十二圩，是在我“气走安庆”之后。我为什么“气走安庆”呢？跟着后面我就要说的。安庆是不可一朝居了，然而我离开了安庆，又到哪里去呢？又去干什么呢？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没有事情可干。想来想去，还是到扬州十二圩去找那位远房亲戚，也许随营学堂会开办，看有没有机会进去。
好容易奔到十二圩，也没有事可做，随营学堂始终没有开。我看十二圩的情形，盐的气氛弥漫了一切。盐商是头等的巨富，而搞盐的工人却是劳苦而赤贫。他们有气力，还可以惨淡地生活着。我是一个瘦弱的青年，被人们看不起的穷小子，天赋我的生存权利，我向何处去求？我没有路可走了，但我仍要奋斗。我想：索性当兵吧！
我投到当地的盐防营，而这一个营里没有正额可以补，只谋得了一名“备补兵”，待遇是极可怜的。首先是“住”的问题。名义上是住在营内，而实际上没有一定的铺位，遇着哪一个铺位有空，就补上去睡；如果没有空铺，就叫你睡不成。我记得，我每天晚上，总是抱着一床被，到处找地方睡，清早又抱起这床被离开这地方。
睡觉的问题虽艰苦，还不要自己贴钱。备补兵根本没有饷，不像正额兵每月有四两二钱银子。比睡觉更严重的一件事就是吃饭。吃饭是要自己出钱的，叫做打“火食圈子”。我哪里去找钱呢？唯一的办法只有进当铺。十五里路外的仪征县城的“当铺”是我这个穷备补兵的“银行”。为着维持“食”的需要，最初是当衣服，当其他零碎东西，后来当光了，没有东西可当，就当汗褂子。有一次，来回跑了二三十里，才当了四毛钱，维持那无情的“火食圈子”。
备补兵也有工作，就是：当正额兵有其他勤务离开了，就代替站岗或者是跟随正额兵上操。唯一的希望是正额兵出了缺，出了缺就有补上的机会，偏偏那些正额兵不大容易出缺。这样在盐防营里当一名备补兵，苦干了三个月，岁月蹉跎，始终补不到一名正额兵。我觉得这样下去，太不是办法了，我不能不离开十二圩了，想不到我的遭遇这样苦！
还有一个原因刺激我下决心离开盐防营，就是在备补兵期间，碰见一个班长，他是一个“头目”，一个流氓。不知怎样的，也不知什么时候开罪了他，他对我的态度特别的坏。有一天，他对我摆出一副可怕的狰狞的面孔，很凶恶的神气，威吓我，骂我（我不懂他说的一些什么话，但知道他是辱骂我），幸而没有殴打我。这是一个谜。我至今仍想不起那个班长为什么这样对我。
我当时怀着很大的忧郁与恐怖。我想：那班长是流氓，流氓是不好惹的，动不动就是“白刀子进、红刀子出”，我何必冒犯这危险？被人歧视、欺负、侮辱，难道一个备补兵就是这样的奴隶地位吗？
我第二次离开了十二圩。“潮落夜江斜月里，两三星火是瓜洲。”瓜洲离十二圩不远，都在江北岸，瓜洲的诗景，变成当日的心情。我像一颗星影，一盏渔灯影，随着夜静静的江流，又飘荡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两次安庆之行
到安庆前后共两次。第一次安庆之行，是去考安徽陆军小学。我的母亲辛辛苦苦东挪西凑给我二十四元做盘费，我便由丰乐河到安庆，一共三百六十里，走了六七天。
我们一行五人，都是丰乐河过去私塾的同学。抵省城后，住在一家小旅馆。一经调查，才知道“陆小”虽招考而名额有限，并且各县名额都有规定，大县两名，小县一名。如合肥县两名，巢县是小县，只分配一名。这一名，争的人很多；同时争这一名的，有一个最有势力与巡抚衙门有关系的，势在必取。我不管这些，我总是要考。
第一次考体格，检查身体，那时我拖着一条小辫子进考场。我的体格算是通过了。第二场考国文，题目我还记得，是《战阵无勇非孝也》。这一篇文章，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楚。出场时，我把这篇文章的底稿给大家看，都说：“一定取！”而结果榜上无名。我们巢县的这一个名额，给了同巡抚衙门有关系的人了。这人姓贾，年纪也轻，很漂亮，又进过学堂，我当然争不过他。这个我自信有把握、旁人也相信我有把握的机会，又失掉了。
记得我一到安庆，紧忙先去瞻仰“陆小”。我看到它的堂皇的屋宇，穿着整齐的制服的学生，我是何等的羡慕。假如考取了，进了这一个好学堂，应该如何快乐。正因希望迫切，讵料榜上无名，自然更加懊丧。
云天辽阔，四海茫茫，我注定了失败的命运。怎么办呢？想起来真是烦闷极了，痛苦极了！那些没有考取的人都纷纷回家，他们也劝我回家，说：“还是做生意好。”但是我觉得不能如此。我情愿流浪，我一定要从流浪中找出一条出路来，不管怎样的艰难困苦。
我到安庆不久，从旅馆里搬到唐启尧先生的公馆。清朝末年，创办新军，每省成立一个督练公所，唐先生是督练公所的总办，大家都称他做“唐军门”。我为什么能住进“军门”的家里呢？因为我们几个同伴从丰乐河上省，其中有两个是唐先生的本家，我就同这两人住在唐公馆。唐家请一位先生，姓庞，河北故城人，专教他的二儿子。庞先生很器重我，在他的心目中，我是一个有出息的孩子，有前途的青年，所以他对我态度很好。我寄住唐公馆，一面陪着“唐二少爷”读书，一面抱着第二年再考安徽测绘学堂的希望。
“唐二大人”是唐军门的二哥，是一名秀才。他不住在唐军门的公馆，不过常到这里来。忽然有一天，他跑来当着唐二少爷的面厉色地向我说：“你是什么人？他是少爷，你这穷小子配和他在一起住在这个公馆里吗？”当时我以一个入世未深、阅历尚浅的青年，听了他的话，像晴天霹雳般地打到头上。我受了这样一个难堪的刺激和打击，又伤感，又气愤，实在受不了，我宁可流浪死、漂泊死、冻死、饿死，也不能被人家欺负，受人家侮辱，我决心要走。就在挨骂的那一天晚上，我睡不着，想来想去，非走不可，半夜，悄悄地走到庞先生室内告辞。庞先生已睡了，我轻轻将他唤醒，他突然坐起来，看见我哭着，大惊，问我：“你做什么？”我眼泪直淌，说：“我要走了！”庞先生问：“为什么要走？”我说：“我非走不可！”庞先生说：“我看还是等一等机会吧。”我说：“不能再等了！唐二大人今天对我太难堪了，我本来不配住在这公馆里。”说着，又哭了，哭得非常伤心！庞先生极力安慰我，晓得不能挽回我的决心，又知道我没有盘费，记得那时是一个深秋，旧历的九月间，我穿的还是一件夏天的生丝蓝大褂。这件大褂，是我母亲特别替我制成的。庞先生问我：“你无衣无钱，怎样走啊？”我答：“讨饭都要走！”庞先生于是送我一串钱、一件旧布大褂。再三叮嘱保重，洒泪而别。
我带着悲愤，带着坚决的奋斗情绪离开了安庆。后来，听说庞先生在我离开安庆的不久之后回河北去了。我在扬州当警察的时候，还通过一次信，他劝慰我，有“不犹愈于蓬飘无定乎”的话。现在，此翁是不是健康如昔，我常系念着。
第二次安庆之行，是因为在十二圩再住不下去，又听说安庆测绘学堂招考。但到安庆后，这个学堂并没有招考，我住在一家很小的旅馆里，实在维持不下去了。那时安徽已创办新军，成立一混成协
，打听到这混成协征兵，听说秀才也有从军的，我愿意当兵，从戎。
征兵有一定的章程，系由地方保送，要经过种种手续、程序，我没有方法可以办到。兵既当不成，想找一点小事做也找不到。最后不得已补上测绘学堂一名传达，仍然想，这样先解决吃饭问题，等待测绘学堂招考的机会。
传达就是号房，我就住在门房里。干什么事呢？引导来宾会官长或学生，登记收发分转公文信件。做这些工作的，不止我一人，好像有三个人。这种传达工作，实在是太没有意义了。我搬进门房去不久，就感到苦痛，觉得这一个工作，只是一个“听差”的地位，我不能干。我想：新兵虽然当不到，与其当一个类似听差的传达，不如当一个警察吧。按当时的警察制，要想当一名正式警察，先要经过备补警察的阶段，由备补然后入正额，否则补不上，纵有正额，也没有办法。什么叫做“备补警察”？就是人家请假不站岗的时候，你去替他站岗。每站一次是三小时，每一次四十文，我就靠这份钱吃饭，打伙食圈子。安庆人家普通都烧芦柴，我住进警察分局去的时候，连睡的地方都没有，巡警局的厨房也是烧芦柴，堆在厨房的一角，我在晚间就倒在芦柴堆上睡觉。最怕的是夜间站岗，而正额警察请假，偏偏常在夜间十二时到三时，乃至三时到六时。那时正是冬季的寒夜，夜间起来很冷，衣服不完全，感到直打战颤，但也只有咬紧牙关，从芦柴堆里爬起来，穿着一套半新半旧的别人的制服，挟着一根不长不短的木棒，孤悄悄站立街头，冷对着一片凄凉暗淡的夜景，真有万感交集，不知不觉地想到茫茫人生，我总不能就这样下去吧？
这样又过了两三个月。测绘学堂的招考消息渺然，而我又连一名正式警察也补不上，老是穿人家的制服，替人家站岗，受尽辛酸之苦，我实在支持不住了，还是要另找自己奋斗的道路。
刚在这时，接到从前丰乐河私塾的一个同学方若木（合肥人，当时在扬州做警察巡长）一封信，说：扬州有一个巡警教练所招考，我可以进去；而且说，受训三个月当正式警察，慢慢可升巡长。我接到信后，以为这个巡警教练所一定是一个学堂性质，只要是这样，不管它几个月毕业，不管毕业后的出路是什么，能借这个机会离开安庆，是我很愿意的一件事。
我两去安庆，又再别安庆。临江的塔影是那样尖瘦，晓雾迷蒙，江波浩淼，我带着痛苦和希望的心情，随着东流水又飘向扬州去了。
扬州警察
离开安庆到了扬州，就进了巡警教练所。所址在史公祠，对于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英雄的史迹，我应该郑重地介绍一下。
可怜一代民族英雄史可法，忠骸混在死尸之中，因天气蒸热（扬州被清兵破城是四月二十五日），尸身腐烂，不能辨识，无法收殓。隔了一年，他的家人才将他生平所用的袍笏，葬在扬州城天宁门外的梅花岭。
出扬州天宁门有一座大庙，叫做天宁寺，寺东不远有一所破房子，褪了色的古木栏杆，这就是有名的史阁部祠——史公祠史公的衣冠冢在祠内，梅花岭在祠后。
墓与祠向分两区，祠在西，墓在东，共由大门出入。入门有翠柏数株，昂然独立，与岭上的红梅遥相辉映，显示孤忠抗敌的精神。墓前杂植松柏梅花十数株。墓南有正厅三间，东有客厅五间，船厅七间，梅花仙馆一所，多已颓败。堂中悬有史公的画像，对联很多。其中有：“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由墓西北隅园门入，有长廊一道，壁嵌石碑很多，还有一个碑亭，中置崇祯年铸的铁炮一尊，是当时史公守城的工具。由正厅折而西入祠，有飨堂三间，中设史公牌位，两旁附祀诸人。这些屋宇都很荒凉。长廊外，梅花多株，间有樱花。梅花岭在祠的后面，要由祠外绕道而去，只有清潭一泓，垂柳数枝，土阜半堆，破屋两间而已。当日史公点兵，放炮，就在这一座土阜之上。所谓梅花岭，传到后来，虽有疏落的寒梅数枝，但已无岭可登了。
虽然祠宇荒凉，颓败，冷落，而史可法爱国抗敌的精神和事业，永远是值得千秋万世的崇仰的。
巡警教练所一共不过几十名警察学生。有一个所长主持，其地位等于巡官。所谓教练，非常简单，就是教你当警察的规矩和知识。这样三个月完后，我补上了一名正式警察。正式警察的任务，还是站岗。不过与上次在安庆所站的岗不同：上次站的岗是人家的岗，这次的岗是自己的岗。好容易我才有一个正式的自己的岗位。
站岗也常常被轮在晚上。我带着一支旧式枪，突兀地站在盐运使署大门口。这种夜岗，在冬天不知不觉地使人产生凄凉的情绪。有时站得很疲倦，偶然把上身倚靠着门墙上，忽然下意识地警觉这是犯规的，站岗是不能打盹的，于是身子一下就挺立起来了，告诉自己不能犯规矩，只好在大门口蹬蹬脚或是踱来踱去来取暖，来提一提精神。
当时一天只吃两餐，餐餐照例是黄豆芽汤一碗。吃得实在太厌了，有时我拿三五个制钱，买点咸萝卜下饭，这咸萝卜的风味是无穷的。
站岗不久，就调任勤务警察。好些同事羡慕我：“啊！升官了。”真是升官了吗？不是的，不过是不站岗罢了。任务是：外面来局“打官司”的，代为排解或报告上面；送贼来了，把他收下，拘留；登记户口，查户口跟着出去。专干这些日常事务和零星差遣，只是不站岗。一方面看来，从一个站岗警察调为一个勤务警察，算是幸运，确是从所谓优秀的警察中挑选上来的；而一按工作的实际，也不过是一个门房、一个传达罢了。
在这期间，我有下面两种表现：一个表现是我工作不忘求学，站岗不忘读书。我当站岗警察的时候，每天除站岗外，不是看报，就是读书。并且到处找书看，借书看，渐渐喜欢读新书。一天，忽然在街上看见一张“英算专修科夜班招生”的广告，我高兴极了，认为这是一个求学的机会，自己太没有科学基础。学习英文、算学是一件必需的事。于是就去报名，每晚上两小时课。算学是从加减乘除学起，英文是从ABCD学起，对我等于是“科学的启蒙”。我一面站岗，一面求学，大家觉得我有点“特别”之处。
还有一个表现，可说是我当时的一个特殊表现，一个精神上的嗜好，也成为被人注视的原因。这是什么呢？就是“捡字纸”。我们局里扫垃圾，每天一大堆，里面的字纸不少。我不懂得什么叫卫生，什么叫细菌，天天用两根小棍子，一个破篮子，从垃圾堆里捡字纸。捡完了，送到字纸炉去烧。为什么这样有恒地捡字纸呢？现在想起来，大概是由于以下两个意识：一是从前在私塾读书的时候，先生总是叫我们“敬惜字纸”，我受了这种教育的启示；一是我小时常常看见有人挑字纸担，认为是一种功德，一种好事，我受了这种工作的暗示，不知不觉地把捡字纸这一件事看做很重要，很正当。那时，好多人认为我是勤劳，称赞我做“功德”；但也有人拿我开心，把字纸扔在那里等我捡。一个火夫就常和我开玩笑，对我说：“字纸多了，还不去捡吗？”我只有报他一个微笑。我不管旁人的称赞和讥讽，总认为“捡字纸”是一件好事，自己应该去做。因之又想起幼年时代的一件事：在西峰庵私塾从张先生读书那一年，听人家讲起“乌鱼”是一种“孝鱼”，我就不但不吃乌鱼，而且常常买来放生，认为“放乌鱼”是一件好事。这一种心理，也许是根源于慈母的爱，也许是由于私塾中先生讲中国伦理故事所烙印的一观念，这是和“捡字纸”一样的心理。
后来，勤务巡长不知是不是看我工作上有些什么不好，把我又调回站岗。我反觉态度怡然，因为勤务警察的工作太麻烦，太琐碎，太不自由，倒不如去站岗，只要站了岗，此外的时间可以任意支配，捡字纸，看书，上课，没有什么拘束。
这一时期的生活，总括起来是：学习英、算，看报，读杂书，捡字纸，站岗及警察职务上的杂事。此外有一个期待，就是希望陆军一类的学堂招考。我立定志向，预备学陆军，总想将来转到陆军方面去。于是到处通信打听，随时存着这一份希望，期待着。
加入学生军
霹雳一声，武昌起义。不久的某一天晚上，扬州也燃起了光复的火焰。诸事都很顺利地进行，没有什么阻碍，没有发生事故，我非常兴奋，参加了热烈的游行。一个伟大的光明的日子到来了。
那时看上海报纸，知道上海已经响应革命。从街头巷尾看报人的表情可以看出“人心思汉”，都希望光复，都拥护革命军。当时全国各地的光复运动如火如荼，我卷在这一个狂潮热浪的漩涡里，也变成一滴飞溅的浪花。我觉得这样留在扬州站岗，根本不是办法，我想就到上海去。
到了上海，干什么呢？我想：警察是不愿意再当了，还是当兵吧。我看见上海组织了学生军，预备参加北伐，非常兴奋，觉得如果能够参加这一行列，是极光荣的，因为学生军与一般军队不同，全是由青年学生组织起来的。我在街上看见一群一群的学生军，挺着胸脯，雄赳赳，气昂昂，留下一个最深的印象，欣慕万分。
经过一定的程序，我进入这学生军了，达到了我的热烈的希望。我是没有进过文学堂的，只在扬州学了一点英、算，是一个“读圣贤书”的私塾学生；但是入学生军以后的表现，很受一般官长的器重，认为我是一个优秀的学生。
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终于把清朝专制政权推翻了，中华民国创立了，孙中山先生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学生军奉命到南京，改编为陆军部入伍生团。当时的陆军部长是黄克强先生。这一个入伍生团，是把各个地方的学生军合在一起，编成一团，正式开始入伍生训练。我被编在第一营。我们上操上课，都很兴奋。每次操练回来，昂着头，张着口，高唱《四季从军乐》的军歌，何等慷慨雄壮。起初，我进上海学生军，只有一个想法，就是打仗，就是北伐，打死了是光荣的；如果不死，希望可以进陆军学校，将来当一名正式军人。现在做了入伍生，摆在前头是一重一重新的希望了！
在那时，我有两件事永不能忘：一件事是我当时的矛盾心理。我在学生军的时期，个人的志愿是决心打仗拼一死，而同时一念到父母的苦楚和对我的大恩，心里非常悲痛，往往写家信写得很长，一边写一边痛哭，简直是以泪代墨，非常伤心。我每次写家信，都有这种痛苦的感觉，但是又不肯把自己的决心告诉家庭，反而安慰双亲，说些自己有希望，有前途，请父母放心这一类的话。正因为这样一个矛盾，使苦痛在我的内心钻来钻去，没有出路。
还有一件事，是当时的痛苦遭遇。在南京入伍生团时期，有一天，学踢足球，被一个同学用钉鞋踢破了我的腿，出血，流脓，差不多五六个月之久，一直到入伍生团快结业以前才好。在这几个月中，最初课也不能上，后来能走动一点，才勉强去听课，根本不能上操。人家上操，我就坐在地铺上看书。有时感到焦急，当听说连部开过会，对我很久不上操，有主张开除的，更分外地伤感和难过。如果真被开除了，怎么办呢？幸而我在连上的一切表现都好，有几个排长说：“这样好的学生，开除了，未免太可惜！”因此才未被开除。这一条“烂腿”，险些误了我的前途。
这是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的事。这时，南北和议已成，南京临时政府取消，入伍生团准备编入陆军军官学校，调到保定。于是我们在团的生活告一结束。当离开南京北上时，知道打仗拼命已用不着，而自己就要进入陆军军官学校了。从前瞻仰“陆小”的高墙而不可即，现在一跃而跨入陆军军官学校的大门，这是自己经过长时期的奋斗而获来的一个报偿，不禁引起了一种安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