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言：论近代史的界限
1896年，阿克顿勋爵计划编写《剑桥近代史》的时候，曾就这个大胆的尝试做了以下的论述：
现在我们可以利用十分难得的机会，把19世纪将要遗留给我们的全部知识记载下来，以便最大多数的人从中获得最大的裨益……
在这个世代，我们不能写出终结性的历史；但是，既然我们已经掌握了全部资料，而且每个问题都可以解决，我们也就能够写下传统的历史，并表明在世代交替的历程中我们已经到达的里程碑。
阿克顿计划将《剑桥近代史》写成一部世界通史，以“区别于综合性的国别史”。
本书将写成一部连续性的丛书，各国历史在这部著作中处于从属地位。我们叙述这些国家的历史，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价值，而是在参照并从属于更高系列的情况下，以它们对人类共同命运所做的贡献时间早晚和程度大小作为依据来进行叙述。[1]
今天几乎没有历史学家仍然抱着阿克顿的信念，认为我们还能写出世界通史或终结性的世界史。事实上，乔治·克拉克爵士在他撰写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总导言”中，已经否定了他那一代的历史学家认为他们可能写出一部“权威性世界史”的信念。“按照其编写宗旨，《剑桥近代史》的新版，既不是作为将来编写权威性世界史的垫脚石，也不是作为我们关于这一时期的全部知识总和的摘要或具体而微的缩本，相反，它却是许多符合事实而又前后一致的评价的汇编。”[2]它的范围和原先那套《剑桥近代史》相同：“它论述这样一种‘文明’的历史，这种文明自15世纪起，从它的欧洲发源地向外扩展，并在扩展的过程中，同化新异的成分，一直到它在不同程度上巩固地扎根在世界各个角落。”[3]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的最后一卷从一开始，不但必须估量它所论述的那个历史时期，而且也必须审度它在这一历史丛书中的地位，或者更确切地说，它在“近代史”中的地位。对于《剑桥近代史》的最后一卷的编写者们来说，这一点并不那么重要。该书出版于1910年，它所涉及的时期是1870年至1910年。将这一时期称作“最近的时期”，并假定它不标志一个时代的结束或真正的终点，那也就够了。它的编写人不会想到：近代史上和20世纪中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再过4年就要爆发，而且那12卷著作所论述的“近代史”的连续性在将来也不能再视为当然了。然而，他们的那部著作远不是以欧洲作为中心；该书各章包括关于埃及、苏丹、远东、英国的印度帝国、日本、拉丁美洲、欧洲殖民地的论述，并有一章专论科学时代。
本书实际上是以1910年那部著作的终点作为开端的，尽管其中有几章回溯到20世纪初。本书以1945年作为结束点，因此与前一部书相比，它所论述的时期与写作时间相隔要长久得多，而前书就其所叙述的后一阶段来说，事实上是现代史。本书有几章不得不涉及1945年后发生的事件。在所有各章里，不论其表面上的界限在何年，但对于1945年以后的世界历史的认识，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影响。我们如何把1900—1945年这一时期作为一个整体或者就其若干部分来进行观察，关于这一点，我们对过去20年的历史所做的解释势必要产生影响。
那么，从1966年的优越地位出发，本卷的主题应当是什么呢？原先的版本于1960年问世。它在编纂计划及主要内容方面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的精神，如果说它不是反映紧接1945年的战后岁月的精神的话，将它的题名称作“暴力时代”也是很自然的。况且，谁也不会否认暴力已成为它所记载的大部分历史的特征——至少如果我们从暴力和残酷行为的程度和受难者的数目来衡量，这个时期的暴力比历史上任何更早的时期也许更加严重。
然而，当历史学家对1945年以来的20年或更长的时期进行观察，他可能感到暴力并不是这个世纪的主要特征。他看到对核动力的使用已取得了进展，不仅将它当作破坏力量，也把它用于和平目的。他看到美国和俄国1957年在双方打击力量方面已取得了对等，而且中国在1965年[4]也实现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核武器扩散的危险变得更加明显，但正是这个事实表明了有关科学技术的知识和发现已经有普遍性，而且我们确有必要承认这个情况：我们都是互相依赖的成员。对于空间的探索一直在进行中，看来这种探索是竞争性的而不是协作性的，不过每个队伍，即使在某一个行动方面，显然也可以从它的对手的工作中学到很多东西。因此，俄国人1957年发射第一个人造卫星后，接着在1961年，美国和俄国制造的人造卫星也有好几次载着宇航员在太空中航行。
与这些发展同时并进的，还有其他方面的进展，使我们对20世纪世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其中一个发展就是人们突然认识到世界正处在一次“人口爆炸”中，到1986年可能使人口达到50亿，到2110年增长到500亿（或者说，整个地球表面的人口密度为每平方英尺1人）。从1850年以来，世界原有的10亿人口到了1930年增长了1倍，到1947年将增至23.26亿，到1962年将增至30亿，预计到1977年仅仅15年以后，将达到40亿。粮食供应问题以及世界各国人口中多数人的贫穷生活与少数人丰衣足食的优裕生活的对比变得日益尖锐。同时，新的化肥农药，人工孵鸡箱以及工厂饲养食用牲畜的方法都预示食物供应将会增加，但另一方面，对于这些供应所依赖的自然生态平衡也会造成威胁。然而，生物学与遗传学方面的发现以及避孕方法则为人们开辟了这样一条道路，即限制人口的增长，塑造未来世代人口的生理特征以及采用繁衍后代的人工方法。
科学技术方面的新进展预示着其他的发展，这些发展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计算机的发展和自动化操作预示在工商业中将有许多日常工作会被取消。普通的人们享受的空闲时间看来大概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同样地，商业性航空事业，只是在1945年才在各大洲之间，横越各大海洋的主要航线上繁荣起来。外交往来、商业活动和旅游事业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为这种新的旅行速度是以若干小时而不是若干天或若干星期来计算，而且距离也明显地缩短了。
在1945—1965年间，世界政治和国际间与洲际间的关系也同科学技术所造成的变化相配合，尽管速度很慢。强权政治围绕着两个超级大国——美国和俄国发生两极分化，而美俄两国在“冷战”中进行抗衡已经很久了。从50年代中期以来，中华共和国[5]由于力量和影响的增长以及科学上的优势，对上述这种过分简单的“力量均势”开始进行干扰。西欧，特别是法国、德国以及共同市场其他成员国的复兴（1957年），在世界事务中形成了另一个即便是比较次要的力量。对旧秩序的挑战的，还有新近获得独立的亚洲、非洲和中东的国家，它们从殖民地上升到现在的地位，最初是在1947年获得独立的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和锡兰；1957年获得独立的加纳，随后又有英国在非洲的其他殖民地，以及法国、意大利、比利时和荷兰的海外领地和殖民地。新兴国家从一开始便坚持要求享有与旧有的国家完全平等的地位——1956年埃及将苏伊士运河收归国有，并对英法两国的企图入侵进行抵抗，因而坚决维护了这种要求。新兴国家在联合国中开始形成多数。白种人与非白种人的抗衡，不论在一国之内（如60年代在美国的“民权”运动）或国与国之间都出现了新的局面。
正是由于这些情况，历史学家才不得不考查20世纪的变化的整个性质，并探讨是否一个新阶段或一个新时代已经到来，因而需要一种新的历史和一个新的名称。本卷第一版的编写者认为，在20世纪内确立一个“更加完整和更加确切的世界史概念”不但是可能的，也是合乎需要的，因为有史以来第一次“世界六大洲相互间的关系变得真正重要了”。互相依赖和互相影响成为“以往50年世界史的中心主题”。[6]另一位历史学家谈到“各个大陆之间、各个国家之间和各个阶级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而我们的生活正经历着这种变化”。
在20世纪中期那段岁月，我们发现世界正处于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与世界自从15世纪和16世纪中古世界崩溃衰亡而近代世界奠定基础以来所经历的任何变化相比，也许都更加深刻、更加广泛。……这种转向我所称为现代世界的过渡……迄今尚未完成：这正是20世纪世界正在经历着的革命性变化的一部分。……只是在今天，人们才第一次有可能敢于想象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由名副其实地充分进入历史范畴的各国人民组成的。……[7]
同样的想法促使另一位历史学家相信，“近代史”已告结束，而最近的或现代的历史不能被简单看作近代史（以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作为开端的那段时期的欧洲史）的最后阶段。“现代史在质量与内容方面与我们所了解的‘近代’史是不同的。”
有关现代史的特殊事实之一就是它是世界史，而且对于促使它形成的各种力量，除非我们准备采取世界性的观点，否则不能理解；这就意味着不仅要增加几章关于欧洲以外事务的论述，以补充我们对于刚刚过去的事实所持的传统见解，而且还要重新考察和修正作为我们见解的基础的种种设想和偏见的全部结构。
20世纪的前半叶具有“一个标志着革命性变化和危机的时期”的一切特点，它可以同“11、12世纪前后的社会与思想方面的巨大动荡”以及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相比。而后一时期则是历史上的这样一种时刻：“即人类背离了它的老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离开了已经标明的道路，转到一个新方向。”[8]
关于这里所引起的专门术语问题——如何称呼这个新的历史时代——我们不必关注。但是，较大范围的争论提出了这个问题：20世纪前半叶属于什么历史时代。它是否像巴勒克拉夫坚决主张的那样是“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分水岭”，也就是说，从俾斯麦退隐的1890年延续到约翰·F.肯尼迪开始任职的1961年的那个分水岭？这是否标志着旧的一章的结束或新的一章的开始，或包含新旧两个时代的过渡时期？提出这种问题并不是要做出回答。将20世纪历史解释成现代史，即具有新含义的世界史，并不是要求撰写它；旧的思想习惯、旧的界限继续存在的现象，即便在历史学家中，也不是罕见的。本卷只希望提供某些材料以供判断这一时期的性质。
在帮助创造一种新的世界和一种新的世界史的那些力量中，至少有4方面的力量在1914年以前的20世纪初期变得明显起来，“欧洲的衰落”和欧洲以外的民族主义力量的崛起，在20世纪初由于日本战胜俄国（即一个亚洲国家击败一个欧洲国家）而已经显出预兆，成为“未来的全球时代的最初一瞥”[9]。这就发出警告：亚洲的命运，尤其是中国的命运，不会由欧洲列强来决定。1912年，中华民国的成立是另一个预兆，其重大意义由于随后30年间发生的内战和内部衰落状况而被掩盖（见第十二章）。在欧洲，最重要的事件毕竟不是各大国在巴尔干半岛的抗衡，也不是1905年和1911年的外交危机，也不是军备竞赛——特别是英德两国关于海军力量的竞赛；相反地，它们是有关社会、技术与科学的事件。这不是说社会被改变了，而是支配着社会的那些做法正在改变。阶级的觉悟更加提高，工业动乱更为尖锐，要求给予更多平等待遇的呼声更加强烈。在英国，工党的诞生、对上议院的抨击以及关于社会福利的立法（1908—1911年）都是征兆，表明一种新的倾向以及英国政府为了安抚所做的努力；同样也是在1911年，俾斯麦关于德国社会保险的庞大计划已告完成。技术和工业的变化更加渐进，而影响日常生活的变化——冷藏设备、罐头食品制造、电力、电话、机动车——所有这些都在19世纪末期开始，如同托拉斯和垄断公司一样。然而，20世纪开始时，有两项成功的发明具有世界影响；一项是马可尼1901年将无线电信息传递到大西洋彼岸，另一项是布莱里奥于1909年驾机横越英吉利海峡的飞行（也许比莱特兄弟于1903年驾机飞行的创举更有重大意义）。
然而，即便在那个时期，科学家们已经“确实地预感到未来了”（见第四章）。1896年贝克雷尔发现了放射现象，1897年J.J.汤姆森发现了电子，1911年拉瑟福德证实放射性分裂中释放出来的“光线”实际上是原子。同样地，普兰克和爱因斯坦的定理，不仅指向物理学的改变并指出以后对核力量的利用。这里是一个“漫长的革命”，它在两次大战之间继续进行，主要没有引起公众注意，但到了1945年，却像恶魔一样突然出现。遗传学以孟德尔已被人遗忘的著述作为基础，其进展也同样缓慢。对防御或医治疾病的药品的发现，则更激动人心；罗纳德·罗斯和沃尔特·里德在20世纪初就表明怎样能够控制疟疾和黄热病——“西方的”科学家们帮助改变了其他大陆千百万人的生活。埃利希于1909年发明了洒尔佛散（即六○六），这只是一系列药品之一，以1935—1938年间磺胺药物的发展和1940年的盘尼西林（即青霉素）最为显著。所有这些都有助于科学职业的成长，并成为它的基础（科学职业本身是20世纪新兴职业的一个方面）。科学进步的现象持续不断地发生变化而且现已变得司空见惯，因此，这就带来一种危险，即科学作为一个改革的动力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和渗透力量，往往过分容易被人低估，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期，更加如此，因为今天播下的种子，以后才会有收获。甚至研究科学史的历史学家，他们的调子也似乎很低沉，使人产生错觉：
20世纪的前半叶证明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个时期，无论在范围、速度及应用方面都超过了以往的各个时期；在这50年中，近代科学400年来的收获都被彻底地收集起来，以致它改变了我们文明的一切方面与看法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和思想习惯。[10]
在这半个世纪中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其中第一次在这个世界上突然爆发，而将要发生的变革最初带来的震动，几乎没有使世界受到干扰。也许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个名称用得不当；它是一场欧洲的内战，有些附属性的战争是在欧洲以外的战场上进行的，并使美国作为一个交战国来到了欧洲。旧有的名称“大战”，把这场战争局限在欧洲的范围以内：它在生命、财产方面造成的损失都比以前任何一场战争要严重得多。然而，不是由于在欧洲所损失的生命和物资财产才使它在决定新的世界史进程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相反，起决定作用的，倒是它造成的一系列的震动和打击。其中有一部分是心理方面的。在这次战争发生以前的100年中，世界各国普遍享有和平，欧洲处于优势地位，国际贸易取得发展，而大批移民从欧洲迁往海外。一个世界性的投资、信贷与贸易体制似乎已成为永久性的事物安排的一部分，而大不列颠则是其中的“乐队指挥”（见第三章）。这时欧洲各国已经削弱了自己，而旧的结构也已瓦解，奥地利、德意志、奥斯曼和沙皇等帝国也不复存在；在英王乔治五世统治（1910—1936年）的25年中，5位皇帝和8位国王失去了王位。俄国革命可能很好地证明了一种世界革命的开端：共产主义实践的具体表现以及它的榜样和宣传所产生的力量，使统治阶级感到畏惧而在大部分工人阶级中间则传播了希望。
在所有的上述情况中，欧洲的地位已经开始削弱；它的世界领导地位已被破坏。尤其在印度和伊斯兰世界，民族主义精神已被赋予新的力量；旧的商业与工业体制已经瓦解；新的竞争者也已出现来反对旧的供应者，特别是英国发现了这样的情况：因为它的煤炭输出在欧洲已被取代，而它在印度和非洲的棉织品市场也被日本侵入。战争把工业动员起来；但扩大生产的结果只是使竞争者留有剩余的能力。战争导致食品生产的增长；在战争结束时，供应显然过剩，而世界价格的暴跌约束了生产初级产品的国家的发展达10年之久，并延缓了世界贸易的复苏。不错，各国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几百年来使得一种国际经济在各国贸易中成为现实，而在实行更高关税和自给自足政策的运动中，这种关系确也没有消失。计划经济不论是在集权的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或民主国家中都是一个特征，使人们在某种程度上希望在比较遥远的未来，能实现一个更好的世界秩序并且能更公平合理地利用世界的资源（参阅第三章）。
战争留下的比较明显的后患是30年代初期的“大萧条”，以及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和几个其他国家中崛起的独裁制（见第十六章）。在那些仍然保持民主体制的国家中，“大萧条”削弱了其凝结力及保护本能，在法国和比利时，民主政治本身遭到攻击，而在英国在较小的范围内也是如此（见第十七章）。在德国，民主政治给希特勒和纳粹党大开方便之门，使他们能夺取政权，建立集权制的军国主义的德意志帝国，并开始在国内实行恐怖统治。希特勒的野心所以更加令人恐惧，是因为它显得阴暗暧昧而又毫无节制，它至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原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后果削弱了欧洲的优势，并为开创世界史上的一个新纪元打开了道路，然而，很长时间以来，这些情况都被一种恢复到旧有秩序的幻想所掩盖。国际贸易和信贷制度得到了恢复，不过，因为新的战争债务和赔款而受到了妨碍；1925年英镑恢复了金本位，达到战前与美元的兑换比值——采取这种姿态是不成熟的，而且不能令人信服。国际联盟（见第九章）似乎不仅是取代旧的“欧洲协和体”而是对它的一大改进，它是世界性的组织，但由欧洲领导。苏俄由于受经济计划和革命的社会建设（见第三章、第十五章）的困扰，没有显示出作为一个新兴世界强国的多少迹象。美国同样迎合战时产生的民族主义感情，对于欧洲的力量均势，避而不做公开的承诺。另一方面，欧洲各国的海外帝国并吞了德国以前的殖民地后，扩大了面积，比以前变得更加庞大、更加令人印象深刻；英帝国已达到它的最大范围，太阳永远照耀着它在世界各地的政府大厦。
在表面现象下面，欧洲秩序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正受到侵蚀。帝国主义正在没落中。J.A.霍布森的《帝国主义》（1904年）一书，对于欧洲在20世纪所持的自信来说，也许是第一个打击；或者，布尔战争是不是已经对它首先提出了谴责？各自治领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使它们获得了作为独立国家的新地位，而给予英帝国的新名称——英联邦，也不只是象征性的。在印度，1919年国大党起草了独立宣言，而甘地在同年发起了他的非暴力抵抗运动（第十一章第一节），不过，印度获得独立和分治却需要花费25年时间，并且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中东，新的国家脱离旧的土耳其帝国的部分地区而成立起来：诚然，英法两国对它们的影响看来很巩固，虽然巴勒斯坦的早期历史预示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实力（第十章）。在非洲、加勒比海地区和东南亚，欧洲强国的殖民地不大感到变革的趋势，尽管也小心地做出努力，使受过教育的当地人参与政府（第十一章第二节、第十三章）。法国的殖民地继续被当作法兰西母国的永久附属国而加以统治，目标仍是“同化”。M.萨罗的《法国殖民地的开发》（1923年）一书所阐述的政策，与卢加德在英国殖民地实行的“双重的委任托管”十分相似，它强调将当地的中坚人物纳入政府机构，经济发展应为土著人民造福。在比属刚果（1908年后由比利时统治的刚果自由邦），家长式的统治与对矿藏财富的开发同时并进。[11]
至于欧洲的力量在它自己的大陆以外遭到侵蚀的程度究竟有多大，日本的行动对此做了最清楚的说明。1915年在大战期间，日本提出它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控制中国与亚洲大部分地区。当时的形势迫使日本停止进逼；但是，日本在1931年对满洲进行的侵略只是意味着它重新提出了以前的要求（见第十二章）。在这些事件的背后，东方的人口迅速地增长而欧洲的增长速度却逐渐放慢。日本人口在1930年以前的60年中增加了1倍；印度在1920—1940年间人口增长了8300万；在爪哇和中国的江苏省，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英里800人之多（在欧洲平均为每平方英里184人）。这不是农业人口增长的问题；1900年亚洲只有3个城市拥有100万以上的人口；到了1960年，在世界上69个人口达到100万以上的城市中，亚洲占有26个。“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在1890—1940年这半个世纪的人口学方面的革命是根本的变化，它标志着从历史上的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的过渡。”[12]“欧洲各国的亚洲帝国于1941年崩溃，这主要是由于人口问题方面的失策。”[13]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那些在以前的20年中一直潜在着的因素都显示出来了。这一次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战。不但在欧洲和亚洲、大西洋和太平洋作战，而且在空中、陆地和海洋作战。如果说西方强国（美国和英国）联合俄国挫败了日本人企图在亚洲建立帝国的打算，在欧洲则是一场互相毁灭的战争，虽然不像拉库恩与神蛇的斗争那样一直搏斗到同归于尽。[14]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现代世界的轮廓是明显可见的；欧洲失去了重要地位，殖民地帝国宣告结束，亚洲与非洲各国人民觉醒起来，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占有绝对优势地位，中国革命成功后获得了巩固地位，以及向科学发明、空间探索、技术更新和核武器等新领域进军。这个世代的暴力给欧洲带来了报应。
在受难者中命运最悲惨的是最无辜者——犹太民族。在纳粹统治下，历史久远的反犹太主义的祸害在它所造成的恐怖与罪恶方面达到了极点。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在德国集中营里惨遭屠杀，仅奥斯威辛一地就有175万人被害。1939年在纳粹控制的国家中原有650万犹太人，经过战争幸存者仅150万人。在6年的战争中，世界上的全部犹太人有1/3死亡；在欧洲的死去一半；在中欧的死去3/4。在我们的词汇中增加了一个新名词即“种族灭绝”。正如一个犹太历史学家所写的“在历史上，人类的任何一部分都从来没有遭到过如此惨无人道的待遇”。[15]
对于人类的前途，我们总是可能采取乐观的或悲观的看法。在战争结束时，在许多国家中，绝望情绪本来可以处于支配地位。然而，事实并非如此。20年以后，尽管国家间的战争和私人间的暴力行为仍然方兴未艾，但历史学家不大可能将暴力作为这个时代的特征。相反地，他将“大同世界”的说法不仅是当作一种辞令：这个世界在种族战争中可能分裂自己，在两个超级大国的冲突中可能毁灭自己，然而，由于各国之间的共同问题、共同愿望以及科学上更大的进展——揭开“宇宙的奥秘”并将这种知识应用于新的生活方式——带来的世界性影响，它日益变成更加团结的一个整体。
这是否使20世纪的前半叶成为从旧到新、从近代史到现代史的过渡时期？
过渡时期是否已告结束？这究竟是近代史的最后一章，还是世界通史的第一章？也许下一部《剑桥史》会做出回答，而阿克顿的“终结性历史”最后也会写出来。
（张自谋 译）
[1] 《剑桥近代史：它的由来、作者与出版》（剑桥，1907年），第10—14页，E.H.卡尔在其所著的《历史究竟为何物》（剑桥，1961年）一书中第1页和第145页曾经引用。
[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1957年，第34页和第24页。
[3]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1957年，第35页。
[4] 原文如此。中国第一次原子弹爆炸应是1964年。——译者
[5] 原文如此，系指中国。——译者
[6] 戴维·汤姆森：《1914—1950年的世界史》（国内大学丛书；牛津，1954年），第4—6页。
[7] E.H.卡尔：《历史究竟为何物》，第112、128、135、144页。
[8]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入门》（伦敦，1964年），第2、4页。
[9] 杰弗里·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入门》（伦敦，1964年），第101页。
[10] 见本书第四章，第88页。（正文括号中第×页及注释中第×章第×页，均指原书页码，见本书边码。——译者）
[11] 黑利勋爵：《非洲考察》（修订版，牛津，1957年），第206页及以下；R.奥利佛和J.D.费奇：《非洲简史》（伦敦，1962年），第210—211页。
[12] G.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入门》，第87页；并参阅第71—74页和第83页。
[13] G.巴勒克拉夫：《现代史入门》，第78页。
[14] 拉库恩是古代特洛伊城的神殿祭司。特洛伊战争时，他因识破希腊军的木马计谋而触怒了女神阿西纳，后被两条神蛇缠死。详见《希腊神话》。——译者
[15] 《钱伯斯百科全书》（1955年）中“犹太史”条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