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总论
第一章 导言
本卷取代C.W.普鲁维特-奥顿（Previté-Orton）和Z.N.布鲁克（Brooke）主编的《剑桥中世纪史》第七卷，本出版社1932年出版，[1]其副标题是《帝国和教宗职权的衰落》（Decline of the Empire and Papacy），论述“大体而言的14世纪”。虽然它很多篇幅是叙述1252年以来的西班牙及约1272年以来的英格兰、法兰西和德意志，但有些章结束的日期已经完全进入了15世纪。此外，它有相当可观的一部分，特别是那些专注于犹太人、中世纪地产、农民生活、早期文艺复兴和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专题，都放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上来展开讨论，常常覆盖从1100年到1500年的整个时期。这样做带来的一个结果，是减少了关于14世纪本身的种种特点的特定信息。而所有的学者，那时的和现在的，都认为这个世纪是整个中世纪最动荡的甚至是世界末日般的一段时期，或者如一个见识广博的同时代人菲利波·维拉尼毫不掩饰地说的：“这是一个每况愈下的沉船的世纪。”[2]
并不是说《帝国和教宗职权的衰落》没有涉及任何其他方面的内容：它约有3/4的篇幅是用一种牢固的叙事架构来叙述传统的政治史，尤其是叙述教宗们和皇帝们、国王们和诸侯们、各国议会和各个等级的事迹。其一些章节仍然可以通过挖掘而有所得，但现在已有许多新的资料，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大量现代的第二手文献，可以用来重构各个事件的序列或重新解释个人的作用。试图完全对那本书所描述的欧洲作同样性质的详细叙述，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也不可取。在地理范围上，它和本卷所强调的东西也有种种区别。
还有，尽管对东欧和北欧给予某些关注，如有几章是讨论汉萨（Hansa）、条顿骑士团（Teutonic Order）、波希米亚（Bohemia）和俄罗斯的，但大部分 叙述集中在中世纪天主教欧洲的心脏地区：意大利、法兰西、德意志和不列颠群岛，对其他地区的关注比较少。但注意到这一点很有意思：叙述瑞士13—15世纪的发展所占的篇幅比讨论西班牙从13世纪中期到1410年的一章还要多。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在西班牙本地及在其他地方，特别是在英美的历史学家中，对西班牙的历史研究曾有一个特别大的爆炸性的增长。晚期中世纪的意大利也是这样，那里本土的历史学家，以及大批外国的学者，他们不仅利用罗马和教廷的档案馆，还彻底搜索了像佛罗伦萨、威尼斯、热那亚和锡耶纳（Siena）等城市的资料丰富的档案馆。确实，这个时期总的特色是：有少数最近几代学者未能更好地做到“档案”导向研究的领域发生了很大变化，特别是自从处理数量迅速增长的、以各种形式出现的历史资料的技术手段得到改善以来，更是这样，因为个体学者和研究团队可很容易地获得这些手段。[3]
在《帝国和教宗职权的衰落》中一些最少涉及的领域，在那套《剑桥中世纪史》中虽然曾予以有限的论述，但论述的篇幅出于有意地安排而显得不平衡：关于东南欧、地中海世界及与伊斯兰的关系的几章大半在该卷中被删除，而被集中在讨论拜占庭全部历史的单独的一卷书中。[4]如果说当前这一卷书在年代的期限上比它的前书更加协调，大都保持在约1300年至约1415年的时间框架内，那么还可以说它在地域上也包含了更广泛的地区，覆盖了东欧、北欧和地中海世界，包括拜占庭、巴尔干和奥托曼人的兴起，都得到了实质性的关注（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七章）。甚至偶尔也会简短地瞥一下更广阔的远处景象：注意到蒙古人仍然把罗斯（Rus）各公国的政治发展笼罩在自己的阴影下的影响（第二十三章），金帐汗国（Golden Horde）的文化影响（从帕多瓦男爵坎格朗德·德拉·斯卡拉[Cangrande della Scala，死于1328年]采用的名字来看，它象征性地暗指可汗），[5]1402年“跛子”帖木儿（Timur the Lame）在安卡拉（Ankara）打败素丹巴耶齐德（Bayezid）显然使不可阻挡的奥托曼人的兴起受挫而暂时突然停顿下来（第二十六章），东方市场及从东方来的产品的经济意义（第八、二十五章），更不用说黑死病的轨迹，都揭示了亚洲对14世纪欧洲的遥远而明显的影响的不同方面。[6]而在基督教王国内部，该世纪见证了地中海、北海和波罗的海这三个世界之间一种更加密切得多的互利共生关系。比如，各种图表的发展显示了地理知识的扩大，这是通过那些连续不断地出现的航海指南、海图的制定而显示出来的，如大约在1300年前后，意大利和伊比利亚的海员与大西洋沿海地区和北欧建立了定期联系（参看第八章）。[7]
然而，这种地域上的覆盖面的增加必然要弱化对个别国家的某些深度论述，而这种深度论述正是本书1932年版的特点。比如，在那里意大利和德意志所占的篇幅刚好少于10%，法兰西则刚刚超过可利用的篇幅的10%，而不列颠几乎占20%，仅关于威克利夫（Wyclif）和罗拉德派（Lollards）的讨论就多于分别叙述威尔士、爱尔兰和苏格兰三个地方的篇幅。在本书中，只有不列颠群岛多于10%，没有任何其他地区多于5%或6%。
普鲁维特-奥顿和布鲁克那一卷与本卷（还有本套的其他卷）的另一个明显差别，是历史叙述的章节与分析和专题的章节在篇幅比例上现在更为合理，本卷1/3的篇幅用于“总论”（General themes）（第二章至第十二章），虽然为公正起见有必要指出：这些章节的许多焦点紧紧地集中在中世纪西方的心脏地带，首先是其精神领导依靠罗马（或阿维尼翁[Avignon]）的那些地区。所以麦基尔韦恩（McIlwain）关于“中世纪等级会议”的著名概述，这里指的是关于代表会议制度的讨论，大半被归入“西欧政府的理论和实践”中，或使它们出现在那些专门论述单个国家的章节中，尤其是在合适的时候出现于论述英格兰、苏格兰、低地国家和西班牙的章节（第十三章第一、二、四节和第十七、十八章）中。[8]这方面的问题，像众多的其他问题一样，是阿尔贝·里戈迪埃（Albert Rigaudière）敏锐地指出的：“14世纪西欧的多样性如组成它的各个国家的多样性一样。”[9]这种评论同样也适用于东欧和北欧的社会条件和政治结构，第二十一章到第二十三章表明了这一点。
尽管当代一些历史学家对宏伟的全景式扫视感兴趣，如最近出版的两部高度成功的单卷本著作把欧洲史作为一个整体来审视，表明当非凡的提炼和综合能力与智力上高度的严密性、想象力和组织技巧结合起来时能够写出多么好的书，[10]但本书的写法性质上不一样，眼界和抱负都比较有限。当然，本书可以引申出各种激发思考的一般性模式，如那些专题讨论的章节所表明的，而且这些模式会不断激发人们思考。许多章因此尝试一种不太深入论述的方式，它并非那么不懈地追求事实的倒不如说是追求凭印象的、解释的方式，虽然这种方式的目的，同时也是以某种平衡的手段阐明当代历史编纂学的一些分歧之处。
政治事务必然继续拥有重要地位，虽然我们希望在大多数以讨论政治为主的章节中也承认广泛的社会和文化问题。比如，在许多比较先进的政体中，官僚机构和日常行政程序的发展曾不仅意味着政府的发展，也意味着统治者、他们的政府雇员与他们的其他臣民之间关系的变化，还有教育、读写能力的传播和特点等的变化（参照第二章至第四章、第十二章，第十四章的第一、二节等）。当然，本书也关注王权的或者特定政治语境中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和象征符号，还有皇帝和教宗对普世权力的种种主张。后者的主张对那些地理上不确定的和分裂的地区——德意志和意大利——的历史有特殊的影响，产生了该时期关于王权和教权性质的一些最引人注目的政论，如帕都瓦的马尔西利乌斯（Marsilius of Padua）的《和平的保卫者》（Defensor Pacis），以极其特殊的方式颠覆了教宗的传统观点。[11]
《帝国和教宗职权的衰落》并不缺少经济和社会的历史，但本书反映出现代各种研究成果赋予了经济和社会一种更大的重要性，这里最长的章节中有两章是专门讨论它们的：“瘟疫和家庭生活”（第七章）和“贸易”（第八章）。但有极少数名义上讨论“政治”的章节完全忽视了社会经济史。许多历史学家，甚至政治史学者，都把该世纪看成两个半场（two halves）（这里借用通常与某种流行的运动项目联系在一起的套语）的世纪，以黑死病为界，这一事实必然反映出他们重视（不管是为了他们自己特定的关注点而证实或否认其重要性）这一完全没有先例的惊人事件，及重视其所有的多方面的反响，大量文献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发展起来的。一般而言，与13世纪相比，14世纪见证了一个扩张和巩固的时代，继承它的是一个收缩和剧变的世纪，更多的有关细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
第四章“大学”一般性地表达了知识界主要的组织制度的发展，在关于特定地区的其他章中也涉及这个话题（参看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一、二十二章），那儿我们追踪高等教育和学校的数量增长和各个中心的特征发生的变化。世俗权力在鼓励这种发展中的不寻常的作用，在许多例子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同时，在学术、神学和哲学思考与社会上其他阶层的宗教思想和精神实践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得到了论述，特别是在第三章中，在许多其他地方也有涉及（参看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三、二十四章）。在讨论许多地区时，恐怕最明显的是讨论伊比利亚、巴尔干、中欧和东欧时，基督教徒与其他宗教或信仰者之间的关系无疑很重要。卡斯蒂尔（Castile）的多宗教共存（convivencia）的破裂（第十八章第二节）、对待犹太人日益变得野蛮（参看第十八章第一节），只是偶尔被基督徒与犹太人合作的一些迹象所抵消，如在东地中海贸易中的合伙关系（第二十五章）。奴隶制的残存或复发（第八章、第十八章第一节、第二十一章和第二十六章）表明这时期基督教王国方面越来越不宽容。另一方面，奥托曼人在崛起过程中对宗教或种族差异显示出比传统公认的更大的同情（或接受和宽容这种事实）（第二十六章）。关于那些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的”或“种族的”种种情感及其特征（或许最著名、最具体的表达是1320年的《阿布罗斯宣言》[Declaration of Arbroath]，第十三章第四节）的主题，在其他地方也有讨论（参看第十三章第三、五节，第十五章第一节，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二章）。这个世纪见证了国家在机构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进展，因为世俗权力变得日益自信，不断摆脱教会的遏制。
在第十九章和第二十章中，影响西方教会等级制度以及教会和国家关系的各个发展过程，是特别从教宗和枢机主教的职权的观点来讨论的，但在叙述特定的国家时教会事务也是到处都得到适当考虑的一个主题。比如，在叙述英格兰时讨论了《圣职法》（Statutes of Provisors）或《蔑视王权罪》（Praemunire）或罗拉德派（第二章，第十三章第一至二节），在叙述波希米亚和神圣罗马帝国时讨论了胡斯（Hus）及其门徒的背景（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二章），或者在叙述东欧时讨论了罗马天主教与东正教的关系（第二十三、二十四章）。众所周知，在欧洲的土地上，该世纪也见证了异教被正式根除，其表现是立陶宛大公约盖拉（Jogaila，即亚盖洛[Jagellon]）于1386年同意皈依罗马天主教，并与波兰“国王”雅德维加（Jadwiga，即赫特维克[Hedwig]）结婚，天主教扩张性的政治演变达到高潮，把一个按西方人的标准来看在该世纪初还是非常原始的社会（有人把它比作墨洛温王朝的高卢）带进与基督教王国的充分交流之中（第二十一章）。
与旧版《剑桥中世纪史》的做法相比，本书收入的照片使得在论述艺术和建筑的章节（第十、十一章）中有可能通过图解来说明某些关键的例子。这两章的一个重要主题是占支配地位的哥特式风格的各种不同表达方式的演变，哥特式风格是一种“具有非凡的形式多样性的国际语言”。[12]同时，该世纪经历了法国文化传统和价值观的霸权的某种崩溃或缩减，在过去两个世纪里这种霸权在该领域对如此众多的其他文化和价值观发生影响。或许这是第一次令人信服地根据非基督教的证据，特别是根据对世俗宫廷艺术和对主要的城市共同体如何赞助艺术的研究，使艺术和建筑方面的这些变化得到很好的展示。关于这些君主或寡头统治集团赞助艺术的物质证据——手稿、绘画、挂毯、珠宝、建筑等得到了极大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体现在上述章节，而且在其他地方，尤其是关于皇帝查理四世时的布拉格、爱德华三世时的温莎（Windsor）（“它的时代的凡尔赛”）、法国查理五世时的巴黎、安茹的罗贝尔（Robert of Anjou）时的那不勒斯；但类似的观念和时尚遍及波罗的海北部，甚至延伸至诺夫哥罗德（Novgorod）城市共和国。也没有忽视如克雷芒六世及其直接继承者那样的教宗持有的“麦切纳斯式”的态度，[13]慷慨资助文学艺术，彻底改变了阿维尼翁的城市风貌（第十九章）。常常较少受到承认的，可能是该世纪上半叶拜占庭文化中一次引人注目的“文艺复兴”，这次复兴在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世俗的，特别是帝国的赞助（第二十四章）。
关于如此经常地被以灾难性的方式来加以描述的这个世纪的城市生活，也经历了某种变化，许多地方的城市当局对城市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日益采取理性的态度，有更多的证据表明它们在城市规划、建筑管理方面采取各种措施，他们关心健康、水的供应，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成为（在一个受瘟疫支配的时代这或许并不奇怪）许多城市议会的一个重点关注对象，这种关注并非只限于意大利的城市。对大部分城镇（towns）和城市（cities）来说，防御同样是一个重要的优先考虑的问题，是开支的一个方面，而且肯定也是刺激市政机构增长并带来相关社会变化的一个根源。[14]在城市共同体中，除了描述各地的城市政府变得日益世俗化并越来越老练，本书还特别关注佛罗伦萨的意识形态，它既是一个重要的工业中心又是一个重要的文化中心，在那里传统的公社价值观在该世纪末明显得到了重塑，其特点是，在有教养的精英阶层中对与共和国自由有关的各种古典概念形成了一种新的欣赏标准，这是“文艺复兴”的各种观念和理想出现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阶段（第十五章第二节）。
第十二章讨论迅速成长的意大利、法国和英格兰的文学，这是文艺复兴到来的一种征兆。如果说重点是放在某些关键人物上，即集中讨论标志着欧洲本土语言写作兴起（该世纪非常有特色的文化成就之一）的但丁、彼得拉克、薄伽丘、马肖（Machaut）、德尚（Deschamps）、乔叟，放在当时关于“作者”（authors）或“诗人”（poets）等概念的辩论上，那么其他人（包括最初的一批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学术的、论战的、想象的、历史的、说教的、描述的）是利用许多其他地方来讨论的。同时，本土语言对各单个“国家”或
“政体”的更广泛的政治、社会和文学的意义，是在若干章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不仅出现在关于西欧“中心区域”的章节中，也出现在完全处于这个中心区域以外地区的章节中，比如，出现在关于波希米亚（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二章）、波罗的海（第二十一章）的叙述中，也出现在关于斯拉夫人、东正教和拜占庭世界的叙述中（第二十三、二十四章）。关于个人的情况也是这样，如卡罗琳·巴伦（Caroline Barron）所说，到该世纪末，本土语言的使用与读写能力的传播相结合，有时也使我们听到普通人的声音，包括妇女的声音（第十三章第二节）。
关于篇幅，所有的作者都予以严格的限制，总是必须对内容的选择作出艰难的妥协。在各个章节间部分内容的重叠不可避免，因为同一个主题或政治环境必须从不同的角度作出概述，但我们已经尽一切努力把重复保持在最低限度。实际上，主编接到各章原先的草稿时，注意到此类重复相当适度，真是一件让人高兴的事情，这要归之于同事们的合作，归之于在开始撰写前大家都交换想法和计划。凡是允许存在部分重叠的地方，通常都是因为我们感到各章作者的不同视角是互相补充的。从整体的角度看，总的目的是总结近来那些最好的研究成果和批判性的思考，而不是对不断增长的第二手文献提供一个无所不包的叙述。
这样做的一个主要后果，如已经提到的，是突出欧洲各地经历的多样性和特殊性。另一个附带的后果，是使一个总主编小心谨慎地对待那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笼统的或自以为是的陈述，因为（请原谅该导言与《帝国和教宗职权的衰落》的不同看法）非常明显的是：在理解过去时，此类看法是多么容易过时，同时也反映出我们的种种盲点和错误见解。在本书的编写中这种谨慎进一步得到了鼓励，因为我们正在处理的是一个世纪，在某些方面它在有记录的欧洲历史上没有明显可以比较的东西，这在人口统计方面恐怕表现得最清楚。
在三年或四年时间里，从1347年到1351年，欧洲至少损失了1/3的人口（在某些地区这个数字还要大得多），紧接着的另一个一百年或一百多年间，总人口继续下降，在欧洲大多数地方下降了另一个1/3，结果是人口前所未闻的衰退，在大多数经济发达地区人口减少多达2/3或甚至更多。在1300年曾有3个人的地方，到1450年时通常只有一个人，虽然如克里斯蒂亚娜·克拉皮斯-聚贝（Christiane Klapisch-Zuber）所指出的，14世纪晚期确实经历了一次显著的恢复，走出了该世纪中期的低谷（第七章）；但15世纪初瘟疫和战争的复发再次使这一向上的人口发展趋势逆转，加剧并延长了晚期中世纪的人口危机，确保这种衰退的独一无二的持续性。[15]许多此类事实在1932年就已经知道（或至少是推测到），即使普鲁维特-奥顿和其他撰稿人不能确定黑死病在其他领域的影响的严重性；而出于各种非常不同的原因，这种不能确定黑死病影响严重性的情况在某些方面今天仍然如此，尽管我们对中世纪晚期流行的人口模式、疾病的范围和生育率、结婚率和死亡率的知识，与过去相比已经远远详细得多了（特别参看第七章）。对许多地区来说，在这些问题上现在肯定不缺乏可使用的信息（只有少数作者未能作出概括性的估计，因为缺乏合适的证据），[16]虽然对许多统计结果及其差异仍然存在大量争论。并非完全出于某个主导性的动机，本卷的作者几乎都没有忽视黑死病及其反复出现所造成的现实的或心理的种种含义，这也是真实的，不管是在论述政治、社会、经济或财政问题时，甚至考虑文化问题时都存在这种情况。只要把《帝国和教宗职权的衰落》的索引中关于黑死病和瘟疫的少数引文出处与本卷中关于它们的大量类似条目加以比较，这种差异就会粗略地突现出来。很容易看到这一点：在1932年的版本中对别的一些重要问题的遗漏或强调如何反映了那一代人的种种期望和关注点，历史研究的方式从那时到现在已如何发生变化：经济和社会史及文化和思想问题的历史所占的篇幅相对有限，这些内容大概至多占那一卷书的10%，它是多么强调外交、战争、宪制发展和国家行政管理和制度的变化，这些是占有支配地位的甚至是强制性的主题。这些内容依次被放在一个已经过时的和各种强求一致的假定的架构中，即放在一个包罗万象但界定得并不怎么明确的“封建模型”中，这个模型不顾变化和发展的证据，在主编看来各种事物在该世纪末好像依然处在开端时那个样子。他的整体估计极其悲观。赫伊津哈的《中世纪的衰落》（Waning of the Middle Ages）的英译本是1924年出版的，可能并非巧合。[17]所以，有人说在14世纪存在“一种衰落，不是那种大幅度退化，而是各种占优势的观念的僵化，逐渐丧失其生命力”。这种说法，在理查德·萨瑟恩（Richard Southern）爵士最近关于1320年前的经院哲学人文主义转变的权威描述中得到了某些共鸣，虽然存在各种非常不同的细微差别。[18]如下面所指出的，与其说这是在一个充满活力的智力辩论时期“经院哲学衰落”的一种情况，不如说是一种兴趣的转移，转向道德和个人作用的问题，是这方面学术讨论特征的典型体现。[19]更普遍的是在宗教问题上，14世纪的经院哲学在1932年的版本上被不屑地称为“静止的”，认为托钵僧处于衰退之中，十字军的理想被视为“即将过时”，军事骑士团被忽略了，而且被包裹在平淡无奇的问题中，精神领域唯一表现出创造性和将来有前途的是神秘主义，它是“个体灵魂直接探索上帝”的表现。[20]
当然，此类观点中含有深刻的道理，但如第三、四章所特别表明的，对这种变化的过程和性质还是可以作出一种更积极的评价，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变化影响了人类所有的制度和组织。在14世纪里既有旧事物的衰微又有许多新事物的开始。关于这一时期社会各阶层的思想方式、行为和实践，我们现在知道的要比过去多得多，这些方面揭示出人类活动、经历和成就的丰富性和有益性。这些活动、经历和成就在它们自己的时代有重要意义，对所有那些对欧洲的过去感兴趣的人来说则具有持久的重要性。仅引两个例子。杰里米·卡托（Jeremy Catto）突出了这时期精神关怀（pastoral care）得到种种改善的方面，鼓励个人通过使用许多不断增长的、原创性的冥想文学走向得救的途径，是该世纪最有创造性的宗教成就之一（第三章）。
在世俗事务中也是这样。即使骑士精神“真的成为因循守旧的、浮华的东西，是‘镀金无法掩饰的苍白’（gilded pale），为的是把平民的东西挡在外边，造成太过频繁地从内部限制平民的东西”，而“封建时代则慢慢地移向落幕的时光”，[21]如第九章和第十章所表达的；但骑士精神并非只存在于宫廷或城堡的圈子中，它也有创造性的、适应性的一面，对其他方面的发展有各种影响。关于晚期中世纪的“战争艺术”的更一般的讨论放在本套书的第七卷，[22]但这里我们也可以把注意力转移到战争的理论和准则与骑士精神的实践之间种种联系的意义：不只是关注它们在这个世纪的各种巨大冲突中的应用，如著名的百年战争及其许多衍生结果，而且还注意战争作为一种刺激因素在这个世纪许多领域的变化中所起的一般性的作用。
在战争所推动的制度、行政管理和财政的发展中（比如，这时期先进的创新性的国家组织的建立，特别是正规的税收制度的建立，及由此而来的所有社会后果）可以最明显地看到这一点。但还有一些有限的技术进步。比如，火炮的传播，从14世纪20年代以来缓慢进行，1370年后大为加快；到1400年，建筑上也出现一些适度改变，以适应并应对大炮造成的新的威胁，还有战场上新的战术的演变，首先是由于长弓（long bow）的大量使用。[23]战争的花费到处都在上升，人员和物资的损失可能很严重，甚至在该世纪中期人员因瘟疫而减少以前就已这样。有一个异乎寻常的例子，显然就是1410年条顿骑士团与波兰-立陶宛国家之间的坦能堡战役（battle of Tannenberg），这次战役有大量武装力量参加。[24]在此时期，甚至在最先进的国家，即使以传统的封建方式来招募军队尚未完全被新的方式所取代，这方面的军事实践也正在迅速展开。14世纪时无处不在的战争是本卷最黑暗但最显而易见的标记之一，不管是巨大的国际冲突、内战还是十字军在西班牙反对摩尔人（Moors）的战争、在巴尔干反对奥托曼人或在波罗的海反对异教徒的战争。在波罗的海地区，1386年的那些事件并没有自动地也没有突然地终结条顿骑士团及其西方同行（confrères）的活动。同时，研究晚期十字军的现代历史学家现在用一种更积极、更具同情的方式来评价这时期十字军的努力和成就，如第九、十九章和第二十七章所特别表明的。
在政治事务方面，在1932年的版本中对14世纪有类似的凄凉的、否定性的判断：“在这些创举（即早期官僚主义和行政管理制度的发展，尤其是为了适应战争供给的需要）中新型的骚动（ferment）竭尽全力，但没有打破封建的模子……该世纪结束时教会、封建主义和公认的生活哲学依然处于它们本来所处的位置上。”（原文第vii—viii页），“14世纪只是一个过渡时代的开始”（原文第xx页）。这个世纪尽管是“努力的和激动人心的”，特别是沿海的佛兰德的伟大的暴动和反抗（1323—1328年）、法国的扎克雷起义（Jacquerie，1358年）、佛罗伦萨的梳毛工人起义（1378年）、英格兰的农民起义（1381年），但“这一反抗封建化的、骑士的君主制及其守旧的官僚主义工具……的潮流”竟都被“击退”了（原文第xi页）。虽然对以下现象有了某种认识，即百年战争和黑死病“加速了刚开始的衰败并促进了（人口）自然增长”，某些“文艺复兴的甚至是非常朦胧的现代的先兆开始出现”，但总的基调确实是黯淡的。
许多此类判断都在随后的正文中再次得到系统阐述。讨论“封建的”政府形式到“现代”的政府形式的一节，在普鲁维特-奥顿的叙述中即使只是“朦胧地”察觉到，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已经得到了证实。近年来现代历史学在研究“早期现代国家”的起源时相当关注1280—1360年这段关键时期。[25]虽然英国和法国曾经被视为这时期“最先进的封建君主制国家”，该视野大半已经转往分析13世纪晚期以来关于主权的各种见解如何使王权性质发生变化。在法国，特别是在那不勒斯，这些关于主权的见解都以重新研究罗马法为基础，这至少为西欧的国王、诸侯及其顾问提供了新的强有力的概念工具，以实施他们的权威。[26]与其简单地把14世纪看成早期（earlier）“封建”时代的末尾，不如像现在这样通常把它设想为一个形成阶段，处于一个更长的一直延伸到现代早期政府实践的发展的连续发展之中，这种设想肯定更为正确。这些发展，特别是通过允许职业精英——律师、财政顾问、官僚等的出现来促进社会变化，这些人通过在国家各重要机构（法院、高等法院[parlements]、财政部[exchequers]、财政署[chambres des comptes]、秘书和各种会议中的职务）任职，使自己成为统治者必不可少的人员，由此为自己获得稳固的社会地位，依次体现了一个时代的基本形式，这个时代在大陆的许多地方即使不是延续到18世纪旧制度（ancien régime）本身的终结，也无疑一直延续到17世纪。[27]
同时，另一个特点是旧的“封建”贵族适应环境变化的出色能力，近年来研究得非常多（参看第九章、第十四章第二节、第二十二章），像骑士精神、“封建主义”的死亡都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总之，该时期见证了大陆上许多地方的贵族加强他们的社会和政治优势，尽管在他们的政治或经济命运中存在偶尔的挫折和危机。贵族的理想肯定发挥着持续的魅力，对社会上的其他群体而言是“社会抱负的一个中心”。[28]或者观察一下市民的转变中的社会关系，这些变化一度以“资产阶级兴起”或“民主的增长”的综合性的描述来概括。这里，更深入的分析也已经揭示出使城市政治复杂化的许多互相交叉的矛盾和利益冲突，在每个城镇和城市中，各家族、行业、行会和其他法人团体既联合又分裂，创造了可能难以用简单的标语作出概述的各种模式。比如，在“正在兴起的资产阶级”中，既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在某些城镇，寡头集团的统治加强了，而在其他城镇中选举权在扩大。意大利北部或佛兰德、莱茵兰（Rhineland）或德国南部这些最高度城市化的地区，它们的城镇生活相互之间形成鲜明对比，在市政结构和社会方面与其他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如在基督徒或摩尔人治下的伊比利亚、奥托曼人治下的巴尔干或北欧和东欧的城镇，其中的某些地区存在着类似于“东方的”城市结构模式。[29]
提醒研究这时期的西欧历史学家记住这时期拜占庭财富的规模，这是明智的。至少在该世纪初，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ki）均约有10万居民，1321年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Andronikos II）能征集起一百万个金币的税收（这笔钱只代表几十年前米哈伊尔八世[Michael VIII]有能力征收的税的1/7！）（第二十四章）。彼得·斯普福特把意大利北部城镇所支配地区与北部汉萨城市支配的地区作了类似的引人注目的比较，即比较这两个地区财富的相对规模（relative scales）和商业活力，他计算的结果是这时期地中海世界至少要比后者大5倍或6倍。[30]部分是由于这个原因，特殊的注意力已经指向意大利各政权（尤其是热那亚和威尼斯）与拜占庭的经济关系，只是从该世纪的中期开始后者发生了惊人的政治崩溃（第二十四、二十五章）。就对地中海地区的城市研究而言，如同对众多其他地区的研究一样，曾存在太多关于各个城市的细节描述，这些描述揭示了种种差异，既有结构上的也有暂时出现的差异，反映了在一个经济迅速变化的时代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也反映了诸如战争、瘟疫、饥荒和其他自然的或人为的灾难之类的偶然因素发生作用的随意性。[31]所以，近年来关于黑死病后的西方在中世纪余下的大部分时间里城市状况恶化的悲观主义观点，可以与这里一些作者讨论该世纪中期危机后的中欧、东欧和北欧城镇的更乐观的结论相比较（第十六章第二节、第二十一章至第二十三章）。
至于当代历史学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即妇女在中世纪社会发挥什么作用，有一个粗略的估计：在近500个小标题中，这些小标题大体上是《帝国和教宗职权的衰落》所讨论的主题的索引，明确提及妇女的不到10个，有的是一般性地提及，有的是提到某个特定妇女的名字。在这几个小标题中，有4人出现在关于中世纪神秘主义的一章中，她们是宾根的希尔德加德（Hildegard of Bingen）、诺里奇的朱莉安（Julian of Norwich）、锡耶纳的圣凯瑟琳（Saints Catherine of Siena）和热那亚的圣凯瑟琳。这些关键人物（希尔德加德除外）在下面的章节中自然会在合适的地方发现她们的位置，而关于14世纪的社会中妇女的总的地位将在“瘟疫和家庭生活”一章中加以广泛的讨论（第七章），虽然她们在其他地方也会得到一个较小但必要的位置。比如，她们在拜占庭社会的地位也得到了审视。[32]至于那些在政治上留下重要声誉的人，像卡斯蒂尔的玛丽亚·德·莫利纳（Maria de Molina）太后（死于1321年）（第十八章第二节）或结过多次婚的那不勒斯王后乔安娜（Joanna，死于1382年）（第十五章第三节）、“瑞典之主”玛格丽特（Margaret）（第二十一章），还有肯特的公主琼（Joan）（第十三章第二节），更不用提“波兰之王”雅德维加（赫特维克）（第二十一、二十二章），所有这些人都值得认真讨论。王家女主人和受宠的佳丽在政治密谋（这种密谋在伊比利亚半岛特别有破坏性）中发挥的突出作用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显得极其清楚（第十八章第二节），虽然她们在其他方面的影响也不能被忽视，如爱德华三世和艾丽丝·佩勒兹（Alice Perrers）的例子所表明的（第十三章第一节）。这提醒我们：不管我们该如何多地考虑到各种非个人的经济或社会的力量，至少对“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来说，个人的性格和脾气在这个时期是一个关键因素。在解释各种事件的过程中，在解释统治者、王朝或政府的成功或失败时，低估这种作用将是错误的。[33]通过充分利用家族自己的成员，即利用世袭领地（Hausmacht），来促进王朝利益，如桑迪·格兰特（Sandy Grant）提醒我们的14世纪晚期苏格兰的例子，并非仅仅限于中世纪的帝国，它也是该世纪大部分统治家族的特征（第十三章第四节）。
关于除妇女之外的其他群体的讨论，通常大都被先前的历史编纂学所忽视，但现在成了主流研究的组成部分。犹太人、异端、罪犯、穷人（虽然遗憾的是这里不包括精神病患者，除了偶尔犯精神错乱的统治者，如荷兰的威廉五世[第十七章]或法国的查理六世[第十四章第二节]），也大多被整合进国别史里，而不是列出一个专题加以讨论。在14世纪欧洲许多地方存在的奴隶制也已经提及：发现这种制度的地方有地中海、某些波罗的海国家，还有中欧部分地区，但在诺夫哥罗德显然没有。[34]当然，农民在大陆的大部分地方仍然构成全部居民的90%或以上（在1932年的版本中已经给予一个特别的位置），不仅在关于西方乡村社会的一章（第五章）特别讨论了他们的状况，在关于拜占庭的一章（第二十四章）讨论了他们的地位，而且到处都会提到他们。这里再次表明了法律地位、习惯法、继承习俗、经济机会或政治意义的多样性。对以下问题除了进行谨慎的评论外，我们几乎不可能轻易作出概括：许多西方农民在后黑死病时期生活水平和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们在北欧和东欧的同伴的自由和机会减少的种种不祥之兆。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北欧和东欧的农奴制成为暴虐的制度。
所以，如《帝国和教宗职权的衰落》一样，本卷当然也反映了当代历史学的一些行事方式和偏见，及主编和编委会的某些武断的选择和偏好。总的说来，虽然这里仍有许多政治事件的叙述，这种叙述构成了第二部分到第四部分的大多数章的核心，但这些章的前面有一个很长的分析性的部分，即第一部分《总论》。在这部分中，我们试图概述关于政府、宗教、智力、经济、社会、文化和艺术的一些主要模式，它们是该世纪的标志。音乐是各种文化成就中最难根据历史证据获得再现的艺术形式，在论述中匆匆带过，虽然偶尔能听到它的回声。[35]我感到还有其他不足，其中某些不足本来可以通过更好地规划全书来弥补。比如在地区的论述中，斯堪的纳维亚或许本来可以得到更多一些篇幅，瑞士肯定未得到它在1932年版本中的那种关注，塞尔维亚仅仅顺便提及，波斯尼亚（Bosnia）也只有一点点篇幅。还有一些被省略的不幸的事件，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依然是14世纪奥托曼人进入巴尔干造成的持续存在的遗产，从1987年就开始构思本卷内容，这种省略更加让人感到辛酸。欧洲的概念本身本来应该得到更好的讨论。[36]在杰出人物中本来也可以更多地关注个别思想家、作家或艺术家，但已经到了交出本卷的时候，以便读者们最终可以判断它是否符合维拉尼关于该世纪的观点，或它是否避免了“越来越糟糕”的情况。
迈克尔·琼斯（Michael Jones）
王加丰 译
[1] CMH，VII，《前言》。
[2] Filippo Villani，De...Famosis Civibus，cited by McLaughlin （1988），p.135.
[3] Herlihy and Klapisch-Zuber （1978）提供了这种趋势的一个开拓性的例子。
[4] 很快就被认为不合适，原先的那一卷随后经过Hussey的修改和扩展（1966—1967年）。
[5] 见下面原文第464页。
[6] Abu-Lughod（1989）从一种冷静的世界的眼光来看中世纪晚期欧洲的经济成就。
[7] Mollat and La Roncière （1984）.
[8] 关于“代表会议”（Representation），也参见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II，pp.29-64（原文页码）。
[9] 见下面原文第17页。
[10] Roberts （1996）；Davies （1996）.
[11] 见下面原文第20、541页。
[12] 下面原文第234页，及参看原文第222页。
[13] 麦切纳斯（Maecenas）：古罗马文学艺术的赞助者。——译者注
[14] 见下面原文第117—118页（第六章），及参看Contamine（1978）和Rigaudière（1993），pp.417-497。
[15] 见下面原文第133、135页；Jones（1994）的著作，简短地概括了关于15世纪后期法国人口的恢复。
[16] 关于黑死病对拜占庭影响的谨慎的评论，见下面原文第821页；关于黑死病对波兰影响的一种乐观的观点，见原文第750页。
[17] Huizinga（1924）.
[18] Southern （1995）.
[19] 见下面原文第43—44、55页。
[20]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II，p.xx.
[21]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VII，p.xvii.
[22] Allmand in NCMH，VII，pp.161-174.
[23] Contamine（1984）；Allmand（1988）；Prestwich（1996）.
[24] 见下面原文第755页。
[25] Genet（1990）；Blockmans and Genet（1993）.
[26] 见下面原文第25—29页；Ullmann（1949）；关于这些发展的近年来的考虑，见Coulet and Genet （1990）。
[27] See Jones in Bulst，Descimon and Guerreau （1996）.
[28] 见后面，特别是原文第218—221、431—435页，及参看Contamine in NCMH，VII，pp.89-105。
[29] 见下面原文第118—123、565—567、778—782页；Nicholas（1997）提供了一个晚期中世纪城市生活的很好的概述。
[30] 见下面原文第205—206、802页。
[31] 也见Nicholas（1997）。
[32] 见下面原文第807、809—810页。
[33] 关于英格兰的理查德二世和法国的查理五世的例子，见下面原文第316—325、331—333、423—426页。
[34] 见下面原文第781页。
[35] 见下面原文第733页，关于从条顿骑士团的头领到大公夫人安娜（Grand Duchess Anna）的古钢琴（clavicord）和便携式管风琴（portative organ）的天赋，关于1398—1399年间为立陶宛大公维陶塔斯（Vytautas）服务的笛手，见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第七卷Curtis所著部分，第319—333页（原文）以更多的篇幅讨论了晚期中世纪的音乐。
[36] 见Moore （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