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文事与中国古代文学史

文体，一般是指独立成篇的文本体裁，或称为文本样式、文本体制，是文本构成的规格和模式，它是某种历史内容长期积淀的产物。

文事的意味之一，即文体本身是有故事的。既然文体是历史内容的长期积淀，它一定是有故事的，就是围绕着它的发生、发展、鼎盛所产生的那些事，以及围绕着它的语言表达、段落结构、起首结尾所产生的那些事。这些有关文体自身性质的事，人们用各种方式向社会述说着。如就“诗”而言，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就称：“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诗的“持人情性”自然是有故事的，有了这样的故事，《论语》中孔子所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才能落到实处，才能证明以“持人情性”之义来命名诗这种文体的合理性。又如文体类分，人类最早的表达是身体语言，而文体的产生一定是在语言产生之后。在语言的表达中，文字表达又晚于口头表达，且文字表达与口头表达有着种种的不同，因此，最早的文体分类首先应该是“言笔之辨”，即王充《论衡》所称“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言笔之辨”是有着种种故事的。随着时代的前进与社会的发展，“笔书”的文体繁多而类别纷杂，于是又有哪些为“文”、哪些为“笔”的归类，这也都是有故事的。

文事的意味之二，还在于世人对文体的运用与研究也是有故事的，如《左传》中就有许多“诗言志”的故事。还有各位作家在运用文体进行文章撰作时所产生的那些事，如宋玉、司马相如用赋这种文体来进行讽谏，而许多作家则用连珠这种文体来进行讽谏，文体不同，目标一致，可谓殊途同归。

文事的意味之三，又在于文体往往叙说文学思想。人们以文体研究来进行某种思想的叙说。文体本属于形式范畴，但文体又有属于内容范畴的一面，文体反映出一种文学观念、文学思想是通过什么样的形式范畴表现出来的。而长期以来如此运用，固化的文学观念、文学思想又支配着文体的选择，进而又对文体有所影响。所谓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形式，表达什么样的内容用什么样的文体，古代还是有着较为明晰的划分的。因此，无论是世人撰作的文体选择，还是文体形式的客观运用，无不与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紧密相关，因此，这又是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文体叙事，即以文体研究的成果叙说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就世人对文体的研究来说，比如班固与扬雄对赋这一文体的看法就不一样，这些不一样又是与时代思潮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文体学研究属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围绕着文体发生的一切故事，都是文学史的一部分。因此，叙说的是文体的故事，但其指向却是文学史，这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事。文学史的基础是作品，一部文学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文学作品发展史。正因此，向无标明“文学史”的我国古代极为注重文学作品选集、总集，就是以此作为文学史的某种替代。而作品是有文体的，哪些时代流行哪些文体，那些文体的流行是经过了怎样的事件才得以实现的，当然也都是有故事的。本书文事的最终指向是中国古代文学史，是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文事。

本书进行的是文体研究，文体的辨析是基础，追寻的虽然是文事，但指向归根结底是文学史探讨。故本书题名为“文体·文事·文学史”，前部分旨在诸个节点上展开对文体的研究，以探求具有中国故事的古代文体学的逻辑构成与具体内容；后部分旨在文体学上诸个中国故事的叙说，探讨古代文学思想，探讨古代文学史。本书所进行的就是从文体学角度研究古代文学史，而文事是此两部分的关联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