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论中古时期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
文章以文体作为生存方式，人们给予文章的各种生存方式以命名，再后就是人们以命名了的文体写作。这里要讨论的是，古代命名文体的一般性方法是什么，古代对有所命名的文体又是怎样释名的；这样的释名方法体现了古代文论家怎样的观念，我们怎样应用古代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的一般性原则来研究古代文体。我们讨论的基础，是把目光放在各种文体的原生态生存状态上，既关注文体本身，又关注文体是怎样产生的，即文体产生的环境。
一、《尚书》《左传》《周礼》所见的文体名
《尚书》即上古之书，本是记言的古史，言先于文，文出自言，考察文体，不得不从《尚书》始。《尚书》所载录之言，有的就指明了这是某某文体。其标志就是某些文辞被称为“某某之言”，这“某某”就是文体名。如：
作为文体之“歌”。《尚书·益稷》：
“作歌”“载歌”，“歌”作为行为动作产生的结果，“歌”遂成为文体。
作为文体之“誓”。《尚书·汤誓》为商汤动员部属征伐夏桀的誓师词，伪孔传解题：“戒誓汤士众。”孔颖达疏曰：“此经皆誓之辞也。”[81]从其中的“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82]，可知当时就称此文字为“誓”。“誓言”又作“矢言”，《尚书·盘庚》：
伪孔传：“吁，和也。率和众忧之人，出正直之言。”[83]刘起釪云：“‘矢’，誓（《尔雅》），‘矢言’即誓言，古代在有某种重大行动前诰诫下级和申明纪律的讲话称为‘誓言’（特别是军事行动前如此）。”[84]矢言，就是发誓之言。《诗·鄘风·柏舟》：“之死矢靡它。”毛传：“矢，誓。”[85]《论语·雍也》：“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86]誓言之“誓”是文体。
作为文体之“诗”。《尚书·金縢》：
诗原文见《诗经》。此处的“为诗以贻王”，直称“诗”为文体。
作为文体之“命”。《尚书·费誓》：
所“听”者为“命”，“命”自然就应该是纯粹意义的文体了。
作为文体之“训”。《尚书·吕刑》载：
“古有训”者已是纯粹的文体之“训”的文辞。
《左传》中亦有其例。《襄公二十四年》：“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昭公六年》：“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复书曰：‘若吾子之言。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90]“书”在这里不是行为动作，而是被行为动作所支配者，所谓“寓书”“诒书”，“书”在《左传》中已经被命名为文体。
又有《周礼》，在古代典籍中最早集中而有意识地点明了几种文体名，即所谓“六辞”。《周礼》，汉初叫《周官》，刘歆改名为《周礼》，其产生的时代难以确定，有各种说法，总之，早不出周公，晚不出刘歆伪造。其《春官宗伯》载：
尽管“六辞”的具体内容各有说法，但从大祝“作六辞”以及“六辞”各有命名，我们知道，这些文辞是已经被命名了的文体，大祝是按照文体要求有意识地进行撰作，也就是在《周礼》时代已经有正式命名的文体了。
二、以《尚书》“六体”考察古代文体命名的一般性原则——以产生文体的行为动作即“做什么”来命名文体
以下是郑众和郑玄等人对“六辞”的解释，我们来看看他们是怎么认识这些文体命名方式的。
其中的命、诰、会、祷、诔，郑众举前代文献的事例证明，均是先有了如此的行为动作，于是这些行为动作产生了文辞，因此，这些文体是以产生了文辞的行为动作命名的。在此基础上，郑玄又对“六辞”做出了自己的解释：
郑玄主要从文体内涵的角度说明，文体命名的核心要素是那个产生文辞的行为动作。并且补充说明“祠”为“交接”这个行为动作产生的文辞。
我们再从《尚书》来分析其所录文体的命名。伪孔安国《〈尚书〉序》给《尚书》中的文辞列出了具体的文体命名。《〈尚书〉序》撰作的年代，应该不晚于东晋初年，其云：“芟夷烦乱，剪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94]以下我们来论证这“六体”的命名原则。
典，《尚书·尧典》，伪孔传：“言尧可为百代常行之道。”孔颖达疏：“称典者，以道可百代常行。”[95]《仪礼·士昏礼》“吾子顺先典”郑玄注：“典，常也，法也。”[96]典即常道、准则。《尧典》：“慎徽五典，五典克从。”伪孔传：“五典，五常之教：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97]从《尚书·尧典》看，称记载尧、舜之事与言为“典”，立足在其“可为百代常行之道”。《尚书》中只有这篇以“典”命名。“典”特指先王的行为动作，这种行为动作产生的文辞就是文体的典，后扩大化为先代可以作为典范的重要书籍，“数典忘祖”的“典”就有此意。
谟，谋。《尚书·皋陶谟》：
伪孔传：“言人君当信蹈行古人之德，谋广聪明，以辅谐其政。”[99]“允迪厥德，谟明弼谐”是开场白，规定了以下是帝舜、禹、皋陶君臣之间的讨论、谋划所产生的文辞。《尚书·皋陶谟》中不见“谟曰”云云，但确实提出了“谟”，文辞的确是“谟”这一行为动作所产生的，那么，这些文辞就应该是谟体。
训，教诲、训导。《孟子·万章上》：“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于亳。”赵岐注：“以听伊尹之教训已，故复得归之于亳。”[100]《尚书·高宗肜日》：
伪孔传：“祖已既言，遂以道训谏王。”[101]“乃训于王”之“训”，训勉、教诲、教导。训体就是训导这个行为动作所产生之辞，就是“训于王曰”的那些文辞。
诰，告诉。《尚书·大诰》：
伪孔传：“周公称成王命，顺大道以告天下众国，及于御治事者，尽及之。”[102]这里的“诰”是上对下的。又有下对上的，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是臣下诰君。告诉、告诫、劝勉产生的文辞，就是诰体。《尚书》中又有“诰治”“诰毖”“诰教”“诰告”诸名称，文体意味是一样的，都是由告诉、告诫、劝勉的动作产生的。
誓，告戒、约束。《尚书·甘誓》：
伪孔传：“将战先誓。”孔颖达疏：“《曲礼》云：‘约信曰誓。’将与敌战，恐其损败，与将士设约，示赏罚之信也。将战而誓，是誓之大者。”[103]《周礼》“士师”：“以五戒先后刑罚，毋使罪丽于民，一曰‘誓’，用之于军旅。”[104]誓，军中发布有关告诫、约束将士的号令。《甘誓》之“誓”是夏启的行为动作，此行为动作所发出的文辞即誓体文字。“誓”此处以“誓告”出之，“誓”即发出号令的讲话本身，“告”则强调讲话的方式与对象。
命，最高统治者所言、所命令。《尚书·尧典》：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旸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鸟兽
毛。[105]
“乃命羲和”后虽无“曰”字，但其后的文辞是“命”产生的，这就是命体。命体的命名，是由“命”这一行为动作而来。此是帝尧之“命”，故命为帝王的诏令。
从《尚书》的谟、训、诰、誓、命诸文体的原生态生存方式，可见出这些文体的命名原则。一般来说，最初是以人们所作所为来命名文体的，即以“做什么”来确定其最初的命名，直接用产生文辞的那个动词来命名文体；分开来说，为文体命名的就是行为动作本身，而文本就是行为动作所发出的言词。以文体产生的行为动作即“做什么”来命名文体，给人印象最深的地方是从文体发生的外在动机来实施文体命名，并不涉及文体“怎么做”。
三、文论家和训诂家两类人士对文体命名的不同关注
汉魏晋的文论家释文体只关注文体特征，对文体命名原则不怎么关注，也即没有文体释名。《后汉书·蔡邕传》载汉末蔡邕撰《独断》，《南齐书·礼志上》也载“左中郎蔡邕造《独断》”[106]。蔡邕《独断》多有对文体的阐释，其所论文体有两大类，天子所用者“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戒书”[107]，及“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108]，以下分述之。
《独断》：“策者，简也。”[109]此处的释名称“策”即竹简，这是以书写工具称文体，与文体含义无关。
《独断》：“制书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诏。”[110]此处的释名即“制”为制作，“制度之命”，制作合乎法度的命令。“制”与文体无关。
《独断》：“诏书者，诏诰也，有三品，其文曰告某官某。”[111]此处以“诰”释“诏”。
《独断》：“戒书，戒敕刺史太守及三边营官，被敕文曰：有诏敕某官，是为戒敕也。”[112]以文体“为什么做”来释名。
“凡群臣上书于天子”之章、奏、表，均没有文体释名。《独断》曰驳议：“其有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113]以“异议”训“驳议”，是以“怎么做”释名。
《独断》曰：“命，出君下臣名曰命。令，奉而行之名曰令。政，著之竹帛名曰政。”[114]这些是就事实而言的论述，不涉及文体释名。从《独断》的文体论来说，较少涉及文体释名。
此后曹丕《典论·论文》叙文体：
曹丕《答卞兰教》叙文体：
陆机《文赋》叙文体：
这些论述强调的是文体应该“怎么做”，也即文体特征，没有提及文体起源、命名，不做文体释名。这也就是说，讨论其文体“怎么做”的文体特征是不与文体“做什么”的文体起源命名联系起来的。以后挚虞《文章流别论》、李充《翰林论》释文体，亦只是就文体“怎么做”的讨论而不做文体释名。这些情况说明，对文体起源、文体命名的阐释还没有进入文论家的视野，文论家关注的只是文体的实际运用，即“怎么做”之类的文体特征。
倒是训诂学家或名物学家对文体命名有所关注。东汉末年有刘熙《释名》，专门探求事物名源，其中有对文体命名的阐释。以下录《释名》对《独断》论及文体的释名。[118]
《释名·释书契》：“策，书教令于上，所以驱策诸下也。”[119]以“驱策”之“策”训“策书”之“策”，表明策体最终要达到驱策的功能，这是以“为什么做”来阐释文体名。刘熙巧妙地把“策”的两个义项联系在一起阐释。《释名·释书契》：“汉制：约敕封侯曰册。册，赜也。敕使整赜，不犯之也。”[120]亦是如此。
《释名·释典艺》：“诏书，诏，昭也。人暗不见事宜，则有所犯，以此示之，使昭然知所由也。”[121]“诏”音训为“照”，以“为什么做”释文体名。
《释名·释书契》：“下言上曰‘表’，思之于内，表施于外也。”[122]“表”本身就训“外”，而称把内在的“思”“表施于外”，是以“怎么做”释文体名。
从上述分析可知，刘熙以文体的“怎么做”或“为什么做”来对前述文体进行阐释。文体的“怎么做”或“为什么做”可以不与文体名联系在一起，如曹丕、陆机诸人所作；但也可以与文体释名联系在一起讨论，刘熙《释名》创其始，其著述本身的职责就是“释名”。他从“释名”的角度展示出的文体“怎么做”或“为什么做”，与曹丕、陆机诸人展示的文体“怎么做”或“为什么做”显然不一样，但都是对“怎么做”或“为什么做”的文体特征的展示。
刘熙亦有文体命名的阐述，《释名·释言语》：
此颂、铭、祝、盟、誓数者都是行为动作，而此数者所产生的又都是言语，这由所谓“释言语”可证，这些“言语”就构成了文体。那么，上述文体是由产生文辞的行为动作来命名的，在这里由刘熙《释名》得到印证。
作为文论家的蔡邕，其释文体一般不做文体释名，只是讲文体的形制、性质等，作为训诂家的刘熙多有文体释名，但又少有文体的形制、性质等叙说。二者如何结合，则成为文体学发展的新课题。
四、《文心雕龙》的“释名以章义”——从文体释名展开讨论成为文章释体的一般性方法
文体命名在古代文体论中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地位？《论语·子路》载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又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错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128]也就是说，君子之言要做到“无所苟而已矣”，必须考察事物之“名”，即“必也正名乎”。因此，要讨论文体，必须关注文体之“名”。古代文体论之集大成者刘勰可能就是这样想的，其《文心雕龙·序志》谈到自己讨论文体的方法：
意思是推求文体来源阐述其流变，解释文体命名显示其意义，选取文体名篇确定其规范，陈述写作原理构筑系统。“释名以章义”，即从文体命名出发来考察文体，以解释文体命名来阐释文体内涵。倒过来，刘勰要以文体功能、文体实施的过程或文体的效果等文体特征来解释文体命名，确证文体的“名正言顺”。确定文体名与文体性质、功能、效果等的关系，即在确定文体的名实关系中讨论文体，体现出考察文体命名与其性质、功能、效果等的内在逻辑。以下只录刘勰所云“释名以章义”即文体释名部分，以示其文体释名的特点。
《明诗》：“诗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义归无邪，持之为训，有符焉尔。”[130]诗“为什么做”？即“持人情性”，就是保持、端正人的思想情感。这是以文体功能阐述诗的命名，这种阐述是可逆的，也可以用诗的命名阐述诗的文体功能。以下所举之例皆如是。
《诠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131]以“铺采摛文”来“体物写志”是赋的“怎么做”。这是以文体作法阐述赋的命名。
《颂赞》：“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132]容，德行包容一切，因而颂之。郑玄《周颂谱》：“颂之言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无不覆焘，无不持载，此之谓容。”[133]或曰歌舞之容状，《释名·释言语》：“颂，容也，序说其成功之形容也。”[134]《周颂谱》正义：“颂之言容，歌成功之容状也。”[135]前者是以文体“为什么做”阐述“颂”的命名，即“美盛德”也；后者是以“怎么做”阐述“颂”的命名，即“述形容”也。“赞者，明也，助也。”[136]“赞”是说明、辅助。所谓“明也”，即辅助使读者能够明白。以后作为史传之赞，也只是辅助之文，辅助于传记正文。“助也”，依行为动作的“做什么”阐述文体命名；“明也”，是以文体“为什么做”阐述文体命名。
《祝盟》：“天地定位，祀遍群神……祝史陈信，资乎文辞。”[137]“祝”为“祀遍群神”所咏文辞，这是以祝体的“做什么”阐述祝体命名。“祝史陈信，资乎文辞”，这是以“为什么做”阐述祝体的命名。“盟者，明也。骍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138]“明也”，向神表明心迹，那么，盟体用于向人表明心迹就是顺理成章的。这是以“为什么做”阐述盟体命名。
《铭箴》：“则先圣鉴戒，其来久矣。故铭者，名也，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139]前面讲“铭”的“为什么做”即“鉴戒”。而“名也”，《释名·释典艺》：“铭，名也，述其功美，使可称名也。”[140]则讲“铭”的“怎么做”，器物要与其名对应，即“正名”。分别以“为什么做”及“怎么做”阐述文体命名。“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141]以“为什么做”阐述文体命名。
《诔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142]“累也”，累积，就是以“怎么做”阐述文体命名。“碑者，埤也。”[143]埤，增益。无论在山上立碑还是在地面立碑，都是有所增益。这是以“做什么”阐述文体命名，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重合了。
《哀吊》：“哀者，依也。悲实依心，故曰哀也。”[144]哀，即哀悼时讲的话，而这里讲哀从心出，是说哀的行为动作过程。虽然“哀”“依”同声为训，《说文》释哀，“闵也。从口，衣声”[145]。但这又是形训，用字的形体释义。“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146]这是从“神至”讲吊须人至，以“做什么”阐释文体命名。
《杂文》释“七”体，“盖七窍所发，发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也”[147]。对问，顾名思义。连珠，“业深综述，碎文琐语，肇为‘连珠’，其辞虽小，而明润矣”[148]，亦如文体命名。此三者均切合“做什么”来释名。
《谐讔》：“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149]“皆也”，诙谐嘲笑的文章就是要使大家听了高兴。以“为什么做”阐述文体名。“讔者，隐也。遁辞以隐意，谲譬以指事也。”[150]讔即隐语，既是“做什么”又是“怎么做”。
《史传》：“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151]以“为什么做”释文体名。“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152]从“怎么做”释文体名。
《论说》：“圣哲彝训为经，述经叙理曰论。论者，伦也；伦理无爽，则圣意不坠。”[153]“伦也”，“论”要与圣意并列，以“怎么做”释文体名。“说者，悦也；兑为口舌，故言资悦怿；过悦必伪，故舜惊谗说。”[154]“悦也”，以“为什么做”释文体名。
《诏策》：“诏者，告也。”[155]告知是“诏”作为行为动作的本意。以文体命名“做什么”释文体名，二者重合。“策者，简也。”[156]以书写工具释文体名，与文体含义无关。
《檄移》：“檄者，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157]“皦也”，以“怎么做”释名。“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158]“易也”，以“为什么做”释名。
《章表》：“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159]“明也”，以“怎么做”释名。“表者，标也。《礼》有《表记》，谓德见于仪，其在器式，揆景曰表。”[160]“标也”，说臣下的进言既要说得明白，又要有明白的功效，以“怎么做”释名。
《奏启》：“奏者，进也。”[161]奏，进，进献。以文体命名“做什么”释文体名，二者重合。“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162]以“为什么做”释名。
《议对》：“周爰咨谋，是谓为议。议之言宜，审事宜也。”[163]“议之言宜”，以“为什么做”释名。“对”，以文体命名“做什么”释名，二者重合。
《书记》：“大舜云：‘书用识哉！’所以记时事也。……故书者，舒也。舒布其言，陈之简牍。”[164]舒布其言以记下文字，以“怎么做”释名。“书记”下附录二十四种文体，义多同上，不述。
除《诸子》《封禅》没有文体释名外，我们看到刘勰文体释名的三种方法：一是依文体的“做什么”，二是依文体的“怎么做”，三是依文体的“为什么做”。或有其中二者结合而论者。总之，是用训诂的方式来释名，或音训、或义训、或形训、或直寻，从对文体名的训诂中得出文体的某些含义。刘勰太执着于用训诂的方式来释名，有时不得不牵强附会，如称：“吊者，至也。《诗》云‘神之吊矣’，言神至也。”《尔雅·释诂上》：“吊，至也。”[165]周振甫称：“《诗·小雅·天保》：‘神之吊（dí敌）矣，诒尔多福。’是神降赐福。这个吊与吊丧之吊音义均不同。刘勰没有弄清两者的分别，把它们混淆了。”[166]
因此，刘勰用训诂文体命名的方式来阐释文体名，其真正目的是阐述文体特征。无论他怎么释名，文体释名本身就是要把文体的各种功能、目的、作法等与文体命名联系在一起，显示出研究是从文体内部出发的。于是以先前就掌握的文体的各种功能、目的、作法等来推导文体名的含义，或有先入为主之嫌。但是，文体以“做什么”命名，与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在这里得到了统一，文体的名与实在这里得到了统一，也显示出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是由文体的“做什么”规定了的。这是在用文体本身“做什么”来阐释、推导文体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做”，使文体应该“怎么做”“为什么做”成为文体的必然，或者说使文体的或然成为文体的必然，使人们对文体的规定性更有信心。
当我们理解了文体命名与文章释体可以双向运动，我们就知道，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也可以决定文体的命名。如《释名·释典艺》又载：
《周礼·春官宗伯》载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168]。这里是说“怎么做”不同，文体命名也就不同了。
五、总括
以上论述了古代文体命名与文体释名的情况，显示了古代文体论对文体之名的关注，即以“做什么”命名的文体，与文体的“怎么做”“为什么做”“做得怎么样”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从文体命名出发讨论文体，可说是我们传统文体论的一个特点，这是我们民族文论的一个优秀传统，今天我们仍有运用，如钱锺书曾论经典一名多义的情况，《管锥编》第一则“论易之三名”云：
钱锺书又有“诗之一名三训”[170]、“风之一名三训”[171]之论，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讨论文体的路径，即从文体命名的方面来考察文体的性质、功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