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4 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因素
在上文中，我们假设货币存量的变化是理所应当的。现在我们开始分析货币存量发生变化的原因。
从内战开始，美国的货币体系中日常流通的货币就包括铸币或信用货币，以及公众持有的存款，前两者是政府的直接或间接负债[56]，后者是商业银行使用部分准备金向公众支付日常流通货币的承诺。在这样的体系中，区分三个影响货币存量变化的主要因素是十分必要的。[57]
1.高能货币：公众日常持有的所有现金加库存现金，在1914年后，还包括银行在联邦储备体系中的存款。后两项构成了银行的准备金，根据我们的定义，这里面不包括银行间存款，并且1914年前只有库存现金。[58]因为银行准备金中的1美元可以派生出好几美元的存款，所以这些货币被称为高能货币。在其他因素（即下述两个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高能货币总量的增长会使货币存量发生相同比率的增长。[59]
2.商业银行存款和银行准备金之间的比率存款准备金比率。对于给定的准备金率，这个比率越高，存款的数量就越大。然而，这个比率对货币存量的影响不像高能货币的变动对货币存量的影响那么简单，因为假定其他因素不变，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增长意味着更多的货币进入公众流通，从而改变准备金的数量。因此这一比率变化产生的影响还与下一个比率相关。
3.商业银行存款对公众持有货币的比率（存款通货比率）。给定其他两个因素不变，这个比率越大，高能货币中用于银行准备金的量就越大，从而货币存量也越大。这一比率变化产生的影响也与前一个比率相关。
这三个比率从数学意义上决定了货币存量，给定了它们的数值，就可以计算出货币存量。[60]因此，我们称它们是货币存量的直接决定因素。
这三个决定因素在经济学上作用很大。它们被认为是影响货币存量的三个近似独立的因素，而且这三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由不同的经济部门影响或控制。
1.在信用货币本位制下，也就是1862-1879年，高能货币是由政府行为决定的。政府对高能货币尚无明确的政策，其发行量完全是税收和支出、借债和偿还的多种其他行为的作用结果。但是政府最终有权决定向公众和银行发行货币的数量，从而决定高能货币的总量。从这方面讲，绿钞党及其前身对绿钞的重视是正确的。
我们在下一章中还会看到，铸币本位制和信用货币本位制之间有明显的差异。在国际铸币本位制下，任何一个国家的货币数量必须能够与其他采用相同货币本位制的国家保持平衡，所以高能货币的数量要根据铸币进出口情况来调整。在单一国家使用铸币本位制或者全世界都使用铸币本位制时，铸币的存量是由可用的实物储量和对货币及其他用途的相关需求所决定的；而其数量的变化是由铸币及其他商品和服务的生产成本决定的。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高能货币的数量都是一个内生变量，而且不受政府左右。绿钞时期，美元与其他货币的弹性汇率切断了货币存量和国际环境的联系。这使高能货币和货币存量完全由国内情况决定。两者仅有的联系也不是货币机制层面的，而是政治层面的：政府要恢复战前平价水平的铸币本位制。
2.存款准备金比率首先取决于银行体系。当然，这不是指银行的一致行动，而是指每家银行独立行动的综合作用。一家银行可能只分别关注储蓄和准备金的绝对量而不是它们的比率，并且任何一家银行至少可以在自己的资产范围内确定准备金的数量。而从整个银行体系的视角出发，则是另一番情形。全部准备金的数量受到银行和公众手中全部高能货币数量的限制，银行能得到的份额除了取决于自身的行为，还取决于公众愿意持有存款而不是货币的动机。银行体系能决定的只是存款准备金比率。不论政府和公众采取何种行动，银行都可以达到任意比率。同时，这一比率与政府规定的准备金率相关；与银行对公众存取款变化的预期相关，即与存款通货比率的变化相关。当然，这一比率还会受其他资产运用渠道收益变化的影响。
3.存款通货比率是由公众决定的。同样，这不是指公众的一致行动，而是指所有持有货币的个体行为的综合作用。虽然个体的行为能够决定上面两个变量，但是公众作为一个整体既不能决定存款的数量，也不能决定通货的数量。因为这两个变量取决于银行创造存款的意愿和高能货币的数量。公众仅仅能决定存款通货比率，而且该比率是与政府和银行密切相关的。对政府而言，存款通货比率是与货币发行和吸收存款的法律环境相关的，会影响公众的意愿；而对银行而言，该比率是与其向存款人提供的服务和存款利息相关的。
上述两个比率共同反映了在分母中的准备金和通货对增加高能货币总量的重要性。银行可用高能货币发放贷款，投资，支付营运费用，加上银行面临的竞争环境，促使它们向公众提供存款利息，并为了吸收更多存款而提供免费服务。相应地，公众的行为也会决定一个存款通货比率。如果这一比率使银行的高能货币少于银行希望的持有量，那么银行就要变卖资产以充实其准备金，这样一来存款额就会减少，在给定的存款通货比率下，公众就会持有更少的通货。如果这一比率使银行的高能货币多于其希望的持有量，那么银行就会用多余的准备金去购买资产，这样一来存款就会增多，公众将会持有更多的通货。在均衡的条件下，银行会从准备金资产或非准备金资产的成本与收益角度来评估，并根据边际成本和边际收益相等的原则来持有存款和准备金，当然两者都包括直接和间接的成本和收益。
上述的简短分析表明，这种决定因素的分析框架是为了便于分析货币存量的各种决定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不是孤立地去理解它们，这也正是我们希望在这本书中阐释的。
图4描述了1867-1879年的货币存量及其三个决定因素，它的最大特色就是高能货币以平稳甚至近乎水平的走势运动到1879年2月的经济周期谷底（后来又伴随着经济的扩张上升，见第3章）。从1867年到1879年货币存量的增长反映了两个存款比率的变化，尽管此时高能货币是下降的。从1867年1月到1879年2月，高能货币每年降低1%。也就是说，如果两个存款比率保持不变，货币存量也会以同样的速度下降。但实际上，货币存量每年却增长了1.3%。从高能货币下降到货币存量增长的转换过程之中，两个存款比率基本上各贡献了一半作用。[61]
高能货币的影响在1867-1868年最为明显，这时其他两个比率的增长仅部分抵消了高能货币的下降，从而使货币存量下降。在其他时期，高能货币对货币存量的影响并没有上述两个存款比率对货币存量的影响这么明显。货币存量仅在如下年份中与高能货币同方向变动：存款比率与高能货币同方向变化的年份（1870-1873、1878-1879），或存款比率基本不变的年份（1875-1876）。
图4 1867-1879年的货币存量及其直接决定因素
1867-1870年高能货币开始下降是由于为内战融资的各种票据和证券退出了流通，见表1中由银行和公众持有的“其他美国通货”，因此反映了这些暂时战争支出的最终和近似自动的清偿。1870-1874年高能货币的增长是由国民银行券和绿钞近似相同的增长造成的，之后的下降则主要是由于绿钞的退出流通。绿钞的波动一定程度上是由前文提到的法律措施造成的——1874年法案授权绿钞扩大发行；《恢复铸币支付法案》规定了绿钞有限制的退出；而1878年5月的法案暂停了绿钞的退出。但是这种波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财政紧急需求以及财政部官员决定财政部持有的授权额度的共同结果。特别是从1878年8月到1879年2月银行和公众持有绿钞的最终下降，是由财政部持有绿钞的增长造成的，总的授权额度并没有发生变化。高能货币的波动反映了绿钞和恢复铸币本位间的政治斗争，而较为轻微的波动和较为稳定的总量则反映了政治力量的相对平衡。
这种平衡可能并不是那么势均力敌。虽然高能货币基本保持不变或下降，但是如果存款比率的增长没有引起货币存量的增长，那么政治规则可能使高能货币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走势。存款比率的增长不是由于同期的政府行为，而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前期措施对银行业结构的影响。1874年关于放松国民银行准备金要求的条款则是一个例外。
存款通货比率最初的增长无疑反映了商业银行的快速扩张和银行存款的作用进一步增强。1872-1874年存款通货比率增长速度的放缓可能引发了1873年银行业危机，而危机使存款通货比率的增速进一步下滑，该比率在9月份的银行业危机中达到了峰值。一大批银行的倒闭引发了银行业危机。危机中倒闭的最重要的银行机构是Jay.Cooke公司，这家银行因在内战期间向公众发售政府债券而全国闻名。由于年度数据较为粗略，我们并不能精确地评估该事件的作用。然而，从一般意义上说，任何银行业危机导致的人们对银行信心的下降都可以在存款通货比率中表现出来，因为人们会把持有的存款转化为通货，这在之后的月度统计数据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来。1876年后存款通货比率下降的原因也是相似的。1877-1878年，停业的商业银行数量有很明显的上升。
1867-1873年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增长一方面反映了国民银行中该比率的增长，另一方面反映了以准备金份额衡量的非国民银行相对重要性的迅速提高。虽然非国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是相对稳定的，但它始终是国民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的2-4倍。随着非国民银行重要性的提高，总体上也带动了银行业存款准备金比率的提高。国民银行的该比率基本上翻了一番，从2.0到3.8，其存款增长了12.5%，准备金降低了41%。这种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国民银行正在步入正轨。由于国民银行的增长速度放缓并且它们可以根据业务经验不断进行调整，银行发现，相对于存款来说持有较少的准备金是可行且有利可图的。非国民银行持有比国民银行更高的准备金主要反映了两者适用的法定准备金要求不同。而且在1879年，只有6个州对存款有法定准备金的要求，其中只有3个州要求相当于《国民银行法》中的数量。[62]同时，1867-1873年非国民银行所持有的准备金份额从13%增长到33%。在上述两个引起1867-1873年存款准备金比率增长的因素中，国民银行对该比率增长的贡献要略高于非国民银行地位上升的贡献。
1873-1874年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大幅下降是1873年银行业危机的结果。在危机的初期，公众持有的存款变为通货，致使银行准备金减少，这样也会使存款准备金比率上升，但是银行很快就加强了流动性，所以其准备金在危机后相对存款来说有一个短暂而普遍的增长。之后的一段时间，银行准备金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例如，1873-1874年银行吸收了大量的高能货币和公众手中的通货，但存款却略有下降。
1874-1875年存款准备金比率的大幅上升，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是之前银行追求流动性的结果，但是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国民银行券发行法律条款的变化。在1874年以前，法律要求国民银行按照其存款和债券的总量持有一定比率的准备金，后来只要求其对存款持有准备金。法定准备金要求上的放松使1874年后的银行存款准备金比率又创新高。
1877年2月之后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下降是由银行停业间接造成的。停业主要集中于非国民银行，并伴随着存款对这些银行的相对重要性的下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由于非国民银行的存款准备金比率较高，因此其重要性的下降也导致银行业的存款准备金比率有所下降。另外，在衰退中非国民银行希望得到更高的流动性，从而也导致了存款准备金比率的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