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诗歌总集的起源与发展
“总集”的名称最早见于梁代阮孝绪《七录·序目》。 《隋书》卷三五《经籍志四》认为,文学总集之祖即晋挚虞所编《文章流别集》四十一卷。该书按照文体,以类相从,当是一部分类诗文总集。挚虞曾评论所编各体文章,即《晋书》本传所载: “虞撰《文章志》四卷” ,“又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曰《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1后人将其所论辑出编为《文章流别志》《论》二卷别行。其中《志》为附在文前的作者小传,《论》是附在各类作品之前对该文体渊源、特点、流变的论述。两书久已亡佚。清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辑有《文章流别论》佚文12则,所论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诔、哀辞、哀策、对问、碑铭、图谶等十二种。可见,《文章流别集》一书中“文” “志” “论”三者兼备,融文体、文选、文论、文集于一体,体例比较完善,堪称后世诗文总集编纂的典范。2其实,《文章流别集》以选论古文为主,诗歌极少,出现年代亦较晚,不能很好反映中国早期诗歌总集编纂的情况。
中国古代诗歌总集的编纂远早于别集,更早于《文章流别集》。虽有汉人别集流传,但皆为后人所编,而先秦时期即有诗歌总集《诗经》。该书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的诗歌(前11 世纪至前6 世纪) 305首,另外还有6篇有目无辞,称为笙诗。先秦时称为《诗》 ,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关于《诗经》的编选、集结历代说法众多,主要的有以下三种:王官采诗说、公卿献诗说及孔子删诗说。后一说法最早见于《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根据礼义的标准将“三千余篇”诗删减整理成《诗经》。此说虽遭到了唐代孔颖达、宋代朱熹、清代朱彝尊和魏源等后世学者的反复质疑,但影响依旧很大。关于《诗经》的编排分类,孔颖达《毛诗正义》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认为风、雅、颂三大类是诗的不同体制,而赋、比、兴是诗的不同表现手法。这种认为《诗经》是根据不同体制来分类的看法被长期沿用下来,但也有学者主张《诗经》是按音乐的不同来分类的,其中“风”即音乐曲调,十五国风即各地区的地方土乐。“雅”即正,指西周朝廷的乐歌。雅分为大雅和小雅,作者均以上层贵族为主,其中小雅的作者亦有下层贵族,乃至普通士人。“颂”是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比较舒缓。“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其中周颂是西周初期的诗;鲁颂产生于春秋中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商颂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写歌舞娱神和对祖先的赞颂,商部族的历史传说和神话。《诗三百》的出现给后世诗歌总集的编纂以极大的启示,其中按体编排的方式即为后人所沿袭,成为古代诗歌总集常见的三大体例之一。3 另外后人选诗数量多以三百为限,如《唐诗三百首》《宋诗三百首》《元诗三百首》《明诗三百首》及《清诗三百首》等,均源于此。
《诗经》之后有《楚辞》。 《诗经》属儒家经典,在传统目录著作中被列入经部,准此,《楚辞》当为文学总集之祖。 “楚辞”为屈原首创,是在中国南方楚国地区流行的一种新型诗体,其名称首见于《史记·张汤传》。王莽新朝时期,刘向辑录《楚辞》十六卷,凡收楚人屈原及宋玉、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等人“承袭屈赋”的作品,共十六篇,其书今已佚失。东汉王逸著《楚辞章句》,为《楚辞》作注,又增入己作《九思》,凡十七篇,即《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及《九思》等。 《楚辞》成为继《诗经》以后,对古代诗歌具有深远影响的骚体类诗歌总集。《楚辞》在编排上以人标目,分家编排,这一编排体例亦多为后世宋诗总集编纂者所沿用。
魏晋以后,随着文学的自觉,诗歌总集的编纂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日渐密切。南朝梁中叶时徐陵所编的《玉台新咏》是继《诗经》《楚辞》之后中国古代的第三部诗歌总集。4 该书凡十卷,以选绮艳的宫体诗为主,收录作品除卷九佚名的《越人歌》为春秋时民歌外,主要是上至西汉、下迄南朝梁代的诗歌,凡769首。 《玉台新咏》按诗体编排﹐其中卷一至卷八为五言诗﹐卷九为歌行﹐卷一〇为五言四句诗。每一诗体下,再以人系诗。先唐时还出现了中国现存第一部诗文合选的文学总集,即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主编的《文选》 。该书凡三十卷﹐共收录作家130 家,诗文作品514 题,凡720 余篇。萧统明确提出自己的选录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于翰藻”,即好的文章必须通过深沉的构思,运用美丽的语言把事义表达出来。其中“事”“义”一般认为指所述的事实和义理,“翰藻”指包括音韵、对偶、辞藻等在内的语言美,可见编者已将文学与经、史、子等部非文学作品进行了严格区分,这正是当时文学自觉的体现。关于《文选》编排的体例,萧统在《文选序》中有明确表述:“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5全书采取了分体、类编、系时三者相结合的混编方式,按不同文体大致划分为赋、诗、杂文等三大类,赋、诗、骚、七、诏、册、令、教等三十八小类。其中赋、诗作品最多﹐故又按内容将赋细分为京都、郊祀、耕藉等十五门﹐将诗细分为补亡、述德、劝励等二十三门。这样的分门别类体现了编者对西汉至齐梁文学发展源流,尤其是对文体分类的主要看法,反映了文体辨析在当时已经进入了非常细致、深入的历史阶段。《文选》分体、类编、编年的编纂体例沾溉后世宋诗总集编纂甚多,如旧题刘克庄《分门纂类唐宋时贤千家诗选》在编辑体例上沿袭的痕迹就非常明显,方回的《瀛奎律髓》大体依题材分为四十九类,每类中先录唐诗,再录宋诗,大致依诗人时代先后为序。后世诗文总集往往先赋后诗,诗赋弁首,然后编录其他文体的惯例亦源于《文选》。
唐代时,随着诗歌创作的繁荣,诗人地位的提高,唐人编选的当代诗歌总集大量出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早在1958 年即出版《唐人选唐诗》(十种),包括敦煌佚书《唐写本唐人选唐诗》与传世的《箧中集》《河岳英灵集》《国秀集》《御览诗》《中兴间气集》《极玄集》《又玄集》《才调集》及《搜玉小集》等。据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一书著录,唐五代有唐诗选本41种6;据陈尚君《唐人编选诗歌总集叙录》7统计,唐人所编诗歌总集多达137种,不过存于今的仅有13种,见傅璇琮所编、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唐人选唐诗新编》 。与《唐人选唐诗》 (十种)内容比较,该书去掉《唐写本唐人选唐诗》,增补了许敬宗等编选的《翰林学士集》、崔融编选的《珠英集》、殷璠编选的《丹阳集》及李康成编选的《玉台后集》 (含陈、隋两朝诗)等四种8。
唐人所编诗歌总集的大量出现与唐代诗歌创作高度繁荣、诗坛诗学风尚与审美趣味的变化与发展不无关联。元结基于“风雅不兴”,编选《箧中集》,录沈千运、王季友、于逖、孟云卿、张彪、赵微明、元季川等“名位不显,年寿不将,独无知音,不见称显”的诗人7家,凡24首五言古诗,内容多抒写作者“正直而无禄位”“忠信而久贫贱”的苦衷与牢骚,诗风朴素,不事雕饰,对当时诗坛“拘限声病,喜尚形似,且以流易为词,不知丧于雅正”9的流弊有着明确的针砭作用。又如令狐楚奉唐宪宗之命编《御览诗》,以供其阅读,故与《箧中集》相反,该集所选诗歌风格以“醇正”为旨,不录古诗,惟取近体,反映出上层统治集团对齐梁以来出现、至唐代成熟的新诗体的支持与崇尚。编选者自身的兴趣爱好、学术视野、诗学观念与选评宗旨等,深刻影响着诗人诗歌的入选与否。杜甫诗歌流传至宋代被奉为典范,但今存于世的唐人选唐诗总集中仅韦庄编的《又玄集》选其诗7 首,中晚唐出现的其他唐诗总集未见其名,足见杜诗并不太符合唐代选家的审美情趣。“唐人选唐诗”多有自序,用以宣传自己的诗学主张,表达各自不同的文学见解。其中殷璠编的《河岳英灵集》、高仲武编的《中兴间气集》对入选诗人及其诗风进行简要评析,可谓选、评结合,而姚合编的《极玄集》则对诗人生平、仕履作了简单记载,这在编纂体例上皆开后世类似诗歌总集之先河。
在编辑体例上,唐诗总集多以人标目,以诗系人;也有按类编排的,如《搜玉小集》。就编者而言,有私人编纂与御编之分,有个人编纂与集体编纂之分。从总集类型来看,唐代已经出现了专收一时一地的诗歌总集,如殷璠编的《丹阳集》就是一部地域性的诗歌总集,所选限于盛唐时润州(州治在丹徒,即今江苏镇江)改名的丹阳郡籍诗人之诗歌,对今人研究当时当地的诗学风尚与地域文学有着较大的文献价值;专收一家一族的诗歌总集,如褚藏言编选的《窦氏联珠集》,编录窦常、窦牟、窦群、窦庠、窦巩兄弟五人之诗,人各一卷,每卷各有小序详其始末;专收唱和诗的总集,如陆龟蒙编选的《松陵集》,编录皮日休、陆龟蒙等彼此唱和之诗。又如《翰林学士集》则是一部初唐人自选的宫廷君臣酬唱之作。该集凡收初唐18人诗60首,分十三题,其中十二题均有许敬宗诗,三题仅有其一人之诗,可见此总集收诗以许敬宗为中心,其他人诗歌均属唱和。该集对考辨每组诗诗人职官题名及其作诗时的实际任职均有较大参考价值。芮挺章编的《国秀集》选录开元前后诗218首,内容亦多为奉和应制、侍宴之作。以上三集的流行对宋人唱和诗总集的大量编纂亦不无启发。
宋代时,尤其是南宋,随着诗话的增多,诗学批评意识的加强,选编者除选前朝诗外,还大量选录本朝诗,宋诗总集如同雨后春笋,越来越多,其数量与质量远迈前朝,其内容之丰富,体例之多样,远非以前各代可比。宋编宋诗总集在编选目的、选录标准、编纂体例、总集类型等诸多方面与宋以前诗歌总集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同时又出现了诸多新特质,这从以下几节的论述中可明显地反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