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谢天振
常有圈内同行和青年学者问我：“谢老师，据你看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之后会再转向哪里？”这个问题的实质也就是问当前的翻译研究最新趋势是什么，会向何处发展。对此我的回答就是三个字：“跨学科。”
在我看来，决定当代翻译研究发展趋势的因素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语言产业本身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语言服务行业的发展，从而让翻译这个语言服务中的主业不再仅仅是译者书桌上的“孤芳自赏”，而是成为当今社会上的一门新兴职业。而进入职业化市场以后的翻译，其受到的制约因素除了传统的文本内的因素外，还受到了“客户”要求等的制约，这样对它的审视和研究自然也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文本以内语言文字之间的转换层面，因此翻译研究也必然要超越语言，超越文本。
二是科技的最新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最新发展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极大地改变了翻译中口笔译的实践形态，如果只是停留在两千年以来关于翻译的想象之中，仍然只是运用传统的翻译研究方法和视角，那是无法解释和回答当今这个科学技术大变革时代背景下翻译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的，譬如众包（crowdsourcing）、粉丝字幕（fansubbing）这样一些现象。
三是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参与翻译研究，不光是翻译学科以外的哲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背景的学者，还有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他们运用各种高端前沿的科学仪器，捕捉译员在翻译时眼线的移动轨迹、脑电波的起伏变化等，以解开翻译中的“黑匣子”。正是有鉴于此，当今国际翻译界的有识之士正在大力呼吁翻译研究要突破自身的局限，加强与其他学科学者的合作，利用其他学科的优秀成果，对翻译进行更加全面、深入的研究。当代国际著名翻译理论家铁木钦科（Maria Tymoczko）甚至预言：“未来翻译研究最令人兴奋的进展将来自于它与神经科学的合作，神经科学领域大量的相关研究将对翻译培训产生重要影响。”（Brems et al,The Known Unknowns of Translation Studies,John Benjamins，2014：25）
从以上所述种种不难让我们窥见当代翻译研究的一个发展新趋势，那就是跨学科研究。译学界动辄喜欢用一个词——“转向”，也许有人会把当前这种翻译研究的最新发展趋势称之为“跨学科转向”，这虽然也未尝不可，但我对此不是很赞同。因为在我看来，发端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当代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实际上已经包含着跨学科的意味了：当我们超越文本、以开阔的文化视野审视翻译时，跨越学科岂不就是其中的应有之义？事实上，翻译学本身的学科边缘性、交叉性等跨学科性质也已经决定了对翻译的研究必然会借鉴其他学科的视角。所以严格而言，当前的这种发展新趋势似不必专门名之为“跨学科转向”，从而引发读者对它与文化转向关系的误解，以为跨学科转向取代了文化转向。中西译学史表明，历史上确有相当长时期人们对翻译的研究仅仅着眼于语言文本以内，且多停留在翻译的经验层面，但进入当代翻译研究阶段（具体也许可以定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后，研究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借助其他学科，尤其是与翻译密切相关的相邻学科，如语言学、哲学阐释学、比较文学等对翻译进行审视、考察与思考，从而把翻译研究引向深入。事实上，当代译学也正是借助于奈达、纽马克、卡特福德等一群具有语言学理论背景的专家学者对翻译研究的介入才开启了当代翻译研究的新局面，实现了当代翻译研究的第一次大的实质性突破。
至于当代翻译研究的第二次大的实质性突破，那就是上面已经提到过的西方译学界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并于90年代全面完成的“文化转向”。所谓“文化转向”，也许说成“转向文化”意思来得更为直接明白：指研究者把翻译放在跨文化交际这个大平台上对其进行考察、审视，并广泛借用多元系统论、女性主义、解构主义、目的论等当代各种文化理论，对翻译进行新的阐释，以确立并深化对翻译的新认识。
说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这里有必要顺便提一下国内翻译界对它的一个认识误区，即以为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都是文化学派的事，与语言学派无关，其实不然。我在2008年出版的《当代国外翻译理论导读》一书的“前言”中就指出过：“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其实并不仅仅局限于我们所说的文化学派。最近二三十年来一批从语言学立场出发研究翻译的学者，像哈蒂姆（Basil Hatim）、梅森（Ian Mason）、豪斯（Julian House）、斯奈尔霍恩比（Snell-Hornby）、莫娜·贝克（Mona Baker）等，也正在尝试借鉴语言学的特定分支或特定的语言理论，如批评话语分析、系统功能语法、社会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Linguistics，简称CL）等，将非语言因素纳入他们的研究视野，创建关于翻译的描写、评估或教学的模式，在探讨翻译语篇问题的同时也揭示世界观、意识形态或权力运作对翻译过程和行为的影响。他们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同样透露出向文化转向的迹象和特征。他们不再像以往的语言学派那样把翻译仅仅看成是语言转换的过程，而是同样意识到翻译是体现和推动社会的力量。在他们的理论框架和具体分析中，我们可以发现现代语言学以及翻译的语言学派对语言和社会关系的新认识。这些迹象表明，也许在当前西方的翻译研究界正在形成一支有别于以奈达等为代表的老一代语言学派的新一代语言学派，也许我们可以把他们称为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中的“第二代语言学派”？[1]
最近十余年来国内外翻译研究的最新进展似乎也印证了我的这个预言和推测，而摆在我们面前的王寅教授的这本新作《体认翻译学》一书也正是在这样一个翻译研究最新发展趋势大背景下，一位中国学者对翻译的最新思考和研究，同时也是我们中国语言学家在当代翻译研究前沿领域的最新探索。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也可以视作我们中国学者对当前国际翻译研究最新发展所作出的一个回应和贡献。尽管近年来国内学界也已经有较多的专家学者开始注意到体认翻译学的价值、意义和发展前景，如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卢植教授在前两年给《东方翻译》（2015年第三期）的《认知科学视野中的翻译过程研究》一文中就曾经指出：“认知翻译学代表了翻译科学研究的新趋势和新方向，专注于探索译者的认知特点、翻译能力，尤其是译者的认知神经机制，开辟了‘译者研究’新思路和新领域，从微观层次上探讨译者的智力结构、语言能力和翻译质量之间的关系。作为新的研究方向的认知翻译研究，融合语言学、认知科学，尤其是神经科学的方法论和具体研究方法，具有十分强烈的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特质，将对翻译学科的学科建构做出新的贡献。”不过论到这方面的专门著述，则似乎至今尚未见到。更为值得称道的是王寅教授的这部新著已在CL的基础上将其推进到体认语言学的新视野，当认知翻译学还未普及之时他已引领我们进入了体认翻译学新领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我以为王寅教授的这部新著也是为我们国家当前最新的翻译研究增添了一抹鲜艳的亮色。
我于CL一无所知，对体认语言学更是毫无研究，所以当王寅教授拿着他的《体认翻译学》的打印书稿来看我并要我为他写一篇序言时，我感到非常惶恐，不敢接此“重任”。不过真正启读他的大作后，我却发觉书稿中有许多论断并没有让我有太多陌生感，相反，书中的许多观点倒是一次次地引起我的共鸣，并进而引发我的深思。
首先是作者从体认观的立场出发对翻译的定位。在作者看来：“人们之所以能进行跨文化和跨语言的交流和翻译，皆因我们享有相同（或大致相同）的现实世界，且我们的人体构造以及各身体部位的功能相同，这就决定了全人类要有共通的思维基础和表达需要。”作者进而指出：“人类语言表达之所以出现差异，出现了部分难以翻译或不可译现象，皆因‘认知加工’的方式不完全相同所致。”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了他的体认翻译学视角下的翻译定义：“翻译是一种特殊的、多重互动的体认活动，译者在透彻理解译出语（包括古汉语）语篇所表达的有关现实世界和认知世界中各类意义的基础上，将其映射进译入语，再用创造性模仿机制将其转述出来。”这样的定义既体现了体认翻译学的特征，又很好地揭示了翻译活动的实质，而其中“创造性模仿机制”的提法，则又给读者留出了关于翻译的广阔想象空间。最近几年来我一直在呼吁对翻译进行重新定位和定义，王寅教授的这个翻译表述正好反映了语言学家对此问题的思考，可以给我们诸多启发。
其次，作者借鉴哲学、语言学的发展线索，依据人类的交际顺序，把翻译史的发展线索归纳成“作者—文本—读者”这样一条主线，并整理出一张表格，把三者放在一起观照，如把哲学理论归纳为：
把语义观归纳为：
把翻译观归纳为：
这样的归纳，如果不过于细究的话，把中西翻译思想史的基本脉络较为清晰地勾勒了出来，这反映出作者对中西翻译思想发展史的精准把握，同时也给读者全面深入了解中西翻译思想的发展脉络提供了一张清晰的“路线图”，对从事中西翻译思想史的研究者更有较大参考价值。
最后，作者运用体验哲学、CL和体认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在蓝纳克（Langacker）识解观基础上，补充、扩展后提出了他自创的“体验性识解观”，以期在理论上更好地解释翻译过程中的客观性和主观性，也颇令人注目。而更让人赞赏的是，作者还运用他的“体验性识解观”对《枫桥夜泊》一诗的40首英译作品进行了非常具体的分析，从而形象地展示了该理论解释的有效性。
除以上三点外，作者贯穿全书的丰厚的学术史观和严谨的理论思辩力，也让我在阅读过程中，甚至在阅毕掩卷之后发出由衷的感佩。在我看来，这两条恐怕是成就一名真正学者的根本。
王寅教授算得是我的老朋友了，自21世纪初起我有十余年时间几乎每年都会应邀到四川外语学院（现为四川外国语大学）小住十来天，给川外的翻译专业研究生开设一门译介学系列课程。期间，承廖七一教授介绍安排，有幸结识了王寅教授。王寅教授为人豪放豁达，快人快语，我们一见如故，从此结为知己。王寅兄是国内著名的语言学家，在语言学研究领域辛勤耕耘达四五十年之久，学养深厚，著述丰硕。而且让人感慨佩服的是，他的研究一直紧跟学科前沿：在20世纪70-80年代苦读索绪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得语言学理论风气之先；90年代得国际认知语言学大家雷柯夫、蓝纳克、海曼、泰勒之亲炙，即以《认知语言学》一书惊艳国内学界；进入21世纪后又追踪国际语言学界的“显学”构式语法，竟三年之功，书成《构式语法研究》两大卷，凡百万余字，令国内语言学界为之惊叹；近年，竟又推出两大卷百万余字的《语言哲学研究——21世纪中国后语言哲学沉思录》，令国内学界再度为之瞩目。如今，尽管已届古稀之年，但王寅兄并未止步于已有的成就，却像年青人一样，不断锐意进取，继续探索新的研究领域，为我国翻译学界又奉献出如此一部富于新意且创见迭现的跨界之作，让人既钦佩又感动。我相信王寅兄的新作必将对推进中国当代翻译学，甚至语言学研究的深入发展作出它的贡献。
是为序。
2019年8月5日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