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乡村医生

绝大多数乡村医生以前都是赤脚医生。笔者所在的调研小组在对绩溪县进行调研时，特别采访了胡孝明、程国全和舒义新三位乡村医生，他们以前全都是赤脚医生。

通过访谈，倾听村里人的真实声音，这种自下而上的方法，有利于我们更好地看清中国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和面临的挑战。由此，我们也可以更好地理解改革引发的令大众困惑的各种政策争议——过去的以及正在进行中的。

胡孝明

胡孝明，绩溪县金沙镇黄土坎村人，1944年出生，初中文化水平。1966年，他被生产大队选拔为赤脚医生。如今他已年逾75岁，仍是村里的乡村医生，工作在卫生工作的第一线，继续为村民们提供基础医疗服务。他为人实在、勤奋努力，赢得了许多荣誉，很多村民都把他当成“私人医生”。

黄土坎村新建的柏油马路边，有一个看上去较新的二层小楼，那是胡孝明老先生所在的村卫生室。卫生室门外墙上，一边挂着县卫生局监制的村卫生室牌子，另一边是一块黑板报，用于宣传公共卫生知识。胡孝明介绍说：“路是政府修的，房子是集体的。”

谈到他当赤脚医生的岁月，胡孝明说：“那时，在（20世纪）60年代，村里的大多数人都是小学毕业，初中毕业生很少。我那时比较受重视。我当赤脚医生拿到的工分是最高的，和村干部一样。我每天有10个工分，每工分值8毛钱。一年有330个工（分），可以挣200多元。村里人都很尊重我们。”

卫生室里，靠窗的诊台上放着老式的汞柱血压计、听诊器和体温表，俗称“老三件”。桌上还放着绩溪县脱贫手册、记录病人健康状况的笔记本，以及建档立卡的因病致贫返贫农村贫困人口情况统计表。药房的药架上摆着治疗常见病的西药和中药；发药的窗口旁，有一台电脑和一个算盘；屋里还有一个旧药箱，是过去当赤脚医生时用的。

胡孝明回忆说：“当时的卫生室可不是这样的，那时是在山里头，自家的房子当卫生室。现在的条件好多了。2010年12月，全县启用‘一体化’管理，要求记录诊断、处方、费用等信息，包括慢性病。当赤脚医生的时候，生产队有3个卫生员。3个人轮流值班出诊。乡卫生院每年都安排我们去参加培训，每年大概有10天左右。我们一点一点地学。对治不了的病人，我们会把他转到上级医院，避免病情恶化。”

“那时的医药费，生产大队每年给每位社员出1元钱。社员看病每次挂号费是5分钱，这是用来支付卫生室日常开销的，如消毒用的酒精棉球、记录用的纸张等。我们自己也种些中草药，节省一些药费开支。”

20世纪80年代初，村里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生产队成为了历史。胡孝明说：“拿到乡村医生证书后，我继续为村民服务。我当时只收1毛钱的问诊费。到了90年代，我改收2毛钱，也算可以，因为那时大家的收入增加了许多。”

2000年后有一段时间，他也曾自己开过诊所。后来村里还是请他回来继续负责村卫生室的工作。“小小的卫生室，我身兼数职，很忙的，既是医生，也是护士，还当收费员、保洁员，还要采购、搬运。”他接着说：“现在是互联网时代，我还学会了使用电脑。我要用电脑输入和查询数据，这已成了我的日常必需的工作。互联网方便，支付、报销简单透明，新合作医疗等信息都在里面。”

我们说着说着，卫生室里就来了一位村里的妇女。胡孝明给她量了血压。这位妇女简单地咨询了几句，就离开了。当问她卫生室的服务如何时，她说：“好，很方便。”胡孝明每年的门诊接待量超过2，000人次。他服务周到，收费合理，在村里非常受欢迎。[61]

程国全

程国全是绩溪县伏岭镇石川村人，1956年出生，中专毕业。1974年，他还在石川村小学当过民办教师。1967年，他由生产队长和村民代表投票推举，参加了赤脚医生培训，成为一名赤脚医生。程国全工作认真、踏实，获得过县卫生防疫的先进个人荣誉。

石川村位于绩溪县东部，面积8.8平方公里，距县城20公里。石川村卫生室，虽然不大，但布置得井井有条，敞开式的房间里诊室与药房被隔开，里面还有个治疗室。程国全就是这里的坐堂乡村医生。

程国全回忆道：“（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村里有1，300人，那时得疟疾的人比较多。有一年，有48个人得了疟疾，我负责给他们治疗。父亲帮我买了两个水壶，我包好48付药，背到背上，每天给病人挨家挨户地送药。那时治疗疟疾的西药主要是奎宁。现在有了青蒿素。青蒿素是中国药学家屠呦呦成功提取出的新型抗疟药物。2011年，屠呦呦因此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这里种两季水稻。那时卫生条件不好，有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每年都有50—60个病例。我们赤脚医生是首诊，疑似病例要及时送到乡医院。刚发病时，村民不当回事，我就得做病人的思想工作，陪着他们到公社医院看病、输液。”

“我的工作很关键，如果不及时治疗，可能会要人命的。”程国全说。

他还讲了接生的例子：“过去生小孩，都是在自己家里，有‘接生婆’用传统的方法接生。后来政府提倡新法接生，要到医院生孩子。我是赤脚医生，就得做表率。我家小孩就是在县医院生的，是剖腹产。70年代末、80年代初，要动手术，都在县医院。我们赤脚医生负责村里的妇幼保健，计算预产期；预产期到了，我就推荐产妇到医院生产；如果马上就要生了，实在来不及去医院，我就帮助接生。”

程国全还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在15公里以外的山上，一个村民推三轮车时不慎掉到了山沟里。那时的道路很窄，一边紧贴着山，一边是深山沟。一起干活的村民跑来叫我。我花了两个多小时的时间才匆忙赶到现场。我先把伤员的腿用树枝固定好，免得二次伤害，然后我们把他抬上三轮车，送到县医院。”

“还有一次，是蛇咬伤。有一个农民在玉米地里被蛇咬伤了。得知后，我赶紧给他处理伤口，在田埂上采一种草药先给他敷上，然后让他去专门治疗蛇咬伤的专科医院。”

“此外，赤脚医生还要做好卫生健康的宣传工作。这方面，黑板报很管用。”

程国全接着说：“70—80年代，这边还流行过脑膜炎。为了预防，我们煎熬草药，送到每家每户。除了给老乡看病，我们还要做好卫生宣传和防疫警示工作。例如，许多村民都直接喝井水和河里的水，得痢疾肠炎的比较多。我们要告诉村民不要喝生水，不要把粪便倒入河里。”

程国全的夫人坐在一旁，准备茶水，她说：“在村民的眼里，他就是‘知识权威’。”程国全自己也打趣地说：“现在，我要是离开三天，这个村就要翻了天。我家在黄山景区有个房子，都没怎么去住过。虽然村民可以给我打手机，但若我在村里，他们会觉得更踏实。”

舒义新

舒义新是绩溪县扬溪镇丛山村人，1956年出生，中学读到高一。1976年被村里推荐到乡中心医院学习培训一年多时间。1978年回乡当了赤脚医生。虽然工作了几十年，年纪已不轻，但他学习干劲仍然不减，报考了安徽省芜湖地区卫生学校，并获得了专科证书。

说到当赤脚医生的年头，舒义新记忆犹新：“当时，卫生室有三位卫生员，其中有个女卫生员。平常我们两个男的出诊，女的值班。村里妇女生病、生孩子，都会叫她去。”

根据舒义新的说法，除了提供基本医疗服务，赤脚医生还要参与流行病防疫工作，如给村里人打疫苗如种卡介苗，发放小儿麻痹症的糖丸，并接受血防站的指导，配合血防站防治血吸虫病。

“那时交通不便。我们出诊，24小时随叫随到，都是靠走路，有时半夜也要出诊。夜晚走路，没有手电筒，就拿着竹子捆起来的火把照明。70年代，我们没有自行车，那时自行车算是奢侈品。1985年，我才有了自行车，可以骑车巡诊。现在我骑小摩托车了。”舒义新说。

“当时，如果要送重病人到公社卫生院或县医院，只能用竹子做的架子抬着，条件好点儿的村，有两轮平板车推着。公社方圆大约10公里，步行去公社卫生院得个把小时，送县医院更远，送危重病人很困难。现在好了，有了手机和救护车。救护车20—30分钟就可以到村里了。”舒义新说。

20世纪80年代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后，卫生室曾停办一年多。“后来，我参加考核，拿到了乡村医生证书，回到村里自己承包了卫生室，继续为村民看病。没了工分，我只能靠自己挣钱了。”他强调说。

“我的出诊费是5—10元，路远的费用高些。打针一次收2元，吊水一次收3元。其他收入得靠药品差价，一般要加15%—20%。因为是承包，我每年要上缴卫生院管理费1，200元。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了。”

“这些年来，有了农村新医改，有了新农合，药品都是政府直接采购，不容许有差价了。我们乡村医生的收入主要靠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贴和诊疗费。诊疗费一次5元，政府的补贴按管辖地区的人口计算，大概每个人给20—40元，不到50元。我每年收入包括公共卫生服务、政府补贴和承包服务，大概是2万—3万元。”

卫生室的桌子上放着一摞家庭医生签约合同书。舒先生解释道：“这些都是新的收入来源。现在实行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一般有慢性病的（如高血压、糖尿病），还有针对年老的和年幼的，都可以签订家庭医生服务合同。”

舒义新说：“我每天都很忙。我很高兴能为村民们做事。现在村里大概70%的人都出去打工了，他们是壮劳力，很多人是我看着长大的。他们外出打工，要身体好，不然干不了那份工作。我当乡村医生，工作还是很有意义的。”“我很高兴能照顾好我的村民们的健康。”

“乡村医生的收入和福利应该提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接我们的班，我们越来越老了。”他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