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字的来历

目前这些文字以一种略微奇怪的方式集合在此，并取得了一个作品的形式。然而它只是一个文本，一个由若干文本构成的文本，并向无数其他文本开放。但是，它们汇聚于此也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它们确实回应了我五年前筹划的一个课题：精神分析学的文学批评维度。正如任何产品都和它的预期不尽相同，这个文本自然也不例外。因此，这种结果与设想之间的差异也许不能被简单地视为一种背叛。

精神分析学的文学批评维度就是要讨论精神分析学可以在哪些维度上应用于文学批评。精神分析诞生一百多年来，迄今已在西方学术界取得了十分丰硕的成果，研究深入，影响广泛。不仅涉及的范围之广与当初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批评的触角延伸到社会生活、文化研究和政治批判的肌理深处。概而言之，精神分析批评如今大约在六个维度内展开：（1）关注作品的作者或者作品中的人物；（2）关注作品的阅读与接受；（3）利用精神分析学和文学对某些主题互为阐释；（4）关注文学的修辞、话语或者语言；（5）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批评；（6）关注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或者解释学的精神分析学。

一、关注作品的作者或者作品中的人物。在此方面，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自己就有五篇影响深远的文章（均有比较可靠的中文译本）：《作家与白日梦》《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弑父者》《詹森的〈格拉迪瓦〉中的幻觉与梦》和《米开朗琪罗的摩西》。这些论文或者就作者在作品中揭示的自我做出精神分析的解释，或者像考察生活中的无意识征候一样考察艺术中的无意识征候，艺术作品本身特定的形式结构往往被忽略。朱莉娅·莱恩哈特·鲁普顿（Julia Reinhard Lupton）和肯尼斯·莱恩哈特（Kenneth Reinhard）在《俄狄浦斯之后：精神分析中的莎士比亚》（After Oedipus：Shakespeare in Psychoanalysis，1993）这本抱负宏大且极富想象力的著作中，深入探究了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模式、人物，以及各种文学传统通过解释莎士比亚而发展出来的阅读方式，从而描绘了精神分析和文学两种话语之间的对话。卡尔·P.艾比（Karl P.Eby）的《海明威的恋物癖：精神分析和男人气概的镜子》（Hemingway’s Fetishism：Psychoanalysis and the Mirror of Manhood，2010）以丰富的细节和令人叫绝的文献证据展示了在海明威塑造其身份和性别上，恋物癖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一次以一种理论化的方式解释了海明威为何是一个恋物癖者，以及为何我们应该关注这一事实。罗伯托·斯皮兹阿勒巴格里阿卡（Roberto Speziale-Bagliacca）的《国王与奸妇：〈包法利夫人〉和〈李尔王〉的精神分析学和文学再阐释》（The King and the Adulteress：A Psychoanalytic and Literary Reinterpretation of Madame Bovary and King Lear，1998）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出发，对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和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作了修正性的阅读。作者将精神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从而挑战了文学批评家们对这两部著作的传统解释。

二、关注作品的阅读与接受。比如诺曼·霍兰德（Norman Holland）的《文学反应的动力学》（The Dynamics of Literary Response，1968）根据弗洛伊德的学说，认为文学作品在读者意识中造成无意识幻想与对于幻想的有意识抵抗之间的交互作用。文学作品使人愉快是因为，它通过迂回的形式手段把我们最深层的焦虑与欲望变成社会可以接受的意义。如果文学作品没有以其形式和语言“软化”这些欲望，从而使我们能够充分支配和抵抗它们，它将被证明是无法接受的。在哈罗德·布鲁姆（Harold Bloom）的《影响的焦虑：诗歌理论》（The Anxiety of Influence：A Theory of Poetry，1997）中，作者所做的事情是从俄狄浦斯情结的角度改写文学史。作者认为，诗人们焦虑不安地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前辈诗人”的阴影之中，犹如儿子受着父亲的压迫：任何一首具体的诗都试图通过对以前一首诗的系统改造而逃离这种“由于恐惧影响而产生的焦虑不安”。玛丽·雅各布斯（Mary Jacobus）的《精神分析和阅读场景》（Psychoanalysis and the Scene of Reading，1997）借助精神分析学探索了我们思考阅读以及阅读效果的方式。它为文学批评家提供了一条途径，以到达精神分析学视角之内的阅读场景。作者认为，无论是被看作一个过程，一种表征，还是一种文化活动，阅读都涉及了内在和外在的观念、缺席和边界，以及思想和情感从一个人到另一个人或者从一个历史时期到另一个历史时期的传播。

三、利用精神分析学和文学对某些主题互为阐释。比如苏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在《写作和疯癫：文学/哲学/精神分析》（Writing and Madness：Literature/Philosophy/Psychoanalysis，2003）中探讨了精神分析、文学和哲学之间的关系，并由此就文学与被文化以“疯癫”为名所排斥的东西之间的关系探索了文学的特殊性。通过戏剧性地表现意义与无意义、理性与非理性、可读与不可读之间不断重生的关系，一切文学文本都持之不懈地在与疯癫交流。索尼亚·麦卡珂（Sonia Mycak）的《寻找撕裂的主体：精神分析、现象学与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In Search of the Split Subject：Psychoanalysis, Phenomenology, and the Novels of Margaret Atwood，1997）专门研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围绕一个极为显著且反复出现在其小说中的问题——分裂的自我——对她的六篇小说进行了深入阅读。作者仔细检查了每篇小说主角的身份脱臼、异化、破碎和分裂的方式，并由此重新阐释了每篇小说。阿莱希娅·利希阿迪（Allesia Ricciardi）的《哀悼的终结：精神分析、文学与电影》（The Ends of Mourning：Psychoanalysis, Literature, Film，2003）从交叉学科的视角探索了哀悼的当代危机。在一个怀疑历史和记忆的时代，过去只是作为一道景观、一个在文化市场上有待消费的产品与我们发生联系。书中依次讨论了哀悼问题在弗洛伊德、普鲁斯特和拉康著作中的出现和发展。

四、关注文学的修辞、话语或者语言。比如谢尔登·布利维奇（Sheldon Brivic）的《符号的面纱：乔伊斯、拉康和知觉》（Veil of Signs：Joyce, Lacan, and Perception，1991）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乔伊斯小说中的感觉是如何运作的？作者利用拉康的理论为《尤利西斯》和《芬尼根守灵》这两部小说中的心理生活的力学创造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毛德·艾尔曼（Maud Ellmann）的文集《精神分析学的文学批评》（Psychoanalytic Literary Criticism，1994）介绍了弗洛伊德的解释方法，并展示了这些方法如何被法国精神分析学家雅克·拉康的影响所改变。传统的弗洛伊德批评倾向于将焦点集中于文学文本的主题上，而拉康的批评则将焦点集中于语言结构，从而将读者的注意力重新导向词语本身。苏珊娜·费尔曼编选的《文学与精神分析：另类阅读问题》（Literature and Psychoanalysis：The Question of Reading Otherwise，1982）是关于文学与精神分析最好的著作之一。对于任何有兴趣探索二者之关系的学者，任何有兴趣了解为了阅读文学而对弗洛伊德重新做一种拉康式阅读的学者来说，这本书都是必不可少的。在朱丽娅·克莉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诗歌语言的革命》（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1984）中，克莉斯蒂娃深受拉康影响，但她不是把象征秩序与想象相对，而是把它与她称之为“征候”（the Semiotic）的东西相对。她用征候一词来指我们可以在语言之内发现的一种力量类型或活动，它们是前俄狄浦斯阶段残留下来的东西。象征语言与父亲的法律相关，而征候语言则与母亲的身体相关。作者把这种征候“语言”看作破坏象征秩序，进行革命的一种手段。

五、从精神分析学的视角展开女性主义批评。比如露丝·伊瑞格瑞（Luce Irigaray）的《他者女人的反射镜》（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1985）无可置疑地是女性主义研究中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在其中第一部分，作者重读了弗洛伊德论女性性征的论文，以及他论述女性的其他著作，由此昭示了西方一般话语和精神分析理论中暗含的男性意识形态：女人如何被定义为劣于男人的他者，而且没有自己的身份。罗莎林德·明斯基（Rosalind Minsky）的《精神分析与社会性别：导论性读本》（Psychoanalysis and Gender：An Introductory Reader，1996）提出以下问题：对象关系理论是什么？它与文学研究有何关系？弗洛伊德菲勒斯中心主义的理论如何让它适用于女性主义批评？作者在本书中清晰、直截了当地回答了这些问题，并且完全不落俗套。书中第一部分概括介绍了对象关系理论的基本内涵，并对相关精神分析学家做了提纲挈领的评价。在第二部分，作者编选了相关精神分析学家关于这一理论的文本，包括弗洛伊德、拉康、温尼科特、克莱因、克莉斯蒂娃和伊瑞格瑞。弗洛伊德最初被当作父权制文化的辩护者而受到女性主义者的批判，但朱丽埃特·米切尔（Juliet Mitchell）的《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对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激进再评估》（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A Radical Reassessment of Freudian Psychoanalysis，2000）却反其道而行之，公开为弗洛伊德辩护。作者争辩说，弗洛伊德并未向我们推荐父权制社会，他只是对父权制社会进行了独特的分析。如果我们真的有志于理解和挑战妇女受到的压迫，就不能忽视精神分析。

六、关注作为一种文学理论或者解释学的精神分析学。比如佩里·梅瑟尔（Perry Meisel）在《文学弗洛伊德》（The Literary Freud，2006）中对弗洛伊德的一些主要文本进行了文学式的细致阅读，声称弗洛伊德的文本完全是文学性的，他既把弗洛伊德当作文学理论家，又把他当作文学实践者。至于弗洛伊德对其他人的影响，梅瑟尔认为也构成了一部文学史。相比梅瑟尔将弗洛伊德的著作另类解读为一种文学理论，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弗洛伊德与哲学：论解释》（Freud and Philosophy：An Essay on Interpretation，1977）、《论精神分析》（On Psychoanalysis，2012）和《解释的冲突：解释学文集》（The Conflict of Interpretations：Essays in Hermeneutics，2007）则更为明确地将精神分析定位为一种解释学。这三本著作从略微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以下几个共同的问题：精神分析学是一门什么学科？精神分析学提供了什么样的真理以及它所提供的证据又是什么？具体的精神分析实践由什么构成？关于创造性与艺术作品它能告诉我们一些什么？它在我们的文化中居于何种地位？它如何改变文化？叙述在精神分析中的作用是什么？

精神分析学传入中国，迄今已近百年。在这漫长的一个世纪之中，精神分析学在其诞生的文化语境中得到了长足发展；这种发展不仅表现在从弗洛伊德的学说中分化涌现出众多的流派，甚至传统的弗洛伊德学说也出现了革命性的变革，比如拉康对弗洛伊德学说的创造性发展，而且还表现在精神分析学作为一种批评方法被广泛且深入地应用到各种不同的领域，比如文学批评、大众文化批评、女性主义批评和政治批评，从而一方面极大地深化了人们对精神分析学本身的认识，另一方面也在因应急剧变迁的社会文化生活的过程中提出了许多崭新的问题。然而在汉语学术界中，谈及精神分析批评，至今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这不过就是把作者或者作品中的人物当作一个神经症患者或者性变态加以分析，如此而已。如果精神分析批评所能做到的真的只能仅限于此，那么我们很难理解这种批评方法为何在欧美学术界至今长盛不衰。精神分析批评所能做的事情绝不仅限于将作者或者作品中的人物当作一个神经症患者或者性变态者加以解剖，它具有更加广阔的维度和强大的潜力。今天，即使精神分析批评着意于作者或者作品中的人物，其目的也绝不再是将其作为一个神经症患者，而是将其置于文化与语言之网来加以考察；它可以帮助我们从阅读与接受的角度探讨为何有些读者喜欢某些作品而厌恶另一些作品，或者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结合精神分析学与文学，我们可以对主体、欲望、哀悼、邪恶、暴力、他者等反复出现在文学中的问题进行新的解释；借助精神分析学强化女性主义批评，我们可以更加深入地批判父权制文化；至于将精神分析学本身当作一种文学理论或者解释学，不仅可以拓展我们对文学的理解，也可以深化我们对精神分析的认识。如果我们能够深入考察精神分析批评的上述六个维度，那么必将能揭示精神分析学应用于文学批评的广阔领域和巨大潜力，从而全面揭示精神分析批评的真正价值：借助精神分析学的启发，我们能够更加充分地理解文本是如何建构起来的，它揭示了什么同时又隐瞒了什么，以及背后的意识形态原因；而且通过更加充分地理解读者从文学中获得的快感或不快之感，我们也许能给相当紧迫的有关幸福与痛苦的问题投射一线有限但意味深长的光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哲学最具价值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政治—精神分析学，研究幸福问题，而这一问题影响整个社会。正如伊格尔顿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研究苦乐动力学的理由之一是因为，我们需要了解一个社会能忍受多少压抑和不满：为什么欲望可以从我们认为有价值的目的被扭向使它浅薄堕落的目的；人们有时究竟准备怎样忍受压迫和侮辱，而这种忍受的极限又是什么？如果这个目的能得到实现，那么本选题的意义与价值也就实现了。

精神分析之所以能从以上六个批评维度展开，甚至进而向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渗透，主要归功于拉康对精神分析学所做的革命性变革。因为弗洛伊德之后，精神分析批评的激进动力主要来自拉康。因此，深入考察拉康的精神分析学对文学批评的巨大影响，就成了这一领域的当务之急。因为拉康，精神分析批评告别了原来那些幼稚的还原论；也就是说，再也不会满足于探索作品说了什么，而是探讨主体是如何被象征秩序决定的，身份是如何被社会关系建构的，欲望又如何受制于大他者的欲望，文本是如何编织出来的，语言是按照什么法则运作的，话语是受何种意识形态力量驱动的。拉康最突出的贡献就是把精神分析批评改造成了一种以欲望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学。因此，精神分析学的文学批评最终是一种政治批评，它的目标和价值绝不仅限于作为一种无关社会现实的纯净的理论游戏。出于这种考虑，我最终将研究重点集中于拉康思想中与文学批评具有密切关系的几个基本概念，比如无意识、欲望、凝视和升华，以及拉康为了发展精神分析学理论而从事的文学批评实践。

本书主要由六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导论”——作为一种解释学的精神分析学”，其目的不仅是彰显精神分析学本身乃是一种解释学，与现代解释学具有内在的一致，同时也考察它徘徊于实在论和解释学之间的内在紧张。精神分析学之所以是一种解释学，不仅因为它与语言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且因为精神分析的解释最终是一种建构而非重建。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必须仔细分辨精神分析学在建构和重建、现代解释学与实在还原论之间的纠缠。弗洛伊德的目的是解释文化的意义及其在个体和集体上的发生，但这一目的的基础却是心理经济学，这就使精神分析学内在地具有一个根本的矛盾。他的发现是在意义效果的层面上进行的，但他却是在力能学的概念中来加以说明的。这就使他的唯能论经过一种解释学而来，而他的解释学则建立在唯能论的基础之上。这种混合的话语并非含混的话语，但它带来了不可弥合的断裂。这种混合话语不仅要阻止精神分析滑向自然科学，而且也要阻止它滑向符号学。滑向自然科学就会落入实在论的陷阱，滑向语言学则会牺牲精神分析最坚硬的内核。精神分析的悖论就在于，它是力能论语言与解释学语言的交织与缠绕。因此，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始终处于一种实在论与解释学的紧张对峙之中，这种紧张甚至危及我们对弗洛伊德的解读本身。不过，也许精神分析的这种内在紧张其实不是它的缺陷，反而是它的有利条件；因为正是对实在的坚持将精神分析与在解释的道路上一去不归的解构主义区分开来。

第二部分“三个关键概念”探讨了与文学密切相关的无意识、凝视和升华。弗洛伊德曾从拓扑学、动力学和经济学三种观点解释无意识，但最终未能真正揭示无意识的本质。然而弗洛伊德的贡献是他发现了一个基本真理：无意识是一种话语。基于弗洛伊德的贡献和不足，拉康断言“无意识就是大他者的话语”。然而要真正理解拉康这句箴言，我们必须首先理解为何拉康说“无意识具有语言的结构”。那么无意识话语具有何种性质的结构呢？对此拉康回答说，与意识层面的话语不同，无意识话语的结构特征就在于它只有能指而没有所指。那么拉康所说的能指是什么呢？能指就是“替另一个能指表征主体的东西”。然则拉康的主体是什么呢？由此我们必须理解拉康的一个基本发现，即主体的异化与分裂。无意识作为一种话语，自然是某种欲望的表达，然而它表达的是谁的欲望呢？是主体的欲望吗？如果是，鉴于拉康已经充分证明了主体的分裂，那么这欲望是哪一个主体的欲望呢？

凝视（gaze）首先不是一个视觉经验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论意义上的问题。在拉康之前，萨特在其《存在与虚无》中对凝视已有论述，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与《可见的和不可见的》所关注的也是视觉与主体的关系。拉康无疑受到了二者的启发，但他和二者持论迥然有别。在拉康看来，凝视就是维系主体的幻想在视觉关系中所依赖的对象，换句话说，凝视就是视觉关系中的对象a。拉康的凝视之所以费解，首先便是他所定义的凝视与常识中的凝视迥然不同。常识理解的凝视无非是具体人物的凝视，总之与眼睛密切相关。拉康所说的凝视与眼睛无关。凝视而与眼睛无关，这怎么可能呢？就常识而言，这的确是荒谬的；但如果我们想真正把握拉康的凝视，由此获得一些深刻的洞见，而非停留于常识，我们就必须首先把常识之见悬置起来。凝视如今已然成为文学、电影电视和政治理论中非常重要的主题之一，但详其本源，拉康无疑仍然是最主要最直接的诱因。因此，对拉康的凝视理论有一个基本理解就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

不管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还是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范畴，崇高或者升华的性质与身份似乎都是暧昧不清的。作为一个美学范畴，这个术语开始于朗吉努斯（Longinus）。直到康德，崇高/升华才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美学范畴。但要深入探究崇高或者升华，仅限于一般的审美心理学是不可能的，必须借助精神分析。因此，就崇高或升华而言，弗洛伊德是康德之后最为重要的理论资源；但作为一个精神分析学范畴，升华从来不像其他范畴，如压抑、无意识、移情等，得到过弗洛伊德充分的理论阐释。在精神分析思想中，升华仍然是一个空白。这个空白直到拉康才得到比较满意的弥补。

第三部分“解释的边框”由两篇文章构成，反思文本的意义与解释的边框之间的匿名关系。第一篇文章探讨德里达和拉康围绕《被窃的信》这篇小说展开的争论，或者准确地说，探讨德里达对拉康关于《被窃的信》的论述所做的激烈批评。1956年，拉康在其研讨班上做了关于《被窃的信》的研讨报告，这不仅是精神分析学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文学批评中的重大事件。拉康做这个研讨报告是因为，在他看来，这篇小说以一个文学文本的形式绝佳地例证了一个精神分析学的真理，即能指的移置对主体具有构成作用。时隔20年，德里达以《真理的供应商》（1975）向拉康发起咄咄逼人的进攻。德里达不仅反对拉康的基本论题，而且反对拉康关于信/文字的基本性质的每一个观点。在德里达看来，拉康的论述不仅是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而且是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拉康真的难辞其咎吗？德里达的指控真的无懈可击吗？

第二篇文章讨论了围绕亨利·詹姆斯的小说《螺丝在拧紧》所展开的解释冲突。1934年，埃德蒙德·威尔森在他的论文《亨利·詹姆斯的模棱两可》中对这篇小说作了一种弗洛伊德式的解释，他明确主张，小说中令人惊怖的幽灵并非别的什么东西，不过是女家庭教师病态的想象，是她的性欲望在受到压抑和挫折之后的幻觉投射。威尔森这篇论文的发表成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在文学批评界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但它所激发的与其说是人们对这篇小说的好奇，不如说是强烈的阐释欲望。苏珊娜·费尔曼1973年发表的长篇论文《解释的螺丝在拧紧》则几乎终结了关于这篇小说的批评。费尔曼的文章也是以精神分析学为理据写作的，但与威尔森的论文已迥然有别，因为费尔曼依据的精神分析已经是拉康式的精神分析。更加有趣的是，正如罗伯特·赫尔曼（Robert Heilman）的论文是为批驳威尔森而写作的一样，费尔曼论文的批评鹄的也主要是威尔森。

第四部分“作为换喻的欲望”以欲望问题为核心，深入探讨了拉康对三个文学文本的解释。《欲望与〈哈姆莱特〉中欲望的解释》是拉康明确介入文学的经典实例之一。在《哈姆莱特》的批评史上，尽管弗洛伊德并没有为此专文论述，而只是在其相关著作中附带论及这出悲剧，但他的评论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因为他第一次让人们从精神分析学的维度出发去思考哈姆莱特。弗洛伊德的评注是一个诱惑，诱惑人们将这出悲剧纳入精神分析学的境域中来理解。作为弗洛伊德之后最为著名的精神分析学家，拉康对这出悲剧抱有同样的热情，并在其1959年的研讨班上分三期深入分析了这出悲剧。在弗洛伊德那里，关键是哈姆莱特对母亲的欲望，而在拉康这里，关键是他的母亲的欲望。弗洛伊德认为，哈姆莱特的拖延是因为在克劳狄斯的身上意识到了自己的欲望，所以他无法下手；但在拉康这里，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哈姆莱特的拖延是因为他的欲望迷失了方向，他总是想等待自己的时间，他不知道他的时间已经永远失去了，他只能在他者的时间中行动。

拉康对《安提戈涅》的阐释出现在他的第七期研讨班报告《精神分析的伦理学》。他的解读明确地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对这出悲剧的解释作为批评对象。在黑格尔看来，就《安提戈涅》这出悲剧而言，冲突的双方是安提戈涅和克瑞翁，前者代表家庭的伦理价值，后者代表城邦的政治理念。黑格尔认为，悲剧就是从这两种理念的矛盾冲突中产生的，因为从各自的立场出发，二者具有相同的合理性。悲剧冲突就是两种同样合理又都不尽合理的“普遍力量”的对立冲突，于是，永恒的真理借悲剧人物的毁灭而得到伸张。但拉康认为，尽管黑格尔费尽周折，为安提戈涅那段充满丑闻气息、令人费解的自悼之辞建构了一个宏大堂皇的理由，但安提戈涅与克瑞翁的对抗既不是为了捍卫手足兄弟死亡后的神圣权利，也不像那些肤浅的道德主义者说的那样，因为她具有高洁的品性，而只是为了履行自己的义务：坚决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安提戈涅的光芒就来自于此：她绝不在自己的欲望上妥协。

玛格丽特·杜拉斯的《劳儿之劫》是一部十分神秘的小说。这部小说使拉康吃惊，因为杜拉斯从来没有接触过精神分析，也没有阅读过拉康，但她以一些非常接近于拉康的语言和术语，描绘出了一种女性的“激情”，这种激情使一个女人几乎或者已经变成了一个精神症患者。于是拉康写了一篇令杜拉斯十分不悦的短文，《向写作〈劳儿之劫〉的玛格丽特·杜拉斯致敬》。这部小说名曰《劳儿之劫》，但究竟谁劫持/迷住了别人？或者谁被劫持/迷住了？是失魂落魄的劳儿被劫持/迷住了，还是她劫持/迷住了别人？抑或被劫持/迷住的还有我们读者？劳儿僵在了哪里？劳儿需要什么？

第五部分“书写的快感”以萨德和乔伊斯的书写为核心，探讨快感问题。将臭名昭著的萨德与伟大的康德相提并论，始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萨德与康德：谁更激进？”的主题有二：首先，以康德为鹄的，分析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如何走到了自己的对立面，变成了非理性；其次，揭示萨德在他的作品中预先“展示了无须他人指引的知性，即摆脱了所有监护的资产阶级主体”。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意识形态批判不同，拉康是从精神分析的伦理学入手来考察康德和萨德的关系的。拉康的独特发现是：不是说萨德是暗藏的康德主义者，而是说康德是暗藏的萨德主义者/虐待狂。拉康关注的焦点永远是康德而不是萨德，他感兴趣的是康德伦理革命的最终结局和一直被人们否认的前提。拉康要做的事情是将康德驱逐的欲望重新召回道德法则中来，欲望不仅不像康德贬低的那样是“病态的”，必须从道德法则的义务中排除出去，恰好相反，在一些极端情况下，“满足自己的欲望”其实就是主体“必须履行的义务”。

乔伊斯的书写与快感密切相关。乔伊斯的艺术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其不可读性，这种不可读性在《芬尼根守灵》中得到了最淋漓尽致的体现。如何解释这种不可读性，如何解释乔伊斯的书写，这是乔伊斯研究中最引人注目的议题。拉康认为，乔伊斯的不可读性源于其父亲-的-名字（name-of-the-father）在其心理结构中一开始就被排斥了。由于父亲-的-名字被排斥，乔伊斯的话语失去了一切话语必不可少的菲勒斯向度，从而使象征的能指崩溃为实在的文字。此外，乔伊斯的书写不是为了追寻意义，而是始终为快感所控制，是对“强加的词语”的记录和抛弃。尽管如此，他的书写仍然是他为了弥补父亲-的-名字之被排斥所做的努力，也就是说，他努力通过其书写将其解体的心理结构重新扭结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书写就是乔伊斯的“sinthome”。

第六部分“附论”——主体、权力和反抗，主要以主体的建构为核心，探讨拉康精神分析学的政治批判潜能。主体的悖论深刻地隐含了权力、主体和反抗之间的棘手关系。阿尔都塞最先深入探讨了主体的生产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之间的密切关系。福柯更加强调权力的生产性和无主体性，反对将主体的生产联系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来加以考察。尽管福柯与阿尔都塞具有深刻的差异，但二者都是从外在的权力方面来思考主体的辩证法，没有充分考虑到权力机制在建构臣民时所遭到的反抗。巴特勒敏锐地发现了主体对权力机制无意识的强烈依恋，认为左翼政治的根本使命在于寻找真正能够反抗权力秩序的根本策略。但在齐泽克看来，她所寻找的激进反抗其实并不激进。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微观欲望政治学也尝试提出一种真正有效的反抗策略，因为他们彻底颠覆了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的虚假对立。但是，他们所提倡的精神分裂，根本而言，也只是一种无从实现的假设，因为它本身就是目的而非手段。因此，也许正是拉康才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真正有效的反抗策略。

收入此书的文章，除了前言，都已经发表在《文艺研究》《文学评论》《外国文学》《中国人民大学学报》《华中师范大学学报》《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等学术期刊上。有的作为前期成果发表在立项之前，但大多数发表在立项之后。受制于学术期刊的版面限制，这些文章在发表时都压缩了篇幅；现在汇总出版，尽量保留了它们原先写成时的规模。其中部分篇章写作较早，思考和论证都不够成熟，现在趁此机会，我最大限度地修改了那些突兀显眼的瑕疵，尤其对“哈姆莱特的犹豫”做了较大修改，甚至彻底重写了“安提戈涅的辉煌”“萨德与康德：谁更激进？”这两篇。至于其他篇章，比如拉康对哈姆莱特的讨论，这次也做了一定程度的修改，虽不能悉如己愿，但也略感宽慰。

以今日之是，知昨日之非；但今日之是，留待异日以观，也势必难如人意。学无止境，遗憾总是多于满意。也许这就是学者的宿命吧。然而也正因为此，我衷心希望得到学界同行严肃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