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现代学界文明起源研究中的“文明标志”问题的哲学探讨

文明时代的起点、标志问题是现代考古学、历史学的“文明起源”研究的重大前沿问题。关于此问题，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争论不休，难有定论，存在“文字标志论”“国家标志论”“城市标志论”“多标志论”等多种流行说法。前三种论调分别将文字、国家、城市视为文明时代的标志和起点，多标志论则认为文明时代的标志不是单一要素而是多个要素。本书从哲学思维的高度，就如何破解“文明标志”之谜、走出学界研究之困境提出了自己的思路和见解。与考古学、历史学研究者的实证研究方式不同，笔者从自己的专业特点出发，以哲学的视角来探索和解决上述问题。

本书首先提出，“文明标志”（文明时代的标志）问题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哲学问题（尽管它时常出现于考古学、历史学等实证科学的相关研究中，被这些领域的学者大量探讨，但其“哲学身份”往往被人们遗忘或淡化），对待这样的学术问题，哲学工作者将发挥不可替代的关键性作用。笔者进一步提出，国内外学界关于文明标志的争论背后，其实隐藏着一个重大的、深层次的哲学问题，这就是：如何理解和界定文明时代的本质（以下简称为“文明本质”）？事实上，对“文明标志”的争论必然关涉对“文明本质”的不同理解，并且前者是以后者为基础和依据的。研究者若想科学解决文明标志问题，就必须对文明本质进行深入、透彻的哲学研究。在笔者看来，文明标志与文明本质是高度统一、内在一致的（这里并不是认为“文明标志”即“文明本质”、二者毫无差异，而是强调二者所指的对象是同一的、不应是两个不同的东西）；人们只有首先对文明本质形成特定的哲学理解，才能以此为基础和依据，对文明标志做出恰当的界定；事实上，人们正是以自己关于文明本质的特定哲学理解为依据和标准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界定文明时代的具体内涵的；文明本质是人们在对人类已经历的各具体历史时期进行经验观察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哲学思考而形成的思维产物。以上述结论为基础，笔者进而对考古学、历史学界争论不休的“文明标志”问题表达了自己的见解：不存在一个非此不可、确定不移的“文明标志”。笔者做出了充分、有说服力的哲学论证。在笔者看来，如果说存在一个非此不可、确定不移的所谓“文明标志”，那么其逻辑前提是有一个同样非此不可、确定不移的“文明本质”，然而，这样的文明本质不仅是找不到的，也是不存在的。既然一个严格客观意义上的、非此不可的“文明本质”是不存在的，那么与此相对应，一个非此不可、确定不移的所谓“文明标志”也就是不存在的。人们可在合理的限度内、从不同层次或角度来理解和界定文明时代的本质，并以此为基础和依据来确定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界定文明时代具体内涵的特定标准，具体地确定文明时代的标志。笔者认为，学界许多关于文明标志的特殊界定都有其合理、可取的一面，也都有其局限性（与对“文明本质”的界定相似），将其中任何一种界定绝对化都是不合适的，甚至是形而上学的。笔者的结论与不少学者的看法有所不同，不过笔者的观点建立在深入的学术思考、学术论证的基础上，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笔者对“文明本质”“文明标志”问题所做的哲学探讨对考古学、历史学界研究者探索和解决“文明标志”问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