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自然地理因素直接影响和制约了原始人群的空间分布、生存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

在笔记中，马克思充分注意到，自然地理因素在人类原始社会（特别是早期原始社会）中占有特殊重要地位，它直接影响、制约了原始人群的空间分布、生存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社会发展水平。一般而言，原始社会的发展程度越低，或者说越接近于人类的童年，自然地理因素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制约作用就越显著，其重要性就越突出。举例来说，在原始社会的最初阶段（蒙昧时代低级阶段），人类生活在最初居住的有限地区内，以果实和坚果为天然食物，“这种谋生办法是以热带或亚热带的气候为前提的”[38]，在这一气候下盛产水果和坚果的天然森林便是人类的基本生存环境。在尚未发现新的食物来源或发展出其他有效的谋生方式的情况下，离开作为食物来源地的森林，人类便无法生存，而一旦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地理因素（如出产天然食物的森林）遭到毁灭，人类便有灭绝的危险。可见，在人类刚刚摆脱动物状态时，自然地理条件对他们的生存、繁衍具有重大意义。在人类发现并开始食用鱼类食物时（蒙昧时代中级阶段），他们的活动区域虽然较前阶段时大大扩大，但主要人口最初还是集中在鱼类资源丰富的江海湖泊沿岸，之后才沿着海岸、湖岸、河道，逐渐扩展到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在野蛮时代的中级阶段，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直接导致了东西两半球的原始部落的生产方式的根本差异：东半球拥有（除一种以外）一切适于驯养的动物和适于种植的大部分谷物；西半球除羊驼外没有适于驯养的动物，只有一种适于种植且是最好的作物（玉蜀黍）。这就导致东半球的原始部落以驯养动物，获取肉类、乳类食物为主要生产方式，西半球的原始部落则以种植玉蜀黍、获取淀粉食物为主要生产方式。[39]借助于极其有利的天然动物资源，东半球最先进的部落（闪米特人、雅利安人）养殖了大量家畜，进而造就了自己在当时的各原始部落中的“优越地位”，“他们虽然不知道谷物，但他们的情况却远胜于有玉蜀黍和其他作物但却没有家畜的美洲土著”。[40]此外，某些原始部落在地理上与外界隔绝，不能及时学习、吸收其他先进部落的发展成果，这往往导致了它们在社会发展水平上远远落后于其他部落。在马克思看来，就基本趋势而言，自然地理因素在原始社会中的重要性是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逐渐下降的。物质生产越是发展，自然地理因素对人类生存、发展的直接制约性就越小，人类自身的主体意识就越强烈。譬如，原始社会后期农业生产技术的根本革新就使人们萌生了“把森林和野地开拓为耕地的思想”[41]，也就是说，使人们萌生了大规模开发、利用自然地理资源为自身造福的念头。